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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明朝会出现宦官势力和文官集团,而清朝却二者都没有?

 历史看兴衰 2022-05-13

明朝为什么会出现宦官势力?本质原因还在于皇权需要一支听命于自己的政治力量来抗衡文官集团。在明朝的帝王眼中,宦官是自己的家奴,属于内臣,这和朝堂之上的外官(文武百官)性质是不同的。

所以当外官势力(文官集团)影响到皇权决策时,君王需要宦官的力量来和外官势力相抗衡。那为什么明朝会出现文官集团胆敢和皇权争锋的情况呢?这就说明了一点,明朝走的还是宋朝那套皇权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文治盛景,只不过相对宋朝而言,明朝较为专制。

那为什么清王朝没有出现文官集团和皇权争锋,没有出现宦官势力呢?这其实和清王朝的统治者有关!

清王朝是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统治者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统治,如何维护自己的特权!在这样的情况下,正应了那句古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清王朝的统治者无法理解明代君主对文官的纵容,更无法理解明朝皇权在面对文官集团膨胀时所采取有条件的妥协,操纵天下的话语权居然可以被文官集团所支配。

所以,要保证本民族的绝对统治地位,清朝统治者是不可能向明朝那样允许汉族文官势力的壮大,更不会实现皇权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文治盛景。这一点,从清王朝初期的一百余年间为了巩固统治,遏制思想的举动就可以看出,文官势力的膨胀是清朝统治者绝对不能容忍的。

事实上,自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朝入关以来,汉族精英分子也尝试着向新的统治谋求政治上的话语权。

然而,由顺治4年(公元1647)的变记案,顺治五年毛重倬坊刻制艺序案等,所引发的言论控制,实际上就已经宣告明朝宽松的言论自由开始一去不复返了。

顺治五年,清廷下了一条严令:

“自今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其余房社杂稿概行禁止。”

正是有了这条大清律,清王朝开启了言论出版审查专制,开启了文字狱!

当然,面对清廷的这份严令,横跨明清两代的汉族文人们自然是不肯相信的,他们试图挑战清王朝的威严,但这却是自寻死路。

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江苏布政使司辖下的苏州府吴县新任知县任维初为追缴历年欠税,鞭打百姓,并亏空常平仓的漕粮,激起苏州士人愤怒。

当时的大文学家金圣叹纠集了一百多个士人到孔庙前悼念已经驾崩的顺治帝,借机发泄积愤,向时任江苏巡抚的朱国治控诉任维初,要求罢免其职。

这一手段是否熟悉?正是明朝江南士人常用的伎俩!明万历年间,皇权向江南摊派征收赋税,当时的地方士人、社会贤达正是用此招数让万历帝背负上了“与民争利”的昏君罪名。

作为苏州的大才子,金圣叹又怎么能够忘记自己的前辈们惯用的手段呢?他试图挟持士人、百姓的力量,利用社会舆论导向,和大清国江苏巡抚朱国治叫板,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哭庙案”!(事实上,吴县知县任维初的所作所为,其实就是朱国治在背后主导!)

然而,金圣叹失算了!大清的统治者根本就不吃他这一套!

顺治十八年七月十三日,金圣叹等七名在吴中大名鼎鼎的士人,被押往江宁受审,最后以叛逆罪被斩首示众。可怜一代文豪,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只能留下“莲子心中苦,梨儿腹内酸”的临终遗言!

正是因为金圣叹的“哭庙案”才让江南汉族士大夫精英们意识到,大明朝时期的秀才骂官,当街拦官轿,操纵舆论挟持国事等“风云壮举”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当然,为了加强思想控制,清王朝统治者大兴文字狱,如顺治朝的张晋彦案,康熙朝的《明史》案、黄培诗案、南山集案,雍正朝的维民所止案、吕留良案、曾静案,乾隆朝的孙嘉淦伪奏稿案、胡中藻诗狱、沈德潜剖棺戮尸、王锡侯《字贯》案、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等,一代比一代严酷,这都是清王朝对汉族士大夫的政治高压。

所以在大清最高统治者不允许的情况下,清王朝是没有文官集团的生长土壤和环境的,这也就注定了清王朝不会生出可以和皇权相抗衡的政治力量。既然没有文官集团来和皇权争夺话语权,那么清朝皇帝也就不需要培育宦官势力了。

当然这种高压的思想控制,直到嘉庆、道光年间,影响依然很大!

诗人龚自珍在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写了一首诗,其中一句是这样写的: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

什么意思?就是说,当时的人们只要在聊天中听到文字狱就会吓得话都说不出来,而文人著书只是为了生存,根本不敢发表自己的见解。

这种情况和明朝相比,相差甚远!而这导致了清代学者只能研究一些与时代早已脱节的话题,只为了考证而考证,从而诞生了所谓的乾嘉学派!

那么其他近现代著名学者、大文豪是如何看待清朝的文字狱呢?

鲁迅先生在他的《买<小学大全>记 》中这样写道:

为了文字狱,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但一面却也使昧于掌故,乾隆朝所竭力“销毁”的书,虽遗老也不复明白,不到一百三十年,又从新奉为宝典了。

复旦大学著名学者胡奇光先生在《中国文祸史》上这样写道:

(清代文字狱)持续时间之长,文网之密,案件之多,打击面之广,罗织罪名之阴毒手段之狠都是超越前代的。

已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何西来先生在周宗奇先生的《文字狱纪实》中所作的序,也抱着同样的看法。

清代文字狱,主要集中在前期,历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代君王,绵延一百三十余年。无论就时间之长,案件之多,还是规模之大,株连之广,花样之翻新,手段之残忍来看,在中国的封建时代,都是没有前列的。

所以,在清代统治者的高压思想控制下,清朝的士大夫是无法形成一股强有力的政治力量来与皇权抗衡的,这和明朝是有本质的区别。

明朝的士大夫是越被皇权惩罚,越可以得到舆论的赞扬,就越显示自己的正义,精神上更加意气风发!但清朝的士大夫除了文字狱和贪赃枉法外,很少受到惩罚,不是皇权的仁慈,而是士大夫的脊梁被折断了。

所以汪郎以为,在清代皇权之下,倡导自由开放和社会发展是万万行不通的。而在这一点上,明朝所展现出来的胸襟气度,清朝拍马也赶不上!

终清一朝,汉族地主精英的崛起,是在咸丰朝时清廷为了镇压太平天国才完成了历史的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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