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语境下的中国当代诗歌向何处去

         今年春季，美国文学杂志《亚特兰大评论》（Atlanta Review）集中编译和出版了一个中国诗歌专号，译介了包括西川、翟永明、于坚、王小妮、多多、王家新、肖开愚、韩东、臧棣、孙文波、蓝蓝、杨键、鲁西西、树才、胡续冬等多位中国诗人的作品。最近，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北京帕米尔文化艺术研究院、美国《亚特兰大评论》又在京联合主办了“全球语境下的中国当代诗歌”学术研讨会暨朗诵会，众多诗人和诗歌评论家对于全球语境下当代诗歌的行进方向、诗歌的翻译问题等做了讨论，本版所摘取的，是其中三位诗人乔直、于坚、韩东的观点。

　　全球化对中国是一个无法避免的过程。现在从北京到昆明，已经没有什么差别，它不是带来更丰富的世界，而是简单的平面化生活。当代诗人的最大焦虑在于，写作已转向网络，网络是当代诗歌最喧嚣的地方，诗歌正在变成一种声音的狂欢。汉语的特性在于它是象形文字，汉字是音形义的统一，用索绪尔们的能指、所指着两个层面无法理解汉字。翻译只能解释汉字最粗糙的层面，而且必然肢解、分裂汉字。翻译后的汉字变成了拼音文字。翻译只是以新的声音，激活原有的意义。汉语翻译成拼音文字比拼音文字翻译成汉语损失更为严重，而且还有一点，翻译是在声音层面将原作读成普通话，这对我这样的方言、普通话的双语诗人损失更大。网络写作带来的焦虑是把汉语简化成了声音和意义。比如我在电脑上用全拼写作，屏幕上看呈现为汉字，但思维方式是拼音的，这与我们与古人的写作方式是完全不一样了。这是字和音的分裂，汉语表面还是汉字表现，而写作已经拼音化了。汉语生活世界正在名实分裂，名不副实。全球化作为一个物质现实已经全面进入生活，汉语却处于被孤立被边缘化的状态。全球化的一个障碍是汉语，汉语是寄托中国心灵的地方。全球化可以带来物质生活、科学技术、货币等等，但不能带来灵魂。全球化的策略是，将汉字孤立起来，绕开它，让它自动失效。

    其实在今天汉语积淀了五千年的审美经验和现实已经发生了断裂。在年轻人一代的生活世界中这种断裂更明显。比如传统审美经验中说到“秋天”“明月”“不尽长江滚滚来”，这些意象所包含的语境，对年轻一代来说已经基本不存在了。他们阅读古代诗歌的时候，没有一个现实与这种语境相对应。我1979年第一次离开云南，沿着古代中国诗人进入中原的路线顺江东下，再次感受到杜甫“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伟大境界，时间是永恒的。但十多年后我再去三峡，感动杜甫的山水已经不存在了，我看到的是“高峡出平湖”。今天的发展，用难以想象的速度摧毁着自然，也把传统中国的审美倾向送进了故纸堆。汉语也许是最依赖历史和经验的语言，我们写作正在失去经验的依据。我们用古老的汉语写作，但却没有生活世界相对应。我们写下的意象，转眼就在大地上消失了。来自经验的写作，马上就变成了不复存在的谎言。20世纪80年代，我曾经在作品中表现云南滇池的美，对我来讲，那是真实的滇池。今天的许多年轻人很难理解我笔下的滇池，难以认同，因为他们从小看到的，就是一个肮脏和死水一潭的滇池，对他们而言，这也是真实的滇池。这种流放比尤利西斯式的流放更可怕，是分分秒秒的流放。我讲的不仅是自然或者大地，更是一种内心经验。可怕的不是长江变成了“高峡出平湖”，而是过去依赖的基本判断标准正在失效，这是汉语写作被流放的最大危机。

　　全球化的实质就是趋向于一致，不同国家、地区、民族和传统的人在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上越来越相似、雷同、不分彼此。

　　中国是东方大国，但在这一背景下被逐渐边缘化了，中国的文学和诗歌亦然，只有谋取和西方中心的某种联系，才可能获得世界性的或世界范围内的意义。否则便是自说自话、自生自灭。苦涩由此产生。因此在中国当代诗歌的写作中出现了两种尖锐对立的倾向，一便是彻底的西化，试图嫁接于西方的传统之上，二是民族化的呼吁，回归中国古代传统。前者直接，后者迂回，但就其实质而言，都是相对于西方中心而采取的写作策略。有时候对抗比直接的认同更具有效果，更能获得来自西方的关注，更能获得重要性。问题仅仅在于，你把宝押在何处。有一句话叫做：越是中国的就越是世界的，真是明火执仗，功利得让人咂舌！

　　我以为，关键的问题还在于语言。诗歌，作为语言中不可转译的精妙天然地拒绝一致的倾向。试图嫁接于西方传统之上的诗人在此碰到了真正的障碍，除非你使用的不是汉语（无论古代还是现代汉语），彻底西化无异于痴人说梦。语言是天然的屏障，拒绝大一统的格局，尤其是由语言铸成的诗歌，真可谓牢不可破。能够转译的只是其中的意思、意义、意象，只是这些语言的粗糙甚至粗俗的层面，而更加细腻、细致、细微和微妙的语言层面是与诗歌同在的，无法转译。这是诗歌之不幸，也是诗歌之大幸。

 在交流中，诗歌的天然拒绝带来了什么？带来了平衡。东方向西方的流动停止了，理解和认同的愿望变成了被理解和被认同的诱惑。要理解非西方传统和语言所写就的诗歌，西方人必须变得主动，守成和固执己见在此一无所用。不被理解激发了理解的热情。很多时候，理解的热情和愿望比声称已经理解更有意义。不被理解和不可理解是刺激性的，是一个邀请，方向确定的流动于是便成为名副其实的交流———双向流动。

　　不独中国诗歌如此，任何由具体语言写就的诗歌都如此，拒绝转译，拒绝趋向一致的理解框架。中国人要想理解西方诗歌，理解它的精妙，同样必须付出努力。仅仅通过译文是不够的，能够转达的只是西方诗歌较为粗糙的层面。当然译者的翻译很重要，好的翻译可以将二流的诗歌变成一流的。但即使一流也是一流的汉语诗歌，与原作无关。另一点，作为译文有一个前提性的想象空间，对原作的想象，在虚无之所想象圆满和神韵。理解的热情和愿望就包含在这样的想象中了。

　　怎样在全球化的图景中坚持其丰富性和多元，坚持多重方向甚至隔膜，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站在弱者一边不是一句空话，有时候，这弱者冥顽不化，就像一块绊脚石。诗人，尤其是中国诗人应该清楚自己的身份。这么说，不意味我主张回归传统。我的主张仅仅是站着不动，诗人应与语言同在，与他使用的语言的精妙和奥秘同在，这就可以了。

　　联系中国当代诗歌写作，由于被理解和认同的渴望，诗人们的重心往往偏离。不是偏离传统，而是偏离语言，从汉语的精妙和不可转译中偏出。一些诗人着力于意思、意义、意象这些可供嫁接再造的因素的经营，而更加细腻和微妙的语言层面却被忽略和排斥。这是写作方式的不同吗？也许。但在潜意识里是否有“全球化”的因素作祟？至少这也是个“也许”。

　　二十年前，我曾有过“诗到语言为止”的说法，在今天的“语境”里，我想修正或者将其具体化，即是：中国诗歌到汉语为止。

　　当然，我所理解的汉语并非“纯正永恒”的古代汉语，而是现实汉语，是人们正在使用的处于变化之中的现代汉语。这便是我们所处的惟一的语言现实，虽然惟一但内容丰富、因素多样。它的庞杂、活跃和变动不居提供了当代诗歌创造性的前提。因此，任何一劳永逸的方案都是不存在的。因此语言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现实问题。对现实语言的热情和信任即是对现实的热情和信任。诗人爱现实应胜于爱任何理想，无论是历史纵深处的传统理想，还是面对未来的“全球化”的理想。诗歌是对现实的超越，而非任何理想之表达。

　　再修正：中国当代诗歌到现实汉语为止。

　　有人说诗歌无法被翻译，尤其是中国诗歌。这一说法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除非我们能像处理我们的母语那样深刻、流利地栖息于另一种语言，我们只能通过翻译进入该语言的诗歌。没有了翻译，不说其危害，诗歌的大陆将对所有读者关闭。尽管我们无法完整地翻译一首诗，但诗中某些东西常常是可以被翻译的。假设将原诗作者的母语换成目标语言，他或许会以同样的诗意冲动在目标语言中写下相同的话。不是脚注，也不是阐释，而是诗活在语言之中。我们这样想想也许会有所帮助，在一个人母语的写作和谈话中就已经融入了最基本的翻译行为——从思想到词语。很简单，就是说，它发生在我们不加思考地脱口而出或者闲聊的时候。而当我们设法将最佳词语以最佳顺序排列时，这种情况则会减弱。说到这，我应该为我将文化差别排除在外的异端观点忏悔，但人类的境况毕竟相同，无论你来自哪块大陆。因此，原诗中可译的那个“东西”可能是非常丰富的。跟许多中国诗人的交谈让我相信，他们中间有不少人认同我的观点。这就是为何多数讲汉语或少量英语的诗人不仅熟悉里尔克、勒韦迪、米沃什、洛尔加、洛威尔、聂鲁达的诗歌，而且本人也积极地从事翻译工作。

　　我想起了与一位中国学者的对话，他从事18世纪英国诗歌的研究，是个典型的古典主义者，宣称阅读某位著名的中国当代诗人的诗就像阅读西方诗歌的中文译本。我从年轻时就热爱中国古诗，完全是通过英译文，对我来说，这听起来倒像是个无意识的赞美。我怀疑他是否了解，在庞德之后有多少美国诗人穷尽其能想要写出像被翻译成英文的中国古诗那样的诗句。尽管中国最出色的当代诗人多少还保留着中国式的敏感，但他们的参考系则不可避免地趋于国际化。很多诗人曾在国外旅行或者旅居，他们属于正在形成的全球语境下的诗歌的声音。正如西方诗人跨越国界的阅读，中国诗人也一样。

　　中国诗人也在挣扎着寻找这样一种语言：能够与更加接近当前的存在进行对话。中国的主要城市已经像西方那样，挤满了高速公路和忽隐忽现的车辆，离唐朝的丝绸、亭阁和蓑衣相去甚远。离20年前中国人的生活相去甚远。与西方诗人的处境相同，他们希望在消费主义蔓延的氛围和电视信号传播的腐味之中，为想象的头脑留出空间。他们被企业、广告无穷无尽的欺诈所包围，意识到诗歌的声音愈加边缘化了。

　　我在中国的时间不短，能够察觉当下诗人风格上的一定差异。其中，一些诗人的措辞相对正式、抽象，或极具讽刺意味。另一些则把平常的生活和朴素的语言看作合理的艺术地带。还有一些对语言的假定性提出了质疑，觉得意识本身就不可靠，只有迷失足以反映我们的生活。有时候，我真想拿美国诗人与中国诗人进行一种无益的比较——史蒂文斯、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弗洛斯特、甚至阿什贝利，而这又不可救药地将一切简单化了。实际上，中国有许多严肃、优秀的诗人在不同的阵地上发出不同的声音。尽管一个健康的诗歌环境中难免存在战役和冲突，或在两代人之间，或在学术上，但我相信，近年来，不同的中国诗人看到了彼此间更多的共同点，日益商品化、物质化的社会逐渐退到他们的艺术兴趣之外，无论其标签或滋味如何。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西方写诗的同行并无太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