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求学三部曲 小学时期 由于日本兵的入侵，我的小学时期是在逃荒避难辗转三地中度过的。第一所小学是在邦加岛的列港荷兰小学，读了一年级到三年级、它教育我做人的基础原则。四年级到五年级是在茂物荷兰小学，我姨夫就在这所学校任教。在荷兰小学的经历为我一生的性格、习惯、品德奠定了基础。日本占领时期，我在苏加巫眉小学结束了小学生活。 1.没有等级观念 班上不任命班长。老师一走进教室，大家都会自动站起来，没有人喊起立、鞠躬，学生们都恭敬地喊早安。老师请同学们坐下。 老师分发教材、文具，放在第一排，第一排的同学自动逐排传到后排去。上完课以后， 要把教材作业收起来，同样是由最后一排的同学，从后面逐排往前传，第一排的同学收起来后交给老师。 同学之间团结友爱，互相帮助，没有等级观念，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思想单纯，心情舒畅。从不攀比谁的父亲是多大的官、谁家有钱，小学阶段育人比知识教育更为重要。 2.养成“整齐”“整洁”等好习惯， 爱护公家财产 老师上课说的第一句话是“Netjes.”。Netjes 是整齐、整洁的意思。老师会要求同学们书本要整齐，衣服要挂好，东西不乱放，书包、衣服挂在指定地方，要求学生从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课本是学校发的。老师要求同学们自己包书皮，每本书都要包得有棱有角，美观、整齐，并告诉我们要把这些书本交给下一年级继续使用，所以要保持净，不许在书上乱写乱画。平时我们用铅笔记笔记，在书本上轻轻地注解是可以的，等到升入下一年级时，老师才发给我们平时不许用的橡皮，让我们把弄脏的页片全都擦干净，把书皮取下来。假如书本里边脏了要报告，老师会在书面打个 “×”，意思是这本书不再往下一届传，要换新的。 这并不代表学校缺钱，而是学校的教育方式，培养学生爱护公物、注意节约的良好习惯。  1940 年爪哇茂物荷兰中华第二小学五年级班（教师是三姨夫，前排右四是我）。 3.友善相处、礼貌待人，尊敬老人 礼貌待人、妇女优先。在公交车上，年轻男人自觉地为女士、老人等弱势群体让座。在公共场合，进大门时，把门打开请后面的人先进。 4.做事有始有終 课堂作业要在教室里按规定时间完成，不准带回家。一天上八节课，从早晨一直到下午两三点。功课万一做不完，老师会陪着学生下课后留下来，让学生做完，学生从来不交白卷。这让我养成了每件事开始前要想清楚，做起来了就必须坚持到底，不得半途而废的良好习惯，这个习惯使我受益终身。 以上四点造就了我一生的定型思考途径： ( 1 )人活着做事要为国家、为他人创利。 ( 2）照顾别人比照顾自己要强、尊重他人。 ( 3）办事要做到底，不得中途停下。 ( 4）一物两用、一物多用。 随着家庭的搬迁，之后我进入茂物荷兰小学学习，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茂物荷兰小学读四年级时，我住在姨父家，他是该校的教师，我跟着他一起上学校。每晚我见到姨父在改完作业后还在埋头学习。我问他：“学习什么？”他告诉我正在准备考低年级教师证书，学校规定，小学老师首先要有教高年级的经验，然后进行资格考试，合格后才有资格教小学一、二、三年级。这就是荷兰的教育方式，他们对低年级孩子的启蒙教育非常重视。他们的宗旨是，教育出来的公民，要有道德、尊重他人，要爱国、要为国家办事。 当时苏加巫眉小学是由日本人控制的，我在这里读六年级。父亲和我们团聚后，为了不忘母语，他开始学中文，母亲请了一位中文老师给我们补习，还请了一位钢琴老师教几个妹妹学钢琴， 此外还请了小提琴老师，教我和大哥拉小提琴。我很喜欢音乐，觉得找到了心灵的归宿。我努力学习，老师很器重我。我的音乐修养和爱好，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后来搬回雅加达读中学时，我自己找了一位白俄罗斯藉老师，继续教我小提琴，我也经常和他去欣赏音乐会。我演奏小提琴有 了很大进步，还参加了当地基督教华人的管弦乐队，曾担任第一小提琴手，在印尼广播电台演出几场。 在艰难的人生旅途中，我又多了一位精神伴侣——音乐。  1946 年舅舅送给我的小提琴(1710 年意大利制造)。 我心爱的 Stradivarius 小提琴一直伴随我回国，可惜“文化大革命”中批判我是资产阶级孝子贤孙，拉琴是修正主义，只好把小提琴收藏起来不敢演练。抄家之前，这把小提琴已经转移到了一个朋友家中，我的留声机和近百张古典音乐唱盘被抄走，在印尼广播电台演出的那张照片也变成了崇洋媚外的反面证据，被他们抄走了，这让我痛心不已。 回国后小提琴一放就是六十多年，我的手指也僵硬了，再也不敢演奏。但是我却没有放弃对音乐的喜爱。当时音乐老师常给我讲肖邦、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等音乐家的故事， 为我一生的音乐欣赏能力奠定了基础。每当听到大师们的音乐，我都会感动得热泪盈眶并陷入久久的回味之中。 中学时期 ( 1945— 1950年) 1. 峥嵘岁月在巴城中学 日本投降后，受进步思想的影响，我从国民党控制的八华中学转到亲共产党的巴城中学念书。这是一所进步的左派学校。 学校的师资阵容强大、教学质量高，我从初三一直读到高三结束。我偏重理科，在巴城中学打下了较坚实的数理化基础，开始接受爱国主义的进步思想，并参加了学校的一系列的爱国活动与社会工作，奠定了要回祖国继续升学的理想。 在巴成中学，我遇到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教我语文的钟仕明老师。他对我的影响很大，经常给我们介绍一些有进步思想的书籍，在我心中播下了向往红色中国的种子，为我毕业后选择人生路打下了思想基础。没有钟老师的教导，就没有我日后毅然回国的决心。我参加学生会工作，时时听钟老师的指导，后来，我才知道钟老师是从国内来的，是个立场鲜明的爱国主义者。 从入学的那一年起，我就参加了该校的学生自治会并进入领导层，和当时的学生自治会主席张瑞元同学一起奋斗，我们一直是由李易洪和钟仕明老师直接授意。我回国后才听说，这几位老师是从国内派往印尼抓教育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学治会工作较忙，又乱又杂还有被逮捕的危险，因此我在学习上耽误了不少时间。但一种责任感和光荣感在鼓舞着我，使我不遗余力地做起同学们的组织发动工作。 2.协助“建校委员会”发起“百盾募捐”活动，兴建校舍 补贴学校的日常支出和教师们的生活费。发动学生向自己的家庭求助，组织童子军向社会、向华人企业家募捐。以慈善事业的方式推销我校同学自己排练的进步话剧门票。 巴城中学是在 1945 年 12 月创建的一所无校舍的学校，长期借用三所华侨学校上课。1948 年，我们发起“百盾募捐”活动，将募集所得交付建校委员会，第二年我们便搬进自己的新校舍。 3.协助组织排演进步话剧 我协助团体做好演出工作，以获得最好的宣传效果和较高的卖座率。四年中，演出过《金声玉振》《演出之前》《父归》《法西斯细菌》《回去》《毕业前》《万世师表》等单、多幕进步剧目，得到了华人的喝彩和我国驻印使馆的表扬。我还把演出地点从华人街的中华剧院搬到当时只有白种人和社会名流光顾的特别豪华的荷兰皇家大剧院(Koningklijke Batavia’s Schouwburg)，扩大了宣传效果。我们的演出，扩大了中国话在印尼的影响力，也让雅加达各个阶层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 4.进步报告 为提高同学们的政治觉悟，加强对祖国的热爱，我组织学生队伍示威游行，也组织过童子军为受本地土人抢、杀、烧的华人募捐。我还请求保安队(华人自卫组织)派人保护华人免遭反华暴行的伤害，组织学生听取印尼共领导人的报告和参加我国解放日的庆祝会和我国首任驻印尼大使的报告会等。这些活动激发了我的爱国热情，对我日后选择回国报效国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5.协助组织参加庆祝胜利游行 从物资和人力上协助同学正确认识祖国的解放战争和局势。宣传工作的媒介包括壁报、油印刊物以及出版报刊等多种形式。毕业前我还担任过印尼中学生联合会的报刊发行部负责人。这份进步刊物由学生主编，宣传祖国解放战争，报道革命形势，向学生宣传进步和爱国思想。我参加的学生自治会工作，使自己牢牢地确立了今后的人生目标：把青春贡献给祖国的建设事业。 大学时期 (印尼工科大学 ,1949—1950年) 高三毕业，我又在雅加达的印尼中学(荷兰中学)读了三个月，继续学习印尼文与荷兰文。三个月后，我毛遂自荐找到校长，提出到万隆的印尼工科大学(荷兰大学)就读。他看我懂荷兰文，成绩又不错，当即同意，为我开了介绍信，推荐我去印尼大学深造。这件事情在现在看来有些不可思议，但是在当时的印尼，中学校长就有这么大的权力。就这样，在印尼中学校长的推荐之下，我进入印尼工科大学攻读水利系。这所大学的教学大纲，和课程设置与荷兰本土的德尔夫特大学毫无两样，师资几乎是清一色的荷兰人，此外还有少许华人和印尼人当助教。 学校使用荷语教材、荷语讲课。我在这所大学读了约半年后退学准备回国。（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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