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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虎汤，出自张仲景《伤寒论》，本用于阳明病表里俱热、热邪郁遏于里不达于四肢或三阳合病、邪热偏重于阳明的证治，为治疗伤寒阳明经证之主方。凡阳明热盛、口干舌燥，烦渴引饮，面赤恶热、大汗出，脉洪大有力或滑数者，均可投之。白虎汤组方极其精炼，仅由四味组成，即：生石膏、知母、粳米、炙甘草。方中石膏清阳明经热、除热盛之烦燥，为本方君药;知母清热养阴，以治胃热消渴，为本方臣药;甘草、粳米和胃养阴，为本方使药。药虽四味，但君臣佐使各安其职，各尽其力，分工明确，协力祛邪，可达清热、除烦、止渴、生津之功，临床疗效显著。
 在如今看来，这也许不过是一剂不起眼的汤药，可正是这普普通通的一剂汤药，拯救了一方百姓，温暖了一代国人的心。 故事要从1954年夏天说起。 1954年夏，石家庄地区久旱无雨，当地出现了流行性乙型脑炎，疫情愈加严重，患病人数逐日增多。这种病毒在当时极为罕见，没有特效药物，治疗起来非常困难，尝试了很多西药都不起效。 病死率急速升高。严重程度甚至超过了后来2003年SARS的爆发流行。 千钧一发之际，石家庄卫生局想到了尝试用中医治疗乙型脑炎。于是召集石家庄市7位最优秀的老中医专家，组成了以著名温病学家郭可明为首的乙脑中医治疗小组，开启了中医治疗乙脑的传奇之路。 中医古籍浩如烟海，但对乙脑并无明确记载，对照所有的症状，都似是而非，没有契合的。 按照什么思路立辨证方向?用什么方药?如何减缓疫情发展?所有人都一头雾水。
我国著名中医、温病学家郭可明 郭可明深知，这是中华民族的危难时刻。如果不能及时控制疫情，危及的将是全国人民。 他一头扎进病房，昼夜观察病症，翻阅诸多中医典籍，只查阅到了山东济南市用安宫牛黄丸治疗乙脑5例的说法。 郭可明昼夜守在病房，通过对病程症状的观察，又翻阅诸多中医典籍，认为乙脑应该属于中医“温病”中“暑温”的范畴，主张以白虎汤、清瘟败毒饮为主方，重用生石膏，配合使用安宫牛黄丸和至宝丹治疗的方案，经过治疗小组讨论，最后大家一致通过，并最终确定了郭可明的主张。 在此治疗方案下，疫情得到了控制，很多病人转危为安，达到了90%以上的治愈率，白虎汤取得了奇迹般的疗效。 1955年，在总结前一年治疗成功经验的基础之上，对乙脑继续进行中西医合作治疗，治愈率达到92%。9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召开扩大会议，听取视察组关于石家庄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疗效的视察工作汇报。会议确认，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疗效显著，并作出决定：“卫生部责成凡是有流行性乙型脑炎发生的地区的卫生部门及医院必须学习和推行这种疗法。” 1955年12月19日，在中国中医研究院(即后来的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大会上，卫生部向郭可明为首的石家庄传染病医院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治疗小组，颁发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部级科技进步甲等奖，同时颁授奖旗1面，奖匾1副，奖金1万元。卫生部决定向全国推广石家庄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经验，并向世界公开。 1956年，北京地区爆发流行乙型脑炎，死亡率很高，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 儿童医院、第一传染病院都住满了病人。 医生们仿效石家庄地区治疗乙脑的经验，仍用白虎汤，结果屡试无效，甚至起了反作用，加重了病情。 人们大惑不解，甚至开始怀疑白虎汤的疗效。 请蒲辅周往视。蒲老亲自参加这两个医院的会诊协作，翻阅文献，通过客观仔细全面地对比分析。
现代中医学家蒲辅周(右一) 紧要关头，蒲辅周提出独特的见解：用中医治疗温病的原则治乙脑是正确的，石家庄的经验也是很宝贵的，但关键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辨证施治。中医历来治疗外感热病讲究掌握季节气候特点。石家庄与北京的乙脑虽同在暑季，但石家庄久晴无雨，乙脑患者偏热，属暑温，用白虎汤清热泻火，故能奏效;而北京今年雨水较多，天气湿热，患者症状表现为兼有湿邪，属湿温。倘不加辨别，而沿用清凉苦寒药物，就会出现湿遏热伏，不仅高烧不退，反会加重病情。正确的办法，是采用宣解湿热和芳香透窍的药物，湿去热自退。蒲辅周之见，群医称是，即改投通阳利湿法，效果立竿见影，不少危重病人转危为安，一场可怕疫病得以迅速遏止。 9月4日，《健康报》在头版中报道了这场战果：“运用中医治疗温病原则治乙型脑炎，北京市不少危重脑炎病人转危为安”，一时在全国传为佳话，也体现了中医辨证治疗的重要性。 蒲老投药改用湿温祛治之，遣用杏仁滑石汤、三仁汤、三石汤等方剂化裁。用药后，大获神效，使许多垂危病人起死回生，挽救了大量患者的生命。 此事震惊医学界,后相关部门派人整理其用药,想从中找出有效的药物。据统计，1956年，蒲辅周一人成功治疗乙脑167人，其中用药方98个，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无统计学意义。 蒲辅周回应道：中医治病，正如开锁，一把锁一把钥匙。 蒲辅周在总结经验时说：“在这一次实践中体会到：由于气候的影响，今年的患者在诱因上多有暑湿并重的现象，个别的还有一些变症，我们在治疗脑炎过程中，随时都要注意到这一些”。 中医治病，着眼于证，就是常说的辨证论治。可以说，中医的诊断，以证候诊断为主，病的诊断为辅。什么是证?证就是中医师根据病人的症状，神态，舌象，脉象，就是传统说的脉、舌、色症，从中概括出来的一个中医诊断。在西医的诊断模式中，各种检验检查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中医诊断则不然，以上各种检查对中医的证候诊断毫无用处，中医治病靠的是中医师的个人水平。如此，同一个病人，同一种病，同一时间，不同的中医极可能作出不同的证候诊断，至于哪个诊断正确，只能靠用药效果来验证。而且，就算是证候诊断相同，用药也很可能不一样，因为一个中医的证候诊断对应的方药很多。 如此，中医辨证论治的优势和不足一目了然：疗效极好却难以推广、灵活便捷却无标准化、 一个中医高明与否，辨证论治的理解和运用尤为关键。 那些中医的经典方剂，正是中医辨证论治的结晶。它们往往承载着几代人传承、摸索与探究的信息，它之所以可以流传百世，除了神奇的疗效，还有医者对其倾注的思考与实践，是宝贵经验的总结与升华，值得我们不断探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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