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三剑客之暴脾气的徐远举（下）

 

 

        徐远举被抓后在昆明被关了近一年，后随同沈醉等人押解到了重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囚禁他们的地方，正是当年囚禁和屠杀共产党的白公馆，而关他和沈醉的地方正是当年关叶挺的那个房间。同时被关在其他房间的，还有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川湘鄂边区“绥靖”主任宋希濂、兵团司令钟彬等。

        当时，西南公安机关的管教和预审干部中老干部很少，多是中原、宁沪杭和重庆解放后参加革命的学生，20来岁，刚作公安工作，阅历浅、社会经验缺，王陵基曾谑称他们是“童子部队”。开始徐远举欺负他们没经验，并不配合。有一次，一位新来的青年预审员提审徐远举，徐操一口湖北腔说：“我是少将处长，你是才工作的毛头。不说是你们公安部长，也该由你们处长来问我。”拒绝回答审问。第二天，还是这位青年预审员主审，只是旁边的的陪审坐了预审处处长--老红军于桑。

 

 
      “你这军统少将，是已被打倒了的反动政府的官员；预审员虽是一般干部，但代表人民政府。彼此的共同点都落在一个‘清’字上。他有责任帮助你交待清历史，你的任务是向政府坦白清历史……”于处长批评道。善于察言观色的徐远举霎时傲气顿消。后来一次组织战犯参观重庆人民大礼堂时，出于安全考虑，派了便衣警卫。徐远举发牢骚说：“既然要我们出来参观，何必派带枪的跟着，不相信我们，怕我们逃跑！”带队的于桑处长当既反问道：“当年你抓到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除了种种酷刑，能举出组织参观的先例？就是你们的住地，原中美合作所‘1l·27’大屠杀一次杀了200多人。你们制造了那么多孤儿寡母，倘若群众出于义愤，活活把你打死，该是你自己负责，还是我们工作失职？”
“失言！失言！”徐远举连忙低下了头说道。经过几次较量，徐远举嚣张的气焰被打了下去，开始老实交代问题。还率先公开表示：“决不保留，决不扩大缩小，老老实实交代。”当然这也不是说徐远举已经彻底的被改造，背地里他曾和沈醉说：“以我们过去的所作所为而言，杀一个共产党是死罪，杀一百个也是死罪，不如痛痛快快、一下子交代清楚更舒服些，还可以受到审讯人员的表扬。”

        两年后，西南公安部在白公馆后面的松林坡，修建了一座标准监狱，战犯们都搬了过去，管理也比白公馆宽得多了。徐远举原来以为，交代完罪行就会按照惩治反革命条例判处死刑，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别人可以不死，特务不能不死”。有一次还指着军统最后屠杀共产党的那条山沟对沈醉说：“你我将来就会和过去的共产党员一样，倒在那里罢了。”自搬到新监狱后，不但和在白公馆一样，还是吃中灶伙食，而且还能随便到院内散步。这时他才感到共产党不会杀他，曾说：“看情况，死不了，在这里住一辈子也不在乎了。”

        1954年，西南公安部被撤消，战犯暂时由地方管理，食物和管理环境又变差了，徐认为共产党的政策又变了。一天监狱长来宣布，让每人整理自己的档案，整理完后要换地方，大家准备上路。军统内部曾管处死叫上路，所以徐远举认为处决他们的时间快到了。当管理员抱来原始档案，清点页数当面交与每人后，再三叮嘱不能丢一页。徐远举的档案有近400张，他只花了不到一个星期，便摘要整理完毕。管理员再三表扬他，说他整理得又好又快，他却冷冷地回答：“死也要死个痛快嘛！早死早脱生。”

        1956，徐远举先期转至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在管理所里徐远举曾闹过两回小笑话，但我觉得他应该是闲的没事故意的。一次是一个女干部找他核实一些材料，曾告诉他同他谈完后还要再找另一个人。徐远举谈完后就站在窗口大声喊到：“XXX快点来吧，我已经搞完了，你快点来搞吧。”气的那女干部一拍桌子叫道：“徐远举！你乱喊什么”。徐远举还不明白的说道：“咱俩已经搞完了，该他搞了”。女干部认为徐故意占她便宜，气的找到了管理所负责人，负责人只好说这是方言误会，让徐道歉完事。还有一次，一个四川女干部在钉钉子，找不到合适的工具，这时徐远举讨好的跑过去说：“我把锤子拿给你用吧。”那个女干部也大发雷霆，说他有意侮辱她。因为四川部分地区方言里，男的那玩意叫锤子，而锤东西的东西叫钉锤。

        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功德林监狱礼堂举行“首批特赦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大会”，首席法官宣布特赦名单，只念了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曾扩情、郑庭笈……等33名，便接着说：以上人员，改造10年，确已改恶从善，现予释放。从宣布之日起，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最后由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庞镜塘代表在押战犯致感谢辞。散会后，榜上无名的人都耷拉着脑袋，默默地回到了宿舍。很多人都有一肚子的话不敢说，只有急性子的徐远举沉不住气，大声嚷道：“我也认真学习，劳动也流汗水，积极写材料，我哪件事不如人家，哪里不符合特赦标准？为什么他们能得到特赦，我们不能呢？”管理人员针对大家这种思想，立即组织学习，座谈了好几天，才平静下来。最后还是用徐远举在座谈中和在墙报上的一句话作为“定风波”，就是：“既有首批，肯定会有二批三批。”

 

        1960年第二批特赦，包括沈醉在内有50人特赦，还是没有徐远举。这次，是由徐远举代表在押战犯致感谢辞。沈醉在离开监狱时，说第三批一定有他，因为第一批特赦时代表致辞的庞镜塘，第二批便有他，以此类推，第三批肯定有他了。但徐远举把头一摇：“不合辩证法！我罪行太大，共产党不会放过我的。”果如他所说，第三批不但没他，四批、五批也没有他，但有意思的是每次都是由他代表在押战犯致辞。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特赦没有希望。1973年1月19日，徐远举在缝纫组劳动期间，因工作马虎，缝制的衣服不合格，让他返工，他与检验的人大吵大闹。当晚他又用冷水冲澡，刚走出卫生间即晕倒，监狱的医生认为是脑溢血，应马上送医院抢救。但当时正是文革，没人敢做主，报告层层审批，等送到北京复兴医院时已是21日上午，经抢救无效，22日凌晨死亡，终年59岁。

 

        徐远举的死亡报告送给周恩来时，周很不满意，当时另一个战犯刘嘉树在抚顺也因治疗不及时死亡，周为此特别对这两人的死做了亲笔批示，并针对文革中战犯生活和管理水平的降低等问题，向毛泽东上书，要求恢复特赦。后经毛批准，所有战犯均在75年特赦。

        1991年3月，徐远举在台湾的女儿徐继红来到了大陆，找到了徐的老上级文强要求大陆出具一个官方证明，证实徐远举是在押期间病故的。文强给公安部顾问，原主管战犯工作的姚伦写了信，并转附了徐继红的报告。经政协和姚伦的过问，公安部和秦城监狱给出了证明，后徐继红持此报告向台湾当局申请一大笔抚恤金并将徐远举的牌位入了忠烈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