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防疫经验及手段

问：历史上有记载，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针对麻风病所采取的隔离措施。可以讲讲隔离的历史吗？现在有人质疑，在科技和经济都高度发达于古代的当下，我们为什么还要采取前人的隔离法进行防疫，隔离这种应对手段在历史上究竟发挥了哪些作用，为何得以沿用至今？

答：隔离的历史非常悠久，究竟起源于什么时候，已经很难考证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先秦时期，就已有记载。比如说云梦睡虎地秦简中就有对麻风病的审查和隔离程序。《封诊式》记载吏组织医人对某疑似麻风患者进行诊断，医人注意到患者眉秃，牙龈萎缩，鼻腔塌坏，刺其鼻不嚏，肘膝有溃烂。其手无无汗毛。令其出声，声音嘶哑，医人断定“疠也”。如何处理呢？“城旦，鬼薪疠，何论？当迁疠迁所。”（处以城旦，鬼薪刑罚的人得了麻风病，如何论处？应当送往麻风病人收容所。）

也就是说，中国古人很早就发现了传染病的存在。他们把传染病称之为瘟疫，或者注病（即传染疾病）。古人总结什么叫作“疫”？就是病相染，病症类似。古人发现了疾病可以人传人，一个非常直线的思维就是，我们与患者保持距离可不可以？

从先秦时代开始，就可以看到针对麻风病人的隔离措施。在《论语》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孔子的弟子冉耕曾患麻风病，孔子前去看望他，从窗子外握着他的手，与他讲话。我们知道，儒家是最讲究礼节的。老师来了，为什么一定要隔着窗子说话呢？因为在那个年代，对于麻风病人采取的措施就是直接隔离，将冉耕隔离在屋内。即便是师生关系，也不能直接相见。

冉耕（前544-？），字伯牛，鲁国人。冉耕以德行著名，与颜回、闵损并称，为人端正，善于待人接物。

隔离的措施在古代一直都有，但中国古人经常是实践大于理论，因此出现了一个问题。我在史料中经常看到，儒家特别是儒家士大夫，对隔离深恶痛绝。这种深恶痛绝，并非从医学出发，而是从儒家的道德观角度出发。因为一旦隔离，比如说家里的老人得病，那么儿子们不敢去照顾，把老人放在一个房子里，饮食都是拿竹竿从窗户外给人挑过去。儒家认为，父子相隔，有悖于孝道。所以，一些儒家士大夫乃至于皇帝，纷纷对隔离表示反感。

但隔离有没有作用？隔离肯定是有作用的。对于防治传染病来说，要素有三点：第一，确定病源；第二，隔离；第三，治疗。即便到今天，这三个要素仍然是卫生防疫的核心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隔离当然会起到相当大的作用。所以说，古人的隔离措施，尽管可能在道德上、舆论上存在一些争议，但毫无疑问对保护古人的身心健康是起到过一定作用的，只是我们没有办法量化。

问：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要采取隔离的措施？

答：首先，隔离是最为快捷、高效，同时也相对廉价的一种防疫措施。尽管现在看来，隔离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也会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但话说回来，如果不采取隔离的措施，造成的损失恐怕要比现在大得多。

第二，现在人类还没有厉害到可以治疗所有传染病的地步。在人类历史上，我们只用人工手段制服过一种病毒，就是天花，而且对于天花主要采取的是疫苗。一言以蔽之，人类对于大多数病毒，还只能抗，不能消灭。因此我们现在一说到病毒，都是说“抗病毒”，而不是“治病毒”，但细菌可以消灭。以我们目前的科技水平，在不能彻底消灭病毒的情况下，隔离是最有效的手段——当然，还有现代免疫学和疫苗。在免疫学当中，中国传统医学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人痘。

问：面对疫情，中国古代有没有与之相对应的预警和防疫手段？在这其中，以皇帝、官府、士大夫为代表的官方有何表现？民众又如何参与？

答：中国古代，比如说唐代有医生的巡疗体系，地方有医官，叫医博士或者医学博士，他们会下辖十几到二十几个不等的医学生，专门负责境内的巡疗，防治疫病也是他们的重要工作。

宋代地方上设置有官药局，设置有安济坊、养济院等慈善机构。并且唐宋都特别重视药方知识的普及，比如唐代官方屡次修订方书，并且用榜示等方式进行传播。什么叫榜示呢？就是在交通要道发布公告，表示这是国家提供的标准药方，可以照方抓药。宋代由于印刷术比较发达，所以宋代大规模印刷《太平圣惠方》《和剂局方》等官定的方书用来防治疫病。在医药方面提供了很多手段。

但我们也不要一叶障目，因为现在保存下来的古代史料大多来自于官方，或者出自于士大夫之手。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医疗方面起到最大作用的是那些默默无闻的民间医生，而不是来自政府的医生。

除此以外，中国古代的道观、寺庙乃至基督教的教堂等也都广泛从事医疗事业。比如在唐代，景教徒（即基督徒）就广泛从事医疗活动，更不要说近代的耶稣会等。从这点上来说，宗教力量自古以来也是一股重要的力量。

《册府元龟》片段

在《册府元龟》中可以看到，皇帝一般都是在接到地方官报告之后，派御医到地方进行巡疗，但这更多的是一种姿态。坦白来说，瘟疫主要还是依靠民众的自我隔离和民间医生的努力，甚至还有一些由此诞生的民间风俗，也会起到一定的防治作用。

《册府元龟》是北宋四大部书之一，为政事历史百科全书性质的史学类书。景德二年(1005)，宋真宗赵恒命王钦若、杨亿、孙奭等十八人一同编修历代君臣事迹。采摭铨择了经、史、《国语》、《管子》、《孟子》、《韩非子》、《淮南子》、《晏子春秋》、《吕氏春秋》、《韩诗外传》和历代类书、《修文殿御览》，分类编纂。用编年体和列传体相结合，共勒成一千一百零四门。

在发生疫情以后，（中国古代官方）可能会有一些常见的做法，比如有时候追责，这些都是天人合一的产物。比如皇帝每年都会举行大傩，这是由皇帝亲自主持或者允许进行的一种国家（祭祀）仪式。它真的对瘟疫能够产生治疗作用吗？不能。说白了，这是由国家主持一次跳大神。那么，为什么要主持？通过仪式可以使得皇帝牢牢把持住国家大祭司这样一个权柄。它对防疫有什么直接作用？肯定没有。如果非得说有，可能是一种精神安慰。

每次大瘟疫都是一次巨大的伤害，造成的损失非常惨重，国家也只能在能力范围内给予一定的辅助，减免赋税，发放钱粮物资，还有移民——有的地方瘟疫还没有完全散去，这种情况下，把老百姓往瘟疫比较轻的地方迁徙。

问：具体在民俗中有哪些体现呢？

答：比方说重阳节登高，主要目的就是躲避瘟疫。古人发现瘟疫往往发生在人口集中的平原地区，因此暴发瘟疫以后，很多古人从经验出发，去山中躲避。因此就养成了重阳节登高的风俗。

另外，还有过年时候燃放鞭炮。鞭炮原来叫做爆竹，《荆楚岁时记》里说，“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神异经》里也提到山臊。山臊是一种鬼，能令人寒热，让人得病，因此燃放爆竹也是出于避疫的考虑。

《神异经》是中国古代神话志怪小说集，共一卷，四十七条。旧本题汉东方朔撰。

端午节我们为什么要配香囊？为什么要喝雄黄酒避邪？很多传染病，古人总结不出正确的病因，一概称之为“邪”。因此，配香囊、喝雄黄酒，其实是防疫思想的体现。包括立春时吃五辛盘。很多民俗都形成于实际需要，是上古时期一些躲避瘟疫的手段的总结，最后才演变成为在固定日期行使一些具有仪式感的行为。

问：当瘟疫降临时，民间的社会力量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有一些相应的民间慈善机构参与其中吗？

答：民间力量，一个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宗教力量。中国古代缺乏公民自治的传统，它的自治主要体现在农村等乡村基层社会，与西方有很大不同。

西方最早的药典是由行业工会来制定的，就是因为在西方，行业工会不仅可以管理市场，甚至可以管理一座城。在中国古代不存在这种现象。因此中国古代的很多防疫、赈灾等工作，是由地方乡绅来组织的，这是其一；第二就是宗教团体在里边也起到了很大作用。比如说在佛寺当中，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出现了一种机构叫做悲田养病坊，这是一个设置在佛寺中的医院和慈善机构，它兼有两者的特点，既有医院的功效，可以治病，在暴发传染病之时，还有一定的隔离作用，此外还有一点，悲田养病坊针对的是贫困人口，所以它的出现，是一种慈善机构的行为。

但悲田养病坊的出现，有时候让国家感到惴惴不安。为什么？因为悲田养病坊的出现意味着佛寺跟国家争夺民心。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唐武宗毁佛的时候特地下令，要求政府接管各地的悲田养病坊。因此到了宋代的时候，养病坊一类的东西在大多数时间段内是国家行为。回到刚才的问题，中国古代是没有公民社会的，没有公民社会一方面是民众自己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就是中国古代皇权一家独大。

问：在这次疫情之中，也有个别地方出现了禽流感。在中国古代也有一些牲畜方面疫情的记载吗？

答：牛羊猪鸡等也容易暴发疫情，古人也很重视，比如丙吉问牛提到的牛瘟。禽流感古人肯定没有这种意识，但古人也意识到接触某些鸟类可能会得病，比如鹦鹉瘴，这可能就是某种禽流感。但古人没有病毒和细菌的观念，只能出于直观的感觉认为有些东西不能接触，都是实践经验而已。

弼马温也和牲畜瘟疫有关。马和牛对于古人来说是最为重要的两种牲畜。一旦马和牛得病古人就会很紧张，弼马温的风俗也由此而来。《齐民要术》里就讲马厩里养猴，能消百病。《本草纲目》也这样说。拴马桩的桩头，往往塑一个猴像，明代赵南星《赵忠毅公文集》：“马厩畜母猴,辟马瘟疫,逐月有天癸流草上,马食之永无疾病矣。”

孙悟空曾被天庭授予弼马温一职。左图为电视剧《西游记》剧照。右图为拴马桩上的猴子。

作者：于赓哲，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