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对越南战争的反思

原创 爱心花射枫 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纵论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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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史与人物传记

罗伯特·Ｓ·麦克纳马拉撰写了一本关于越战的回忆和经验教训的书——《 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我将其中的精华内容分享给大家，了解政治精英对越战的态度，有助于我们在分析美国对外战略和政策的过程中可以进一步将国家内部的不同层面变量打开。并且战争在根本上也与人性不可分割。

麦克纳马拉对越战的整体态度是反思和批判，但并没有过于否定那些直接发动和扩大越战的决策者的职业能力。在他看来：许多因素促成了这种局面：越南战争、水门事件、各种丑闻以及贪污腐败。但总的 说来，我不认为美国的政治领导人不称职、不负责任和对投票选举他们的人民的幸福漠 不关心。我也不认为他们比他们的外国同行或私营机构的管理人员差。他们的表现当然 不是十全十美的，但世界上没有完人。他们犯过错误，但大部分是真诚的错误。在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中参与过越南问题决策的人都是按照美国的原则和传统 行事的。我们是根据那些价值观做出决策的。然而，我们错了，彻底地错了。我们应该向后辈解释原因。

他认为导致我们犯错误的不是价值观和意图，而是判断力和能力。我谨慎地指出这一点，因为我知道，如果我的评论有为我和其他人的所作所为辩解和美化的嫌疑，就会失去可信度，使人们更加愤世嫉俗。正是由于愤世嫉俗，才使美国人不愿支持其领导人采取必要措施以解决我们在国内外面临的各种问题。

对于越南战争，他做出了如下的反思：

我想让美国人了解我们犯错误的原因，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我想说：“这儿有我 们从越南战争中得来的经验教训，对当今以及未来的世界都有建设性的实际意义。”这 是我们国家让历史永远成为过去的唯一可行方式。古希腊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写道：“苦 难给予你的回报是经验。”让这句话成为越战留给我们的永久性遗产吧。

就越南问题而言，把错综复杂的人物、决定和事件梳理清楚是不太容易的。在确定这本回忆录的结构时，我曾考虑把担任国防部长七年的经历做一全面的描述。这将使读者了解我叙述的事件和决策的来龙去脉。但最后我决定只写越南，这样能使我全面追踪 我们政策的演变历程。

我这样做有使叙述过于简单化的危险。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未能有条不紊地妥善解 决有关越南的基本问题，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我们面临着另外许多纷繁复杂的问题。简言 之，我们同时面临着许多问题，而一天只有二十四个小时，我们常常没有时间进行认真 思考。

这种困境并不是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以及美国独有的，而是一直存在的，也是大多 数国家共有的。我从未看到过对这个问题富有真知灼见的研究结果。这个问题过去存在， 今天仍然存在，组建新政府时应该对这个问题有所认识和筹划。

我认为撰写回忆录的人往往过于依赖自己的回忆。无论他们多么真诚，这样做都会 使人们回忆起自己希望记住或当时希望发生的一些事情，而不是实际发生的事情。我尽 量依据当时的记录和资料，使这种人为的错误降低至最低限度。我不是机械地大量罗列 有关的文件和证词，而是力求以忠实于历史的方式组织这些材料。对于那些认为我的叙 述只强调了一个方面而忽略了其它方面的人，我只能说，这是我依据迄今能够得到的资 料做出的我认为最接近于事实的叙述。我的目的既不是为错误辩护，也不是推诿责任， 而是为了明确我们所犯的错误，弄清犯错误的原因，思考以后避免重犯的方法。

我对越南事务的卷入在我离开白宫东厅那天就结束了。当然，战争又继续了另一个七年。当一九七三年美国最终离开南越时，我们失去了 五万八千名男人和女人，我们的经济由于多年沉重和不适宜的战争支出受到了严重损害， 我们社会的政治统一遭到破坏，几十年都不会恢复。

这样高的代价值得吗？

迪安·腊斯克、沃尔特·罗斯托和世界上许多地缘政治学家至今仍回答说值得。他 们断言：如果没有美国对越南的干涉，共产党霸权——苏联和中国——将会在东南亚进 一步扩张，包括控制印尼、泰国，甚至可能还有印度。一些人则可能更进一步说，苏联 将会冒更大的风险在世界各地扩大它的影响，特别是中东。在那里，他们肯定会寻求对 石油生产国的控制。这些人所说的或许没有错，但我却深深怀疑这样的判断。

今天看来，如果美国没有卷入印度支那的战争，或在六十年代早期或中期撤出越南， 我怀疑，苏联和中国在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的行动和影响会有什么实质上的不同。现在 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促使约翰·Ｆ·肯尼迪总统做出决定，派遣军事顾问去南越的两 个条件将不会被满足，的确也不可能被满足：政治稳定并不存在，而且看起来也永不会 实现；南越政府，即使在我们给以军事帮助和后勤支援的情况下，仍不能保卫他们自己。

有人说冷战后的世界与过去的世界是如此的不同，所以，越南的教训将不再适用或 与二十一世纪无关。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要想从越南的经验中吸取教训，首先必须承认 我们的失败。我们在越南的悲剧有十一条主要的原因：

一、正如我们一向所做的那样，我们对敌人（在这里指北越和在中国、苏联支持下的越共）的地缘政治意图进行了错误 的估计，我们夸大了他们的行动对美国构成的威胁。

二、我们用自己的经验模式来看待南越的人民和领袖。我们认为，他们渴望并决心 为自由和民主而战斗。我们对这个国家的政治力量做出了完全错误的判断。

三、我们低估了民族主义的力量（这里是指北越和越共），它们可以鼓动人民为它 们的信仰和价值去战斗，并付出牺牲。今天，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我们仍然在重复着 类似的错误。

四、我们对敌友分析上的失误，反映出我们完全忽视了该地区的历史、文化、人民 的政治信仰及其领导人的个性特征与习惯。在我们与苏联不断发生的对抗中，也经常出 现这种失误——如在柏林、古巴、中东等问题上——我们好像从未听到过汤米·汤普森、 奇普·波伦和乔治·Ｆ·凯南的告诫。这些高级外交人员曾花费了数十年的时间来研究 苏联。它的人民和领导人，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他们对我们的行动会有何种反应。然而， 事实证明，他们的建议在形成我们的判断和决策时毫无作用。高级官员在做出关于越南 事务的决策时，也缺乏精通东南亚问题的专家来提供咨询。

五、正如我们一贯所表现的那样，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现代化、高科技的军事装备、 军队和理论，在与非正规的、被高度激发起来的人民运动的对抗中，其作用是极有限度 的。同样，我们也没有能够把我们的军事策略，与赢得一个文化完全不同的人民的心灵 与思想的任务结合起来。

六、在我们决定行动之前，对于美国是否应当大规模地卷入东南亚的军事冲突，我 们没有能与国会和美国人民进行深入和坦诚的争论。

七、当行动已付诸实施，意外的事件迫使我们背离既定的方向时，我们没能一直征 得公众的支持。其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充分地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在让公众理解我们面对的复杂局面，以及他们如何会对必要的改变做出积极的反应上， 我们的确缺乏应有的准备。而此时，我们的国家正面对一片未知的海域和一个远在天边 的陌生国度。一个国家最强大的力量并不是其军事的强大威力，而是其民众的同心协力， 而我们却恰恰失去了此点。

八、我们没有意识到，无论是我们的人民，还是我们的领袖，都不是万能的。在不 涉及我们自身存亡的事务中，要判断什么是另一个国家和人民的最大利益，应由国际社 会进行公开的辩论来决定。我们并不拥有天赋的权力，来用我们自己的理想或选择去塑 造任何其它国家。

九、我们没能坚持这样一个原则：美国的军事行动——除了对我们自身安全受到威 胁时所做的反应外——应该在得到国际社会全力支持（而非只是做个姿态）的情况下， 与多国部队共同进行。

十、我们没有认识到，国际事务也同生活的某些方面一样，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一时 无法解决。对于将解决问题作为其生活的信仰与实践的人们来讲，这的确是很难接受的 现实。然而有时，我们也不得不生活在一个并不完美、并不整洁的世界里。

十一、在所有这些错误中最基本的错误是，我们没能组织一个高层的行政领导班子， 去有效地处理那一系列异常复杂的政治和军事问题。为此，我们承受了极大的风险，付 出了生命损失在内的沉重的代价，长期处于动用军队的紧张压力下。假如，这类军事和 政治问题是总统和其顾问们面临的唯一问题，那么，这种组织上的缺陷将会使我们付出 高昂的代价。好在，情况并非如此。当时，我们还面对一系列其它的国内和国际问题。因此，我们没能深入和全面地分析、讨论我们在东南亚的行动、我们的目标，用其它方 式处理它的风险和代价，以及在失败已很明显时改变战略的必要性——就像古巴导弹危机时，我们的行政委员会所做的那样。

很多政治理论家，特别是那些被称之为“现实主义”的理论家们预言，世界将回归 传统性强权政治的格局。他们断言，东西方之间意识形态竞争的消失将会引起传统关系 的复归。这种关系形成的基础是：国土规模和经济实力。因此，美国、俄国、西欧、中 国、日本和印度将会在自己的疆域内寻求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在世界上其它一些不 稳定的地区争夺支配权。例如：哈佛大学的迈克尔·桑德尔教授就这一观点阐述道：“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超级大国间全球竞争的结束。当意识形态的尺度退色后，剩下 的并不是和平与和谐，而是曾经风行过的世界政治格局。这种格局的形成基于几个强国 为扩大影响而进行的竞争，以及它们对本国利益的追求。

亨利·基辛格也是现实主义学 派的一员，他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在冷战中的胜利，已将美国推入一个与十八至十九世 纪欧洲的国家体系十分相似的世界……超越一切的意识形态争端或战略性威胁的消失， 使各国可以将其对外政策的基础逐渐转向对本国直接利益的追求。在一个由五到六个主 要大国和形形色色小国组成的世界体系里出现的秩序将会与过去几个世纪中的情形相似， 国家在对自己利益的竞争中形成和谐与平衡。

亨利·基辛格与迈克尔·桑德尔教授对冷战后世界国际关系的观点，基于深刻的历 史性。但我认为，这种论点与目前相互依存关系日益紧密的世界并不一致。任何国家， 包括美国都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中独立存在。因为，在这个世界体系中，各国在政治、环 境、国家安全等方面都已存在着密切的相互关联。联合国宪章为这个世界中的国际关系 提供了框架，其远比强权政治的信条更为合适。

乔治·Ｆ·凯南一九九四年二月十五日在外交事务委员会为他九十寿辰举行的庆祝 会上说过，几世纪以来第一次出现这种局面：没有什么预期的超级大国间的冲突会威胁 世界和平。至少在近期内这种超级大国间的和平使得追求和探索对于冷战后世界的设想， 真正成为可能。同时，它也使通过维持保护自己及其利益的能力，避免世界回到大国竞 争的时代，成为可能的事情。

在冷战后的世界，美国应认清，在什么地方，采取何种方式来使用它的军事力量。这需要对美国对外政策的目标进行明确的界定。五十年来我们的目标一直很清楚：遏制 苏联的扩张。但时至今日，这已不再是我们努力的重心，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的敌人。那么，什么将取代它呢？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比尔”克林顿总统对英国议会说：“我们的首要目标必须是，扩大和加强世界上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民主社会。”国家安 全顾问安东尼·莱克在同一周里也表达了这样的意向。他说：“遏制战略的后继者无疑 是扩展战略——扩展世界上自由、民主的市场经济社会。”这样一个概括性的公式，是 远远不能够说明我们的目标的。

人们总是事后比事前聪明。这一格言在时间的走廊里，在许多人身上、许多种情况 下和许多时代中不断回响。人无完人，我们也难免会犯错误。我不得不带着痛苦和沉重 的心情坦白承认，这个格言同样适于我和与越南有关的一代美国领导人。虽然我们希望 去做正确的事情。也相信我们正在做正确的事情，但根据我的判断，事后证明我们错了。我们过高估计了失去越南对西方安全的影响，此外，在最终的决策中，我们没能坚持这 样一个基本的原则：如果南越能够得到拯救，那必须由他们自己来赢得战争。从这一基 点的迷失，使我们在一个先天不稳的基础上，不断地进行更大规模的行动，然而，外部 的军事力量不能取代其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这些只能靠其人民自己来建造。

每个人的一生中几乎都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梦想和无法达到的目标。我当然也是如此。时至今日，一个世纪的流血冲突即将结束，我们有幸得到机会用新的观念来看待未来。冷战已经结束，在我们面前摆着越南的教训——它们能够被吸取被应用。我们应该更清 楚地看到，一个由数以千计核武器武装的世界所存在的危险，并且，我们可以采取行动 来避免核灾难。我们对一个多边机构在减少和缓和国内国际争端方面的潜力和局限，有 了更清醒的认识。那么，我们是否有理由相信二十一世纪虽然不会是一个平静的世纪， 但在这个世纪里，再也不会目睹另外的一亿六千万人被战争杀害呢？当然这肯定不只是 我一个人的希望，也不仅仅是我的梦想，而是我们坚定的目标。一些人会认为这种断言 太天真、太简单，是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言论。但是作为人，作为一个拥有影响世界 事务能力的大国的公民，如果我们不竭尽全力，我们又怎么能得到和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