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道德心理学第一原则直觉在先，策略性推理在后 人的意识是分裂的，如同象与骑象人，而骑象人的工作就是服务大象。 第一章 天生与后天习得 道德的起源道德并非推理得来 - 道德疆域随文化而变化。在西方教育程度较高的个人主义文化里，道德疆域通常是狭窄的。社会中心主义文化拓展了道德疆域，覆盖和规范了生活的更多方面。
- 人们有时会有本能反应——尤其是对于恶心和不敬，这对他们的推理会起到导向性作用。道德推理有时候属于事后的捏造。
- 道德无法完全依靠儿童的自我构建——在加深对伤害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自我构建。文化习得或引导在道德形成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一定比理性主义者的理论中所阐述的要多。
第二章 直觉之狗与理性之尾 道德的两种认知过程没有心灵，理性亦失去动力。 - 意识分裂为各部分，如同骑象人（可控过程）骑在大象（自发过程）上。骑象人不断发展以服务于大象。
- 当人们发着“道德之愣”的时候，你能看到骑象人正在为大象服务。关于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们有强烈的本能感觉，并且努力为这些感觉进行事后辩护。即便当仆人（推理）显得一筹莫展的时候，主人（直觉）也不会改变其判断。
- 社会直觉主义模式发源于休谟的模式并使之更加社会化。我们一生都致力于赢得友谊和影响他人，道德推理是我们这一努力的一部分。这也正是我为何要说“直觉在先，策略性推理在后”。以为人们自己进行道德推理是为了寻求真理，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因此，如果你想改变某人关于某一道德或政治问题的观念，先和大象谈谈吧。如果你要求人们相信某些违背了他们直觉的东西，他们会努力找一个逃避的出口——也就是寻找一个理由来质疑你的观点或结论。他们几乎总能成功。
第三章 大象的力量 道德认知的6大发现我们的内心更像是律师而非科学家 - 大脑总会迅捷而持续地进行评判（如冯特和扎乔克所说）。
- 社会和政治判断严重依赖于飞速的直觉闪念（如托多洛夫以及内隐联结测量法所表明的那样）。
- 我们的身体状态有时会影响到我们的道德判断。糟糕的气味和味道会让人们在作评判时更苛刻（和那些能够使人们想到纯洁和干净的东西所起的作用一样）。
- 精神变态者推理而不感觉（在道德能力上有严重缺陷）。
- 婴儿感觉而不推理（并且出现道德萌芽）。
- 情感反应会适时地出现在大脑中的适当之地（如达马西奥、格林恩以及最近一批研究所表明的那样）。
第四章 追求选票的政客 格劳孔的5大道德基础- 我们最为关注的是他人对我们的看法，尽管这种关注很多时候是无意识和隐匿着的。
- 有意识的推理发挥作用的方式就像一个新闻秘书，他自动地为总统所采取的任何立场辩护。
- 在新闻秘书的帮助下，我们不仅会经常说谎和欺骗，还能很好地加以掩饰，以至于我们自己都信以为真。
- 推理能让我们得到任何我们想要的结论，因为，当我们想要相信某些东西时，我们就会问“我可以相信它吗？”，而当我们不想相信时，我们问的却是“我必须相信它吗？”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几乎总是肯定的，而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则总是否定的。
- 有关道德和政治事务，我们常常是效忠于群体而非出于自利。我们施展推理技能支持自己的队伍，以此证明忠诚。
第二部分 道德心理学第二原则道德的内涵不仅止于伤害和公平 正义之心就像能感受6种味道的舌头。 第五章 超越怪异道德疆域的多样性真理不止一个 - 你越是“怪异”，就越会认为世界上遍布着独立的个体，而非各种关系。
- 道德多元主义反映了事实。道德疆域在不同文化之间是有差异的，这是个简单的人类学事实。
- 在“怪异”文化中，道德疆域通常是狭窄的，受到了自我伦理的大幅限制（也就是说，道德关注的是个体伤害、压迫或者欺骗其他个体）。而在其余的社会里，以及在“怪异”社会中的宗教和保守派道德矩阵中，道德疆域（包括集体伦理和神性伦理）则较广。
- 道德矩阵将人们凝聚在一起，也使人们盲目地与其他道德矩阵相隔绝，或者根本无视其存在。于是，人们很难去思考这样的可能性，即道德真理不止一个，或者可以用来评价人类和维系社会的道德框架不止一个。
第六章 走出真滋味餐厅 正义之心的萌芽道德风味并不单一 - 道德在许多方面像味觉——这是很早以前休谟和孟子提出的一个类比。
- 道义论和功利主义都是“单一感官”的道德，它们可能对系统化水平高而共情水平低的人最具有吸引力。
- 休谟的多元主义、情感主义和自然主义的道德解释路径相比于功利主义或道义论来说，更适合于现代的道德心理。作为恢复休谟理论的第一步，我们应当尝试着找出正义之心的味觉感官。
- 模块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天生的味觉感官，以及它们是怎样产生多种多样的原初概念的，这些概念在不同文化中又以不同的方式发展起来。
- 正义之心的味觉感官有5种绝佳的备选项，即关爱、公平、忠诚、权威和圣洁。
第七章 自由和保守主义的本质 5大道德基础多基的道德 - 关爱/伤害基础的进化是为了应对“照顾脆弱的孩子”这样的适应性挑战。它使我们敏感于苦痛和需求；它使我们鄙视残暴行径，并想要照顾那些受苦的人。
- 公平/欺骗基础的进化是为了应对从合作中获取报偿而免遭剥削的适应性挑战。它使我们敏感地察觉到他人在合作和互惠的利他行为中可能会是好的（或坏的）伙伴。它使我们想要避开或惩罚欺骗者。
- 忠诚/背叛基础的进化是为了应对形成和维持联盟关系的适应性挑战。它使我们敏感于他人是否具有团队精神的相关标识。它使我们信任并回报那样的人，使我们想要伤害、排斥甚或杀掉那些背叛我们或者集体的人。
- 权威/颠覆基础的进化是为了应对在社会等级制内形成受益关系的适应性挑战。它使我们敏感于等级或地位的标识，也敏感于他人的行为是否适于其位置的标识。
- 圣洁/堕落基础的进化最初是为了应对杂食性动物的困境这一适应性挑战，后来是为了应对生活于满是病菌和寄生虫的世界的更广泛挑战。它包括行为免疫系统，这一系统使我们警惕于多种具有象征性的客体和威胁。它使人们可能给客体赋予非理性和极端的价值——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这些价值对将群体联结起来相当重要。
第八章 与大象直接对话 保守主义的优势激活每种味觉语言 - 我们增加了自由/压迫基础，此基础使得人们对任何尝试支配别人的行为迹象保持警惕。它激发了团结一致反抗或推翻强权和暴君的冲动。此基础支持了左派的平等主义和反权威主义，也支持了自由意志主义者和部分保守派的“不要愚弄我”和“给我自由”式的反对政府的愤怒。
- 我们修改了公平基础，使其更专注于对称性。公平基础发端于互惠利他的心理，但在人类创造出了非议和惩罚性的道德共同体后，它的职责开始拓展。大多数人对因果报应原则有很深的直觉性的关切——他们希望看到众人因其各自行为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 通过以上的修正，道德基础理论现在可以对近些年来民主党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给出解释了：为什么民主党明明希望更平等地再分配财富，但乡村和劳工阶层的美国人却大都投票给共和党呢？
- 民主党人经常说共和党愚弄了这些人，使他们的投票有悖于自身的经济利益［这就是2004年畅销书《堪萨斯怎么了？》（What's the Matter with Kansas?）的中心论点］。但是，从道德基础理论来说，农村和劳工阶层美国人是基于他们的道德利益在投票。他们不想在“真滋味”餐厅吃饭，他们也不希望国家不遗余力地去关爱受害者、追求社会正义。民主党人只有在懂得了涂尔干式社会愿景以及6基道德与3基道德的差异之后，才能明白人们为什么会投票给共和党。
第三部分 道德心理学第三原则道德凝聚人心，但具有盲目性 我们在90%的意义上是黑猩猩，10%是蜜蜂。 第九章 我们自私，我们也无私 支持群体选择的证据人类有着双重天性 - 证据1：进化的重大转变。地球生命的历史一次又一次地展示出“重大转变”的例证。每当搭便车问题在一个生物层级被抑制住，更大更有力的运载工具（超个体）就在下一个层级出现，这些超个体带有分工合作、群体内利他主义等新特性。
- 证据2：共享意向性。人类进化出的共享意向以及其他心理表征的能力使我们成功跨越了卢比孔河，并使我们的祖先能够维持群体的良好运转。这个能力使早期人类能够分工合作并进化出评价每个人行为的共同行为规范。这些共享行为规范是道德阵营的开端，而这些道德阵营如今主导着我们的社会生活。
- 证据3：基因和文化的共同进化。从我们的先祖渡过卢比孔河并共享意向开始，我们的进化就分为了两个方向。人们创造出新的习惯、规范以及制度来改变我们群体归属特性的适应程度。特别要指出的是，基因和文化的共同进化给予了我们一系列的部落本能：我们乐于将自己标记为群体的一员来体现归属性，我们会优先选择与群体内成员进行合作。
- 证据4：快速的进化。人类进化在50000年前并没有停滞不前或减缓速度，反而加快了步伐。基因和文化的共同进化在近12000年进入白热化阶段。我们不能因为现代社会的采猎模式在50000年前就已经锁定的原因，就假定它代表了人类的普遍天性。大规模的环境改变（70000～140000年间发生的）以及文化变革（全新世时期发生的）在我们试图理解我们是谁，我们如何获得正义之心的问题上充当着重要的角色。
第十章 蜂巢开关 投入群体的能力群体归属性给了我们最大的快乐 在创作《象与骑象人》之初，我还相信幸福感是从内心而来，就像数千年前佛陀以及斯多亚派哲学家所说的那样。你无法让世界成为你想象的模样，因此要注重改变自我与自身的欲望。不过完成那本书后，我已经改变了想法：幸福感不仅来自于内心，也与外部有所关联。它来自于我们与他人，我们与自己的工作，我们与群体的正确关系中。 一旦你理解了人类包括群体归属性在内的双重天性，就可以明白幸福感来源于两个方面的原因。我们发展为群居动物。我们的心灵也在两个层次得到进化，它不仅帮助我们赢得群体内竞争，也帮助我们的群体整合为集体，在群体间竞争中获得胜利。 在本章中，我提出了蜂巢假说，假定人类是有条件的蜂巢式生物。（在特殊情况下）我们拥有着一种能力，即在比自身更大的群体中，放弃自我利益并且忘却自我（暂时且沉迷）。我将这种能力称为蜂巢开关。蜂巢开关也是涂尔干所言人类是双重人的另一种说法：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平凡的世界中（世俗域）生活，但只有在跨越到神圣世界的短暂时刻里，我们才能享受到人生最大的欢乐，在那里，我们成为了“整体中小小的一部分”。 我描述了3种人们打开蜂巢开关的常见方式：敬畏自然、涂尔干素以及锐舞派对。我还总结了最近的研究，提出了形成蜂巢开关最可能的两种原料：催产素和镜像神经元。催产素将人类联结至群体，并不会将全人类相连。镜像神经元使得人类与他人产生共鸣，但仅限于与自己同处一个道德阵营的那些人。 无条件相信人类生来就会互相关爱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美好，却与进化观点相违背。我们这种狭隘的爱——只对群体内部的爱，逐步扩大至相似性、共同使命感以及抑制搭便车者的范围，而这也许就是我们的爱所能攀至的最高峰了。 第十一章 善之力，还是恶之源 对宗教的误解宗教是一项团队运动 如果你认为宗教是对超自然媒介的一系列信仰，那么说明你对宗教充满误解。你将那些信仰视为愚蠢的错觉，甚至认为它们是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我们大脑的寄生虫。不过，只要用涂尔干的观点看待宗教（关注归属感），再将达尔文的学说引入道德（多层次选择），就会产生一种全新的认识。你会意识到宗教仪轨在数万年来帮助我们的祖先凝聚为整体。凝聚中总带有一些盲目——一旦任何人、书籍或规范被神圣化，信徒对其就不再有质疑，不再有清晰的思考。 我们相信超自然媒介物的能力也许是高度敏感的媒介探测装置意外产出的一种副产品，但是一旦早期人类开始相信这些媒介物，由这些媒介组成的道德共同体就开始发展壮大。就像19世纪的宗教性公社，使用神明来激发牺牲行为，使成员信守承诺。就像欺骗研究与信任游戏中的那些被试，神明帮助他们抑制作弊行为，并提高可信度。只有信守承诺并抑制搭便车行为的群体才能够生存发展下去。 这就是人类文明在开始种植植物与驯养动物后高速发展的原因。宗教之心与正义之心在全新世前数万年，就已经在文化与基因上共同进化，在农耕文明出现后，面对着全新的挑战与机遇，两者开始加速前进。只有信奉神明可以促进合作的群体，只有个体成员与神明心灵互通的群体，才能够追赶上挑战的步伐，获得最后的收获与奖赏。 我们人类拥有一项非凡的能力，会关心自身之外的事物，会与其他人一起围绕在这些事情周边，会将自身联结至追求更大目标的团体中去。这就是宗教的全部含义。而将其稍稍改动下，也可以说是政治的全部含义。在最后一章，我们将探讨政治心理学。我们将弄清为什么人们选择将自身融入这样那样的政治团体。特别是团体内成员如何蒙蔽人们的双眼，使人们对敌对方的动机与道德，还有分散在各种政治意识形态中的智慧视而不见。 第十二章 我们不能反对得更有建设性吗 政治的分歧一个兴盛的国家需要自由主义者、保守派和自由意志主义者 人们不会随意采纳某种意识形态，也不会轻易地吸收所有观点。有些人的基因决定了他们的大脑对创新、变化与多样性有着浓厚兴趣，同时对威胁信号敏感性较低，这些人有成为自由主义者的倾向（但不是绝对的）。他们发展出的“特征适应性”和“生活叙事”与左派政治活动中大肆宣扬的宏大叙事（比如自由主义进步性叙事）产生了共鸣——这种共鸣是无意识的，是直觉性的。而有些人的基因决定了他们的大脑有着相反的预置，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对右派的宏大叙事深表赞同（比如里根的叙事）。 一旦加入了政治团体，人们就陷入了早已编织好的道德阵营之网。人们四处所见均是对宏大叙事的进一步证明，如果你站在阵营外与他辩论，那么让他承认自己的错误将异常困难——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认为，自由主义者在理解保守主义者上，比后者理解前者要困难得多，因为自由主义者在理解道德的忠诚、权威与圣洁基础上有着极大的困难。特别是，自由主义者很难发现道德资本，也就是我定义的那种维持道德共同体的资源。 我指出，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就像阴与阳——正如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所说，两者都是“一个健康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必要因素”。自由主义者在关爱问题上是行家里手，他们善于发掘现有社会安排的受害者，他们会敦促人们改变这些安排并实施新的举措。罗伯特·肯尼迪说过：“有些人只会按照自己的方式看待世界，无助地盘问'为什么’？而我想象的是还未出现的事物，勇敢地反问'为什么不’？”我还指出了自由主义道德阵营引导自由主义者对于健康社会的两个（在我看来）深刻且重要的观点：（1）政府能够而且应该限制超个体公司的发展；（2）管制可以切实解决一部分问题。 我解释了自由意志主义者（将自由神化）与社会保守主义者（将具体的制度与传统神化）自20世纪早期，对在美国与欧洲流行的自由主义改革运动的重要平衡作用。我认为，自由意志主义者对奇迹市场的描述是正确的（至少可以解决外部性与其他的失败问题）。我也认同社会保守主义者的观点：拆毁蜂巢对蜜蜂毫无帮助。 最后，我描述了美国政治生活中逐渐增多的摩尼教现象，想依靠立下誓言并承诺更好的行为这样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改变如今的选举过程与选举制度，恢复两党之间互相影响的选举环境，我们的政治才会变得更加文明。 道德凝聚人心，但具有盲目性。它将我们联结至同一个意识形态团队，与其他团队竞争，似乎世界的命运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只能赢下每一场战争来保卫全世界。它蒙蔽了我们的双眼，让我们对其他团队中持有重要意见的良善者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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