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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非典，二00三年五月八日以前，中医就上不去，五月八号才上马，中医一上去，死的人就大大减少了，但是，那些小青年就说，你邓老有资格去看这个病吗？对自己没信心的原因是中医没有学好，不知道中医到底有些什么东西。王斌思想一直影响到中医的教育，教育那个时候是二八三七四六，最后学西医的东西比中医还要多，因此，对中医就没底了。 另外，把四部经典，《内经》因为有了《中基》了，又把《内经》看低了，《金匮》好象讲的内科，没有用了，《伤寒》那个条文太古老了，一千七百年前的一本书，拿来做课本？科学吗？所以，这样就把这些变成了选修课了。《温病》也跟着变成了选修课了。最后，《内经》《金匮》《伤寒》《温病》就变成了中医临床基础了。 所以，一但变成了基础，教《伤寒》的老师不到临床，就在那里解释条文里的字了。其实《伤寒论》《金匮要略》是总结了汉代以前的几千年的中医学。《伤寒》《金匮》是中华文化的的瑰宝，一直到今天还指导着临床。经常在用《伤寒》《金匮》的理论和方剂。 《温病》对于发烧的病人等等更是接近，传染病，所以，治疗病毒性的传染病，《伤寒》加《温病》超过了世界几十年。五十年代的乙脑，中医温病学家郭可明，在石家庄用中医治疗百分之九十多。五七年用他的方法不行了，后来请了老中医蒲辅周，他用《伤寒》加《温病》的方法，燥湿，死亡率又低了。到了广州又有湿，所以，又用温病的办法，治疗水平也是很高的。这些急性传染病昏迷了，发高烧了，这些病抗生素是解决不了的。 非典一来，中医又显出了他的优越性，在广州一开始的时候，中医就上马了。第八人民医院传染病医院请89岁的终身教授刘世昌去会诊，看了几个病人，立了方案，后来第八人民医院就按这个方法治疗，两个医院一开始就用中医的方法。最初，省中医院还受了钟南山的影响，后来中医慢慢就清楚了，越来越靠中医的方法。 后来，香港死亡率太高了，16%，就来省中医院来调查研究，调查了两次，最后请我们中医院两个年轻女专家副教授去香港给他们会诊。后来就把ICU里的病人一个一个的请出来到普通病房。新的病人也治，结果明显看出苗头。原来请她们去一个月，后来留着到没有什么病人了，然后，教他们帮助总结。 我们很多的年轻中医认为，非典西医对病毒都看得那么清楚了，你中医都不知道病毒是何物，你中医什么办法。所以，现代的年轻中医完全是西医的思想，西医的思想完全占领了他的大部分思想。他不知道我们中医抓的不是致病物质，不是细菌和病毒。我们主要抓的是外邪进入了我们人体以后，反应出来的症状，用我们中医的理论去辨证论治，用这样的方法去治疗它。 你去追查什么冠状病毒，什么衣原体，花了很多的经费和精力，你知道这个病毒，你又能怎么样呢？你有什么办法去治它呢？我们中医不管你的致病物质的样貌是什么样，多大多小，这些我们中医都不用去管。就是进入了人体以后的反应，就按照伤寒，温病的理论去诊断治疗。结果疗效显著，世界卫生组织两个专家都认为很奇妙，值得推广。 但是，在传媒上面根本就没有说中医怎么样，还是属于西医的从属地位，还有人写文章说发明冠状病毒的这一套发明权给了加拿大和德国拿去了，我们中国失去了一个金牌。本来我们中国的中医是有条件发表的，结果被人家拿走，他们就是没有看到临床治愈率谁最高。广州的死亡率百分之三，北京百分之六，因为北京上中医太迟了，五月在上中医，四月以前都不让中医插手，所以，这块金牌就看不见了。最后派过去中医都是用西药，因为他们订了那个方案，必须得执行，一样没有用。 所以，我们首先要提高我们的信心，那要怎么样才能提高我们的信心呢？就要在临床上过得了硬，过硬是两手，有一只手要特别硬，西医我们不反对，也不反对学西医，但是，中医的那一只手是过得了硬的，那个才是主要的。北京的蒲辅周，他懂多少西医，他不懂西医。但是，那个时候，世界上的乙型脑炎最高的疗效是蒲辅周跟郭克明。广州也一样，有效率达百分之九十，死亡率不到百分之十，超世界水平。但是，就没有人宣传这些，远远超过世界水平的没有人看得见。五十年代，乙型脑炎世界上的死亡率是百分之三十到五十。我们中医不到百分之十，最多也就百分之十。这么大的差别，就是没有人来宣传中医。 石家庄的乙脑，卫生部最初说是诊断错误，不是乙脑，两次去都否认了，第三次路志正路老去立证，再去调查，都是传染病医院确诊的，然后卫生部承认了。承认不过就是承认而已，也没有向世界报道，所以，如此之类，我们中医做出了很多成绩也没有什么报道。前期西学中对急腹症的非手术治疗也取了很多成果，也没有向世界报道，人家都不知道。我们自己的国家也慢慢的把这些沉下去了。而我们中医就提倡手术治疗了，中医院都喜欢去摸刀子了，变成以西医为荣了，不是把我们的文化提高贡献给世界。 西医治疗一个胆囊炎，小切口治疗，看起来很高明，多少钱，都是用万来做单位的，而中医治疗几百块就可以了；急性胰腺炎，西医死亡率很高，中医的大柴胡汤的疗效就很好，一个大柴胡汤值多少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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