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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黎、三苗

 荷香月暖 2022-05-14

《尚书·舜典》:“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对比:帝鸿氏之不才子“浑敦”、少皞氏之不才子“穷奇”、颛顼氏之不才子“梼杌”,缙云氏之不才子“饕餮”,合称“四凶”。




相传帝禹时期(约公元前22世纪),帝禹部落联盟进攻三苗部落联盟(今湖北、湖南、江西交界一带)的作战。


   帝禹姓姒,名文命,继舜成为中原部落联盟的首领。生活在南方的一些三苗(又称有苗氏,或苗民)部落再度发展起来,侵扰中原。禹率部落联盟进攻三苗。战前,禹率众誓师,宣布三苗“敢行称乱”(《墨子·兼爱下》引禹誓)的罪行,以激励士气,然后与三苗进行决战,大败三苗。


    三苗部落从此逐渐衰落。



《书.舜典》:窜三苗于三危。孔传:三苗,国名,缙云氏之后,为诸侯,号饕餮。《史记.五帝纪》: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张守节正义:吴起曰:三苗之国,左洞庭而右彭蠡。……以天子在北,故洞庭在西为左,彭蠡在东为右。今江州﹑鄂州﹑岳州,三苗之地也。  




 九黎部落(简称黎,为山东、河北、河南三省接界处的一个部族)就是蚩尤的八十一兄弟。九黎原属东夷集团,相传共有九部: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合称九黎或九夷,每个部落有九个氏族,共有八十一个氏族。古沁州有一座绵延不绝的大山,叫九黎山,现在叫九连山

    远古时候,沁州还没有人类的踪迹时,南方强大的九黎族,进入中原地区.他们大概是沁州的第一批居民。传说这些九黎族人兽身人面,铜头铁额。能吃沙石,这大概是以猛兽为图腾带假面具的勇悍部落(见前)。他们过着原始人的生活,不仅善于狩猎,而且英勇善战,是东方一支庞大势力。蚩尤为其首领。蚩,蚁卵,是以蚩为图腾的民族,后来东迁到海滨,便演化为海兽图腾。蚩尤是一个有非常作战经验,勇猛无比的人。传说他耳上生毛如铁,头上有角能触人。在东迁途中蚩尤、九黎与驩兜等部落联合起来,组成三苗,由蚩尤统率。

向西北方向流窜的九黎,后来在今山西壶关县一带(今山西省长治县西南)建立起黎国,蚩尤在北方建立的黎国(冀国)是三苗九夷的统一联盟国,当时与黄帝族炎帝族同为方国,直至商末才被周并吞。还有一个黎国,在山东郓城县西。《姓纂》指出:“黎侯,殷周时国,周初为西伯所平,后武王封帝尧之后于此,因氏”;《路史》也指出:“西伯勘黎(灭黎),武王后以封汤后,黎候丰舒之后有黎氏,犁氏”。这是说周朝以帝尧族的黎国和子姓黎国取代了这两个姜姓的黎国。《风俗通义》说这两个黎国都是九黎之后。根据《风俗通》的记载,九黎的后裔之中的确有人以黎为姓。

向南逃亡的蚩尤氏族分作两支:一支自兖州地区南下,落脚于扬州地区,以大茅山为灵山与南方太湖地区居民隔江而居成为扬州苗民。另一支自兖州豫州南下,进入荆州地区,炎帝祝融和三苗九黎就在这一带住下来,各民族各据一山或各据一水分为:夸父铜柏支巫支祁;大别山西南稀水为封稀氏;巴水为蚩尤修氏;举水为举父氏;其西鸡公山南聂水为聂耳国(儋耳国);其西环水为来自泾河支流环江迁来的共工氏;其西桐柏山南涡水上游为天吴虞氏;中游为厉山氏;下游为祁姓神农氏;其西大洪山区为共工氏;汉水襄阳为朱襄氏;宜城为常宜氏;钟祥为钟山氏;其西南漳、朝阳、漳水为自太行山漳河迁来的太昊句芒重氏;其西沮水为自太行沮水迁来的女娲虘(女虘)虎支;浊漳河为重(句芒) 虘合居之地;又其西黄柏河为由太行山丹河、柏山柏乡迁来的柏皇氏后裔;其南长江西陵峡为西陵氏常宜;以宜昌为都,又迁宜都,是蚩尤和少昊的联姻族娵訾氏常仪或常羲(昌意)。

这样他们在淮河,长江中、下游、中游以北地区重建了炎帝文化,三苗九黎文化。把东夷的大汶口文化,炎姜的仰韶文化传统带到了淮河流域和湖北地区创造了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以后桐柏山和大别山系的蚩尤氏族繁衍生息,又迁入鄱阳湖(古彭蠡湖)地区。原在大洪山、荆山水寨各氏族由于同样原因,迁入洞庭湖地区分布在湘、资、沅、沣、酉水,以三苗九黎部族为众,蚩尤王族则居位在安乡县,重建三苗国。

三苗是国名也是国君名和部落名。三苗又叫有苗,尧舜时称三苗,春秋时称蛮。三苗为蚩尤氏先祖三苗(柯约、柯挪、柯乌)。蚩尤时代三苗从大地湾进到张家口一带与黄帝族为邻。据《战国策》吴起说:“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彭蠡即今鄱阳湖,洞庭即今洞庭湖。文山已不知今为何山。衡山是今湖南之衡山,或是今安徽之霍山。据此,三苗主要分布于西起三峡、南至衡山的广大地区,主要活动地域在今湖南、江西鄱陽湖一带、湖北以及安徽、河南南部等地。

蚩尤部大部分迁江淮流域(江汉、彭蠡、洞庭),组成的“三苗”部落联盟,后来又被尧、舜、禹击败。兵败后有的被迁至三危,有的南逃云贵湘黔为今三苗。即湘西、黔东北东部苗支、黔西北中部苗支、云南西部苗支。

研究者对三苗来历争议很大。有的认为属于华夏集团,有的认为是苗蛮集团,有的说应该归属东夷集团,

三苗这支中国南方强大的部族,直接承袭九黎,三苗族以猫为图腾,“苗”的读音古代是读作“毛”音的,今天的西部方言苗族自称“蒙”,因此三苗国就是 “三毛国”( 《大荒南经》:“赤水出昆仑山。三苗国在赤水东,其为人相随。郭濮注: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一曰三毛国。”)。三苗为姜姓之国,而非种族之名(非今日的苗族)。《舜典》的“传”中,曾将当时三苗的来龙去脉加以介绍说:“三苗,国名,缙云氏之后,为诸侯,号饕餮。”另外,其《名义考》也指出:“三苗建国在长沙,而所治则江南,荆、扬也。”三苗者:马融王肃云:“国名也。缙云氏之后为诸侯,盖饕餮也。”(《书·尧典》释文)《史记集解·五帝本纪》引贾逵云:“缙云氏,姜姓也。炎帝之苗裔。”高诱云:“帝鸿氏(共工部落)之裔子浑敦,少昊氏之裔子穷奇,缙云氏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故谓之三苗。”(《淮南子·修务训》注)韦昭云:“炎帝之后,诸侯共工也。”(《书·吕刑正义》)所谓缙云氏,则是黄帝时的夏官之名,其封地就在今浙江省缙云山的仙都山一带,算是黄帝名下的一个诸侯(炎帝的后代)。三苗指的是三支苗族,即炎帝神农氏的姜姓苗和蚩尤,包括三危,后来又加入了黄帝系的厘姓驩兜(丹朱),还有黄帝系的祝融氏黎与九黎部落。

这三个部落留在中原的成员在商周时建立苗、邓(湖北襄樊市西北部,周初北狄族的姜姓土方取代了子姓的邓,周昭王前,又被曼姓取代)、曼、蛮子、尢、丹、黎、酄等小国。

《五帝本纪》汉代郑玄注曰:“苗民,谓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于少昊氏衰,而弃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变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后,颛顼代少昊诛九黎,分流其子孙为三苗国。高辛之衰又复九黎之德,尧兴又诛之,尧未在朝,舜臣又窜之。后禹嗣位,又在洞庭逆合,禹又诛之。” 《韩诗外传》卷三:“当舜之时,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岷江在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说苑·君道》有类似记录。)可见经过颛顼、尧、舜、禹的多次征伐,一步步把三苗赶到西南蛮荒之地。三苗的一部分融入尧舜禹部落中,而“三苗”西北部一部分则发展为荆蛮,后建立了楚国;后来楚国的大部分人都融入华夏族群之中。三苗的大部分分别向西、向南、向东南迁入山区,形成苗族、瑶族、畲族。苗族公认祖先为蚩尤。后来又从荆楚地区西迁南进,分散在西南边疆云南、贵州、四川的山区甚至南迁到海南岛和东南亚的不少国家之中。西到前藏、伊朗和阿富汗。他们中还有一部分融入了北方诸如北狄、匈奴、鲜卑等民族中,最后又融入华夏民族中。所以说,华夏民族,更准确地说中华民族就是以黄炎联盟为核心,先后融入了“九黎”、“东夷”、“北狄”、“鲜卑”等众多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少数民族群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大家庭。谁也分不清你是那位始祖的后裔。我们既然承认黄帝、炎帝是我们的祖先,当然要承认蚩尤也是我们的祖先。

西部方言苗族经过四百年前“土人存十之一、二”的平播战争,以及长达六年的“安奢之乱”,相当一部份被迫迁徒去了云南,并在随后两百年内流入了东南亚半岛。上世纪七十年代,随着印度支那局势的变化,十多万老挝苗民沦为难民,最后散布在全世界五大洲10多个国家。中国苗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民族。

三苗与尧舜禹的斗争:

尧舜禹与三苗之战共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尧与三苗战

三苗在尧时早已立国。尧时,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与尧同为羌人,反对把权力让给东夷族的舜,“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尧发兵征讨,战于丹水之浦。(《吕氏春秋·召类》曰:“尧战于丹水之浦。”)尧曾封子丹朱于丹水,“有丹山,此山出丹朱也。”是丹朱为封地,以封地而名“丹朱”。这一带后来的姬姓国有隋、唐、曾、巴以及熊姓的罗国(后迁岳阳)。丹水流域,即河南西南部和河南浙川西、湖北交界的地方。三苗被打败后,首领驩兜被流放到崇山(“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驩兜”是三苗一支的名称和该支首领的名称,据说就是尧的太子丹,此说恐怕不当。丹朱可能是驩兜失败后由尧封在此的。后来尧禅让给舜,太子丹才与驩兜部联合起来,于是太子丹成为与禹大战时驩兜部落联盟的新领袖。《山海经·大荒北经》:“西北海外有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颛顼生驩头,驩头生苗民。苗民厘姓,食肉。” 《史记·五帝本纪》:“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浑沌。贾逵注:帝鸿黄帝,其苗裔驩兜也。”看来驩兜是黄帝的后裔,厘姓。

三苗部分人众被流放到西北的三危山(“窜三苗于三危” 《史记·五帝本纪》)。一般认为三危是地名,即现在的甘肃敦煌一带。

崇山在今湖南大庸市西南,此地属武陵山区,行政建置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苗族简史》说,湘西苗族五大姓之一的石姓,与驩兜有亲缘关系。石姓有大小之分,大石姓在苗语中被称为“驩兜”,泸溪、花垣有驩兜墓、驩庙。万历《慈利县志》卷十二:“驩兜墓在崇山,舜放驩兜于此,后遂葬于山下。”即放逐于湘西的山区。驩兜(丹朱)族远达越南中部和广西南部。

第二阶段:舜伐三苗与分北三苗。

相传上古时帝尧因儿子丹朱行为不检,故而把帝位禅让给舜。所谓尧禅让,根据史书及考古发现,实际是舜软禁了尧,《汲冢竹书》说:“舜篡尧位,立丹朱城,俄又夺之。”《竹书纪年》说:“舜囚尧,复偃丹朱,使不与父相见。” 《骆史·发挥》引《纪年》:“尧末德衰,为舜所囚。” 舜夺取尧的职位后。三苗与华夏集团的冲突进入了第二阶段。

据史书记载,舜为了使三苗臣服,一面发展生产,巩固联盟内部团结,采取了文教感化和武力征服相结合的政策,一面进一步采用分化、瓦解的策略,即“分北三苗”。 《尚书·舜典》:“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分北三苗。”《史记·五帝本纪》同。王肃云:“三苗之民有赦宥者,复不从化,不令相从,分北流之。” 郑玄曰:“流四凶者卿为伯子,大夫为男,降其位耳。犹为国君,故为三苗为西裔诸侯。犹为恶,乃复分北流之,谓分北之西裔三苗也。” 分北三苗的“北”字,可作“甄别”解,又作“背,留善恶去。”意思是舜命官员对三苗进行考绩,针对其君臣表现实行所谓“五流三居”的分散瓦解政策。 被“五流者”为“暗”:愚昧、糊涂、凶顽、复不从化。于是,三苗之中的大部又面临舜的军事挤压而被迫离开三危,向东南,渡西汉水,翻过终年积雪叠山以东的西秦岭(今徽(县)、成(县)盆地),再渡过嘉陵江上游而进入汉水流域。

而那些未随大部迁徙的“三居”者,则与当地羌人融合,演化成了中国古代的“羌”。古史称“西羌之本,出自三苗”。

《帝王世纪》:“有苗氏负固不服,舜乃修文教三年,执干戚而舞之,有苗请服。”

《韩非子·五蠹》:“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 其实,“执干戚而舞之”,是以强大的武力作后盾,“三苗乃服” 。

《吕氏春秋·上德》:“三苗不服,禹请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

《苟子·赋篇》:“干戈不用三苗服。”

《说宛·君道》:“当舜之时,有苗氏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许日:谕教犹未竭也。乃谕教焉,而有苗氏请服。天下闻之,皆非禹之义而归舜之德。”(参见侯哲安:《三苗考》,载《贵州民族研究》1979年第1期)

《左传·昭公元年》:“虞有三苗……诸侯遂进,狎主齐盟。”

可见,在虞舜时代,舜采取感化和分化两手,分北三苗,这一阶段三苗与华夏联盟虽曾一度妥协,但三苗仍较强大,始终是华夏集团强有力的竞争者。

第三阶段:禹伐三苗,给三苗以摧毁性打击。

两大集团决定性的一仗是禹伐三苗,禹与三苗进行了一场历时七十天的大战。

禹继位后,三苗仍为心腹之患,禹对三苗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征讨,这是双方战争的第三阶段。禹征讨的主要理由是:

《竹书纪年》:“有苗负固不服。”《尚书·益稷》:“苗顽弗即工。”按:工与贡古通,即三苗之民反抗剥削,不给舜禹进贡。

禹在誓师动员时说:“三苗不敬鬼神,滥用刑罚,违背天意作乱,上天现在号令我们要对它进行讨伐。"《墨子·兼爱篇》载有禹出师伐三苗的誓言,其词曰:“济济有众,咸听朕命,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贡,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这里列举了三苗的“罪状”,作为对其征伐的理由。这些罪状内容空洞,不过是借口而已。

概括起来大约是不恭(不尊王),不贡(不进贡),败德(不用君子用小人)。

禹同三苗的战争进行得相当激烈残酷,是消灭种族的战争,其结果是三苗国被灭,社会生产力遭到重大摧残。

当时,三苗地区发生大地震,禹乘机发动大规模进攻。交战开始,战斗十分激烈,互有胜负。突然,战场雷电交加,三苗领袖不幸被箭射中,苗师大乱,溃不成军。《墨子·非攻下》云:“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于市,夏有冰,地圻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待,镱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这段话前面说的是天变(天崩地坼的大地震),后面是说射中了苗师首领,苗师大败,从此三苗一蹶不振。

《古本竹书纪年》云:“三苗将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圻及泉,青龙生于庙,日夜出,昼日不出。” 《随巢子》云:“昔三苗之乱,龙生于庙,犬哭于市。” 《论衡》云:“三苗之亡,五谷变种,鬼哭于郊。” 西汉竹简<<六韬>>:"有苗日蚀月断,三日不解","有苗三日不见日".三苗大乱,天灾降临.战前已充满了可怖的气氛,自然怪异,灾变频繁,百姓惊恐。这种灾害很可能是真的发生了.夜里出太阳,当然不会是太阳,而是发生了外来天体撞击地球的大爆炸.爆炸之时,亮光照如白昼.而后灰尘遮天蔽日,三天不见日是可能发生的.

以上都是形容三苗地区的天灾人祸以及战事的残酷,杀戮惨极,血流满地,几无人烟,故龙(蛇)出于旷野,犬哭于市郊。(参见侯哲安:《三苗考》,载《贵州民族研究》1979年第1期。)

巴基斯坦的摩亨佐达罗遗址,5000年前有过辉煌的印度河文明,那种高度的文明程度足使今人大吃一惊.后来.这个文明毁灭了.考古发掘证实,当地曾发生过多次猛烈爆炸.时间正与三苗大乱同时。看来天灾的中心在印度,三苗地区受到严重影响,天灾很不利于三苗对禹的战争,因此三苗以惨败告终。

战争结束以后,三苗作为国家的刍型已不复存在了,但作为民族的刍型则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今本竹书纪年》云:“三十五年,帝命夏后征有苗,有苗氏来朝。”《墨子·非攻下》云:“后乃遂几。”几是衰亡的意思。由此可见江汉地区的三苗被禹打败以后,只有一部分留在江汉地区,逐渐融化在后来的蛮人之内。而大部分向西南逃避的,仍保持“三苗”作为民族刍型的一些特征,发展成为后来的苗、瑶、畲等民族。还有一部分变为奴隶,这部分后来则发生异化,逐渐融合于华夏族,成为汉族来源的一部分。

《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地图》上,朝着南方迁徙的有苗氏出现在公元前11-前8世纪的西周王国的地图上,以“矛”的部落形式被标定在岷江及嘉陵江之间的长江以南广大区域,即今川南、黔北一带,已有两千八百年的历史。

留居在河南济源的一支苗人,建立苗国,即《左传》襄公26年的苗(河南黄河以北,济源以西,后来成为春秋晋国芈姓苗贲皇的采邑)。后裔有以族为氏的,遂为三苗氏,《路史》中三苗作三鱙(miáo)。



舜帝从俗嫁驩兜——“舜放驩兜于崇山”新考



   自汉迄今,研究上古历史的人对《尚书》所记“舜放驩兜于崇山”,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仅对崇山究在何处争论不休,而且对原句的解释也说法不一。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舜放驩兜是流放、放逐、驱逐,即把尧子驩兜流放或驱逐到南方崇山一带,而且把驩兜说成“四凶”之一。这完全是望文生义,颠倒了历史事实。其实舜放驩兜于崇山是把他出嫁到南方古国先帝祖居之地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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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先从古代“普那路亚”家庭说起。美国民族学家,历史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指出,凡是血亲婚配受到限制的部落远比其他部落发展迅速。这一巨大进步的影响直接促使氏族的形成。一个氏族的一群兄弟同另一氏族的一群姐妹共同结婚,就是“晋那路亚”式婚姻,也就是“集团结婚”,即“族外群婚”,形成一群新的“亲密同伴”,促使人类生育出现一次质的飞跃。人们不再以血缘划分族团,而以地缘山头划分族团,以后逐渐形成对偶家庭,由群婚过渡到一夫一妻、“成对配偶”的婚姻制度。这种婚姻的突出特征是一个男子在许多妻子中有一个主妻,同样一个女子在许多丈夫中有一个主夫。更重要的特点是“一切亲属之间都禁止结婚”。这样自然选择的优生效果进一步表现出来。用摩尔根的话来说就是“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氏族之间”的婚姻,创造出在体质上和智力上都更加强健的人种;两个正在进步的部落混合在一起,新生一代的颅骨和脑髓便扩大到综合了两个部落的才能程度。


实际上中国历代典籍中关于原始婚姻形态的记载很多。吕振羽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神话传说所暗示之野蛮时代的中国社会形态》(三联社版出,1961年12月第一版)中这样写道:母系制度的主要特征是子女属于母亲的氏族,是男子出嫁,女子娶夫。在中国传说式的记载中,关于母系制度的史料虽然不算充分,但足以说明其基本特征。


    许慎《五经异义》引《春秋·公羊传》说:“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尚书大传》郑注云:“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白虎通》曰:“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人民但知其母,不知其父。”《庄子·盗跖》曰:“民知其母,

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商君书·开塞》曰:“天设地而民生之,当此时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宋书·符瑞志》、《孝经钩命决》、《诗含神雾》、《太平御览》等书曰:“太昊庖牺之母,居华胥之渚,履巨人迹,意有所动而生太昊。”《帝王世纪》、《宋书·符瑞志》、《文选》引《春秋元命苞》曰:“少昊(少皞,名挚,号金天氏,东夷首领,以鸟为图腾,以鸟为官名,设有工正、农正)字青阳,母曰女节,有大星下流华渚,女节梦接意感而生少昊。”《春秋元命苞》曰:“少典妃(炎黄之先祖)安登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于常阳山,生神农。”《初学记》引《诗含神雾》曰:“黄帝母附宝,见大雷绕北斗,极星光照郊野,感而孕。”《山海经》、《竹书纪年》、《初学记》曰:“帝颛顼、高阳母见摇光之星,贯月如虹,感已于幽房之宫,生颛顼于若水。”《帝王世纪》曰:“帝喾姬姓也,其母不觉,生而神异。”《初学记》、《太平御览》曰:“尧母庆都与赤龙合昏,生伊耆,尧也。”《尚书命验》曰:“帝舜母纵华,感极星而生舜。”《孝经钩命决》曰:禹母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既而吞神珠而生禹。《竹书纪年》:“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契。”《尚书中侯》、《诗经正义》:“弃母履巨人迹,感而生弃。”


   上述这些传说人物,都是在古籍中常见的,他们都只有确定的有名有姓的母亲,都说是由其母与某种自然现象或生物交感而生。这正是关于母系制的传说反应。在母系社会只有把女儿留在身边才能确知谁是自己的后代,男子出嫁,女儿娶婿是天经地义的事。故《周礼》有“凡娶,判妻,入子”,“凡嫁子、入妻者”的记载,【入子:古代称随改嫁的母亲到后父家中的子女。《周礼.地官.媒氏》:"凡娶判妻入子者,皆书之。"孙诒让正义:"入子谓再嫁而携其女入后夫之家者。"一说"入子"谓嫁女。参阅郑司农注。】就是说自己的女儿要从其他氏族中去娶进丈夫来,自己的男儿便要嫁出去到其他氏族中作女婿。在母系氏族社会中男子不能享有其本族的氏族权,但在他的妻族中倒有可能,而女子则被公认为氏族的基本成员,能充分享有本族的氏族权。所以崔述《考信录》说“上古无传子之事”。古代男子出嫁的形迹在史书记载的一些传说中得到印证。如《国语·晋语》载:“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四母之子别为十二姓。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巳、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世本》载:“舜之子孙分为:胡、公良、陈、彭、原、鍼、仲、庆、夏、宗、孔、仪、司徒、司城等姓。”另据历代姓氏资料记载:高阳十世分为“巳、董、彭、秃、妘、曹、斟、芊八姓”;祝融氏分为八姓,即“巳、彭、秃、妘、斟、曹、芊、芈(米)。”陆终的六个儿子分别为:“昆吾、岑胡、彭祖、来言、安、季连。”这说明:兄弟不同姓,正是因为他们要出嫁,只看他们嫁到哪一氏族去,他所生的子女便是以他所嫁的氏族为姓。因此即使亲兄弟他们也未必同姓,除非他们同时嫁给同一个氏族。因而传说中的所谓尧子“丹朱”(即“驩兜”)不仅不能算尧的本氏姓的儿子,而且在尧的妻族中,他还要被嫁出去,而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却可以名正言顺地将舜娶进家门并继承帝位。


可见《尚书》所记“舜放驩兜于崇山”,并不是将驩兜流放到崇山,而是按母系社会世俗传统“嫁驩兜于崇山”。“放”就是“嫁”,这在今天的民间尚能找到语义遗存。如将女儿许配给婆家称“放人家”;打听别家女孩婚配没有,称“放人家没有?更令人惊喜的是驩兜出嫁崇山的史实在苗族《古老话》中得到充分印证。《古老话·前面一朝·戴驩》载:“戴驩上来坐巴人,戴驩上去坐巴扒;生西家,育驩跑。西家下坪下平野,驩跑从岭绕道;驩高务,驩高果,驩明高,驩扒代。坐守屋公,坐耕父田;坐守树梨根根,坐守树栗蔸蔸。西家下坪下坝子,在仁大巴生大巴,在仁大罗养大罗。在仁大巴女的生男的养,在仁大罗养儿生孙;一根树发满山,一根竹发满岭。才生仡笑濮地,才育濮郎大例。濮弟才生太列欧若先,仡笑才育欧熊欧若谋;留在明高,留在板罗。才生阿若告考,才育阿若告雅;阿仁告考坐芈偻,阿若告雅任董乍。才生大果住流当,才养楼口住高驩。女的才学跳盟跳舞,男的才来学击拍。仡笑濮地,濮郎大例,杀水牛祭祖宗,背鼓成神仙;在地上成大夔,在天上成神仙。”古歌中《话亲话姻》一节还分《戴驩》、《戴弄》、《戴辽》、《戴轲》、《载硚》、《戴恺》、《戴莱》、《戴卢》、《濮沙》、《大(戴)若芈偻》10个小段分别记录了三苗先民十大宗首找亲结戚、繁衍子孙的历史。这恰好与传说中为古代苗族首创族外婚姻的十对夫妻(娘比归与戴欠榜茹;娘比溪与戴欠榜姑;娘细普与大芈;娘细略与惹偻;错正与后杯;错抓与后羿;金都归与大戎;金者乜与大索;姗比与大巴;英比与大罗)史料相符。更弥足珍贵的是,上述“十首”中的“八戴”恰与古代传说中八个才德之士相似。《左传·文公十八年》:“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名'苍舒’、'颓敱’、'梼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齐圣广渊,明永笃诚,天下之民谓之'八恺’。”孔颖达疏:“恺,和也,言其和于物也。”《汉书·古今人表》庭坚作咎繇(见1989年上海辞书社版出《辞海》缩印本307页)。而高阳氏就是颛顼帝,如果“八戴”就是“八恺”则可反证高阳帝的国都就在大庸崇山,舜嫁驩兜于崇山可谓顺理成章。只有皇族嫁帝邦才门当户对、各得其所。同时还可反证《史记》所记上古传说中的五帝并非同一个地方前后相继并相互承袭的五个帝王,而是分处大江南北不同地域的几个强邦大国,是各自独立而又密切联系的几个部落联盟。


本文作者李书泰先生与中原经济协作区网站副总监常小靠先生的参会合影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舜帝入主尧都的真象来佐证尧舜时期对偶婚姻存在的形迹,佐证舜嫁驩于崇山的客观可能和大庸古国的真实存在。从舜的出生情况来看,人们无法确认他的父亲是谁。根据《尚书帝命验》载:“帝舜母纵华,感极星而生舜。”而《史记》中所记的舜父瞽叟三番五次地要害死舜,也暗示人们舜不是他的亲子,而只是对偶婚中主妻所生之子而已。从舜的婚姻情况来看,正如屈原在《楚辞·天问》中所问的那样,“尧不姚告,二女何亲”——尧如果不告诉姚氏,怎么能就把舜请到自己这方面来,并和他的两个女儿结婚呢?只有在原始群婚或对偶婚传统之下,尧帝才从俗将女儿留在身边并娶进女婿继承自己的帝位。更何况在原始民主制度下,实行的是“二首政长”机制(见《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第89页),尧不可能把天下拱手让给女婿,而是从俗实行“盟主并治”的客观要求。在尧退位之前是“尧舜二首”,在尧退位以后是“舜禹二首”,禹后是“益启二首”。启杀益,“二首政长”制退出历史舞台,男权社会拉开帷幕。


从舜帝与其弟其妃的家庭生活来看,他又是原始对偶婚的活标本。据《楚辞·天问》载:“眩(瞬)弟并淫,危害厥兄。”《孟子·万章》载:“象往入舜宫,舜在床琴。象曰……干戈朕,琴朕,朕,二嫂使治朕酒。”《列女传·有虞二妃》载:“娥皇为后,女英为妃。”《史记·五帝本纪》:“象乃止舜宫居,鼓其琴,舜往见之,象愕不怿。”可见娥皇、女英姐妹与舜和象两兄弟间,实行的是共夫共妻的两性关系。另据《楚辞·湘君》载:“娥皇为舜正妃”。《山海经·大荒南经·大荒西经》载:“帝俊妻娥皇。”有女子名曰羲和……羲和者帝俊妻。“帝俊妻常仪”。《帝王纪》曰:“帝喾有四妃:元妃姜源生后稷,次妃简狄生呙,次妃庆都生放勋,次妃常仪生帝挚。”《吕氏春秋·孟春记》曰:“舜有子九人。”这些记载又可看出舜似乎是娥皇或女英的主要之夫,娥皇或女英是舜的主要之妻。舜本来有九个儿子,但大家只承认商君(或季厘)是他的儿子;和他有性关系的妻子不只是娥皇和女英两个,另外还有“四妃”。由此可见其弟象有可能是娥皇、女英主夫以外的丈夫。郭沫若曾断言,这正是普那路亚婚姻制度的一种传述。在这样的婚姻制度下,连他的“元妃”也能同他的兄弟“象”去发生性爱关系而不受到排斥。

 又据《史记·五帝本纪·索隐》皇甫谧语曰:“尧娶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驩兜),又有庶子九人”;“尧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也就是说尧帝有一个主妻,生出一个直系的儿子叫丹朱(驩兜),此外还有九个旁系的儿子。这九人是尧的“庶子”,尧当然也是这九人的“庶父”。照中国儒家的传统说法是尧因为儿子丹朱不肖,所以才把“帝位”传给舜。但他那九个庶子未必都是傻瓜不成?古儒们哪里知道在母系制社会时代,男子不曾取得继承家族权力的“习惯许可”。也只因那时候古儒们的认识能力不可能达到后世摩尔根和恩格斯那样高的水平。


现在看来,“舜嫁驩兜于崇山”的史实辩疑已迎刃而解。舜帝作为姐夫级合法继承人,将舅族驩兜非常体面地嫁到南方古国大庸崇山。驩兜来到大庸崇山并不算遭了贬吃了亏,而是分疆治国、易地为帝。而尧帝的九个庶子同驩兜一同嫁到崇山,正好印证了苗族古老话中所传的那十对首创族外婚姻的夫妻。


历史就是这样机缘巧合。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西方两位超级大师的科学理论与遥远东方的古老传说,竟被一个全然不专史学的普通职员沟通对接,发现她无穷的历史奥妙,一举破解千古谜团,让扑朔迷离的历史真象大白于天下,实乃不可思议。历史研究真是其乐无穷。大庸文化博远精深,它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级文化遗产,崇山是比夏墟、殷墟历史更加久远的文化遗址,即名符其实的“庸墟”。


2008年11月28日


摘自:https://www.360kuai.com/pc/9765bb46654bf1125?cota=3&kuai_so=1&sign=360_57c3bbd1&refer_scene=so_1









三苗究竟干了什么,为何尧舜禹继位第一件事就是伐三苗

三苗,在我国古代典籍中又被称作“有苗”,是上古时期的一支部落族群。

据《山海经》记载:“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三苗国在赤水东,其为人相随。一曰三毛国。”可见,三苗族群或在西北或在南方,都不在传统的中原地区。但奇怪的是,远离中原的三苗国,却频繁与中原政权爆发战争。

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尧战于丹水之浦。舜窜三苗于三危,分北三苗。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

三苗和中原的战争持续了尧舜禹三代之久,舜帝甚至还死在了南征三苗的路上。直到大禹继位后趁三苗内乱又遭受天灾,才彻底攻克三苗国,此后,“三苗”这个称谓从典籍中消失。那么三苗究竟做了什么,为什么尧舜禹继位后第一件事都是要不遗余力地远征三苗呢?

先秦典籍无一例外的都将战争的起因归结于“三苗作乱”,尧舜禹三帝都是奉天伐罪,但这个理由显然是经不起推敲的。三苗并非尧舜治下臣民,不存在“作乱”一说。

尧舜禹时代,中原政权的核心区域在黄河中下游一带,近些年考古发现的山西陶寺遗址也证实了是尧帝的都城,甚至到夏晚期的二里头遗址,也都未脱离晋豫两地区域范畴。这都说明,从尧帝到大禹,都是与长江流域没有直接利益纠葛的。


 而三苗国的核心区域则在“左洞庭而右彭蠡”,也就是湖北湖南及江西一带。考古专家在江汉平原发现的屈家岭文化及其后续的石家河文化遗址,证实了三苗活动区域在长江流域,其时间跨度是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200年,对应的刚好是尧舜禹时代,但却不是同一文化类型。

换言之,在满天星斗的华夏文明起源中,三苗和中原集团是并行产生和繁衍出来的两大文化,自然也就不存在谁衍生出谁,或者谁是君谁是臣的从属关系。
不过,在石家河文化结束后,江汉平原一带出土的陶器突然变成了粗圈足盘、盆型鼎,文化面貌与石家河文化差异明显,但却与夏文化较为接近。

很显然,石家河文化是被外来文化直接终结的。结合史书记载,我们很容易想到对应的历史事件正是大禹对三苗的毁灭性军事打击,最终导致“苗师大乱,后乃遂几”。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回到开头的疑问,战争的起因是什么?
上文已述,晋豫等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尧舜禹时期的统治区域,其考古学上的文化类型自然是龙山文化。但奇怪的是,以河南南阳为中心的豫西南地区却出现了屈家岭晚期文化占据主流的情况,甚至就连更北的郑州大河村遗址也出土了具有明显屈家岭文化特征的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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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在三苗遭受毁灭性打击之前,其势力范围已经扩展到了中原区域,并且有继续北上的趋势。这或许就是史书所指的“三苗作乱”,迫使尧舜禹起兵征伐。如此看来,“征三苗”似乎是三苗有错在先,北犯了中原政权的领地。
但如果我们继续深挖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典型特征,就会发现墓主拔牙、头骨变形等和大汶口文化相同的墓葬习俗,即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与蚩尤所处的大汶口—龙山文化遗存呈现了继承关系。

《尚书郑注》曾考证,“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后。……居于两裔者,为三苗……尧兴又诛之,舜臣尧又寂之。禹摄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诛之。”
同样,在苗族世代传唱的古歌《格蚩尤老》中,有这样一句“先祖居住在大河(指黄河)边,首领是格蚩爷老(蚩尤)。战争中格蚩爷老被杀,余族被迫南迁到大江(指长江)边。后来战争又起,又被迫西迁进川贵黔大山中。”

如果我们把这两者串联,就会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三苗是蚩尤族之后,在蚩尤战败后,三苗南退至长江,经过长时间的繁衍生息,三苗族群再次壮大,并越过长江重返中原。这直接招致了尧舜禹的军事打击。从某种意义上讲,伐三苗是炎黄战蚩尤的延续。
而原本漫天星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不断的战争与融合中,炎黄和蚩尤后裔最终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族群:华夏族。当代即有不少学者呼吁,将蚩尤与炎帝、黄帝共同确立为中华民族三大始祖。 


                          三苗由来

摘自:日期:2020-03-16中国苗族网
http://www./WebArticle/ShowContent?ID=9782

三苗或三苗国,是苗族继九黎之后历史发展的又一个重要阶段。九黎活动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带,三苗活动在长江中下游。

根据中国史籍记载,民族心史记载和学人考证,逐鹿中原,涿鹿大战,九黎部族惨败,其首领蚩尤被擒杀,九黎一部分融入了黄帝族,一部分向南方迁移,来到了长江流域,这里北是云梦大泽,南有三湘两湖,九黎后裔充分发挥良渚文化和文明之能,把稻谷农业的生产技术与治水经验带给这片土地。一面从事农耕生产,饲养畜牧;一面把蚩尤遗下的五兵,刀、剑、弓、戟、大弩,随时讲习,以保护族群自身安全。在经过几百年的生产发展后,至尧、舜、禹时期,他们又强盛了起来,建立起历史上著名的强大部落联盟或国家,这就是“三苗”或“三苗国”。“三苗”是苗族历史发展的又一个重要阶段。“三苗”以苗族族群为主体,也包涵有其他一些小的部落族群。

史籍《尚书》、《史记》、《帝王世纪》、《吕世春秋》、《孟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礼记》、《竹书纪年》、《穆天子传》、《淮南子》、《孙卿子》、《随巢子》、《盐田论》、《说苑》、《通鉴外史》等上百种历史文献,对三苗或三苗国都有记载。

 

一、史籍记载三苗为九黎之后

 

中国史籍记载和学人考证,三苗为九黎之后、九黎之裔。

 

《尚书·吕刑》载:“三苗,九黎之后。”郑玄注:“苗民,谓九黎之裔也”韦昭曰:“三苗,九黎之后,高辛氏衰,三苗为乱。”

《礼记·缁衣正义》:“苗民,谓九黎之君也……有苗,九黎之后,颛顼伐少昊,诛九黎,分流其子孙,为居于西裔者三苗

《尚书·大禹谟》:“苗民作五虐之刑,皇帝遏绝苗民,无世在下。谓尧初诛三苗。舜典云窜三苗于三危,谓舜君摄之时,投窜之也。舜典又云庶积咸熙,分北三苗,谓舜即位之后,往徙三苗也。今复不率命,命禹徂征之,是三苗之民数于王诛事。禹率众征之,犹尚逆命,即三苗是诸侯之君而谓之民者,以其顽愚,号之为民。” 

郑玄曰:“苗民谓九黎之裔也,九黎之君,于少昊氏衰,而弃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变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后,颛顼代少昊,诛九黎,分流其子孙为三国。高辛之衰,又复九黎之德,尧兴又诛之。尧末又在朝,舜臣尧,又窜之。后禹摄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诛之。”

《国语·楚语下》:“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 吴韦昭注曰:“三苗九黎之后也。”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孔安国注曰:“吴起云:三苗之国,左洞庭,而又彭蠡。”

《集解》引马融云:“三苗,国名也。”

 

上述资料告诉我们,三苗部落源于九黎部落。三苗是九黎之后,三苗存在于尧、舜、禹时代,九黎存在于炎、黄、蚩时代,九黎为先,三苗为后。诚如梁启超在《太古三代载记》中所说:“三苗、九黎,一族两名。”

伍新福、龙伯亚在《苗族史》中大量引用史料后说: “这就更明确肯定,三苗、苗民是蚩尤九黎之后,二者是一脉相承的。显然,三苗和三苗国,就是以蚩尤为首的九黎部落集团,在同炎、黄部落集团争逐失败后,向南退却的成员,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域所形成的一个新的部落联盟。[1]

徐晓光等著的《苗族习惯法研究》考证说:“九黎战败后,大伤元气。一部分成为黄帝族的俘虏,后融合于夏族;另一部分渡河南下,聚居于江淮一带,称为'三苗’、'有苗’或'苗民’”[2]

蒋志华主编的《中国世界部落文化》也考证说:“三苗部落主要起源于九黎部落。九黎部落被炎黄部落打败后,其余部退入长江中下游,形成“三苗”部落,并建立了三苗国。”[3]

侯哲安在《中国南方古代传说人物考》中也考证说:三苗是伏羲女娲之后处于南部的一支。他们在我国南方是一个大的部落联盟,曾加入过中原地区的华夏联盟,又与中原几个部落联盟发生过斗争。三苗经过战争失败以后,一部份成为汉族的成员,大部份流入南方各个地区,与今日南方许多少数民族在族源上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都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组成部份。[4]

李玉洁教授在《中国古史传说的英雄时代》中也说:《战国策·魏二》云“黄帝战于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东夷之民不赴。”这段话的意思是,黄帝与炎帝战于涿鹿之野,西戎之兵不来帮助黄帝,因为炎帝是西方发祥的部族,西戎之兵与炎帝关系密切。而当禹攻伐三苗时,东夷之民也不来帮助后禹,因为三苗与东夷部族关系太密切了。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华夏族在与东夷部族的斗争中,三苗总是同东夷部族在一起。[5]这证明了东夷与三苗南蛮是同源的,这个源就是“东蒙”和“九黎”。三苗和南蛮是“东蒙”“九黎”逐鹿中原失败后南下的那一部分的后裔,东夷则是“东蒙”“九黎”未参战留在原地的那一部分的后裔,后来全部融入华夏集中去了。

针对学界有把“三苗”与“九黎”混同于一个时代,认为九黎就是三苗,三苗也就是九黎。著名的苗族史学家伍新福教授在《评论与考辨》中强调说:“从各种文献资料看,九黎是九黎,三苗是三苗,二者有联系,故又有黎苗之称。但他们是处于不同的时代,九黎在前,三苗在后,三苗是九黎部落成员的后裔在新的地域组成的新的部落集团……从史实看,它们各自确实是生活于不同的历史时代。以蚩尤为首的九黎部落集团,是同炎、黄部落集团争逐于华北平原,遂有涿鹿之战,即蚩尤九黎与炎、黄部落同时代;三苗兴起于尧、舜时代,是当时华夏集团在南方的劲敌,成为舜、禹屡次进行征伐的对象。蚩尤九黎既然与黄帝同时,而三四百年以后的尧、舜时才出现三苗,那么三苗又如何能与九黎同处于一个时代呢? [6]

由此可见,“三苗”与“九黎”是一脉相承的关系, “三苗”是“九黎”之后,是“九黎”之裔。“九黎”与“炎黄”同时代,生活于黄河流域;“三苗”与“尧舜禹”同时代,生活于长江流域。“三苗”是“九黎”余部退至长江流域建立起来的强大部落联盟。

 

二、史籍记载三苗之名称

 

史籍多说三苗是国名

 

《山海经·海外南经》载:“三苗国”。郭璞注曰:“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

《山海经》云:“三苗国在赤水东”。郝懿行亦云:“三苗国”。

《尚书·孔传》载:“三苗国名”、“三苗之国”,或曰“三苗之君”、“三苗之主”。

《尚书·正义》云:“三苗诸侯之君”。

《史记·五帝本纪》马融曰:三苗“国名也”。

《博物志》云:“三苗,国名”。

《国语·周语》载:“黎苗之王”。

《战国策》注曰:“罐兜、三苗皆国名”。

《淮南子》高谚语云:“三苗国名”。许慎注:“三苗之国”。

孔安国传云:“三苗,国名……”。

 

也有史籍称三苗诸侯

 

《尚书·正义》:“三苗诸侯之君”。

《史记·五帝本纪》郑玄曰:“所窜之苗为西裔诸侯者”。

《通志略·氏族》注曰:“后为侯国因民焉”。 

孔安国传云:“三苗,国名……为诸侯”。

 

 

史籍称三苗系氏族名。

 

《尚书》载:“三苗之氏”。

《汉书·地理志》师古注曰:“三苗本有苗氏之族”。

《通志略·氏族》载:“三苗氏……”。注曰:“以名为氏……三苗”。

《路史》载:“罐兜……生三苗氏”。

《竹书纪年》曰:“有苗氏负固又服”。

《神异经》曰:“西荒之中有人焉……名为苗氏、苗民”。

 

从以上文献记载看,所谓国名、诸侯、氏族实际上并不矛盾。三苗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较长(贯穿于尧、舜、禹时期),原为氏族,后来发展为部落,进而又组成大的部落联盟。三苗可能曾加入过华夏联盟,所以三苗又被称为诸侯。至于称三苗之国,古国与今之国不同。据《说文》,“古时境内之封,郊内之都及诸侯所食邑,皆谓之国或邦。”【我认为是区域的代名词

梁聚五在苗族发展史中考证说:九黎为……假使九黎不是家,哪里还会有君呢?不过史前的所谓君,却带有很浓厚的部落酋长性罢了。至于三苗,也同样是国名,而且是九黎的后身……三苗国民,一面抗战,一面垦荒。[7]

王光镐论楚国的始称国年代认为,一般来说,古史研究中“国”的内涵有二:一种是广义的、传统史学中惯常使用的概念。如《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夏本纪》称夏禹时“万国为治”。《帝王世纪》称“逮汤受命,其能存者三千余国。”凡此一类的国谓中,除了后来的部分逐渐跨入阶级社会大门外,当然相当程度上包括了原始社会的部落联盟、胞族集团甚至氏族集团在内。对此类上古时期的国属,根据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作的精辟论证,可确定其最近限度的标准—有完整族体、专门区划、特定名称、族内酋长的部族共同体。另外一种概念则是狭义的、特指阶级社会所派生的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它在理论上和实际上无疑与前者有质的差异。[8]

由此可见,三苗称国就不足为奇了。更何况,《十三经注疏》云:“三苗之国君习蚩尤之恶……而更制重法,惟作五虐之刑,乃言曰此得法也。”“苗君久行虐刑,民惯见乱政,习以为常。”“此灭苗民在尧之初兴,使无世位于下国。”可见,三苗之君成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9]此时的三苗实质上已构成了最初的国家雏型或框架。

所谓三苗之三,注中《述学·内篇》释三九,即多的意思。我国著名史学家郭沫若认为:古人数字的观念以三为最多,三为最神秘,三光、三才、三纲、三宝、三元、三品、三身、三世、三官大帝等等。可以推想三苗已是一个大部落联盟,包括了若干氏族部落。三苗族既称诸侯,又称国,还有三苗之君,说明三苗社会经济的程度以比较,否则就不会谓之为“国”了

 

三、史籍记载三苗之首领

 

    三苗既谓之为“国”或部落联盟,必有其王或首领史籍记载三苗的主要首领为罐兜。【我认为依据 《尚书·舜典》:“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驩兜与三苗并列,故驩兜不是三苗首领。其后,驩兜部落也与三苗有融合


 

《山海经·大荒南经》云:“大荒之中有罐兜之国”。

《三海经·海外南经》云:罐头国或曰罐朵国。郭璞曰:“罐兜,尧臣”

《尚书正义》引杜预言:“三苗亦应是诸夏之国入仕王朝者也。”

《路史》载:“罐兜……生三苗氏”。

《战国策·秦策》姚宏注本:“尧伐罐兜……”

《荀子·议兵》:“是以尧伐罐兜……”

 

由此看出,三苗集团的首领罐兜。尧伐三苗即是罐兜。在尧的部落联盟中,罐兜可能曾代表三苗参加了联盟议事会,故又称罐兜为尧臣。还有“三苗亦应是诸夏之国入仕王朝者也。”

伍新福考证说:作为三苗集团的成员罐兜族,在苗、瑶民族中留下不少遗迹。如古代即是“苗蛮”聚居地的今张家界市永定区(原大庸县)有崇山。据记载,罐兜墓在崇山,舜放罐兜于此,死后遂葬于山上。崇山绝顶有巨垄,相传为罐兜冢。又据传说,大庸崇山还有“罐兜庙”、“罐兜鼎”等遗迹遗物。在至今仍为苗族主要聚居区的花垣县,也有崇山,明代曾于此设崇山卫。在湘西苗族中姓石的支系,苗姓叫“仡罐”,其中大石的苗姓更直接叫“罐兜”,他们奉罐兜为自己的祖神。 [10]

侯绍庄、史继中、翁家烈著的《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中说:“三苗中的另一部分,在首领罐兜的率领下,被放于崇山崇山据唐杜佑《通典·州郡》,明邝露《赤雅》,以及清顾禹《读史方舆纪要》,在今湖南大庸县西南。”[11]

蔡盛炽在《论苗族开发川东南的贡献》中说:“1985年,彭水郁山发现有罐兜'人面鸟喙,杖翼而行’的画像砖,它证实了郁山盐丹的开发,与被放逐于崇山'以变南蛮’的罐兜部落有关。将有罐兜图像的画像砖砌成墓室,不仅证明墓主人系罐兜部落的首领,而且也证明苗族先民们由于开发了郁山盐丹而变得进步和强大了……罐兜是尚红的部落,他们流入川东南后,开釆丹砂丹砂作为一种矿物染料,它的红色远比'染以草实’的红色鲜艳、持久。因此,川东南成为红苗的发祥地。” [12]我认为包括朱丹,也是以颜色的丹砂命名,而崇拜太阳红色为祝融

也就是说,现今东部方言苗族直接认“罐兜”为祖先,与史籍记载三苗首领为罐兜,尧或舜“放罐兜于崇山” 相吻合。

此外,三苗首领还有共工说、祝融说、康回说等,笔者认为,都不足为信。但深入研究,积极探讨总是好的。 

参考文献:

【1】伍新福、龙伯亚:《苗族史》第9页,四川民族社版出,1992年版。

【2】徐晓光、吴大华等:《苗族习惯法研究》第3页,华夏艺术社版出,2000年版。

【3】 蒋志华主编:《中国世界部落文化》第13页–14页,时事社版出,2007年版。

【4】 侯哲安:《中国南方古代传说人物考》,见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编《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6集。

【5】 李玉洁:《中国古史传说的英雄时代》第234页,科学社版出,20186月第二次印刷。

【6】伍新福:《评论与考辨》第217页,岳麓书社2013年版。

【7】梁聚五:苗族发展史1921页,贵州大学社版出,2009年版。

【8】王光镐《论楚族的始称国年代》,《中南民族学学报》19854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社版出1975年出版。

【10】 伍新福:《湖南民族关系史》第38页,湖南人民社版出,2010年版。

【11】侯绍庄、史继中、翁家烈:《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第117-118页,贵州民族社版出,1991年版。

【12】 蔡盛炽:《论苗族开发川东南的贡献》,载《苗学研究》(三),贵州人民社版出,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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