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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作为表称地点的文化符号，地名之中积淀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它从一个特定的侧面记录了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 地名是活跃的文化细胞，特别是那些蕴涵丰富的重要地名，代表了中国文化经络上的关键穴位，组成一道道文化脉络，传达出中国文化之深处的信息。 地名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包藏了太多的历史文化信息。一个地名常常对应着许多传说和故事，在这些故事和传说之中，曲折地反映出该地生活面貌的本真。 毫无疑问，地名之命名，并非是随心所欲的产物，在其生命的起点上，它就被深深地打上了出生地之自然的和文化的胎记，体现了自然与人文的交融。
一地之名，赋予具有特定方位和地域范围的地理实体以名称，保存了其所代表的土地之地形面貌，反映了自然地理环境，从而成为其自然生态的档案，同时，它又记录了各民族独特的生活内容，包含了人们对地理实体的精神寄托，反映出该地民众的生存状态、活动轨迹、风俗习惯等社会文化特征。陕北地名及其文化内涵是极其丰富多彩的。本文从一下四个方面做一些简单的探讨。 陕北自古就是民族融合的“绳结区域”。从商周时代起，鬼方，猃狁，白狄，匈奴，林胡，稽胡，卢水胡，鲜卑，氐，突厥，党项羌，女真，蒙古，满等少数民族先后以战胜者的雄姿，走上这块历史舞台，从而演出了一幕幕历史壮剧。 陕北成为华族（汉代以后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融合与交流的“绳结区域”。 在陕北形成了以秦汉文化为主体，融合了北方草原文化等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文化个性。秦汉以前，陕北一直是畜牧区。  西汉以后，农耕业才大量发展，成为半农半牧区。一直到隋唐时期，陕北南界的黄龙山仍然是农耕区和半农半牧区的天然分界线，这种状况在宋代以后才逐渐有所改变。 从陕北地名中，可以看出古代民族的地理分布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曾指出：“被征服民族的文化借字残留在征服者的语言里，大部分是地名。”因为地名是各民族文化起源，行政管理的真实记录。 由于历史变迁，陕北许多地名演变较为复杂。各民族的迁徙杂居造成有些地名至少包括三重层次：少数民族语言地名，汉语方言地名和汉语书面语地名。
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地名产生较早，可以称为“底层地名”。发掘研究“底层地名”可以了解掌握古代少数民族的地理分布 这些地名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用少数民族语言命名的地名。如延安，延长，延川的某些地名就与“稽胡族”有关。 “稽胡族”在北魏称“山胡”，北周称为“稽胡”。历史学家认为“稽胡”为南匈奴的一支。匈奴自东汉初分裂为南北两部之后，南匈奴入塞，在大漠南北活跃了三百余年，其后又在中原地区活跃了二百年，给中国历史以较大的影响。 匈奴人的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自七、八世纪以后，匈奴语已经成为一种死的语言。”现有的匈奴语汇是由两汉时人用汉语音译保存下来的，其能依据文献探求语义的只有几十个。
延川县文安驿，北魏时曾设文安县。《太平寰宇记》载：“魏置文安县，以稽胡为淳，取'文德以来安'之义。宜川县有库涡川、延安的库利川、延长有渭牙川，便是以匈奴语库涡、库利、渭牙，加汉语通名“川”命名的。 库涡川：《太平寰宇记》卷三十五丹州宜川县载：“库涡川在县西北二十里，从云岩县界入，合丹阳川。《图经》云'川南是汉，川北是胡。胡汉之人在川内共结香火，胡唤香火为库涡，因此为名。”现宜川城北二十里有交里川，北川自云岩界入，于交里乡**驻地处合交里川，即库涡川，再与西川汇合后名仕望川，即丹阳川。至今宜川方言把点香的香炉仍称作库涡。宜川县党湾乡古土村当地老乡读 kutuo，可能是库 。 库利川：《太平寰宇记》卷三十六延州临真县（按今延安临镇）载：“库利川在县北一十五里，按曷鸡川耆老云：'土地沃壤，五谷丰饶，胡称贮旧谷为库利'。”现宜川县云岩河即库利川。《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陕西省》自然地名河流“云岩河”条下诠释：“古名定水、黑水。又称汾川河、库利川。临镇以上谷宽在120-540米之间，临镇至新市河多跌水，谷宽展至400-700米。”又自然地名“陕北高原”条下云：“陕北高原的河流多注入黄河和渭河，其干、支 流的中、上游段多宽川地，是黄土高原的'米粮川'”。 渭牙川：《太平寰宇记》卷三十五丹州云岩县：“渭牙川在县北二十五里，从西延州延长县来，五十里入延州门山县，川内有水木，稽胡唤水木为渭牙，因以为名。”现宜川、延长分界水雷多河即渭牙川。 《宜川县志》（清乾隆本）：“雷多河，一名泽泾水，又名渭牙川（在县并一百二十里），源出延长县屯儿湾山岔。……陕西通志云：'泽泾水即渭牙川也'。”延长县有可也村，宜川云岩镇境内原有可野寺。“废可野寺在（云岩）县北一十五里，故老相传刘萨河（为稽胡人）坐禅处。稽胡呼堡为'可野'。四面悬绝，惟北面一路通人也”。（《太平寰宇记》） 从这些“底层地名”中，我们可以掌握稽胡族在陕北分布的大致范围：即今延川文安驿以南，宜川仕望河以北，延安市南泥湾以东的长条地带。  陕北靠近内蒙古的县市，地名命名来自蒙语，受蒙古族影响较为明显。 如含有“海子”（海则），“敖包”（阿包）的地名：忽代海子，大海子（榆林）；巴达乃海子（靖边）；昌汗敖包（榆林），大阿包（神木），敖包焉（府谷）等。 蒙古人把湖称为“海子”。《元朝秘史》中把今天的贝尔加湖与呼伦湖，称为“捕鱼儿海子”，“阔连海子”。 蒙古族是马背上兴起的民族，它们对马的区分很细致，但漠北缺水，对水域的语言非常贫乏，只用两个词汇“海子”（纳语儿）和“河”（沐涟）统称。 敖包，蒙语“堆子”的意思，以石块堆积而成，原是道路和境界的标志，后来成了祭祀山神、路神等活动的地方，这些地名沿用至今，是陕北多民族文化在地名上的一种反映。 陕北的榆林有历代长城遗址。魏国、秦始皇、隋王朝、明代都曾在这里修筑过长城。作为历代军事要塞，长城外原有禁垦地，是不许蒙汉群众居留和开垦的。为了活命，总有黎民私自开伐，三五搭伙居住，久之，形成村庄，叫作伙盘。 榆林各地这样的名字是很不少的。府谷有周家伙盘，神木有杨家伙盘。到了榆阳、靖边、定边又叫伙场，有谢家伙场、郭家伙场、双伙场、高伙场村…… 《榆林府志》载：清康熙六年准许内陆汉民与蒙人合伙种地。乾隆年又规定蒙古王公愿招汉民入界种地收租取利者，听其自便。所以，汉民出于生计越界垦地，边墙外出现了 1515个春出秋归的伙盘，像榆林芹河乡的高家伙场、白家伙场，牛家梁乡的郭家伙场、大伙场，金鸡滩乡的康家伙场、张家伙场等带有伙场的大量村庄，都是当时蒙汉共垦的伙盘地。
还有这样一些村庄，是以蒙语命名的。这些村庄多分布在榆林、神木、府谷靠近内蒙的地方。 榆林有小纪汗（酸刺林）、大纪汗（生长大片酸刺林处）、耳林滩（生长白草处）、小壕兔（不大的有水草之处）、鄂托海子（游牧场地）；神木有尔林兔（生长灌木草丛的地方）、大保当（灌木丛草滩）、摆言采当（有福气的草滩）、考考乌素（清水河）；府谷有石板太（雨后泥泞的胶泥地）、乌素沟（一道沟），腮乌素（好水）……。以及白狼城、望胡台、点军崖、李广寨、走马梁……分布在榆林各地这样的村庄的名字还有很多，这些名字每一个都深藏了一段重要的边塞史。 另外，如西楚霸王项羽曾立董翳为翟王，都高奴（故址在今延安市以东），黄陵县西汉为翟道县，可见春秋时白翟族活动的范围。吴堡县，魏晋时，匈奴族人赫连勃勃筑“吴儿城”，安置从关中俘来的军民（吴儿）。宋时，党项羌又设“吴堡寨”。 历代兄弟民族所用姓氏，原先绝大多数是双音、三音。其中有所谓“代北复姓” 和“关西复姓”。 代北泛指汉晋时期代郡和唐代以后代州以北的地区，这里长期居住过北方少数民族。 关西指函谷关以西，今陕西、甘肃等地区，也是北方少数民族错居杂处的地区。今陕北洛川、宜川、富县、延长就有不少以北方少数民族复姓命名的地名。 如羌族，现代的羌族分布在四川阿坝，而古代羌族分布的地区要广阔得多。 西汉含羌字地名有：羌谷水（凉州，张掖郡），羌道（凉州，陇西郡），羌水（凉州，陇西郡）。这些族称地名分布区相当于现代的甘肃西部和南部，青海东北部和四川北部。 陕北富县有羌村，唐诗人杜甫避难之地。富县羌村地名，说明至少在唐以前羌族人在陕北就活动过。事实上在陕北地名中与羌族有关的还很多： 同蹄：洛川县旧县镇有上铜堤、下铜堤，其中“上”、“下”为汉语方位词，“铜堤”乃“同蹄”之讹，是历史上羌族的姓氏。《广韵·东韵》：“同，齐也，共也，又羌复姓有同蹄氏。”《洛川县志》：“前秦（350-395）洛川为羌族聚居地之一。 今旧县镇铜堤村、永乡当川村、京兆乡弥家河村等即为当时的羌族村落.铜堤乃同蹄之讹。现存于菩堤乡王家河寺梁的元代《重修灵泉院碑》仍作同蹄村。” 钳耳：富县钳二是钳二乡人民**驻地。“钳二”是“钳耳”谐音讹误。（富县“耳”读上声，调值为高降调，与普通话“二”同音）钳耳，历史上西羌姓氏，其先姓王，后改姓钳耳，为羌中强族。（《魏书·王遇传》） 屈男：富县羊泉乡有曲男村，曲男疑为屈男之讹。屈男，西羌部族，以部族为姓氏。《广韵．物韵》：“屈，拗曲，又复姓有屈男氏。区勿切。” 当然以其他少数民族姓氏命名的地名也有如： 乞佛：洛川县朱牛乡有上乞佛村、下乞佛村，“上”、“下”为汉语方位词；“乞佛”为历史上鲜卑族姓氏。北魏有并州刺史乞佛成龙（《魏书．文成帝纪》）。“西秦乞伏国仁，本陇西鲜卑乞佛部酋帅，因以为姓。”（《通志·氏族略》）乞伏亦作乞佛、乞扶（《中国姓氏集》）。 鲜卑族，在两晋南北朝时有慕容、乞伏、秃发、拓跋等部先后在今华北、西北地区建立政权，渐与汉族及其他民族相融合。 新编《洛川县志》载：”北魏以至北周，洛川亦为鲜卑族统治，其部族聚居村落为数甚多，今朱牛乡有乞佛村，是乞弗（亦作乞伏）之讹。 哪合：富县吉子现乡有哪哈塬，哪哈疑为哪合之讹，哪合，原为女真族姓氏。 丘林：宜川县有秋林乡，秋林是乡人民**驻地。秋林疑为丘林之讹。丘林，匈奴族姓氏。《后汉书·匈奴传》：“单于姓虚连 ，异姓有呼衍（呼延）氏、 丘林氏……”《姓氏急就篇》：“丘林，匈奴姓。” 赫连：宜川县有赫列畔，赫列疑为赫连之讹。赫连，匈奴族姓。《夏录》 ：“其先匈奴右贤王去卑之后。刘渊之族，姓铁弗。勃勃称王于朔方，国号夏，改姓赫连氏。” 呼延：延长罗子山乡有呼延村。呼延，匈奴姓。“匈奴四族有呼衍氏，入中国改为呼延氏。”（《元和姓纂》） 陕北自秦汉以来就是边关重地，军事要冲，也是农业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相互争夺的要地。历代统治者为了经略这块地区，曾付出了很多代价，耗费了的大量人力，财力。 在陕北的地名中，包含有古代军事方面的许多因素，既可以看出古代在军事防御方面的布局，又可以发现陕北人民的文化心理特征。这类地名有三种情况。 一是含有“条，铺，驿”的地名。秦时，曾修秦直道。“道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史记》）“道广五十丈，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汉书·贾山传》）魏晋时，匈奴人赫连勃勃起曾命人修补秦直道靖边至鹿州一段道路，以利进军。“圣人道，在军（即保安军，今志丹县）城东七里，从蕃部末都家族来，经军界一百五里，入敷政县界（今甘泉县），即赫连勃勃起自夏台入长安时，平山谷开此道。土人呼为圣人道。”（《太平寰宇记》）今俗称“圣人条”。 现安塞、甘泉等县带有“条”的地名，如安条新胜条何条周条圣人条等实际上就是秦直道的遗迹走向。
陕北地名中含有'铺、驿'的地名不少沿现西包公路沿线的延安、子长、清涧、绥德、米脂都有十里铺、二十里铺、三十里铺、四十里铺等地名，也有张村驿(富县)甘谷驿(延安)文安驿(延川)石咀驿(清涧)等这些都是古代邮驿制度的遗痕。 邮驿制度从秦汉就设置汉代的“传置”，唐宋的“馆驿”，宋元的“驿站”，到了明代陕北邮驿制度更为发达。按明制，主要交通线上每60里设驿站，每10里设铺，有的地方还设递运所。 明代在今陕西境内共设有驿站47处，其中延安一府即占有19处，占总数的40%左右，而延绥镇属的塘铺等军用机构还不在内。可见当时烽燧遍地，驿铺相望，通讯、交通网络十分发达。 二是含有“墙，城，堡，寨”的地名，可以看出古代军事防御体系的布局设置。 地名中的“墙”即指长城。吴旗人把长城叫“边墙”，吴旗有头道墙，二道墙，三道墙，府谷有墙头。陕北境内战国时，秦就修筑了长城。  秦始皇统一是中国后在这些长城的基础上建成了规模浩大的防御工程—— “万里长城”。 明代为防“套寇”，又四次整修长城。明成化年间延绥巡抚余子俊监修长城，到弘治年间延绥巡抚文贵又在余子俊所修长城外再筑一道边墙，后者名曰“大边”，前者为“二边”。今所谓头道墙，二道墙即指这两条长城，三道墙则是秦长城遗址。 地名中含有“城，堡，寨”的地名，可以上溯到宋代。宋时为防御西夏，在沿边地带择冲要之处建立一系列城，寨，营，堡组成防御体系。如“保安军，有寨二：德靖，顺宁；堡一：园林；城一：金汤城”（《宋史·地理志》）。 明初仍沿袭宋时的防御体系，后多次整修长城，并沿边修设城堡。 如1543年-1548年，长城改建，加固以后，沿线共设城堡34座。因此，陕北地名中有铁边城，五谷城（吴旗），朱官寨（佳县），刘官寨（榆林城南）新寨（吴旗），太和寨（神木），高家堡，栏杆堡（神木）响水堡（宜川）等。这些地名中有些是宋代设立的，如太和寨就是宋元筑三年（公元1099年）修筑的。而今陕北长城遗址沿线的安边堡，新城堡，龙州堡，波罗堡，响水堡，归德堡，双山堡，解家堡，渔河堡，永兴堡等（据1958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都为明代设置。  如龙州堡为明成化五年（公元1469年）所筑，渔河堡，归德堡为明成化十一年（公元1475年）修筑。从这些流传至今的地名中可以了解古代军事防御体系的布局情况。 三是含有“安，宁”的地名，反映了陕北人民厌恶战争，祈求安宁的心理。 从秦统一六国到清宣统退位，两千多年中，陕北人民面临的两大灾难就是饥荒和战争，战争年年有，如北宋王朝从创立到灭亡，与党项羌的西夏政权打了近200年的仗。 战争使得陕北人民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承受着繁重的徭役，他们渴望安居乐业的生活。 陕北历史地名中，仅宋代含“安”的地名就有延安，保安，安塞，安定，安边，龙安，招安，万安；含有“宁”的地名有：顺宁，抚宁，怀宁，晋宁等。在今地名中，延安，安塞，安定，安边，招安，顺宁等地名仍沿用下来。 就明朝在陕北榆林的这段边墙来说，东起府谷的黄甫川，西接宁夏盐池县的花马池，全长885公里，依附在这条长城线上的大小城镇堡寨，又大多因边而有，即为边城要塞。
唐建麟州于724年，就是因为燕国公张说平定了兰池胡人康待宾之乱后，“奏置麟州以安党项余众”的。特别是在宋夏对立期间，仁宗朝几乎“倾全国之力，在河西、陇右，大修台墩，”时称“河西、陇右新长城”。 据梁金奎先生考证，这条被城堡砦寨串连成的国防线，“走向大致从我市府谷县孤山川，神木的窟野河和秃尾河，经佳芦川，又沿绥德县的无定河、大理河、淮宁河及清涧县的清涧川，向西延伸至延安的志丹、吴起，直达甘肃泾水上游的环县、庆阳、长约 800公里”。而这条线上，沿途许许多多大小寨堡边城，绝大部分是在今天的榆林地面上。 可见，正是榆林这段古老的长城，与依附在其身边的大小边城要塞，都是当时王朝按当时需要集成的“新长城”链，使榆林多次成为中原王朝北边国防线上的一段千里挡墙。 所以，榆林的传统文化，不论怎么讲，总离不开“边”。地名也有定边、靖边、安边，总称三边地段。可见，“边”就是陕北榆林历史铸就了的一大地方文化特色。 陕北是各种文化的交汇点，宗教文化也不例外。宗教文化的渗透流传，现在遍布陕北各地的佛，道教石窟就是明证。这些石窟，多为宋元时开凿，最早的宜君福地石窟开凿于西魏文帝元宝矩大统元年（公元535年）。 秦王李世民北征突厥，曾憩于直罗镇云萝寺（故址在今富县城西），这都说明宗教在陕北的流传时间是比较早的。陕北地名中也能看出宗教流布的情况。 其一，陕北许多地名的来历与宗教有关。如富县原名鄜县，因鄜畴（古代祭天的地方）而得名。安塞县真武洞，因道教中真武祖师庙而得名。黄龙小寺庄，因宋时佛教寺院圣寿寺而得名。延安市石佛沟村，因村口石崖有佛窟而得名。
其二，从地名可以看出佛、道二教在陕北流布较广。属佛教的地名有：金明寺、大佛寺（佳县）、寺湾（子长）、眼岔寺（延川）、元龙寺（延安），小寺庄（宜君）等；属于道教的地名有：三皇庙（佳县、横山）、老君殿（子洲）、真武洞（安塞）。
这从遍布陕北各地的“庙沟、庙湾、庙岔、庙焉”等地名中可以得到证实。如神树塔、神树沟（神木）龙王庙（府谷）、海则庙（府谷）、长官庙（吴旗）、老爷庙（定边）。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海则庙，前面指出“海子”为蒙语。从这命名上也可以看出两种文化的融合。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研究陕北文化，陕北地名中蕴含的文化特征是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探寻陕北地名的文化内涵，既可以体察陕北文化独特的个性，又可为我们继承文化遗产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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