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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2月，爱国将领季振同、赵博生和董振堂率第二十六路军1.7万余名官兵在江西宁都起义，集体加入红军并改编为第五军团，大大增强了红一方面军的力量。不过，由于为了保证起义的成功，赵博生等在策划起义行动时，没有给大部分中下级官兵做思想工作，所以在突然得知起义的消息后，有不少官兵顿时感到迷茫和手足无措。 这种混乱的思想状况在红五军团内曾一度引起风波，后经毛主席处理，决定采取“去留自便”的原则，如果他们之中有人不想当红军，那可以在领了路费后回家。这本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处理方针，但在实际处理过程中，一些干部没能理会这一方针的正确用意，反而提出“排以上军官一个不留”的意见，即要把全部的排以上军官赶回家。  到达陕北的红二方面军部分将领，左二萧克 这些干部的错误处理做法自然遭到了曾任第二十六军25师74旅旅部副官李达等不少爱国军官的抗议，他们表示，自己虽然没有参加赵博生参谋长策划的起义行动，但在加入红军后，对红军的各项制度、内部氛围和政治主张都非常赞许，愿意为红军的发展壮大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所以恳请有关干部能给他们一个留下来为红军效力的机会。 正巧此时，湘赣苏区独立第一师政委王震来江西苏区开会，他顺道找到上级，表示湘赣苏区正计划将两个独立师合编为红八军，但却严重缺乏具有军事经验的中下级指挥员，所以希望上级能调一批军事干部来。在征得李达等人的同意后，上级便抽调了李达等十余名宁都起义干部，跟随王震返回湘赣苏区。 1932年3月，这十多名宁都起义干部来到湘赣苏区后，被分配到部队里担任连、排级干部，由于军事基础扎实，他们在部队里很受欢迎，职务提升很快。但这时，左的错误思想也传到了湘赣苏区，在一次会议上，一个领导提出：“凡是起义过来的，都不可靠，排以上军官一个也不能用！”王震则坚决反对这种错误意见，并当场严厉批评了这位领导，时任独立师团长的李达一直记得王震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  到达陕北的王震（前排右） 1932年10月，蔡会文、萧克调任湘赣军区总指挥和红八军军长时，也带来一个电台无线电队和部分军事干部，无线电队工作人员均系参加宁都起义的原第二十六路军无线电技术人员，他们后来也都参加了红六军团的长征，其部分幸存者在全国解放后成为我国通信行业的领导干部，军事干部中后来则以曾任红军师长吴正卿表现最为突出。 以上这两批人员就是红军时期被调入湘赣苏区（红六军团）的全部宁都起义干部，接下来笔者就来介绍一下其中部分已知人员的事迹，由于资料缺乏，有不少牺牲较早者已不知姓名。 1）电台机务员边在孝 边在孝，原名边忠福，1915年出生于甘肃临洮，14岁时就到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国民军第39师当兵，一年后被分配到第五路军13师电台学习机务，中原大战后被编入第二十六路军，任第25师73旅无线电台班机务员。参加宁都起义后，边在孝继续担任红五军团13军军部电台机务员，在1932年春调任军政治部司号员，后曾因病住院。  1937年，王震（左三）、萧克（左五）在延安 1932年夏，边在孝等部分留在后方的13军电台人员被调入江西军区指挥部，后又被抽调跟随蔡会文前往湘赣苏区，任军区电台报务员。1934年11月，红六军团转移至湘鄂川黔苏区后，边在孝调任红二军团6师电台报务主任，1936年6月红二、六军团在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边在孝又曾一度调红三十二军电台工作，后又返回任红二军团4师电台报务主任。 全面抗战爆发后，边在孝因思念家人便告别领导和战友，返回甘肃老家务农，1986年3月其曾接受当地党史办采访回忆了在红军时期的经历，最后去世时间不详。 2）无线电队长闫侃斋 闫侃斋，原名闫乃谔，出生年月不详，河南新蔡人，高中毕业后考入开封无线电技术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西北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的总部当报务员，中原大战后被编入第二十六路军。参加宁都起义后，闫侃斋改名闫知非，曾任红军学通信学校教员，1932年11月奉命带领一个无线电队和一台50瓦大功率电台，跟随蔡会文前往湘赣苏区。  抗战前的红六军团司令部合影 1933年5月，闫侃斋担任湘赣军区无线电队队长，与红二军团会师后又担任两个军团联合总指挥部无线电队队长、红二方面军通信大队队长，在反围剿和长征时期为红军培养了大批通信和情报工作骨干。全面抗战爆发后，闫侃斋因思念家人便以请假回家探亲为名离开部队，此后便不再与部队联系，而靠行医在老家谋生。 直到1979年，闫侃斋才与当年的军团领导萧克、电台政委江文等重新取得了联系，并将蔡会文、任弼时当年赠送他的怀表和钢笔捐给了军事博物馆。 3）军团参谋长李达 李达，原名李德三，1905年出生于陕西眉县，1924年从陕西省立师范毕业后曾当过小学老师，一年后考入西北国民军平凉第二军官学校，毕业后分配到部队，历任排长、连长、第二十六路军25师74旅旅部副官。参加宁都起义后，李达曾任红五军团某部连长，1932年3月随王震前往湘赣苏区，任独立1师2团4连连长，两个月后升任3团团长。  1940年，李达（左一）与刘邓首长 李达因为军事技术基础扎实，业务能力强，很快得到湘赣红军首长的赏识，很快被任命为独立1师参谋长，之后部队番号从红八军到红六军团几度变换，但他始终担任参谋长一职，为军团长萧克在部队指挥、训练上提供了诸多帮助。1934年11月红二、六军团会师后，李达又调任红二军团参谋长，军团长贺龙对参谋工作一向要求非常严格，但也对李达在长征中的工作表现大加赞赏。 全面抗战爆发后，李达又先后担任八路军第129师参谋长、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参谋长、第二野战军参谋长，协助野战军刘、邓首长多次制定成功的作战方案，堪称“参谋长专业户”。全国解放后，李达参与了和平解放西藏及1953年抗美援朝夏季战役，曾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并于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最后于1993年在北京病逝，享年88岁。 4）红四分校副校长李东潮 李东潮，又名李金起，外号“李老头”，1901年出生于河北安新，早年参加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国民军，中原大战后被编入第二十六路军时任排长。参加宁都起义后，李东潮曾任红五军团特务队排长、教导队排长、红军学校连长。  1936年2月，王震（右四在贵州） 1932年秋，李东潮随蔡会文进入湘赣苏区，任红八军随营学校大队长、红四分校副校长，为湘赣红军培养中低级指挥员作出了一定贡献。1934年8月红六军团西征前，李东潮调回江西苏区，任军委干部团营长，并参与了红一方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继续从事军校教育工作。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李东潮历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参谋长、冀鲁豫7旅参谋长、冀中军区九分区司令员、鲁中南太西分区司令员。全国解放后，李东潮逐渐转入地方工作，曾任旅大市副市长，最后于1987年在辽宁大连病逝，享年86岁。 5）红17师师长吴正卿 吴正卿，1912年出生于河北保定，早年参加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国民军，中原大战后被编入第二十六路军。参加宁都起义后，吴正卿被编入红五军团13军，参与了赣州战役与南雄水口战役，后于1932年秋随蔡会文进入湘赣苏区，一开始任新独立师师部文书，后因军事指挥才能出众，旋升任新独立师作战参谋、红六军团17师49团2营营长。  吴正卿烈士纪念碑 在吴正卿指挥下，49团2营在湘赣苏区反围剿作战中立功颇多，被授予“突击模范营”称号，他本人也于1934年春升任红49团团长，并在实战中将该团锻炼成红六军团六个团中战斗力排名第二的团。1935年7月，吴正卿接替在龙山战斗中牺牲的苏杰，升任红17师师长。 1936年2月红六军团长征途中，军团长萧克与吴正卿率红17师来到贵州省金沙县打鼓新场，看见山上有个三层大碉堡，里面守军约有100余人。在攻击碉堡失败后，萧克主张写信向守军劝降，不行的话再火攻之，但着急的吴正卿跑下山又指挥了一次攻击，结果在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时年24岁。 6）小电台队长张有年 张有年，1909年出生于河北饶阳，早年参加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国民军，中原大战后被编入第二十六路军，任电台报务人员。参加宁都起义后，张有年继续在红五军团电台工作，后调红一军团三军电台队任报务员，1932年11月随蔡会文前往湘赣苏区，任小电台队长。  红军使用过的小型无线电台 红六军团长征途中，张有年因为技术能力过硬，而被任弼时任命为电台侦查分队队长，专门从事针对蒋军无线电报的破译工作，后升任红六军团电台台长、红二方面军总部侦察台台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张有年历任八路军冀南军区司令部通信科长、解放军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三分局副局长、第二野战军司令部通信处处长。 全国解放后，张有年曾任华中电信管理局局长、铁道部电务局副局长，1959年在北京病逝，享年50岁。 7）电台副台长黄振荣 黄振荣，1915年出生于陕西长安，13岁时参加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国民军，曾在冯玉祥的警卫团任勤务员，中原大战后被编入第二十六路军，任25师74旅旅长季振同的警卫员。参加宁都起义后，黄振荣被编入红五军团，后于1932年11月随蔡会文进入湘赣苏区，任军区电台副台长。红六军团长征途中，黄振荣曾任红六军团17师51团营长、参谋。  解放后的黄振荣 全面抗战爆发后，黄振荣曾任山西新军教导师少校营长，1940年在关家垴战役中负伤被俘，伤愈后逃回部队，经审查通过后任八路军第120师359旅718团营长。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后，黄振荣被调往东北，先后任护路军团长、铁道兵团四支队参谋长，全国解放后在铁道兵和转业农场工作，并于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最后于1968年病逝，享年53岁。 最后总结，本文所提及的这7名红六军团中的宁都起义干部中，二人离队（闫侃斋、边在孝），一人牺牲（吴正卿），二人成为开国将校（李达、黄振荣），二人转地方工作（张有年、李东潮）。虽然被调往红六军团的宁都起义干部数量不多，但目前所知道姓名和事迹的也只有此七人，可以说是略微有些令笔者感到遗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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