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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状态”成为了当下一个热点的法律概念。有人说“紧急状态”可以由任何一级的政府或可以决定、宣布，也有人说“紧急状态”甚至可以由执法者宣布，也同行说“紧急状态”下公民的权利不受影响，公民只是自我克制、自我限制等等。很多法律专家发表了很多这方面的文章，但若不是法律专业的人，看得云里雾里，所以我就想用通俗的语言来谈谈自己对“紧急状态”的理解。
“紧急状态”这个词并不是当代创新的法律概念，它其实有一个接近意思的词，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专政”，而且这个“紧急状态”其实在古罗马时期就开始运用。 历史上古罗马是元老院制度，城邦里的居民享有选择权，但是遇到战争，这个元老院制度就不靠谱了。古罗马的元老院对公共事务有辩论与投票，但是在战争或紧急事务中，就出现问题，因为交战状态不可能投票来决定今天攻打还是明天攻打，攻打乡村还是攻打城邦？因为战机不等人，稍纵即逝。而且长老院的同志们也不擅长军事指挥，所以任命狄克推多全权（执政官）来处理特殊时期的事务，无须事事汇报。 根据相关记载，狄克推多任职期间，享有决断重大事务的全权。出巡时，身后有24名扈从紧随，扈从肩上扛一束笞棒，笞棒中间插一把战斧，这种插斧的笞棒称为“法西斯”，象征权力。对于违抗狄克推多命令的人，实行严惩，判决后由扈从立即执行。只有在议会面前，扈从才遵照狄克推多的命令，将“法西斯”垂下，表示承认他的权力来自人民。 历史上较为出名狄克推多有苏拉、恺撒，他们利用手中的实力，迫使人民大会和元老院推选他们为终身独裁官。 近代也有类似的历史事件，比如苏芬战争中的曼纳海姆，1939年苏军制造了“曼尼拉事件”，苏联以此为借口废除《苏芬互不侵犯条约》，11月苏军23个师共45万军队攻入芬兰边界，这是著名的苏芬战争。苏芬战争开始时，芬兰当时已经是一个议会民主国家，议会授权给曼纳海姆，由他全权处理苏芬战争中的事务，战争结束后议会授权也结束了。苏芬战争的后果就是芬兰与苏联就形成了世仇，后来德国与苏联翻脸，芬兰就站在了德国这一边打击苏联，二战结束后，芬兰也成了战败国，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吊诡，这是后话。
马克思讲的“人民民主专政”其实也是有“紧急状态”的意思，我记得马克思在讲“人民民主专政”是在巴黎公社背景下，他的意思应该为了防止资产阶段的武力反扑，所以在特定时期下需要“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政治状态，武力反扑结束，还是要回到正常状态。 举了这么多例子，“紧急状态”表达了一个意思，通俗点说，正常状态下涉及公共事务要通过大家同意决定，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可能无法实施大家同意这个程序，或者说大家来讨论的时间太长，错失良机，所以发生特殊事件，把特定的权力交给一个或一群人，让他们独断行使。 “紧急状态”还有另一个层面，就是在这种状态下，人民的权利会受到限制，比如战争期间不得发布有关信息，防止间谍；防疫情况下，拒绝聚集，限制出行等等。有同行说“紧急状态”不能限制公民的权利，这是不对的观点。 公民的权利在紧急状态下应当受到限制，如果不限制会导致“紧急状态”下解决的目的无法实现，比如战争状态下的“紧急状态”，限制普通百姓出行是为了防止投敌、叛变、无意义的受伤、死亡，限制言语是为了防止出现谣言、造成恐慌，预防间谍。疫情情况下，限制公民聚集，是为了防止疫情扩散，但是如果限制公民的就医权、生产生活权，就肯定不适合。 那么由谁来宣布“紧急状态”呢？一般来讲都是最高权力机关，因为涉及限制公民权利的决定，不能由普通的行政部门或地方政府来决定，我国立法法有规定，涉及限制公民权利的法律，应当由全国人大来颁布，“紧急状态”是临时性限制公民权利，也当然应当由全国人大来决定，所以地方政府或行政部门就是没有这个权力来决定。 当然这种限制是基于“紧急状态”的特殊性，而且不允许限制与“紧急状态”无关的权利，在这个平衡点之间，所以必须明确限权的具体范围。 “紧急状态”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必须要有期限。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古罗马时期的恺撒被授权后，不再把权力交还给元老院，破坏了民主制。“紧急状态”结束后，被授权应当撤销，权力回归议会机构，公民权利恢复正常。 “紧急状态”是人类社会几千年历史经验的总结，它不是什么法律概念的创新。人们在历史上找到“紧急状态”的规律，学习与预防，有利于现代社会对付特殊灾难，合理、有效、及时的“紧急状态”能解决特殊时期人类面临生存的困难与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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