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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象权父子当年豪宅“黄家大院”，现已成贡井中心幼儿园。 大盐商兼仁字旗袍哥总舵把子黄象权 □ 王 锐
当年自贡盐场，以釜溪河为界，河东自流井为东场，河西贡井为西场。东西两场盐商和地方袍哥，各有势力范围。西场贡井盐商群体中，黄象权是个很特殊，很带传奇色彩的人物。说其特殊，在于他有盐商和袍哥大爷的双重身份。而且不是一般的“袍哥大爷”，而是贡井地区袍哥“同仁社”二十四个码头赫赫有名的“总舵把子”。说其人生传奇，是在贡井面临土匪血洗的危难之际，黄象权不顾个人安危，只身深入匪穴，最后将事情摆平，保了一方平安。更传奇的是，1950年代初，贡井地区周边土匪猖獗，当时的区长兼区委书记焦政，竟然借用黄象权的片子，把一众土匪头子骗来“议事”，现场将之一网打尽。贡井周边的匪患，得以彻底清除。当年西场贡井，著名的盐商大院中，有两个“黄家大院”。一个是贡井街区之外的“黄谊堂”庄园；另一个则是位于贡井后街的“黄家院子”。前者是大盐商黄敦三的豪宅，后者是黄象权、黄切思盐商父子的私家公馆。不过后来有资料称，当年贡井这两个显赫一时的“黄家”，其实可能是一个支系。甚至可能出自同一个“黄家祠堂”，是当年“湖广填四川”大移民时期，辗转来川并先后定居贡井的。贡井后街，现在看起来，似乎只是一条背街小巷。但民国当年，贡井后街的几处院子，却大有来头。其间，既有罗述三为首的罗家大院，也有刘氏几代盐商的刘家大院。黄象权父子的黄家公馆，不过是当年贡井后街公馆豪宅之一。当年的黄家公馆，是一座带点中西混合风味的花园洋楼。跨进大门，是一个视野开阔的花园，种满各种名贵花草树木。亦有鱼池、假山、盆景之类。院子靠后，就是那幢两层的新式楼房。
△ 黄家大院进大门后，可见树木葱郁，庭院深深。有花园，鱼池，小径，亭谢等。远方那个带中西混合风格的两层小楼，就是当年大院的主建筑。据称，黄象权祖上，是清中后期才迁贡井定居的客家人。到黄象权父亲一代，开始涉足盐业，进了中小盐商之列。黄象权、黄切思父子，也继承祖业，都是西场实力盐商。但黄象权知名度最高，社会地位显赫，风光一时。原因是，他曾任当年贡井“仁字旗”袍哥“同仁社”二十四个码头的“总舵把子”。现在，这座黄家公馆主建筑还在，做了贡井区的中心幼儿园。黄象权传奇经历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年，在地方面临土匪血洗的危难之际，他敢于单刀赴会，一个人深入匪穴，最后将事情摆平，保了一方平安。听当地老人传说，那是民国时代1920年代中期的事。其时，西场贡井，市面已经相当繁华，盐商普遍富裕。这种繁华富裕，引起了周边一些土匪的注意，就想来此打劫点钱财。另有说法是，那伙土匪头目的家人或是什么亲戚，有次路过贡井时，与一店家发生了点纠纷。那店家见其是外地人，有点欺生，周围店家也过来相帮。结果那人吃了点亏，恨恨而去。临走，丢下一句狠话：“你龟儿子些跟老子等斗起，到时看哪个才是对红心！”果然，没多久，贡井地方商会，就收到宜宾篼山的一伙土匪，派人带来一个口信。说是当地遭灾，山上日子不好过。想向贵地各商家店铺老板，借一笔银子度灾。带信者最后扬言，如若借钱不成，西场贡井可能有“血光之灾”。一时，贡井盐商圈子内外，人心惶惶，好些小商户及坊间民众，张皇失措，甚至说是贡井要遭“土匪血洗”。贡井地方商会众头头，立马紧急碰头，寻求对策。但商议来，商议去，还是拿不出一个解难的好办法。在此危难之际，有盐商和袍哥大爷双重身份的黄象权，毅然决然站了出来。他认真思索之下，决定个人单枪匹马去篼山匪穴走一趟。凭借他与宜宾及当地袍哥码头的一些人脉关系，设法把事情解决。最后，黄象权果然像他一向崇敬的关羽“关二爷”一样，个人“单刀赴会”，只花了不多一点银钱，就把事情完全摆平。黄象权正是凭借这次个人独闯匪穴的举动，为自己在袍哥圈子内外，赢得了声望与地位，最后竟然登上了贡井地区“仁字旗”袍哥二十四个码头“总舵把子”的高位。 四川的袍哥，分为仁、义、礼、智、信五个字号，俗称“五杆旗”。但具体实践中，又习惯将智、信两字号混用，因此实际上四川袍哥只有四个字号。字号之间，本来是平等的。但封建社会，家庭里面也是要讲个长房，二房，幺房之类，有严格长幼规矩。所以，这仁、义、礼、智四个字号袍哥之间，民众也排出了个字辈优劣顺序。当年坊间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仁字旗，一绅二粮；义字旗，买卖客商；礼字旗，不偷就抢……”所谓绅，即士绅，富绅，乡绅。所谓粮，即粮户，换现代名词，叫地主。都是当年在社会上，有身份地位，有脸面的人物。因此“仁字旗”袍哥，在世人心目中，地位是最高的。晚清时期，官府对袍哥组织，控制还是比较严的。1911年辛亥革命后，袍哥组织才在民间发展很快。因为不论“保路风潮”，还是后来的“同志军”起义，袍哥都起了相当作用。贡井地区几个字号袍哥，正是民国时二、三十年代有了较大发展，逐渐成了气候。1920年代后期，在黄象权等大佬筹划下，将原来呈分散状态的贡井“仁字旗”袍哥，正式改建为组织比较稳定严密的“同仁社”。黄象权也接替前不久去世的陈姓仁字袍哥大爷，成了贡井仁字袍哥“同仁社”的“总舵把子”。黄象权能当上“仁字旗”袍哥“总舵把子”，说明当时社会各界，以及袍哥内部，对他能力本事，及资格人品的认可。当年贡井“同仁社”袍哥的二十四个堂口，俗称“二十四个码头”。下面分成若干公段。其分别是：第一公段，包括贡井文武会、雷公滩永震公、走马岭荣富堂、檬子坳协成公、秀才坡兴汉堂等。第二公段，包括艾叶滩安仁堂、大码头辅仁堂、草学田德仁堂、土地河和仁堂等。第三公段，包括筱溪太和公、鹅儿沟义和堂、伍家坡关帝会、田坝头武胜会、草市坝敦厚公、石灰窑敦义公、坳店子从汉堂等。第四公段，包括长土辅德堂、以及黄石坎、锅圈岩、张家山、重滩、扇子咀、梯子岩等处公口。以上共计二十四个码头，其声势很壮。那时的黄象权，在贡井地界内外，可谓名声赫赫，正如坊间所说：“只要一个招呼打下去，没有他黄象权捡不顺的事情！” 与釜溪河东岸的东场自流井相比，西场贡井在教育文化方面，发展要落后一些。在贡井一些有识之士的上书呼吁之下，清嘉庆二十三年( 1817年 )，荣县官衙批准在贡井文昌宫，设立“旭川私塾”，后正式改建为“旭川书院”。一直到民国中期，贡井在教育文化方面发展的落后状况，未有根本性改变。如当时自流井已创办有“蜀光中学”、“培德中学”，并开设有普通高中时，整个贡井地区，尚无一所中学。有鉴于此，1938年初，以贡井知名盐商余述怀为首，联络张泽敷、宋俊臣、黄象权等西场实力盐商，先是打算在贡井利用旭川书院旧址，开办一所“蜀光中学”的分校。此前，余述怀创办“育才小学”，也得到黄象权等人的鼎力支持。当年8月，余述怀、张泽敷、宋俊臣、黄象权等人，以“西场评定公所”隶属的七个盐业团队负责人名义，又联名致函市政公所，以贡井地区尚无一所普通中学为由，提议开办“蜀光初级中学分校”。但按当时相关规定，“私立学校不得设立分校”。后来多方商议结果，就决定正式创办“旭川初级中学”。经市政公所批复，8月22日，校股东会成立。余述怀、张泽敷、宋俊臣、黄象权等人，都进入了股东会。当年秋天，“旭川初中”正式招生。招男女学生各一班，于10月10日“双十节”那天正式开学。首届男女学生140人，有教职员工16人。当然，黄象权支持余述怀办学，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两人又有分歧甚至矛盾。比如，1941年，在“育才小学”校长人选上，两人就有分歧。余述怀一心想让自己儿子余厚钦担任校长。而黄象权却推荐与自家关系密切的胡曼初来任校长。双方争执不下，各不相让。后来半路杀出来一个程咬金，宋俊臣儿子宋席九，让其父以校董事名义，为“育才小学”捐建教室一幢，并推荐交往甚好的罗从修任校长。罗任校长一直到1949年底。1943年底，冯玉祥将军来自贡为“抗战募捐”。这是他在自贡的第一次“抗战献金”活动。其背景是，1943年“抗战”进入艰苦阶段，沦陷地区越来越多，且多是富庶省份，国民政府仅占有西南、西北一些穷省，财政支出越来越困难。为坚持抗战到底，冯玉祥将军在重庆《新华日报》上登出广告，为“抗战”卖字献金。但一直收效不大。有人就给冯将军出主意，说自贡盐场有“富甲全川”之称，去那里搞“抗战”募捐，效果肯定不错。还热心为冯玉祥将军来自贡募捐，做了些穿针引线工作。1943年底那次，冯玉祥将军在自贡作了三次“抗战献金”演讲。冯玉祥将军演讲中大声疾呼：“国家半个江山，已经沦陷了，民族就要危亡了！同胞们，面对国家民族之危亡，我们大家，就是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演讲现场的各界人士无不感动，很多人即慷慨解囊，上台为“抗战献金”。宋俊臣、黄象权等西场盐商，亦当场为“抗战献金”。冯玉祥将军自贡之行的第一次“抗战募捐”，仅三天，就募得200多万元，满意而归。1944年7月，冯玉祥将军偕夫人李德权女士，第二次来自贡进行“抗战献金募捐”。刘市长一路接待陪同。冯玉祥将军这次“抗战献金”之行，将募捐重点，放在几个知名盐商身上。东场选定“王三畏堂”后人王德谦，西场选定余述怀。
△ 冯玉祥第二次莅临自贡为中日决战募捐。冯玉祥（前排正中者）与自贡献金分会全体同仁合影有感于冯玉祥将军一心救国的赤子之心与爱国豪情，余述怀有当场答应捐1000万元。作为西场知名盐商的黄象权，也不肯落后。经多方联络商议，在“七.七”抗战纪念日那天，他为首发起“77人团体长期献金活动”。要求该团体中，每人每月为抗战献金1000元，直到抗战最后胜利那天。冯玉祥将军第二次来自贡“抗战献金”，共募得1亿多元。1950年代初，新政权建立辅定，百废待兴。但贡井周边一带乡镇，尤其毛头铺( 今永安镇 )、双石铺( 今仲权镇 ) 等靠近尖山的场镇，土匪活动十分猖獗，匪众有时甚至对街区进行骚扰。匪患不仅影响社会安定，也严重威胁民众生产生活。中共自贡市委对贡井区剿匪工作及恢复社会安定等问题，十分重视。领导层几经考虑，决定任命焦政兼任中共贡井区委书记及区长。焦政是老红军，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历和经验。焦政到任后，当即将剿匪作为全区头等大事。首先是要摸清敌情。他几次派出武工队队员，化装深入毛头铺、双石铺等匪患严重的场镇，秘密侦察匪情。
△ 1950年代中期，时任市人委（市政府）第一副市长的焦政，与市长张琦的合影。 侦察人员带回来的情况，很让焦政头痛。原因是，因袍哥在社会上势力很大，一些袍哥出身的土匪头子，在当地有一定群众基础。且其耳目众多，一有风吹草动，就会给匪众报信。焦政专门主持了几次会议，分析匪情，商讨剿匪策略。分析来，商讨去，最后决定剿匪只宜智取，不宜强攻。但如何智取法，焦政为此很动了些脑筋。这时，有人熟悉地方情况的人，为焦政献了一计。说是，土匪头子多有袍哥背景，而贡井地区袍哥圈子中，最有势力和声望的人物，是黄象权。他是“同仁社”袍哥二十四个码头的“总舵把子”。那些土匪头子，或多或少都与他有些牵连。那人又说，最好能弄到黄象权一张片子 ( 名片 )，以黄的名义，方可接近匪首。焦政觉得此主意好，并召集相关负责人商议，设想出一个“智擒匪首”的作战方案。即用黄象权片子作诱饵，招集土匪头子到事先设伏的某处议事，趁机将匪首擒获。可怎样才能拿到黄的名片呢？公开去要，他可能也会给，但那无疑会打草惊蛇。工作队了解到，黄象权身边有个张某是其心腹。这个张某本身有不少劣迹，已在工作队掌握中。有天，工作队将张某秘密抓捕。在张承认自己罪行之后，予以攻心，让其争取立功赎罪。张某答应帮政府搞一张黄象权的片子。下来，张某搞来了黄象权名片，并提供袍哥圈子内的接头暗语。焦政召集人员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行动方案。首先，将行动地点定在匪情最重的毛头铺。派出一支精干武工队，事先化装潜入当地。另外的地方武装，控制外围。然后焦政亲自出马，带得力手下赶到毛头铺。在焦政坐镇指挥下，化装成袍哥的侦察员，手持了黄象权名片，用暗语与当地土匪接上头。然后以黄象权的名义，约定在毛头铺场街上某个院子议事。那帮匪首不疑有诈，第二天，果然如期来场街那院子，等候黄象权这个“总舵把子”议事发话。等众匪首到齐，焦政一声暗号，事先埋伏的武工队员，将枪口对准了每个匪首脑袋，一众土匪头子全部被擒。这边枪声一响，外围设伏的地方武装当即赶来接应，将这伙匪首成功押解返市。此次剿匪之战大获成功。经继续努力，毛头铺、双石铺等乡镇匪患，基本肃清。贡井及其周边，民众生产生活逐渐恢复正常。那帮匪首，大部分被处决。那个张某，因此有立功表现，后来被改判有期徒刑。至于黄象权本人，据罗筱元先生等在《自贡地方的哥老会》( 载《自贡市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二辑 ) 一文中所载，其亦于1950年代初“镇反”运动中被处决。处决时的罪名不详。后来是否平反，及后人情况亦不知。但笔者认为，黄象权作为当年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其现存史料极少，尤其是他那些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待挖掘的东西甚多，应加以重视。 2022年4月下旬 自贡听雨楼 图片：来源作者及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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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锐—— 四川自贡人，知名作家。发表有中短篇小说《鸽子.风》，《省城纪事》，《野狼》等。出版有《世界名作家之死》，《岩石中的声音》，《波光洞穿》，长篇小说《盐商世家》等。著有长篇小说《大学女生》，《辛亥革命中的李宗吾》，非虚构作品《李宗吾的最后十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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