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陆奥宗光的回忆录看甲午战争中日两国的全面差距

独角戏jlahw6jw 2022-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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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蹇蹇录》是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担任日本外务大臣的陆奥宗光(1844—1897)，在战争结束后的数月内抱病撰写的一部个人外交回忆录。“蹇蹇”二字，典出《易经·蹇卦》中的“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取舍身勤王、不畏难苟安之意。该书所述虽系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外交政略之概要”，其中亦不乏为日本战争当局辩护之处，然对日本战争决策层亡华谋略和外交手腕的揭示尚属客观。

正因如此，作者的战争同谋伊藤博文首相及其后的多届日本内阁，只准《蹇蹇录》在外务省内部传阅，直至三十多年后的1929年才允许公之于世。恰如作者在“绪言”中所言:鉴于本书所依据的基本资料外务省“公文，“皆用辞委婉，其内在的涵义未必都一目了然”，故“本书取单刀直入之法，直接将所有的事实真相逐一解剖，对内在的奥秘也不作掩饰”，“想必阅后一定所获不菲”。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由当年战争对手留下的自曝甲午战争“真相”和“奥秘”的回忆录，对这部极具史料价值的《蹇蹇录》进行深度解剖，并佐之国内外其他相关史料开展立体研究，当有助于厘清甲午战争日本完胜中国的真正原因，尤能从中洞悉日本侵华的诡秘逻辑。

《蹇蹇录》不仅直接自曝了前述日本侵华的诡秘逻辑，坦白了贿赂欧美记者用以转移世人对“旅顺大屠杀”的内幕，还间接揭示了下述导致日本完胜中国的其他重要因素，同样不容忽视。

1. 人才差距”

甲午战争期间，就连被视为“富有经验和远见卓识”的“一流人才”李鸿章，(89) 尽管早在1871年就已预言“日本尽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90) ，在1885年再度提醒“当轴诸公”对日“及早留意”(91) ，然20多年后不但不曾料到日本会乘朝鲜生乱发动侵华战争，而且昧于世界大势而深陷“以夷制夷”泥潭。

相比之下，同样肩负外交重任的陆奥宗光，不但对中国的内政弊端和外交短板洞若观火，而且对欧美列强的侵略本质及其相互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了如指掌，与西方大国的外交周旋更是游刃有余。例如，当李鸿章为请求列强居间调停而四处奔走时，陆奥宗光却洞悉了欧美国家的调停“只是与清国虚与委蛇”，“完全是从本国利益出发”之本质。

再从施展外交手腕配合军事进攻、成功化解一系列外交危机以及引经据典命名其回忆录来看，陆奥宗光确系不可多得之外交“天才”，整个大清官场无一人能及。可见，人才差距是导致我甲午惨败的要因之一。

2. 宣传差距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中国人在战争中惨遭杀戮，缘何西方人反而同情日本?这一怪现象的产生并非缘于欧美人是非不辨、善恶不分，而是因为日本战争当局实施的危机公关措施发挥了作用。《蹇蹇录》告诉世人，伊藤内阁通过操纵国内外舆论，不但成功化解了“旅顺大屠杀”等一系列突发性危机，而且让很多战争谎言遮蔽了民众视线、扰乱了国际视听，有力地配合了日本的军事进攻并最终锁定了战争胜局。

与此相较，清政府对舆论宣传的漠视达到了令人扼腕叹息的程度。例如，战争期间日本向战地派出从军记者1114人，批准西方随军记者129人，还导演了将北洋舰队司令丁汝昌的灵柩“以礼送回”一类的假戏;

而中国方面不但不允许国内外记者随军采访，甚至还将两个误入中方阵地的西方记者予以处决。(92) 仅此一点便不难看出，甲午战争中中国不但败在了枪杆子上，也输在了笔杆子上。(93) 这就启示我们，每逢中日争端发生，必须迅速抢占舆论制高点，不再自恃正义在手而坐视舆论风向标的逆转。实际上，只要冷静观察今天日本政府在钓鱼岛争端中的宣传路数，就不难看到120多年前陆奥、伊藤等侵略前辈的遗风。

3. 情报差距

情报是战争的灵魂。《蹇蹇录》告诉世人，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当局高度重视对对手和第三方的情报搜集。陆奥外相一再训令驻外公使及时准确地掌握驻在国政府对中日战争的态度。正是凭借驻外公使密集发回的情报，日本当局才做出了英国“不会采取干涉手段”“俄国的(干涉)意志从一开始就坚定不移”等准确判断(94) 。

另外，日方掌握李鸿章与总理衙门往来电报的情况，《蹇蹇录》也有所反映。诸如，李鸿章“在几天前就与北京政府反复通电报”，“他在4月9日向我方递交了一份修正案，同时也用电报向总理衙门报告了修正案的大意”，“参照两份电文，可知李鸿章已醒悟到日本的决心不可动摇”，从“4月14日李再次致电总理衙门”和“总理衙门给他的回电”可知，“这应是他下定最后决心的时刻了”(95) 等等。

实际上，日本在甲午战前和战争中的情报搜集，不仅使自己在外交运作上游刃有余，也确保了日军在战场上的连战连捷。日本舰队能够先后在“丰岛海战”“黄海海战”“威海卫战役”中战胜并最终使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靠的正是石川五一、宗方小太郎、关文炳等日本间谍分别事先提供的绝密情报。

可见，甲午战争不仅败在了军事上，也败在了情报上。因此，切实汲取日本凭借情报“软实力”和军事“硬实力”彻底击垮大清帝国的惨痛历史教训，尽快缩小中国“知日”与日本“知华”的明显差距，应是今后甲午战争研究的重要课题。

4. 国际法认知和运用差距

当年美国人惠顿出于对人类和平的向往，就交战国双方或多方的战争行为做出了一些原则性规定，如“衅自彼开”等。这在具有和平思想“基因”的中国人这里遇到知音、产生共鸣。于是，清朝决策者将《万国公法》视为金科玉律谨遵不二。

清廷尤其李鸿章死守“亮剑不为人先”原则的结果是:战前不备战，战时便挨打，战后被宰割。与清廷如此迷信国际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尽管《万国公法》传入日本之初，也曾受到尚处于不平等条约束缚的幕末朝野人士的重视，甚至还流传着“长剑不如短刀，短刀不如手枪，手枪不如《万国公法》”的说法，(96) 但随着明治维新后长期与欧美列强打交道，日本人逐渐明白:弱肉强食是帝国主义国家的生存法则，《万国公法》对按丛林法则行事的列强来说只是一纸空文。

用福泽谕吉的话说就是，“百卷万国公法不如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97) 而1876年1月24日李鸿章与日本驻北京公使森有礼之间的如下对话，尤能说明这一问题:“森使云:据我看来，和约没甚用处。(李)答云:两国和好全凭条约，如何说没用。森使云:和约不过为通商事，可以照办，至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条约。(李)答云:此是谬论，恃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许。森使云:万国公法亦可不用。(李)答云:叛约背公法，将为万国所不容。”(98)

不过，日本人不迷信国际法并不等于不利用国际法。诸如，1882年“壬午兵变”结束后，正是基于“就国际公法而言很难成立”之考虑，(99) 伊藤博文为首的稳健派才坚决反对激进派立即“对华宣战”之主张。甲午战争期间，正因陆奥宗光之辈常将“万国公法”“国际惯例”“国际规则”挂在嘴边并娴熟加以运用，才使“旅顺大屠杀”等野蛮行径很快得到西方主流媒体的“谅解”，也才使甲午战争完全按日方决策者的意志演进并最终锁定胜局。

总之，陆奥宗光被尊奉为“日本外交之父”、甲午日本外交被冠以“陆奥外交”之名以及陆奥外相与伊藤首相的半身铜像迄今并列伫立于马关谈判故地，凡此足以表明这位全程参与甲午战争决策的日本外务大臣的战争元凶地位和作用。而他在生命最后短暂时光里留下的个人战争回忆录——《蹇蹇录》，不仅自曝了明治时代日本侵略者的欺骗性、野蛮性和贪婪性，而且自揭了当年日本决策层策划、发动、推进甲午战争的“真相”和“奥秘”即诡秘逻辑。确如他自己所言，阅后“所获不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