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年多的解放战争中，我军俘虏了不少国军高级将领，他们被关押在全国各地的战犯管理所中。关于战犯的政策，党中央和毛主席认为对待战犯杀戒不能开，一旦开了就止不住了。 因此，我党对战犯的政策是：“有病的治病，有伤的养伤，给予人道主义的关怀。同时，组织他们进行学习，参加改造，然后再提出具体意见。” 根据上级的指示，全国各地的战犯都受到了人道主义的关怀，在功德林，众多国军将领累积多年的伤病得到了医治，恢复了身体健康。 在解放战争时期，杜聿明带病为老蒋打仗，在功德林，我党花了大量人力物力治疗了他身上许多慢性病。 释放战犯 时间到了1959年，全国各地的战犯已经进行了十年的学习和劳动改造，我党将释放战犯的工作提上了日程。 1959年12月，第一批释放名单中有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国军高级将领杜聿明，王耀武等人，他们获得了特赦。 很快，一年后，也就是1960年，全国第二批特赦开始了，这次获得特赦的人有五十人之多，大多数为国军战犯，如在莱芜战役被俘虏的李仙洲，在云南被俘虏的军统成员沈醉等。 紧接着，又一年后，第三次特赦就来了。第三次一共有六十八名战犯获得特赦，名单中有名的是国军高级将领廖耀湘，在辽沈战役中，廖耀湘兵团被东野全歼，本人也被活捉。 1963、1964、1966三年中，又相继进行了三次特赦。此后，直到1975年，第七次战犯特赦的工作才被提上日程。 那么有人会问第七次特赦为何过了近十年的时间呢？主要原因在于当时我国处在特赦时期，国家比较动荡，党中央无暇顾及战犯处理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第七次战犯特赦规模很大，在毛主席的一锤定音之下，全部战犯都被释放了，给予他们相应的自由，其中包括像周阳浩这样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人，同样能获得特赦。 一锤定音，全部战犯给予释放 1975年，毛主席已经82岁的高龄了，他仍然在操心国家大事，来到长沙视察。 2月27日，公安部部长华国锋送来了一封文件 ，内容为《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这份文件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重视。 其实早在1974年末，那时候国家稍稍稳定，毛主席想起了有一批战犯已经被关了二十多年了，他对相关部门作了批示：将战犯释放，还给他们自由。 公安部接到毛主席的批示后，开展了释放战犯工作的安排。 由于此前释放战犯都是释放那些改造良好，有积极改造成果的人，所有这次公安部在做特赦战犯工作时，也借鉴了此前的工作经验和意见，对那些抵触改造，认错态度不好的人决定继续关押。 这份报告公安部呈给毛主席审批的时候，周总理已经先行过目了，他对这份《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十分满意，可以上报给毛主席批示。报告中，一共有13名战犯不符合特赦标准，分别是： 徐天任、李清、邱沈钧、张百龄、郭吉谦、黎宗铭、樊迅、翁羽、刘衍智、周养浩、谢代生、杜超群、沈勤康。 这些人中，有军统特务，也有职业军人。 周养浩是军统头目，他在渣滓洞杀害了许多革命人士和共产党员，属于罪大恶极之人。在管理所中，周养浩一直不配合管理，不积极劳动改造，因此他不符合特赦要求。 毛主席看了《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后，觉得继续将这13名战犯关押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他做了批示：“强迫不好，都放了算了，不要这么小气嘛。” 毛主席的批示，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造成了较大轰动。因为按照惯例，这并不符合特赦战犯的条例，可毛主席站得高，看得远，通过特赦所有战犯，能为国家带来诸多利益。 据公安部部长华国锋回忆，毛主席对每个战犯的情况了如指掌，具体关押在什么地方，此前有哪些罪行，都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毛主席之所以决定释放全部战犯，的确有他高瞻远瞩之处。 释放所有战犯，首先能够体现出我党宽广的胸怀和政策，只要他们对人民不产生危害，就给予释放。 其次，释放所有战犯能够起到与台湾方面修复关系的效果，因为许多战犯的家属在台湾，这批战犯与台湾方面的关系并没有割断，释放他们，表示我方愿意主动与台湾方面修好，利于两岸统一。 为了表示对那批被释放的战犯人员的尊重，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对被释放的战犯要做到行动自由，他们想留在大陆，想去台湾，美国都不要阻拦、还要给予一定的路费，生活费。 1975年4月23日，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叶剑英等领导特意宴请最后一批被特赦的战犯293人，请他们来到北京的一个大饭店来吃顿好吃的。 此次宴会，除了被释放出来的两百多名战犯以及叶剑英，华国锋等领导在场外，杜聿明，李仙洲等前几批被特赦人也来叙旧，大家互相举杯，一起庆贺这个特殊时刻。 释放所有战犯，绝对是毛主席的大手笔，只有他有如此的胸怀和气魄。对于那些不符合释放条件的战犯，仍然给予释放，在国际上也引起了较大轰动，感叹我党领导人的仁慈和友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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