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国传统钱币学的学术定位与类属研究

古泉文库 2022-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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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钱币学在中国传统的学术体系中虽然只是一个很小的门类，但其学术定位与类属问题却长期未能得到妥善解决，这种情况在传统书目中的体现，就是其著作的归类经常处于不断调整和变动之中，直到清代民国时期才逐渐确定下来。这种现象首先是由钱币学自身的性质及其发展的历史轨迹所决定的，另外，钱币学著作归类的演变还与传统四部分类法的发展和完善，以及金石学著作归类的不断调整和集中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

关键词：钱币学著作；传统书目；学术定位；类属

“钱币学是从文化的意义上对钱币开展研究的一门学科”，其内容既“包括对钱币实物的研究，也包括对钱币实物内在所蕴藏的，或者说是钱币背后所蕴含的非物质文化的研究”。根据相关文献的记载，早在南北朝时期，我国就已经产生了顾烜的《钱谱》等钱币学研究的专门著作。此后，唐、宋、元、明诸朝之继起者不绝如缕，封演的《续钱谱》、洪遵的《泉志》、费著的《钱币谱》与《楮币谱》，以及胡我琨的《钱通》等著作也相继问世。及至清代、民国时期（特别是清代中期以后），钱币学研究更是臻于极盛，各种著作也如同雨后春笋一般纷纷涌现，这些著作主要包括梁诗正等人奉敕所撰的《钦定钱录》、翁树培的《古泉汇考》、初尚龄的《吉金所见录》、倪模的《古今钱略》、李佐贤与鲍康的《古泉汇》及《续泉汇》、丁福保的《古钱大辞典》和《历代古钱图说》等。

随着钱币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人们对钱币学自身的性质及其学术定位的认识也在逐渐提升，并日趋科学和准确。这种变化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历代钱币学著作在传统书目中归类的不断调整和演变。由于中国的古典目录学素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因此历代文献书目的分类情况都与编纂者所处时代的整体学术态势密切相关，并在很大程度体现了当时的学者们对于不同领域的学术研究之性质和价值的看法。所以通过对历代钱币学著作在传统书目中归类的梳理，也就可以大致搞清钱币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的具体位置和主要作用。

一般来讲，钱币学在中国传统的学术体系中通常被看作是金石学的一个分支领域。不过由于金石学研究所凭借的材料载体较为特殊，其所关涉的内容范围又非常之广，所以金石学著作在传统书目中的归类一直较为繁杂。在这种状况之下，历代学者对钱币学著作之性质和学术归属的判断也就必然会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若要真正搞清钱币学著作在传统书目中归类的流变情况，就必须先对金石学著作的归类情况作出一定的考察。

一、历代金石学著作在传统书目中的归类与调整

中国古人对于金石器物的关注和研究起源甚早。两宋时期，金石学即得以形成和确立。有清一代，金石学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极为繁盛。长期绵延不断的研究使得各种金石学著作接踵而出，其总体数量亦颇为可观。而对于金石学自身的性质及其在整个学术体系中的定位问题，历代书目的编纂者也通过对传统典籍分类方法的不断调整而作出了积极的探索。为了大致理清这一问题的基本脉络，现将中国历代金石学著作在14部传统书目中的归类情况列表如下：

从上表所列内容可以发现：

就总体而言，金石学著作在传统书目中的分布是极为散乱的。它们的位置不仅遍及经、史、子、集四部，而且还涉及了四部之下的众多二级类目。其中金石学著作在史部和子部的具体归类情况又远较经部和集部更为复杂，这些著作在不同的书目中先后被分置于史部的谱系类、目录类、传记类、国朝史类、谱录类、食货类、别史类、霸史类、地理类、金石类以及子部的农家类、小说家类、类书类、艺术类、释氏类、谱录类、杂家类等多达16个二级类目之下。在未按四部法分类的书目中，这些著作同样被归入了多个类别。

金石学著作的分布虽然总体较为散乱，但如果从纵向的历史演进和学术发展的角度来进行考察，就会发现这些著作在不同书目中的归类大体上经历了一个由复杂凌乱到渐次集中的过程。具体来讲，唐代及其以前的金石学著作主要是对石经和各种碑文的汇录，因此《新唐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新唐志》，其余史志目录亦同此例）及其以前的书目主要将金石学著作归入了经部和集部之中。两宋以来，随着金石学著作数量的快速增加及其内容的不断丰富，此类著作的归类情况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在《郡斋读书志》及其以后的书目中，史部、子部所收的金石学著作不仅数量有了明显的增加，而且其在各书目所收全部金石学著作中的比例也在逐渐上升。虽然如此，但经部仍是金石学著作的一个重要归属，而各书目的集部也同样都收有此类著作。

明清时期，尤其是在清代，随着金石学研究的持续发展和不断深入，此期的学者们对于金石学著作之性质和价值的认识也渐趋一致，这种认识表现在当时的传统书目中，就是金石学著作的归类开始出现了日渐集中的趋势，其地位不断得以提升，独立性也在逐步增强。在这一时期的许多书目中，金石学著作的分布虽然仍是遍及各部，但其归属却大都有一个最主要的类别，而且归入这些类别的著作占该书目所收全部金石学著作的比例也非常之高，例如《文渊阁书目》的法帖类（83%）、《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四库提要》）中史部目录类的金石之属（53%）、《孙氏祠堂书目》的金石类（75%）以及《书目答问》中史部的金石类（59%）等，而《明志》更是将其所收录的7部金石学著作全都归入了子部艺术类中。另一方面，从以上几个主要类别的名称及其在各自书目中的地位来看，《文渊阁书目》虽将法帖类设为一级类目，但以“法帖”来统称大量的金石学著作总是难免牵强之嫌。相比之下，同为非四部分类法的《孙氏祠堂书目》则在继续为金石学著作保留一级类目的同时，又进一步将这一类目明确地命名为“金石类”，从而使此类著作有了一个更为贴切的名称。《四库提要》鉴于当时金石学研究的兴盛和前代书目为金石学著作单独设类的先例，于是也在史部目录类下设置了三级类目“金石之属”，这种做法“虽不无道理，但还未到本源”。而在《书目答问》中，“金石之属”已经变成了“金石类”，三级类目也被提升为直接隶属于史部的二级类目，显示了传统书目中“金石单立一类，势之必然”的结构调整方向。

另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四库提要》将其所收录的金石学著作主要归入了三个类别：“以集录古刻，条列名目者，从《宋志》入目录；其《博古图》之类，因器具而款识者，别入谱录；石鼓文音释之类，从《隋志》别入小学。”而《书目答问》则撤消了谱录类，将金石学著作大都归入了经部和史部的金石类。这两种书目的归类方式在当时颇具代表性和影响力，清代中后期乃至民国年间的大多数传统书目都是依照《四库提要》或《书目答问》的成法而进行分类的。

二、钱币学著作在清代中期以前传统书目中的归类情况

在分析了金石学著作的归类情况之后，我们再来看看钱币学著作在传统书目中的归类情况。作为金石学的一个分支领域，钱币学著作的归类不仅深受金石学著作归类的影响，而且还与钱币学自身的发展历程以及传统书目的不断完善密切相关。在清代中期以前，钱币学的发展总体上较为缓慢，始终没有形成大规模的研究热潮，相关著作虽然代有所出，但其数量则非常有限。在这种状况之下，传统书目的编纂者一般也不会对该领域的著作给予太多的关注，再加上金石学著作的归类虽然在不断调整和趋于集中，但却始终没有得到完全固定和统一，因此钱币学著作的归类也就难免会比较繁杂和散乱。为了更好地展示和说明这种状况，现将历代钱币学著作在清代中期以前14部传统书目中的归类情况列表如下：

通过对上表的考察我们不难看出：由于钱币学著作自身的性质与经部、集部相去甚远，因此以上14部传统书目都将其所收录的相关著作归入了史、子二部。从这两大部类所收著作的具体情况来看，子部明显多于史部，反映出清代中期以前的学者们主要是将钱币学著作作为子部书籍来看待的。另外，从上表中也可以发现，《国史经籍志》和《千顷堂书目》仿《通志·艺文略》，将钱币学著作归入了史部食货类（《通志》作“史类食货之属”），《绛云楼书目》仿《直斋书录解题》，将钱币学著作归入了子部杂艺类，而《新唐志》和《宋志》均在其子部的农家类和小说家类收有一定数量的钱币学著作……这表明在对钱币学著作的归类问题上，不同时代的书目之间具有一定的渊源嬗递关系。

尽管以上14部传统书目对钱币学著作的归类并非毫无章法可循，但就总体而言，此类著作的归类情况还是相当混乱的。首先，在清代中期以前，钱币学著作的数量虽然十分有限，但这些著作却被分置于史部的谱系类、故事类、食货类、传记类和子部的农家类、小说家类、谱录类、类书类、杂艺类、算法类等多达10个内容各异的二级类目之下，而其中的谱系类、传记类、类书类和算法类等许多类别自身的性质与钱币学著作几乎是毫不相关的，后者在这些类别中也大都只是作为附庸而存在的。其次，从单个书目的具体情况来看，同样是钱币学著作，但《新唐志》却将其所收录的两部著作分置于子部之下的农家类（顾烜《钱谱》）和小说家类（封演《续钱谱》）；而《宋志》则更进一步，竟将其所收录的9部钱币学著作分别归入了史部的传记类（洪遵《泉志》、张甲《浸铜要录》）以及子部的农家类（封演《续钱谱》、张台《钱谱》、于公甫《古今货泉图》）和小说家类（顾烜《钱谱》、董逌《钱谱》、李孝友《历代钱谱》、陶岳《货泉录》），不仅涉及3个二级类目，而且还跨越了史、子两大部类。再次，如果我们继续深入考察这些书目所收钱币学著作的具体情况，就会发现同一部著作在不同书目中所归属的类别总数是比较多的。比如南朝梁顾烜的《钱谱》曾先后被归入谱系类（《隋志》）、农家类（《旧唐志》、《新唐志》）、食货类（《通志·艺文略》、《国史经籍志》）、谱录类（《遂初堂书目》）和小说家类（《崇文总目》、《宋志》）等5个类别之中；而宋代洪遵的《泉志》也被不同的书目归入了谱录类（《遂初堂书目》）、杂艺类（《直斋书录解题》、《绛云楼书目》）、故事类（《文献通考·经籍考》）、传记类（《宋志》）、算法类（《文渊阁书目》）和食货类（《国史经籍志》）等6个类别之下。凡此种种，无不反映出钱币学著作在清代中期以前传统书目中的归类是相当混乱的。

以上钱币学著作的归类之所以如此混乱，其原因首先来自于钱币学本身的一些特点。由于该学科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因此历代学者对其性质的看法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就为钱币学著作的归类平添了很大的难度：以钱币的现实功用而论，此类著作应当划入与食货经济有关的类别，比如南宋郑樵在《通志》中就曾说：“货泉之书，农家类也。”并将其所收录的钱币学著作归入了史类食货之属。对于那些记述钱币法规的著作，则可以归入与典章制度有关的类别，比如明人方以智在《通雅》中就将钱币学著作视为“纪钱制者”，其“意思即是钱币著述当述历代币制，实质上钱币著述成了币制史”。另外，如果以钱币的材料质地而论，则此类著作又可以和其他金石学著作置于一处，实际上清代中期以前的学者们也主要是从这一角度出发来给钱币学著作归类的。不过由于金石学著作在传统书目中的归属和地位迟迟难以统一和确定，而钱币学著作作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总体数量又非常有限，难以引起编目者足够的重视，因此其归属的混乱自然也就在所难免了。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中国古代学术体系中的学科界限并不是特别分明，而传统典籍的四部分类法在清代中期以前还不够完善，因此历代目录学家也往往会将少数与钱币相关的其他书籍当作钱币学著作来进行归类。比如唐代张说的《钱本草》实际上是一部“以钱喻为药，略述用钱之利弊”的劝世之作，但其在《通志·艺文略》和《国史经籍志》中却被与各种钱币学著作置于一处，这种做法无疑又会对后者的科学归类形成一定的干扰。由此可见，对于传统书目的编纂者来说，钱币学著作的归类的确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上述历代书目之所以多将钱币学著作归入子部，恐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子部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庞杂的部类，而钱币学著作的性质又比较复杂，在其他部类中难以找到较为妥当的位置，所以才被划入了子部之中。

三、钱币学著作在清代中期以后传统书目中的归类情况

从清代中期开始，钱币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高度繁荣的新阶段，研究队伍迅速壮大，各种著作接踵而出，其规模和水平已经远远超越了此前的任何一个时代，并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的关注。另一方面，随着《四库提要》等书目的问世，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在此期不断趋于完善和定型，同时金石学著作在各种书目中的归类也变得更为科学和合理。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之下，钱币学著作的归类必然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为了更好地展示和说明这种变化，现将历代钱币学著作在清代中期以后14部传统书目中的归类情况列表如下：

总体来看，在清代中期以后的传统书目中，钱币学著作的归类情况显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观，其集中程度也较以往大为提高，这些著作基本上都被归入了史部的政书类、金石类和子部的谱录类三个二级类目之下，就这三个类目的性质而言，将钱币学著作归入其中显然也比在此前的书目中归入其他类别相对更为合理。那么，钱币学著作的归类为什么会在清代中期以来的书目中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呢？这是由于此期钱币学研究的高度繁荣和相关著作的不断涌现，促使当时的学者们对此类著作的性质和价值作出了积极的探索和深入的思考，并最终获得了越来越明确和清晰的认识。与此同时，随着传统四部分类法的不断完善，金石学著作的归类也在不断进行调整和趋于集中，受其影响，钱币学著作归类的调整和集中也就成了一种必然的趋势。

具体而言，《四库提要》是一部集前代研究之大成的目录学巨著，影响极为深远。该书目将其所收录的7部钱币学著作分别归入了史部的政书类和子部的谱录类，其中前者收录的主要是一些与钱币政策法规和钱币的铸造发行等有关的著作，而后者收录的则主要是以记录和研究具体钱币实物为主的著作。由于《四库提要》系官修之书，同时其对钱币学著作的归类也较以往有所改进，因此在该书目问世之后的近百年间，目录学界几乎“未有敢违背其成法者”，纷纷将钱币学著作归入了政书类和谱录类之下。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清代中期以前仅有《遂初堂书目》将钱币学著作归入谱录类，而在此之后这一类目却成为收录钱币学著作最多的类目之一。如此看来，钱币学著作的归类似乎在《四库提要》中就已经完全确定了，但问题却出在谱录类本身的设置上。《遂初堂书目》创设“谱录”一类，其目的是为了收录那些“古来旧目遂不能该”的“附赘悬疣”之书，而《四库提要》的做法则近乎是“只要书名中有谱有录，通通进了'谱录’”，使其成为一个“别类殊名，咸归统摄”，“以收诸杂书之无可系属者”的大杂烩似的类别，从而大大降低了谱录类存在的合理性，违背了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宗旨，并引发了后代学者诸多的批评。有鉴于此，《四库提要》之后的不少书目（如《书目答问补正》等）都撤消了“谱录”这一类别。既然谱录类已经不复存在，那么原先收入此类的钱币学著作自然也就需要寻找新的归宿了。

在谱录类之外，史部的政书类是《四库提要》收录钱币学著作的另一个主要类别，不过由于中国历代的钱币学著作大都是以对具体钱币实物的记录和研究为主，其中与钱币政策法规和钱币的铸造发行等有关的著作毕竟只是少数，所以在政书类之下也仅能收录后一类的钱币学著作。另外，从钱币学著作在《四库提要》之前的传统书目中所归属的各个类别的情况来看，这些类别的性质要么与钱币学著作格格不入（如《隋志》的“谱系类”、《宋志》的“传记类”等），要么与钱币学著作的联系十分微弱（如《千顷堂书目》的“食货类”等），因此也不适合作为此类著作新的归宿。

既然如此，那么考虑到钱币学总体上属于金石学这一层因素，原先归在谱录类的著作是否可以划入《四库提要》收录金石学著作的另一个主要类别，即史部目录类的金石之属呢？答案是完全可以。由于中国古代的钱币大都是以金属铸造而成，符合金石学著作的研究对象在材质方面的要求；加之在清代中后期，前代的钱币学著作已经亡佚殆尽，而此期的钱币学研究受到考据学风的影响，已经成为“羽翼史志之一助也”，这与金石学作为证经订史之工具的研究目的也大体一致。所以将钱币学著作与其他金石学著作归为一类，不仅是完全合理的，而且也是十分必要的。虽然如此，但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由于金石学“研究之对象为金石之器物或文字，目的在求得其所代表之历史事象，而于分类编目之道非所特重，用意或与目录学家有殊”，再加上金石学“在学术界限上久已对目录学宣告独立”。因此《四库提要》将金石之属置于目录类下这一做法本身并不十分妥当，而且也不能充分反映当时金石学发展的实际情况。清代后期以来，随着金石学研究的持续高涨和相关著作的大量涌现，越来越多的传统书目已经突破了《四库提要》的藩篱，将原本系于目录类下的金石之属提升为直接隶属于史部的二级类目。而在钱币学著作的归类问题上，清代后期和民国年间的许多传统书目也对《四库提要》的做法进行了修订，纷纷将钱币学著作归入了史部之下的金石类中。这样一来，金石类就成为此后收录钱币学著作的另一个主要类别，而且这一类别也是绝大多数钱币学著作在传统书目中最为恰当的一个归宿。

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历代钱币学著作在传统书目中的归类大体上经过了一个由复杂凌乱到渐趋集中、由随意性较大到科学性较强、由完全处于附庸地位到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类目重要组成部分的漫长演变过程。这一过程首先是由钱币学自身的发展轨迹，特别是其在清代中期以后迅速走向繁荣的突出表现所决定的。另一方面，钱币学著作归类的演变又与传统四部分类法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以及金石学著作归类的不断调整和集中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通过对这一过程的梳理，我们既可以大致搞清钱币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的位置和角色，同时也可以借此来管窥中国古代学术的动态发展过程在传统目录学中的反映和投射。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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