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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世界局势虽说暗涛汹涌，但对于作为老百姓的你我而言，算是风调雨顺了。 无法否认在中国，这些年经济发展的还可以，几乎都能吃饱穿暖。 至于保暖之后的事情，那是各有追求，我们这代人没有经历过战火硝烟，没有见过饿殍遍野。把时间的视角拉得长一点，在几千年间，这种平淡日子其实是不多的。 从这种角度讲，无论如何，都要感谢这个时代。 从过往的历史看，传染病一直都是络绎不绝的存在，无非时间间隔的长短而已。 近期，新冠疫情笼罩上海，这个世界第一大港停摆了，不仅仅上海的日常生活受到了剧烈的冲击，相信因此对周边地区都会有不小的辐射效应。 这些仅仅只是肉眼可见的影响，其他潜在问题可能就更多了，日后不晓得要通过多少时间来消化。 对于疫情，很多人还是蛮焦虑的，相对而言中医师应该是人群中最淡定的一拨人。 在传染病的惊涛骇浪中，过往与中医交手的鼠疫、猩红热相较，新冠奥密克戎株实在是不值一看，因为了解对手，所以自然能够淡定。 这些年，中医科普肯定比过往要进步不少，无论是官方的宣传，还是民间的科普，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较以往有提高。 如果对中医知识有所了解，那么在健康疾病领域的心态就会好很多，中医学的疾病认识观是能降低焦虑的，从某种程度上讲，比买保险要有用。 焦虑和恐惧源自于对未来的无知，源自于对事物掌控力的薄弱。 对于健康的认知，对于生命的认知，有几分认知，才能有几分淡定。 我想到了那些战乱纷飞年代的中医师，他们的表现是怎么样的？他们所面对的境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晚清至民国，上海是鱼龙混杂华洋杂处的地方，有纸醉金迷的百乐门，有灯火辉煌的霞飞路，有局促逼仄的亭子间，有汗霉异味的棚户区，这种环境和香港的笼屋有的一拼。 除了英法租借的小洋楼、石库门，华界大多数地方用水排污都是问题，即使到了21世纪20年代的今天，上海中华路以内的老城区，还有一些这样的住宅，仍旧有每天需要去倒马桶的市民。 旧社会的大都市，贫富差距巨大，大概是这个原因，在印度人心里，上海就是中国的孟买。 他们觉得今天的上海，仍旧是和孟买一样，一路之隔，一边高楼林立，一边破败不堪。 旧上海所处的时代，人口密度之高，冠绝全球，在晚清民国的那些年，传染病持续爆发，络绎不绝。 晚清政府也罢，民国政府也好，根本没有经济实力与管理水平，民间全靠自救。 我写的《一剂退热的张聋甏》描写的是张骧云晚年诊病的场景，当时的主要病患，就是1918年流感那一波，那是重症流感，死亡率非常高，波及全球，死亡五千万人。 当时的民国，哪有国力防控？只能被动躺平。 西方国家很长一段时期都很害怕流感，就是因为当年1918年流感病毒毒力非常强，绝不像我们今天所碰到的流感，现在我们遇到的流感，毒力减弱了不少，即使这样，也有不少患者高热好多天，也有2018年北京中年的岳父，花了一百万都没抢救过来的这种重症。 但在当时的民国，这些都还算是小把戏，当时乙脑，霍乱，猩红热，白喉，都有过不同程度的流行。 这些都是烈性传染病，全都是要命的疾病，当年全上海滩的西医加起来也少的可怜，况且青霉素都还没有发明，对这些传染病更加束手无策。 上海一直是一个开风气之先的城市，可以说在那个时代的上海滩，最早学习西医知识的主力军就是中医，像唐容川、章次公、陈存仁、恽铁樵、陆渊雷等等都是学习过西医知识的，有些中医甚至是系统学习西医知识。 只是医学作为一种应用技术，它的首要目的是解决病痛，为什么很多中医师在学习过西医知识后，基本上吸纳最多的是解剖、生理、病理、诊断，这几个方向？用来作为中医知识的补充与参考，但治疗方面，则能够借鉴的地方比较少。 这是理性的选择，尤其是在当时那个年代，因为在治疗实践上，西医的治疗作用非常有限。 我们现在看民国时期的中医学著作，很多内容都是介绍西医知识的。 从这些著作上看，我们中医并不因循守旧，再从我本人的经历上来看，我跟过的一些老师，西医水平很高超，讲解生理病理药理都清晰准确，但在很多疾病的治疗上，仍旧力主中医，这是因为，这些具备西医知识的中医师，他们清楚的知道西医的边界，有时有些治疗，弊大于利。 反过来，如果去翻看一下民国时期的西医著作，在治疗手段上，极其贫乏。故而大量中医师学了很多西医知识，但在治疗上仍旧以中医药为主，毕竟解决患者的问题是第一位的。 话说回来，民国时代社会上那么多传染病肆虐，几乎所有的诊治工作，都是由中医师自觉自愿完成的。 要知道，当时的医师，都是私人开诊的，没有事业编制，没有国家福利，而且在中西思想碰撞的桥头堡上海这种地方，他们的眼界都是很开阔的，有些就是穿着西服的中医，他们不知道这些是烈性传染病吗？他们不知道自己得了也是有可能会死的吗？ 这些危险他们都知道，可只要有患者求诊，这些传染病几乎都是靠中医接诊的。 张骧云的残疾，是接诊猩红热患者不幸被感染后留下的，丁甘仁是1926年诊治乙脑被感染过世的。年代稍早一些的王孟英善治霍乱，也是在诊治患者时染病而亡的。 这些病都是发病后进展迅速，很多患者发病是极重的，死亡很快。 很多键盘侠都说中医治疗传染病，自己都死了不少，所以是不科学的。要知道即使时至今日，烈性程度远远不如民国这些传染病的新冠病毒，不少医护人员在工作中也会不幸感染病身故。 那些烈性传染病，发病重些的患者，都是朝发夕死啊！ 晚清的鼠疫，伍连德带领抗疫的一线工作者绝大多数都是中医师，在这场惨烈的抗疫斗争中牺牲了17位中医师。 东北当时的西医少之又少，在前线抗疫的，几乎全部是中医师，在1910年东北鼠疫以前，其实中国就有已经有好多次鼠疫疫情，两广，香港，福建等地都有过鼠疫疫情，故而中医治疗鼠疫经验丰富， 已经有诸多鼠疫专著问世，作为指导医疗实践的理论基础。 我们中医记载的鼠疫专著如罗汝兰的《鼠疫汇编》、吴宣崇的《鼠疫治法》、郑奋扬的《鼠疫约编》、余伯陶的《鼠疫抉微》等。在晚清时代就有好几部，这些著作都是实战的结晶。 那些身处一线的中医师记载了无数医案，从上午发热，慢慢神志就模糊了，下午开始吐血，傍晚就断气了。 这是中医师在东北与鼠疫恶斗的日常场景，不要再黑中医了，这些都是保卫这个国家的英雄。 他们的血与泪，不该被我们记住吗？ 你们不要只表扬一个领导伍连德，成功了是领导英明。失败了，是手下一线的全体中医师无能？ 今天我们上海的一线医护人员，就如同当年的一线中医师是一样的，都是最该被我们铭记的人，也只有一线人员的风险是最大的。 一线人员的惨烈与困难，在一线的工作人员最感同身受。 东北鼠疫几个月就被扫灭了，虽然有6万人死亡，但对于鼠疫，这种毁灭过欧洲一半人口的超级传染病，孱弱的晚清交出了很高的成绩单。 我们今天看《全国名医类案篇》，有不少张锡纯治疗鼠疫的医案，中医抗疫是拿命在冲锋的，所以我真看不得一些人污蔑中医先人这些成就。 今天无论你是中医还是西医，如果是同样的条件，没有事业编制，能和这些一线的中医斗士一样，在最极端的条件下，与最毒烈的传染病抗争，这些都是英雄。 这些都是保卫过我们国家卫生事业的烈士，写伍连德的文章千千万万，为什么没有人为一线拼命的那些勇斗鼠疫的一线中医师发声？ 今天的疫情，只要前线有需要，我们国家的中医师，仍旧会挺身而出的，并且当下新冠奥密克戎株，对比历史过往，真的只是开胃小菜。 打开胸襟，如果能够客观审视一下，就知道我们对医学充满着无知，无论是西医也好，还是中医也罢。 倘若你真的刨根问底，真的有缜密的逻辑，谁也别嘲笑谁，中医西医，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就好。 最后，还有一个事实，如果单纯谈治疗，中医治疗传染病的疗效目前仍旧是最好的。 旧社会的基层中医师，那是随时随地面对烈性传染病的一种职业，如果没有豁达的心境，没有医疗技术的一定自信，是不足以胜任这个行当的。 倘若说中医是有意无意的骗子，你敢去东北治鼠疫吗？ 你敢像张聋甏那样一天看百多号重症流感吗？ 敢像丁甘仁一样去出诊乙脑、猩红热吗？ 当年的中医，是极高风险的行业。 最后推荐些本文提到的一些中医书籍，以及一些与文章内容有相关性的书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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