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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文化与文学已开始了民族存亡背景下的外部与内部双重的现代化努力。《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论证，许多观念的现代性变革，其起点在1898年前后发生。 甲午战争失败后，知识分子意识中的民族危机感日益强化，这对民族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严复的译著将西方19世纪主要思潮的一部分介绍到中国，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标举进化论思想的《天演论》。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以近代科学的眼光来思考民族命运，从人类世界的发展历史中看到了古老的中华民族正面临被淘汰的民族危机，有了对自身的深深的不足感，于是有了强烈变革的要求，有了追随日本明治维新的想法，有了学习西方工业化国家的自觉。 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1922）中指出：“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他所说的第二期的时间“从甲午战役到民国六七年间”，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的先导期基本一致。 这一历史阶段从社会的组织结构上寻求变革，必然要触动文化，带来文化机制的变化，从而影响到文学。 | 晚清王朝尽管在新政措施上左右摇摆，但还是颁布并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文化生产的法律。1906年的《大清印刷物件专律》，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规定给予臣民言论、著作、岀版等有限自由。1910 年颁布《著作权章程》。1911年颁布《钦定报律》。同年《大清民律草案》完成，虽未及公布，但它是民国初年暂行民法典的蓝本。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更明确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并且先后颁布《中华民国出版法》《中华民国著作权法》《著作权法注册程序及规费施行细则》，这些法律从制度层面保障和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 | 第二，报刊、书籍等现代出版业的发展。 | 维新时期发生过作用的报刊传媒，在清末的十年里有了相当的规模，在民国更是大步地前进。从1901年到1921年的20年里，报刊的数量增加了10倍左右。据统计，1902-1917年，以“小说”命名的杂志就创办过27种（含报纸1种），仅据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收录1898-1911年出版的小说（含翻译） 就有1145种。《孽海花》《玉梨魂》印数达两万部。这些均为文学的现代化发展准备了充足的外部条件。 报刊编辑在栏目、体裁、题材、主题上都追求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力，以保证其畅销，刺激文学的发展。报刊繁荣与政治的封建色彩褪减及文学的现代化同步进行着。 从1904年起，出版重心已经转移到民营出版业。与官办和教会岀版事业不同，民营出版业向产业化方向发展，受制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它与大众的文化需求保持着联系，决定了现代出版业的大众性与平民化的民主特性。它给以具有现代思想的独立知识分子为主的、进行文学创作的人提供了重要的公共空间，为文学的现代性实现创造着机会。这种出版状况一直延续到1949年，保持了50年一贯的机制。 | | 第三，现代社会分工在文学创作队伍方面率先实现。 | 1905年废科举的新政措施将一批读书人抛到了独立知识分子的境地，另有一批知识分子从官场退出也转入了自由撰稿人行列，上海、天津等现代都市形成的过程为自由撰稿的知识分子提供着活动空间，一些接受新式教育的人与上述两种知识分子一起活跃在文学领域。晚清四大小说杂志的编辑者和主要撰稿人梁启超、李伯元、曾朴、徐念慈、黄摩西等和周树人兄弟即是代表。 |
在报刊传媒繁荣、出版业平民化和自由的文学撰稿人队伍出现的基础上，文学接受机制也发生了变化。 朝廷的策论变为报刊上的自由论述，小说由对说书人叙述表演的欣赏变成了阅读的理解。 文学接受者的队伍随着维新、立宪和革命的进展而日益扩大，同时伴随着社会思潮的迅速更新，市场机制的调节，文学接受者也唯新是鸯，推动着文学自身的变更。 |
参考文献：朱栋霖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12》（上册）导言（文章标题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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