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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路 这条不到500米长的马路 曾经云集着上海众多知名出版机构 四位曾在绍兴路出版单位工作过的嘉宾 为我们分享当年他们在这条出版街的故事 绍兴路被称为上海滩很有文化底蕴的一条马路，虽然深藏于闹市之中，却格外幽静。使这条路声名鹊起的，是因为这里弥漫着浓浓的书卷气，有人说，走在这条路上，连空气里都满是书香。这种书香是有来头的，因为这条不到500米长的马路曾经云集着上海众多知名出版机构，包括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咬文嚼字、故事会、音乐出版社等众多出版单位曾在此办公。 01 当年，我们在绍兴路编辑出版了一大批好书和刊物 江曾培：出版家、文艺评论家、杂文家，曾任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上海音乐出版社三家出版机构社长、总编辑、党委书记，上海市出版协会主席，中国微型小说学会首任会长。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获中国韬奋出版奖，入选“新中国六十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 我在绍兴路上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了30多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成立于1952年，是在郭沫若、巴金等主持的一些出版社的基础上组建的。作为一家老社、大社和名社，上世纪六十年代，上海文艺出版社一度被命名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上海文艺出版社拥有上海文化出版社、上海音乐出版社两个副牌，改革开放后，先后创办了《小说界》《艺术世界》《文化与生活》《音乐爱好者》《咬文嚼字》等多个刊物。全社200多人分别在绍兴路54号、7号与54 号办公。上海文艺、上海文化、上海音乐三块社牌与小说界、故事会等十块杂志牌子，集中挂在绍兴路74号的大门口。
▲绍兴路曾经云集着上海众多知名出版机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铁道游击队》《战斗的青春》与“萌芽丛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有着深厚的社会影响。 新时期初出版的《重放的鲜花》，既是当时拨乱反正与思想解放的产物，又推动了当时的思想解放与拨乱反正，此书已进入文学史。“文艺探索书系”既有小说集、诗集、戏剧集、电影集，还有理论专著，全方位地反映了当时的文艺探索创新精神，受到读者热烈欢迎。《性格组合论》举行签售活动时，会场爆棚。
▲绍兴路7号建筑内的装饰图案 创造性的第一次按悲喜剧分类编选中国古典戏剧，编成的 《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引发国内外戏剧界的极大关注，促进了这方面的理论研讨，随后又编选了 一本《中国古典悲喜剧论集》，记录其成果。 为了重点抓好小说出版，八十年代我们首创了专发各类小说的的《小说界》杂志，接着又建立了《小说界文库》，专收高质量的小说之作，后来获得五个一工程奖的《汽车城》和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蛙》都收入其中。《小说界文库》1990年获“庄重文文学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颁奖典礼上，主办方要我代表获奖单位说了重视出版质量问题。 为了更好的吸引全国优秀作品到上海发表出版，在市委宣传部领导支持下，80年代中期，我们设立了“上海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奖”，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具体操作，吸引了《九月寓言》一批优秀作品落户上海，当时此奖与上海文学艺术奖、白玉兰戏剧奖一起，合成上海三大文艺奖项。
▲绍兴路74号建筑内的装饰图案 鉴于微型小说的崛起，我们凭借出版平台开辟专栏，出版著作，举行活动，大力加以推动。1993年至1994年举行的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促进了世界华文的交流。此后出版的《中外名家微型 小说大展》《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成》，成为华文微型小说界带经典性作品。同时，主动与有关报刊合作，申请成立全国性学会。1992年6月，国家民政部批准了中国微型小说学会成立，学会设在上海文艺出版社。至此，原属短篇小说内一支的微型小说，终于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品种，小说由长、中、短的“三足鼎立”，变为长、中、短、微“四大家族”。 为向读者提供价廉物物美的普及性读物，以上海文化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了“五角丛书”，以一辑十本的形式推出，一炮打响，形成社会上的“五角丛书热”，头5年共出版了12辑120种，发行量达4000万册。 上海文化出版社在通俗文化和实用文化出版方面在五六十年代可说是“一统天下”，在八九十年代，还是“独领风騒”，其时出版的《家庭日用大全》等书，印数都在百万以上。《上海棒针编结花样500种》一书印数高达1300万，为业内外人士所惊奇。
▲1987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党支部合影，左四为江曾培 八九十年代，上海文化出版社精心编选了《花经》《茶经》《酒经》《衣经》《食经》，统称“文化五经”，具有权威性、科学性、知识性、实用性和可读性，使文化生活的出书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上海文艺出版社设有民俗民间文学编辑室，这在全国出版社中似乎绝无仅有，从1978年到1995年，多位编辑分头跑遍全国各省市，组织编选 “中国民族故事大系”。“十年磨一剑”，书成后，国家民族事务会与费孝通等专家，称其集各民族民间故事精粹之大成，是代表国家水平的出版物。 《故事会》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创刊的，长盛不衰，每期印数都很大，成为“小刊物成大品牌的神话”。 在八九十年代，上海音乐出版社编选 了《中国民族音乐大系》，在海内外音乐界引起很大反响。1987年，还组织了具有海内外影响的“上海国际音乐比赛——中国风格钢琴作品创作与演奏”，收到海内外参赛作品182部，获得很大的成功。 上海文艺出版社在八九十年代还做了一件大事，就是影印了《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辑，编选了第二、三、四、五辑。完成了一百卷总字数达七八千万字的“世纪工程”。如王蒙所说：“百卷沦桑，百卷心事，百卷才具，百卷风流！”
▲2021年《文品与人品：一个总编辑的读人笔记》出版座谈会，前排左一起：赵书雷、曹培雷、楼耀福、郦国义、胡国强、江曾培、赵丽宏、殷慧芬，后排左一起：马加、曹杨、刘观德、修晓林、曹元勇。 “当代文坛大家文库”是一套高质量高规格的图书，除供阅读外，还有文献价值。为满足一些收藏者的要求，此书出版后，对其特精装的四套签名本举行了拍卖，并将拍卖所得款项22.7万元在大别山区石关镇捐建一所希望小学。随后由巴老题写的“上海文艺石关小学”的校名，一直在当地闪闪发光，成了当地一个最光亮的文化景点。 我们在充溢着书香文气的绍兴路，编辑出版了一大批高质量而又多层次的图书，也为绍兴路增添了文气书香。 02 绍兴路曾经是中国作家的会客厅 魏心宏：出版人、曾任《小说界》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 我从1976年起就在绍兴路上走动一直到2015年退休，我在这条马路上行走了38年。我在出版社工作的这段岁月，恰好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岁月，也是中国当代文学逐渐走向成熟走向正途的岁月，抚今追昔，我们做的很多工作都跟绍兴路相连。 可以这么说，绍兴路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历经改革的见证者。改革开放初期的多少作家都曾来过我们出版社设在绍兴路74号的老派会客厅。从新疆归来正在争取落实政策的王蒙、宁夏作家张贤亮（电影《牧马人》原著作家）、作家从维熙、李国文、高晓声、陆文夫、刘绍棠都到出版社落座。开辟新时期文学的刘心武、卢新华、张洁、谌容、冯骥才、陈忠实、贾平凹、王安忆也都纷纷前来畅谈聊天，还有作家史铁生、梁晓声、张抗抗、李锐等。七十年代作家群卫慧、棉棉、魏微、周洁如也都在此起步写作。
▲1990年春，上海文艺出版社文学笔会，左起：郏宗培、修晓林、魏心宏、邓刚、王蒙、陈世旭、赵本夫 在这些作家当中，其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张贤亮，我跟他第一次见面是在银川。他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也在上海待过，他就是从上海被送往宁夏去接受“劳动改造”的。他说，“那个时候的上海就已经很摩登了，上海人都很崇尚富裕的生活，人走到那儿去都要讲究体面”，这是那个时候的上海留给他的印象。 陈忠实第一次来上海时跟我说“头晕”，“那么多高楼，看着眼晕，上海人挺讲究的。”老陈是跟我说笑。 作家们都知道上海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来了都会要求去鲁迅故居和纪念馆去看看。我已经记不清陪过多少作家去过了。
▲1993年夏，左起：魏心宏、刘征泰、修晓林 除了作家之外，还有很多大艺术家赖少其、朱屺瞻、程十发、华三川、王个簃、谢稚柳、刘旦宅、张乐平、贺绿汀等人也都来到出版社，与各路编辑交谈。小小一条绍兴路，可以说那时候就是当年中国大艺术家和大文学家们的会客厅，我也是参与了这些活动的一份子。感受时代的召唤，感知艺术的良知。绍兴路给了我太多的滋养，是我一生敬仰的地方。 相信在新的历史时期，上海的出版系统还会随着时代的前进步伐，创造出新的更大的业绩。 03 与两位文化老者共事的美好时光 修晓林 ：上海文艺出版社高级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专注于文学编辑事业三十年，经手组稿、编辑的文学作品，多次获省市和国家级文学奖项。 我是1978年底进入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一直工作到2015年退休。高大梧桐树掩映下的绍兴路，光影斑驳，暖风熏人。当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各个编辑部门，就在这年代久远小洋楼的一扇扇玻璃窗里，亮闪中透露着几分神秘，也浓厚积淀着多少文艺出版的情感故事和精神传承。 那时，每逢周二，两位退休已久、白发苍苍的资深编辑，就会出现在出版社的文学编辑室，因为志同道合、心心相印，也因为彼此对于文学事业和人文精神的深切热爱与关心。
▲2008年夏，李济生、宫玺在绍兴路7号上海文艺出版社文学编辑室 绍兴路悄无声息的编辑部，李济生和宫玺先生，面对面深情凝视，手中是几篇急于相互推荐阅读的好文章。李济生，巴金先生的胞弟，是编辑，也是作家、翻译家，浑身都是川人的爽快气息。宫玺，是诗歌编辑也是著名诗人，向来崇尚“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为人做事禅境。他俩都是既有古代文人潇洒自得、知足常乐的魏晋风度，又有现代学士敢于担当、淡泊名利的洒脱风范。 在我刚走上编辑岗位的时候，济生先生就对我说：“编辑要好好读书，不读书，就会搞不懂很多事情。有的人浮躁，不想下功夫，没出息。要读鲁迅，读沈从文，读书，一辈子的事情啊！”宫玺老师对我说：“生活的感受是第一位的，是最新鲜的，是别人不能代替的。”
▲1992年春，修晓林在《小说界》编辑部窗前 两位学识深厚、将自己半生岁月都奉献给出版事业的编辑老师的对话，使我了解到不少，领悟到许多—— “文化，不仅是多读几本书、多考试几次，关键是人的道德修养。经济可以几十年搞上去，而文化，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精神氛围。” “不要文化怎么行？马克思能够影响世界，就是因为他有高度的文化，有世界的眼光。” “贾植芳的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精彩，幽默，书是借来的，我是恨不得把它抄下来，但是太长，不抄吧，又怕记不住。” 李济生和宫玺先生，有中国文人的傲骨但无傲气。他俩的共性：喜欢读书和思考，有着相同的追求：文事、家事、国事、天下事萦绕于怀，以天下为己任，以道德为第一。彼此的深厚情谊在言谈举止里，碰撞出闪亮的智慧之光，双方“所见略同”的欣喜之情，在各自的心胸，激荡起温暖的涟漪。 上海文艺出版社荣获茅盾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鲁迅文学奖的优秀图书，就出自于这个编辑室。房间里还有五位文学编辑在审阅和编发书稿。两位文化老者激情四溢地高谈阔论和心声交流，常常吸引他们旁听而“停工”，这真是那段时间绍兴路的这幢楼房里，引人注目的亮丽景观。
▲2006年，修晓林在绍兴路7号，上海文艺出版社文学编辑室 这已是15年前的事情了。现今的李济生先生，已是104岁高龄，卧榻不起，再也不能够握笔写字，宫玺老师也已是89岁了，体衰无力，行走艰难。年岁不饶人，晚年多无奈。作为后辈后学的我，有时会入神回想思念那段令人留恋的美好时光。 在学识、为人、编辑能力方面，我都从两位先生身上受教许多。为了文学出版事业，他们一生为他人作嫁、无处不自得潇洒的工作态度，观世事笑沧海、视荣华为浮云的思想境界，会一直伴随我的人生之路。 4 人生最青葱美好的十年在这里 孔明珠：中国作协会员，上海作协理事。《上海纪实》副主编。已出版《孔娘子厨房》《上海妹妹》《月明珠还》《煮物之味》《咬得菜根香》《亲爱的咪咪噜》等专著。开设“孔娘子”品牌美食专栏。2016年获“冰心散文奖”。 在学识、为人、 绍兴路是上海一条很有历史底蕴的文化路，最多的时候有十来家出版社与书店，我有幸在人生最青葱美好的十年中几乎每天亲炙它传统与现代并存的文化气息，在油墨书香中开启心智，学习成长。 说起来，我父母与上海文艺出版社渊源很深。1955年公私合营，我父亲孔另境（茅盾内弟，著名作家、出版家、文史学家）带着私营“春明书店”并入上海文化出版社，任编辑室副总编。1958年上海文化出版社与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合并成上海文艺出版社，父亲任编审。而我母亲是生完我以后，1955年到文艺出版社工作的，在校对科一直工作到退休。这样，我等于是知识青年返城来到父母的老单位“顶替”上班。 1979年5月，25岁的我在上海闻名的文化地标绍兴路找到工作了，第一个上班地点是绍兴路7号二楼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校对科。当时，三楼整个层面是资料室，藏书无数，眼前又有那么多学问知识丰富的编辑老师，在出版社这样的“圣殿”中，读书条件不是一个好字，而是三个字“太好了”。
▲1982年左右，上海文艺出版社校对科同事们合影（第二排右二为孔明珠） 我们办公室有十来张办公桌，众人工作时很安静，只闻纸张的翻动声。一开始我负责初校，规定是折校，就是底稿放在底下，校样折起来压在上面，一行行地对校对，那样的死办法能够最大限度看出错字，但是很累。年轻人视力好，干劲足，我连续埋头两个小时也不怕。到了10点是休息时间，放下手里的东西，男同事出去抽烟打乒乓球，巴结的女人捞起绒线编织，吴老师看书，我出去透气。 70年代末80年代初，禁锢已久的图书出版逐步放开，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重放的鲜花》一书，收了很多著名老作家的散文，年轻作家的小说也开始出版。记得当时我们校对科负责几本文学杂志的校对工作，我在校样当中读到孙颙、竹林、王安忆、赵丽宏、陈村、王小鹰等同龄人的小说，非常新鲜好看吸引我。我从小爱读小说，在校对过程中有时读到好看的情节，糊里糊涂忘记了校对的责任。科长好像背后长眼睛的，她会猛然提醒道，你们不要看小说忘记自己是校对！
▲1988年左右，孔明珠在绍兴路74号文艺理论室工作，跑到对面文学一室的阳台上拍照留念 我在校对科工作了5年后调到文艺理论编辑室当编务，通过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后，一步步朝当编辑的梦想前进。后来，我离开了出版社成为了一份杂志的主编。现在，我在作协编一本电子刊，还是和文字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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