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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李运昌 原文刊载于《盘山风云·第一辑》（中共蓟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84年3月） 笔者注：[ ]指笔者添加的部分，（笔者注：）指笔者注释的部分，均为原文未有的，本文有删改，题目是笔者改的。 正文一九三八年九月初，冀热边特委和抗联第二路指挥部在霍庄召开干部会议，贯彻铁厂会议精神，布置建立丰、滦、迁、遵根据地和整训部队、肃清土匪的任务。在会议进行期间，宋时轮同志从铁厂赶来，决定去热河都山建立根据地，命令抗联第二路全部随四纵东渡滦河，向都山进发。九月十二日，我带十几个总队约两万多人开到桃林口、界岭口一带。部队驻包各庄、台头营、双望镇等地。我（笔者注：“我”即李运昌）带司令部到了孙罗寨(笔者注：亦称森罗寨）。当时，宋时轮正带部队同伪满军作战，激战多时不分胜负，只好撤出战斗。宋时轮同志不久就带队回到迁安县滦河西。伪满军不知我军已驻进包各庄一带，盲目走进我们部队的驻地，自投罗网。同志们见伪满军送上门来，就摆开阵势打上了。五总队从前面一压，节振国的工人大队从后面一堵，十二总队、十三总队也冲了上去，一下子吃掉敌人两个连，剩下的一个连退到山上顽抗。五总队继续进攻，用新缴来的迫击炮轰击敌人。为了尽快结束战斗，节振国同志带一个突击队闪电般冲上山顶。他大喊：“缴枪不杀！缴枪不杀！”把那些军官和伪军吓坏了，他们一个个战战兢兢，跪倒在地。 战斗胜利结束，节振国同志亲自把伪营长以下七名军官带到司令部，交我处理。这一仗我们生俘二百多伪满军，缴获迫击炮两门、轻重机枪四挺和其它许多军用物资。进军都山，首战告捷，部队士气高涨，对建立根据地充满了信心。  进军都山，因八路军在抚宁、青龙边境连续遭敌阻击，遂改变原来的计划，退回滦河以西。当时，四纵一些领导同志就倾向于把部队全部拉到平西整训。 九月中旬，有消息说，敌人要大举“围剿”冀东。听到这个消息后，四纵领导便想把起义队伍全部拉到平西整训，以避敌之锋芒，保存实力。为此，党中央于九月二十六日电示：“有全国坚持抗战的有利形势，有华北普遍的游击战争，加以八路军远近距离的配合，有广大群众的掩护，有雾灵山、燕山、五龙山东西千余里之大山脉便于回旋，地方党有相当基础。根据以上各种条件，创造冀热边根据地，创造相当大的军队是可能的。但是环境是严重的，工作是困难的，必须以高度革命的精神克服斗争中的一切困难，坚持统一战线原则，建立坚持持久抗战的胜利信心，克服起义新军中不可避免的复杂严重现象。”接着，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前方总部也打来电报，指出：“目前即将冀东游击队大部拉到白河以西，将要发生许多困难，在行军中即可能受到很大损失。”接到电报后，邓华同志和我与胡锡奎同志在迁西新庄子村开会研究部队的去留问题。我和胡锡奎同志都认为部队可以坚持冀东，邓华同志也同意了。这时宋时轮同志已到蓟平密，他来电说，敌人要分七路大举进攻，蓟县、平谷、密云地区也站不住脚，要求邓华同志带队西撤。十月八日，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来电说：“只有到万不得已时，才可率主力向白河以西转移。”“在主力西撤时，应配合必要的基干部队及干部与地方工作人员在原地区活动，坚持当地游击战争，但省委主要干部如老马、姚依林等应随主力西进。”根据这一精神，在邓华同志主持下召开了九间房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河北省委，四纵及抗联的主要负责同志，决定八路军主力和抗联全部西撤，只留包森、陈群、单德贵等三个小支队坚持冀东，这三个支队各有二百人，分散在基础较好的地区。地方上只留周文彬一个主要干部任地委书记，负责地方工作。 十月初，西撤开始了。原计划分两路走，一路经遵化、蓟县、密云，过潮白河到平西；一路经丰润、玉田、香河、三河到平西。当时鲍子菁的队伍没有动，KMT七、九路军和其它杂牌军不听调遣，抗联队伍总计西撤五万人左右。  因为没有经验，五万人的大部队拉成一字长蛇阵，浩浩荡荡向西进发，前面的队伍已到潮白河，后面的部队还没有动呢。这样走法，不仅走得缓慢（有时一天一夜才走十几里路），老百姓也受不了。因为部队走到哪儿就吃到哪儿，群众哪支应得起呀！前面的部队勉强维持，后面的就没吃的了，只好自行觅食，把沿途的柿子、核桃等都吃光了。加上正值深秋，天气渐冷，战士们仍穿着单衣，真是风餐露宿、又饿又冷，刚刚丢下锄头扛起枪杆的农民，在未经训练，没有严密组织的情况下，别妻抛子，远离故土，思想上本来就有了波动，加上环境一艰苦，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逃跑现象，而且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在部队走进狭长的山路后，不断遇到敌人的截击，就更无法控制了。 在蓟县，敌人截击了陈宇寰部，陈宇寰是随邓华一路走的，随部队转移的还有地方上的一些负责同志。当敌人攻上来时，王仲华同志命令曹致福帶队阻击，掩护领导机关转移。在转移时，陈宇寰被敌人的炮弹击中，不幸阵亡。曹致福带的阻击部队打得很顽强，牺牲了一百一十多人，完成了阻击任务。 中路洪麟阁部在马伸桥北也遭截击。洪麟阁[中炮牺牲]，部队一下子跑散了。我带领的部队走在最后面，到了密云，部队怎么也走不动了。拉的太长了！结果与敌人在瓦罐头打了一次恶仗。队伍上山后，敌人用炮轰。炮一响，新兵们就慌了，往一堆扎，打了一天，炸死、炸伤了六百人。  前面过潮白河的高志远部队，连遭阻击，“哗哗”地往后退。在这种形势下，部队再也稳不住了，成批成批地散去。路南的三十九总队三千多人，原来挺有战斗力，但只一宿就都跑散了。陈宇寰的三个总队也溃散了。当时，我们没有军用地图，没有电台等通讯设备，只有被动挨打。记得当时高敬之的部队一夜跑了一个大队，他问我：“怎么办？不能前进了！”我也意识到继续西进是十分危险的，部队可能全跑光，所以，在平谷县北樊各庄召开了干部会议，经过认真的讨论，决定停止西进，返回冀东，坚持敌后游击战。会后，我带有组织的部队六千多人，经三河、宝坻、玉田、丰润、左家坞回到滦县的杨柳庄一带。 在西撤途中，刘曾经电示：“冀东游击队四、五万人一起西撤是很不妥的计划，部队不巩固，纪律不好，不能长途行军，危险极大”、“坚决不同意总退却”、“可以在妥善掩护下送一万人去晋察冀整训，编入八路军，其余都坚持地区，部分可以复员，组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但收到这一电报时，起义部队已经大部分被打散了，仅剩下我们冀热边特委所率领的部分军队回到丰滦迁地区，还有一小部分到了平西。 在我们东返时，日军对武汉的进攻已告结束。他们乘我军西撤，重新加强了冀东的“防务”，于是，汉奸横行、伙会猖獗、土匪蜂起，原KMT“忠义救国军”第七、九路军，除逃散的以外，余部投敌，被编为伪军、伪警或变成地主联庄会武装。他们为虎作伥，杀害起义人员及其家属。我军回来后，又碰上敌人的秋后大“扫荡”。从武汉调回来的日军小林部队一个旅团，在当地日伪军的配合下，对我军进行了疯狂的“围剿”。我军本来已经很疲惫了，又经过连日苦战，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几万人的队伍除到达平西的一千多人外，冀东保存下来的只有千余人。反“扫荡”结束撤到迁西柳沟峪村时，又有许多人自动离去或回家潜伏。到最后，我一清点司令部直属部队，仅有一百三十人了。 有一天下午，我看见一个叫梁天柱的战士，正雄赳赳地在那里站岗。我问他：“你怎么没走呀？”他说：“我是共产党员！”一句普通的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是啊，我是党员，党员就要坚持革命，而且要坚持到底！我召开了军人大会，号召大家坚定信心，学习红军长征精神，把抗战进行到底。会后我们重新布置了工作，把谷云亭、张志超、王化一、杨文汉等同志派出去，恢复地方工作，并收容干部和部队。  十一月二十五日，党中央再次来电，命令我们一定要坚持冀东，指出：“这块地区有许多有利条件，是可能坚持游击战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但也有许多困难，要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才能达到。”党中央的这一指示，更加坚定了我们开展冀东抗日游击战的信心。不久，我们便集合了一千四百多人，重新建立了总队，与八路军留下的三个支队配合活动，坚持下来了。原敌人说共产党、八路军被斩尽杀绝了。我们呢，抗日的旗子又打起来了！我们的游击队四处活动，神出鬼没，打炮楼、除汉奸、炸军车·····群众看到们，高兴得很。他们说：“八路军还在呀！抗日联军还在呀！司令员还在呀！”于是又鼓起了劲头，全力支持我们，使部队稳步发展壮大。我们想了许多办法，经过几年的艰苦斗争，终于实现了所瞩望的目标－一九三八年铁厂会议所确定的目标，创造了冀热辽抗日根据地，创造了相当大的军队，到一九四四年冬，冀东根据地已有二十五个联合县，十万党员，三万人的正规部队，二十万民兵，二十五个县支队，五百六十多万人口。这就为日后收复热河、解放东北准备了突击力量和前进基地。当然，为此我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前后共有二十二万五千人献出了宝贵生命，其中有许多是优秀共产党员，如王平陆、包森、周文彬、刘诚光、陈群、魏春波、张志超、田野、节振国等。正如朱总司令所说：“在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战场上，我们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一起，曾流洒了最多的热血，中国共产党人可以自豪地说，我们不愧为中华民族最好的子孙，因为我们做了中国人民所最希望的事业，而且我们将继续不屈不挠地做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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