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善成: 我罪恶的土匪生活

引子

＊本文摘自《四川文史资料集粹》第六卷 社会民情编及其它，邹善成口述，黄竹川笔记。根据《民国时期的土匪》有关四川土匪成因中注释里有“邹善成《我的土匪罪恶生活》，原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第215—225页。”

但在《四川文史资料集粹》里作者却莫名其妙变成了“善成”，两相对照(根据《民国时期的土匪》引用的文字)，可以肯定作者就是邹善成，标题也由“我的土匪罪恶生活”变成了“我罪恶的土匪生活”，尽管含义一样，但不知道这番折腾意义在哪里？

邹善成(1903年—?) 号励先，四川华阳人。曾任川康屯殖总部特务大队长、第24军直属团团长，1935年在西康阻截红军，抗战期间曾任康定警备司令部少将司令，后任雅属保安司令部司令，1949年12月9日在西康雅安参加起义。后任成都市搬运公司工作人员。

正文

我是四川华阳县石羊场人，20岁起开始嗨袍哥、当土匪，从老么嗨到大爷、总舵把子；由三个两个散匪到成群结队达百十人的股匪。民国五年（1916年）到民国十二年（1923年）那段时间，我在成都县、华阳县、仁寿县、简阳县、温江县、双流县、新津县、彭山县和眉山县一带，抢劫财物，危害人民，买些枪，吃些枪，编些兄弟伙，武力愈裹愈大，成了气候。到民国十三年（1924年）在眉山县正式招安，编成属清乡司令彭光烈手下的营长，打出成属清乡司令部第一支队的旗号，我的职业土匪（浑水袍哥）生活，才基本结束。

我的袍哥土匪罪恶活动，和当时军队、团练等黑暗势力是分不开的，军、团里面绝大部分都是袍哥，也绝大部分都与土匪通声气，可以说军、团、袍、是四位一体，这正是当时社会面貌的简单缩影。当时的社会是多么恐怖，多么坏，多么黑暗啦！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才把旧社会的垃圾扫得一千二净，过去的“歪人”打倒了，人吃人的万恶社会彻底推翻了，人人过着幸福的日子，都投身到今天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这使我非常激动，就情不自禁地想把旧社会形形色色的肮脏罪恶东西倒出来，才觉痛快。我写这篇文章的动机，就在于此。

本文所写的内容，仅仅是民国五年到民国十二年七年期间我当土匪的情况。招安以后历任营、团长、警备司令、保安司令的亲历与所见所闻，当另文述及。

一、吃粮当兵、也是当匪

1911年，成都和川西、川南、川东、川北各县公口林立，乡镇也遍设码头，简直成了袍哥世界，当时的都督府也设有“大汉公”的公口，尹昌衡（四川都督）本人就是“大汉公”的总舵把子，他有时还骑高头大马，拜访各路码头，放鞭炮，挂红彩，袍哥声势更盛极一时。

川西一带同志会大王孙（泽霈）、吴（庆熙、外号吴二代王）、丁（厚堂)、张(达三、外号张瓜瓜）的同志（会）军，原本是袍哥土匪组成的乌合之众，清朝被推翻以后，多数遣散回家，少数编成了军队，内中吴二大王吴庆熙，带领弟兄伙进了城，聚集在今南门三巷子一带。

1915年，蔡锷首倡反袁，护国军兴，同志（会）军再起，吴二大王挂起游击司令的招牌，在温江、崇庆、灌县、双流各县招兵买马，大肆吸收土匪袍哥，扩充实力。一时成都市面上到处插起什么游击司令部、什么支队部、什么纵队司令部的旗子。街头巷尾，烟馆赌场，三五成群的人穿去穿来。当时《群报》写的几多：（一）各街茅厕多；（二）启用关防告示多；（三）纵队司令官多；（四）烟馆赌场多。一方面是对当时社会的讽刺，另方面确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图景。

那时候一般无赖之徒，总想当兵吃粮，趁浑水把鱼摸。我也希望将来有个发迹，于是就应招入伍，编在吴二大王的侄子吴国陈连长手下当兵，从此就开始明兵暗匪的生活。

民国六年（1917年），吴二大王受编在二师师长刘存厚的部队里。刘存厚打戴戡，我们转战于仁寿、威远一带，为刘师长卖命。那时的军队，无饷无粮，几乎全靠搂抢维持生活。仁寿县出棉花.农民把一年辛苦所得的棉花卖了，换得少数的钱来苟延他们微弱的生命。我们先在街上的茶馆酒店里和棉花市上把线钓好，跟在他的背后，在僻静的地方声称检查，说他是土匪、侦探，借此把钱搂抢，照例把人绑在树旁，用衣服塞住嘴巴而去。记得我第一次抢人是民国七年的夏天。我们的部队住在仁寿麻柳场，我同彭吉安（彭二麻子）钓到一个老妇人卖棉花回家，在隔场五里的凉水井地方，用菜刀威吓，抢走40吊钱（铜元折合数)。当时我仅21岁，感到这种事不费力，做这种生意，不要一点儿本钱，认为这是发财的好门路，以后便经常做这个“无本通商”的买卖。因为队伍不关饷，弟兄伙又要烧烟，有的还要供家养口，“长官”没法管，于是上上下下，都搞这个“台子”。面子上说查出抢人要枪毙，事实上是鬼哄鬼，从不追究，我每次做了“生意”，送点给我们的连长，连长也欢喜，我的胆子就愈来愈大，缺钱用的时候，几个兄弟伙便出去走动走动，每次走动总有一些收获。

二、正式当匪、匪团不分

1919年，熊克武派第一混成旅旅长向传义改编队伍，编眉山邓锡侯为第三师的旅长，吴二大王的滥队伍驻在仁寿、华阳一带，同样受编为第一师但懋辛师长部下的工兵营第二连，我在二连当兵。有不受编的就拖走。我们的兄弟伙吴歪嘴外号吴机关枪就不受编，拖了一些人枪到双流与温江交界的柑子树、刘家浩地方，继续专搞抢人的买卖。我在工兵营当兵，本想拖走、专搞抢人买卖，但是工兵营部队就扎在我的家乡石羊场、中和场，本地人不敢拖走，于是暂留一时，等待机会。不久，调我到第一师办的军士队学习六个月，学习一些军事技术，以改变我从前蛮干的章法。学习完毕，我回家探亲，华阳县黄龙场（即三道桥）的袍哥土匪头子姚大爷姚树廷见着我，百般与我要好，因为这样，我就不再当兵，跟姚舵把子磕头入袍，正式当匪，做他的小管事，记得这是1920年下半年的事情。

这里要把姚树廷简单说一下，我当土匪起家与他是有血肉联系的。

姚树廷因为人很高、很凶恶，外号人称高足蚊子，反正后有几支快枪（新式步枪和马枪），到处抢人，与双流巨匪、团阀李安帮、王绍武，成都巨匪赵国栋，华阳傅家坝大恶霸傅秉之，简阳海洛河舵把子鄢伯林、石盘铺团总谢吉武和石经寺方丈和尚常敏等换过帖、拜过把，结成一股恶势力。

姚曾在部队作过营长，后来被刮掉，便跑回家乡。姚在搞抢人的买卖当中，与同伙林敬堂、谢雨生：（外号谢花狗）、因分赃不平，结成活冤家死对头。他投奔华阳警备队长、团练局长张么太爷作靠山，于是横行霸道，谁也不敢动他。后来因与其妻玩耍手枪失火毙命，还是不得善终。

1920年，正值熊克武驱逐滇黔军之战，各军系忙于内战，乡间没有清乡军，县上的警备队只有一二十杆烂枪，力量极为单薄.于是成了我们袍哥土匪的天下。姚树廷知道我有点军事技术，人又剩悍勇猛，想收我为“贴心逗伴”，充实他的声威。我的勇猛剽是姚大爷早已知道的，我曾经干过两桩事情，姚很看得起我，一桩是：

吴二大王手下有一个排长叫徐石清，奉吴命回双流招安，徐的连部设在成都老南门外柳阴街一家栈房，门口插了一杆第九纵队连部的旗号，威威武武，煞有介事，后来徐石清告诉我只有一支毛瑟枪守卫，完全是虚张声势，做一个姿态，表面上说是一连，实际上只有一杆毛瑟枪。当徐回到双流招安，地方上有个刘某欠徐的钱不还，引起纠纷。徐叫我把刘“毛了”（打死），我诱骗刘某来徐家、刘很扯，口出言语，我横不说白不说拿起五斤半重的钢刀将刘某的脑袋削去半边、登时毙命。

第二桩事情是：华阳县中兴场团总刘雨膏为了清明会的事与族人刘子云（外号倒挂子）扯筋，刘子云扬言要烧刘雨膏的房子。因此结成死仇。记得是正月间，仁寿煎茶溪码头上丁舵把子丁宝山请吃“迎宾会”，请各路袍哥舵把子吃饭，刘子云亦应邀参加。刘子云曾在松懋电垦司令陈泽霈下面当过连长，拖走有七支快枪（新式步枪）、保宁枪回家当匪。东道丁宝山大爷问刘子云说：“刘雨膏码头（指黄龙场）有罗贵方（土匪）、邹绍卿（号善成）来到这里，你们之间有无'粉子’（仇气）？”刘子云说：“叫他们来见我。”刘子云疑我们是刘雨青派来钓他的，在席间臭骂了我们一顿；说什么你们还年轻，给你们刘大爷捎个信，叫他好生耍，说得不合适，烧他龟儿的房子，弄死他。我们本与刘子云无仇气，因为他这一顿臭骂和提劲，就很生气。我当时年轻气旺；认为大失体面，便回报刘雨膏舵把子，并从旁添油加醋。这一下刘雨膏刘大爷更气极了，派了他的儿子刘伯申同华阳张么太爷的警备队全体人马，一共人枪40余，暗地潜入煎茶溪乡里他的妹夫家里住下。等待机会下手。那几天风声很紧，总下不了手。有一天逢场，我同兄弟伙刘建成、王国栋、罗贵方暗带手枪上街看动静，我走进一家烟馆，刘子云正倒在鸦片烟盘上烧烟，枪是放在烟盘子上的我进去，对方已经来不及，我对准他的脑袋，倒了一匣子弹，他的兄弟伙闻声赶来，于是烟馆内外都打响了，我们带去的“逗伴”与他们挽着一阵乱砍乱打，结果打死了刘子云，砍死他一个兄弟伙，余人就不要命地跑了。

这两桩事是我一手做成，姚树廷舵把子知道事情的整个经过。他为了对付林雨堂和谢花狗，便来收我。我向姚磕头以后，很得他的信任，很多事他本人未去，由我拿言语，办交涉，走“字样”（袍哥的片子），后来当了姚大爷的总管事，经常带起人出去抢人。

在姚大爷的手下当匪的搞法，当然就不是以前那样简单的拦路邀截。我们有了一套组织，内层外围，分工负责，集体出动抢劫。大体要有下述种种准备：

（一）平常养有“钩钩”找一些地痞、流氓与了解哪家哪户有贵重金银财物的人挂钩，这些“钩钩”多半住在客栈、沿江码头上和船上，他们一有情报，就来告诉我们，根据所报情况，暗中再作调查，靠实在以后，约好时间下手。

（二）各方面接纳“点手”。“点手”对情况十分了解，比如银子钱埋在哪里？衣物放在哪里？家里有些甚么人？平时的行动如何？有几间房子？有无后门出口？房间门是甚么方向？由“点手”当场指点，生意做完以后，看情况给“点手”一些油水。如其没有出问题，事情很顺利，钱就拿多一些。如事情不顺利，赃物和钱少，就一个也不花，等以后再酬劳。假设“点手”有虚谎情事，便要暗地整死，装在麻布口袋中，扔下河。

（三）找好带路的“长二”。长二或称“带线子”，即带路的人。那条路最近便？沿路地势如何？哪些地方是口子？哪些地方有乡团？如有乡团的地方，要怎样绕过才不出事？都由长二先弄清楚。假设长二带的路与乡团打了仗，甚至打死了兄弟伙，不但不给钱，同样还要处死他，往往押到“乱葬坟”或河边给他一刀，送他见阎王。

（四）事前准备好驼牛。根据“钩钩”、“点手”报的情况，看金银财物的多少，找几个身强力壮的彪形大汉带上箩筐、滑竿，抬的抬走，担的担走。

以上这些事情有了着落，准备停当，便开始行动，行动之前。有“前传后代”的规矩：初五、十四、二十三不能出动抢人，所谓“初五、十四、二十三，老君骑牛不练丹。”出动抢人，多半选定二十边月黑头，白天大家散在街上耍，黄昏时分，约在沟边、乱坟坝、庙子里。除“钩钩”、“点手”、“长二”、“驼牛”以外，内伙子作具体分工。哪些任尖兵？哪些“排扇子”（推门）？哪些护货？哪些堵后门？到了目的地，统由总管事提调指挥。沿途不能喊名字，只能拍掌，或用嘴作咋咋声，联络前后。在行动前任何人不能“登台子”（在床上站起），不准犯讳、说鬼、说不吉利的话。准备好“青水子”（用洋油浸入草纸，草纸裹成筒形，插在竹筒里），插在头巾上，以免沾手，走拢目的地大家点燃，火光烛天,如同白昼。亦有用松香合清油，浸入布筋，编在两块竹篾块上，点燃作照明之用。

走拢目的地“签张子”（即烧钱纸）敬神，负责排扇子的弟兄伙，三四人挤开大门，一哄而入。如其门太大、太紧，便搭五人梯，即所谓“冲（读去声）围子”，另外根据点手的指点，排房间门。

如其失盗主（被抢的人）的“马子奎”（力量大），事前亦分配有固定的人对付。去的时候总要把后门堵好，因为失盗主经常警戒着的，一有狗咬、响动，总会从后门跑走。进了屋便“捡渣渣”（被盖、罩子、衣服统称），专人负责，见东西就拿；点手点出金银容的地方，有专人起运；最多半个钟头，大家传呼“下了”，即行结束。十有九次惊动了民团，左邻右舍喊“打抢人啦！”“打抢人啦！”我们始终不做声联系倒一路走，不慌不忙地回去。当时军、团、匪、袍是一家，大家声息相通，假如遇到，“鸡毛子”（指不识相的乡团），捡顺吃了就是。

东西抢到手，弄到事前找好的地方分赃。内伙子根据总舵把子的意思办事。多半在乱坟坝和庙子里分。分的当中，舵把子提几成，总管事提几成，枪提几成，子弹提几成，没有枪的就分抢来的破旧衣物和不值钱的东西，刨成堆子，一家一堆。按枪分也还要依枪的好坏来定多少，毛瑟枪、手键子、新式步枪、双筒枪和马枪，都各有细致规定。

东西分了下来，由舵把子命令各人秘密卖去。如果卖东西不仔细，被失盗主发现，就要打出事的人，不“毛”（杀）了也要大短（断）以后的财路，即以后不再约参加抢人了。抢得来的金银，如发现有人“掐股子”（即私吞的意思），亦得暗杀投河。

除了到失盗主家中抢金银财物以外，还有“巴帖子”。在失盗主的大门上贴张大红帖子，丢一封信，说“我们军队无法维持伙饷，向你暂借若干，并限期交到什么地方，否则烧你的房子”之类的活。我们时常这样搞，要两千，至少也可收到三百五百。

“此外还有专门去拉肥猪的手法。拉的男子叫“肥猪”，女的叫“母猪”，拉小孩叫“抱童子”。事前准备好滑竿、“驼牛”，走拢拉到便塞住口绑在滑竿，抬起就走。“

记得是1922年，那时姚树廷尚在，我们做了一笔抱童子的生意，敲了两万个银元。

架正是腊月间，我带了40九个完弟伙：打扮成军队、开到仁寿县永兴乡街上驻下。一个寒冬的夜晚，我们到一个大“主老肥”严某家，抱走他的独子（娃娃才11岁）。“驼牛”把严老的儿子驼在背上，我们几十杆枪前后左右，团团围护小跑：一天晚上走了100里。第二天找一个管圈的人把他关在事前弄好的“猪圈”（地下洞窖里）里，耳用棉花塞住；手足上锁。地下洞窖，阴暗潮湿，黑暗无光，每天送他两顿稀饭吃。第三天写封信给严老头，要价两万个银元，指定他请托一个人打着灯笼，灯笼上贴红色纸条、作为记号，由我们给他取个名字，叫他穿青灰布衣服，戴遮阳瓜皮帽，指定时候到秦皇寺的凉风垭土地庙来议价。到时候果然来了一个老头，手持灯笼，早在凉风垭土地庙的石梯上等候，我呼名字（我们为他取的）之后，这老头乒的一声跪下，泪水汩泪地流，向我哀告，要求少出点钱，领他的外甥回去。我问过严老头和他的亲友，都没有点点（袍哥），假如占点点，拿出公口和全堂（舵把子、管事、三排）字样，可以少出钱领走。因为严老头是黄脚杆（没有点点的黄泥巴脚杆），索价两万银元，一个莫少那老头把我的意思回告严某，严老头是个爱财如命的人，方面痛儿子，一方面又痛钱。过了半个月，我们又写封信告诉他，说明把他的儿子由关在地窖改为关在蜂窝眼的拌桶下，空气很稀薄。严老头子痛子心切，主动写信给我们，承认如数拿出，领其爱子回家。我们把两万元拿到手，交出他的儿子，但已经成了睁眼瞎、四肢无力，不能行走的废人。

假如小孩关在圈里死了，我们便把尸体埋入乱葬坟坝，坟堆前面插一个木牌，上写着名字。等到钱拿到手，写封信给失盗主来领。领到的不是废人，而是一堆骨头了。等钱到手叫失盗主控走尸骨，我们称之为“卖腌臊”。:

还说一下翻了圈，“肥猪”跑了，就要把管圈的人处死。因为“肥猪”跑了，乡团就要来“清剿”，多少定有损失，在土匪看来，管圈翻圈，弄死是千该万该。：

事实上翻圈的绝少，因为拉来的：“肥猪”，必要捆起、锁起、关起、耳朵塞起，关在地洞或拌桶下面。我们土匪的手段残酷、毒辣，肥猪总是弄得眼睛瞎、耳朵聋、成了废人。、说。街.

除了·“拉肥猪”、“抱童子”以外，还有“打歪子”。“打歪（读上声）子”就是在河中劫船，有事前钓好的，有打碰对的。我们多半与船老板勾结，比如在成都东门外码头、中兴场的下河坝船码头，栈房里的钩钩，与船老板支起出来的钩钩勾拢，报与我们的管事，由管事查明路线，摸清楚开船的时间，计算好沿途行船的地点与时间，带起兄弟伙去“起货”。

记得1923年二三月，我带30几个兄弟伙在仁寿与华阳交界的古佛洞地方打了歪子，抢得人字呢、布匹很多，还有银子3000多两。船上派有几个兄弟伙，配合岸上的兄弟伙行动。我带30个人在古佛洞转弯处等。船开的事水，我们放了几枪，叫船歪过来。船上的内应估着舵手靠岸，把乘客吆下船，吆到河边沙坝上排成两排，举起手，几只枪跟着：驼牛”边搜边拿，记得那次抢了布匹、银子27挑。兄弟伙把岸上乘客身上的钱理麻干净，把衣服脱了，只剩一件汗小衣，然后把乘客州上船，叫船立即开走，一时不知究竟的贫苦老百姓，围拢来看热闹，我们临走时，故意丢些破烂东西、撒点小钱在地上，让他们去捡，口中说：“上山打兔儿，

见者有份儿。”

要知道这些人是不敢开腔的，怕当讨人嫌，怕脱不倒手。我们扬言，谁当讨人嫌，要烧他的房子，整死他的全家。我们认为世界是我们土匪横行的世界，“码干”一切。

除了“打歪子”，还有“掸鞭子”，有些是钓，有些一样是打碰对。借检查把来往客商抢了，这种办法，即所谓“掸鞭子”，或称“宰根子”，区别于上面所述的抢劫办法。它费事小，收效却很大。记得是1922年，我们钓到川北帮有20挑银子，银子是银贩挑到成都造币厂铸造银元的，每挑有100斤，内中有5两、10两重的银翘宝。我们在龙泉驿山上做的这笔生意，走了约莫半个钟头，团练局撵起来，声言捉土匪，结果把当地的一个有钱的叶老头抓走，硬说他通匪，后来叶老头送了100两银子了事。这位团练局长亲自到我们码头上向姚大爷致意，感谢对他们的“关照”。

那些年间，川北帮如顺庆帮，遂宁帮带的丝绸、布匹和银子饯，只要经过我们那里，山泉铺、界牌、茶店子、龙泉驿场口上，都得给我们留下“买路钱”。

我们每次抢得来的钱财，绝大部分是总舵把子、总管事分了。下面的兄弟伙，分得无几。比如抢得1000元，兄弟伙们最多一共只分200元。我们抢得20挑银子翘宝那次，分到每个兄弟伙名下，一个人得了一个银子。“鱼吃鱼不腥臭”，袍哥土匪对兄弟伙正是一样的剥削。

弟兄伙平时吃鸦片烟，在分股子的时候还要扣去平常发的烟费。扣除以后，剩下的就更少了，他们拖襟挂络，一个二个烟容满面，这些烟鬼有的还要赌、还要嫖、戕贱自己的身体，生病的特别多，病死了挖个坑埋了算事。“挂溜（读上声）子”（打仗）死了，连尸都不收。但是我们姚舵把子和管事们的生活，却是另一样，姚大爷走那里，坐六人拱竿桥，一二十个“逗伴”后面跟着跑，俨如一方的土皇帝。姚舵把子多在成都、双流和较大的乡镇上嗨玩，我记得他一天晚上赌博输过3000两银子。我在姚的手下，一切抢劫、分赃、对外交涉、拿言语，通通由我办。那时的商家旅客，为了保险不出事，暗中与我们码头上说包袱，我们得了包袱，便派一两个兄弟伙一路保险，遇到有别路码头来“起货”，便拿出姚舵把子姚树廷三个字的名片与公口的双花样字样，于是得以顺利通行，我们美其名曰“护商”。

由于匪盗横行，后来商人来往，才正式组织护商队，官府逐渐成立甚么保商队、船捐局之类的机构，无形中更增加了商人的负担。

民国十二年（1923年），杨森得吴佩孚的支助，东山再起。杨森到重庆以后，拥刘湘为各军总司令，联合邓、田各军向第一军进攻，战祸蔓延川西川南川北川东各县，人民痛苦万分。当时吴克仇（吴敌）驻在简阳贾家场，我与覃胡子覃月洲、程宾武、哪伯林等在吴部、张（张子重）部都挂有一个营长的官衔。张叫我们打吴，我们不去，张把我们围在贾家场上街，打死打伤百二十余人，我带了几十个人冲出去跑到窑子坝，后退到中兴场。由双流巨匪李安邦拿起警察总监杨莘友的公事（公文），才算了事。

我在吴克仇部挂个营长的名，插杆旗子，表面是军队，暗地还是搞土匪的勾当，实际上兵就是匪，匪就是兵。除与军队勾结以外，我还与石盘铺团总谢吉武勾结。大家开过会，我们保证在地方上不出事，他们保证给我们方便，装眼睛瞎。很明显军队利用我们作前哨，替他打仗，利用不到，就打我们，所以才有贾家场的火并。

三、招安就编、由匪而官

民国十二年年底，熊克武由三台退到成都，再退叙、泸一带当时姚树廷已死，我同弟兄伙们给他办丧事，花去8000元银元百十人抬起姚的棺木，在中兴场、龙泉驿走了一个大圈，真是无

法无天已极。

原来我手中只有士几支枪，划后陆续买了一些枪。当时双简枪、马枪每支140元，新式步枪每支120.元，汉阳枪每支160元。手枪（法国手枪）每支600元，子弹20元板（10颗），步枪子弹5元一板（5颗），一共买了30支枪，多数是向成都枪贩子买的。军队的中下级军官偷出来卖的也有，守卫的兵拖跑卖的也有，收荒匠那里买点零件逗起的这种枪，价钱要低些，总是要少个1/3左右。此外我还吃了些枪。记得六师师长余际唐部的独立团送废枪到成都，我与独立团汪海云勾结，在龙泉驿地方便打来吃起、各分得20支。熊克武退经华阳石羊场，我以每支20元的代价收得人枪备120.9学

我的力量逐渐大了，经常有人请我们吃饭，送我们东西，把军服先送过来，招秦任状送过来。那时各个军系部队都在招安，扩太自己的武力。记得赖心辉的参谋长张挺生的兄弟来编过我，想招安我当营长。我住在茶店子，张本人来向我说：“我们兄弟与赖司令（指赖心辉）有很深关系，对我的哥哥还要补充人枪，今后只有步步上升，决不会垮杆，我们是赖的基本队伍，大家共生死、同患难。”我想大树下好遮阴，承认王来再说，后来他的伙饷用完，我爬起来走了，只剩他一个北杆团长。.

本民国十三年（1924年）初，成属清乡司令彭光烈在眉山招安。因为双流李安邦的介绍，保证我以后不出事，于是受编为彭的成属清乡司令部第一支队的营长。从这时起，我才基本上不再搞土匪的买卖，想从枪杆中求得升官发财，自从招安以后，便开始新的罪恶生活。

(黄竹川 笔记）

资料来源:

《四川文史资料集粹》第六卷 社会民情编及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