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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常熟藏书家钱曾的《读书敏求记》是一部重要的解题目录，笔者曾撰《〈四库全书总目〉与〈读书敏求记〉》一文（《图书馆杂志》2012 年第 3 期），从图书收录与提要撰写两个方面分析了《总目》与《读书敏求记》的关系，指出《总目》的编纂充分利用、吸收了钱曾《读书敏求记》的成果。但当时有一个疑问未能解决，即为什么《读书敏求记》这样一部非常重要、且四库馆臣极为倚重的书目未能抄录进《四库全书》，而仅仅只是著录于《四库全书总目》的“存目”中呢？  近日在考察《四库全书》编纂与图书禁毁的关系时，忽然悟到，《四库全书》不收录《读书敏求记》，或因为《读书敏求记》中有关钱谦益的记载太多的缘故。 钱谦益为明末清初著名藏书家，家有绛云楼以藏书。后绛云楼毁于大火，所遗书籍，钱谦益尽数赠给族曾孙钱曾。因此《读书敏求记》中，所记绛云楼、钱谦益（书中尊称“牧翁”）之事甚多。今通过“中国基本古籍库”搜索《读书敏求记》（清雍正四年松雪斋刻本，本文所引该书文字均见此本）中“牧翁”一词，竟有47条记录。搜索“绛云（楼）”一词，也有12条记录。还可以搜到“钱受之”（钱谦益字受之）等记录。 如卷二《唐会要》提要记道：“明初人钞。绛云藏本勘过。”卷二《洛阳伽蓝记》提要记道：“予尝论牧翁绛云楼，读书者之藏书也。”又云：“绛云一烬之后，凡清常（引者注：清常即赵琦美，亦为常熟著名藏书家）手校秘钞书都未为六丁取去，牧翁悉作蔡邕之赠。”卷四《松陵集》提要记道：“此从宋刻影录，前二卷犹是绛云烬余北宋椠本。” 再如卷一《方言》提要云：“旧藏宋刻本《方言》，牧翁为予题跋，纸墨绝佳。”卷三《邵子皇极经世观物篇解》提要云：“忆己丑春杪，侍牧翁于燕誉堂，适见检阅此册。余从旁窃视，动目骇心，叹为奇绝。绛云一烬后，牧翁所存书悉举以相赠，此本亦随之来。”卷四《白氏文集》提要云：“戊子、己丑，予日从牧翁游，奇书共欣赏，骇心悦目，不数蓬山。”  此外，《读书敏求记》还常用“公”来指称钱谦益，如卷三《天元玉历森罗记》十二卷提要云：“此是牧翁早年手录，凡疑误字标题于上。暮年则笔力老苍，字法俱橅东坡，与此截然两手。公悉以前后诗文稿付余，故余认之最真。”  钱谦益像。绛云楼烬余藏书多予钱曾 《读书敏求记》中不仅有大量有关钱谦益藏书、抄手、校书、读书等事 的记载，还记有一些轶事，如卷二《重编义勇武安王集》提要记道：“辛丑孟冬初旬，吾邑西乡迎关神赛会。先期，王示梦里人云：‘红豆庄有警，廿八至初二须往护持，过此方许出会。’是日牧翁赴李石台使君之约，入城止宿山庄。其夜盗至，而公无虞，王之灵实庇焉。公斋心著是书者，盖所以答神佑也。” 这类记载，在《读书敏求记》中极为常见。 然乾隆帝极为厌恶、鄙薄钱谦益。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谕旨道：“前因汇辑《四库全书》，谕各省督抚遍为采访。嗣据陆续送到各种遗书，令总裁等悉心校勘，分别应刊、应钞及存目三项，以广流传。第其中有明季诸人书集词意抵触本朝者，自当在销毁之列。节经各督抚呈进，并饬馆臣详细检阅。朕复于进到时亲加披览，觉有不可不为区别甄核者。”乾隆帝特别以钱谦益为例：“如钱谦益，在明已居大位，又复身事本朝。而金堡、屈大均则又遁迹缁流，均以不能死节，腼颜苟活。乃托名胜国，妄肆狂狺，其人实不足齿，其书岂可复存？自应逐细查明，概行毁弃，以励臣节而正人心。”（《四库全书总目》卷首一《圣谕》）乾隆帝明令要求禁止在《四库全书》中录用钱谦益著作。  钱谦益入清后常生东京梦华之叹，于题跋中多有流露。图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8月即将出版新辑重排《绛云楼题跋》   （左：牧斋初学集；右：牧斋有学集） 《读书敏求记》不是钱谦益的著作，自然不在被禁之列。但问题在于，如上所述，书中记载钱谦益事迹甚多，《四库全书》自然无法直接照抄。但如简单删去与之有关的记载，则全书将支离破碎，乃至不可卒读。如将“牧翁”等词代之以其他人物或词语，则改不胜改，而且无法掩饰。而对于《四库全书》、尤其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来说，《读书敏求记》确实又是非常重要的目录著作，我们从《总目》对该书的大量引用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例如仍是通过“中国基本古籍库”搜索，可以查到《总目》直接征引《读书敏求记》的有 80 处之多。而且《读书敏求记》的有些内容是其他图书无法替代的。这是四库馆臣面临的难题。 好在乾隆帝在上述谕旨中还说了这么一句：“若汇选各家诗文内有钱谦益、屈大均所作，自当削去，其余原可留存，不必因一二匪人，致累及众。”这就是说，只要删除钱谦益等忌讳字眼，收录钱谦益诗文、记载钱谦益事迹的著作，仍可保留。这是就诗文选本说的，但其他著作可以照此原则办理。 在这种情况下，四库馆臣最好的选择就是将《读书敏求记》排除在《四库全书》之外，但同时在《总目》中根据需要引用《读书敏求记》之文。 《总目》引用《读书敏求记》，如果不涉及钱谦益之人，则可根据需要照录。这一点无须解释。如所引之文涉及到钱谦益其人，则四库馆臣会着意避开。 如旧本题汉严遵撰《道德指归论》六卷，《总目》云：“钱曾《读书敏求记》云：‘曾得钱叔宝钞本，自七卷至十三卷，前有总序，后有“人之饥也”至“信言不实”四章。’” 我们如核对《读书敏求记》原文，发现原文是这样写的：“牧翁从钱功甫得其乃翁叔宝钞本，自七卷讫十三卷。前有总序，后有‘人之饥也’至‘信言不实’四章。”钱功甫即钱允治，字功甫。明吴县人，文学家、画家。钱叔宝即钱允治父亲钱穀，字叔宝。父子两人均好藏书。钱谦益《列朝诗集》记钱穀读书、藏书事迹云：“少孤贫，游文待诏门下，日取架上书读之。晚葺故庐，读书其中。闻有异书，虽病必强起，匍匐借观，手自抄写。几于充栋， 穷日夜校勘，至老不衰。”（丁集卷八小传）钱曾《读书敏求记》记钱功甫读书、藏书事迹云：“功甫名允治，老屋三间，藏书充栋。其嗜好之勤，虽白日检书，必秉烛缘梯上下。所藏多人间罕见之本。”（卷四刘勰《文心雕龙》提要） 将《总目》的这段引文与《读书敏求记》原文相比较，可知《总目》删去了《道德指归论》一书来源的说明。之所以删去，就是因为此书得自钱谦益。《道德指归论》收入了《四库全书》，其书前提要也已经删去钱谦益的名字。 再如《总目》卷八十九《通鉴博论》提要云：“钱曾《读书敏求记》曰：‘下卷图格中，于至正二十六年丙午书廖永忠沈韩林儿于瓜步。大明恶永忠之不义，后赐死。此非宁王之书法，而太祖之书法也。德庆一案，尽此二十一字，又何他词之说’云云。” 而钱曾《读书敏求记》原文为：“下卷图格中，独于至正二十六年丙午书廖永忠沉韩林儿于瓜步。大明恶永忠之不义，后赐死。牧翁云：‘此盖宁王奉圣祖意，特标此一段，以垂示千万世。不然，安敢以开国大事自立断案乎？’予谓沉于瓜步，记其地也。大明恶永忠之不义，痛絶之也，后赐死。明当时未蔽厥辜，而后终以此正其罪也。此非宁王之书法，而圣祖之书法也。 德庆一案，尽此二十一字中，又何他辞之说欤。”两相比较，可知《总目》 略去的正是钱谦益所说的一番话。 如宋朱长文撰《琴史》六卷，《读书敏求记》云：“牧翁录其中董庭兰一则，以辨房管之受诬，最为有识。他如宋太祖谓五弦之琴，文武加之以成七，乃留睿思而究遗音，作为九弦之琴，五弦之阮，苟非伯原此书，不复知琴有九弦者矣。” 《总目》卷一百十三《琴史》提要云：“钱曾《读书敏求记》但录其载太宗九弦琴条，以为异闻，其实可资博识者不止是也。”《总目》略去了钱曾所引与钱谦益有关的董庭兰一则。 《总目》卷五十七《古列女传》七卷《续列女传》一卷提要云：“钱曾《读书敏求记》曰：‘此本始于有虞二妃，至赵悼后，号《古列女传》。周郊妇人至东汉梁嬺等，以时次之，别为一篇，号《续列女传》。颂义大序，列于目录前。小序七篇，散见目录中间。颂见各人传后。而传各有图，卷首标题“晋大司马参军顾恺之图画”。苏子容尝见江南人家旧本，其画为古佩服，各题其颂像侧者，与此恰相符合，定为古本无疑’云云。此本即曾家旧物，题识、印记并存。验其板式纸色，确为宋椠，诚希觏之珍笈。” 此段见《读书敏求记》卷二，文字与《总目》无甚出入，但在“定为古本无疑”之下，尚有如下一段文字：“千载而下，睹此得存古人形容仪法，真奇书也。牧翁乱后入燕，得于南城废殿。卷末一条云：‘一本永乐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苏叔敬买到。’当时采访书籍，必贴进买人氏名，郑重不苟如此。内府珍藏，流落人间，展转得归于予，不胜百六颷回之感。”据此可知，《总目》所谓“曾家旧物”，实为钱谦益旧物。钱谦益《绛云楼书目》卷一（清嘉庆抄本）著录“《宋板古列女传》，顾凯之图像”，应即此书。其《牧斋有学集》卷四十六有《跋列女传》，可见钱谦益对此书甚为看重。《总目》所引，略去了最后与钱谦益有关的几句，遂使此书流传情况不明。  虽然引文不必原文照录，可以根据需要有所删改。但如上述文字，相信如不出现钱谦益之名，四库馆臣未必会全部删去。《总目》在用各种方法以消除钱谦益的痕迹。 《总目》且有借批《读书敏求记》而暗批钱谦益的。如《读书敏求记》提要在批评此书“其中解题大略多论缮写刊刻之工拙，于考证不甚留意”这一缺点时举例说：“《臞仙史略》载元顺帝为瀛国公子，诬妄无据，而以为修元史者见不及此。”所谓“元顺帝为瀛国公子”，实为钱谦益之说。《读书敏求记》卷二《臞仙史略》提要云：“元顺帝为合尊之子，牧翁取余应诗与权衡《大事记》，疏通证明之，作《瀛国公事实》。”即指此。《总目》既不好明提钱谦益，也不好明批钱谦益，只好借《读书敏求记》说事。 最后看一下《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七《读书敏求记》提要对本书的评价。《总目》对此书有褒有贬。其褒奖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称赞其书目收录图书多为精善本，谓“此书皆载其最佳之本”；二是称其注重图书流传经过的阐述和版本的辨析，如称其“述授受之源流，究缮刻之同异，见闻既博，辨别尤精”。前者主要是就其收录的图书说的，后者主要是就其提要说的。《总目》 对其也有不少批评之词，主要指出其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分类不当，所谓“其分别门目多不甚可解”。二是图书归类混乱，所谓“编列失次者尤不一而足”。 三是考证不精，所谓“解题大略多论缮写刊刻之工拙，于考证不甚留意”， 即只注重于书籍的外在形式。 《四库全书》正总裁之一的于敏中曾对《总目》提要的撰写提出过原则性的意见。他在手札中写道：“愚见以为提要宜加核实。其拟刊者则有褒无贬，拟抄者则褒贬互见，存目者有贬无褒，方足以彰直笔而示传信。”（《于文襄手札》）。“拟刊者”即收入《武英殿聚珍版》中的图书，“拟抄者”即抄写入《四库全书》中的图书，“存目者”即不抄入《四库全书》而仅在《总目》中保留其提要的图书。 按照于敏中的意见，收入“存目”中的图书，其提要应该是“有贬无褒”。 我们对照《四库全书总目》，虽说未必每一条提要都完全是如此，但基本与于敏中所提出的标准相符。例如同是钱曾所撰的《述古堂书目》，《总目》对其就全是批评。提要开头即写道：“此编乃其藏书总目，所列门类，琐碎冗杂，全不师古。其分隶诸书，尤舛谬颠倒，不可名状，较《读书敏求记》 更无条理。”以下举出具体例证。提要结束处又写道：“曾号多见古书，而荒谬至此，真不可解之事矣。”经查，《总目》引用钱曾此书目的仅有一处，即卷一百十子部术数类存目《乙巳占略例》提要所引：“钱曾《述古堂书目》始以《乙巳占》、《乙巳略例》二书并列，而又不言其所自来。”只是一种纯客观的征引，且对钱曾书目未注明来源很不满。这与《总目》对《读书敏求记》的征引完全无法相比。所以提要就无须顾虑，完全是“有贬无褒”了。而《总目》对《读书敏求记》有褒有贬，已经显示了该书与“存目”中的其他图书不一样的情形。这或许体现了四库馆臣对《读书敏求记》的一种极为复杂的心情。 （原载公众号“国学茶座”2017年8月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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