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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远举，字希哲，号嘉庆， 湖北大冶人， 1914年出生。电影《烈火中永生》中国民党特务头目“徐鹏飞”的原型。黄埔军校第七期毕业，1932年进入军统局(前身力行社系统)，成为一职业特务。此后先后任国民党西南行辕调查组组长、重庆行辕二处少将处长、保密局北方局副局长等职。解放前夕在西南地区多次主持破坏我地下党组织，残害革命志士，血债累累。1949年12月间潜入昆明活动时被捕。 徐远举在1949年12月被云南起义将领卢汉逮捕后，旋被送往昆明军委会，随即被押往西南公安部，关押在昆明陆军监狱。一年后，又被押送到重庆市公安局。而徐远举 在重庆囚禁他的地方，正是一年前他囚禁和屠杀革命先烈的白公馆！历史是如此地无情，又是如此地公正。  徐远举 就在这一年的清明节，数以千计的群众来到白公馆附近的烈士陵墓扫祭，他们爆发出的雷鸣般的口号声，使正在白公馆内学习改造的徐远举面色惨白，缩成一团，不时地用袖子擦汗。过了一会儿，徐远举故作镇定，慢慢站起来向窗外望去，只见监狱大门和侧门都紧闭着，增加了很多解放军岗哨，旨在防止愤怒的群众冲进来报仇。看到这里，过去看惯别人痛哭流涕而无动于衷的徐远举，也情不自禁地流下了一串感激的泪水。 不久，西南公安部要徐远举交代过去的罪行，徐远举马上表示：“决不保留、决不扩大缩小、老老实实交代。”他还背地里劝一同被捕的另一军统局高级干部沈醉：“以我们过去的所作所为而言，杀一个共产党是死罪，杀一百个也是死罪，不如痛痛快快、一下子交代清楚更舒服些。”徐远举怀着这种思想交代问题，常常得到审讯人员的表扬。而在他的这番启发下，沈醉的表现也有所提高。 两年又过去了，西南公安部在白公馆后面的松林坡修建了一座标准监狱，徐远举等移居那里。徐远举原来以为，交代完罪行后便会按照惩治反革命条例判处死刑。所以他曾在白公馆走廊上指着军统屠杀革命烈士的那片山沟对沈醉说：“你我将来就会和过去的共产党员一样，倒在那里罢了！”但自从搬到这一新监狱后，管理较白公馆更宽松了，伙食也改成了中灶，徐远举又感到可能不会处决他，也许就在这里老死了。但是西南公安部随即撤销了，徐远举等被送到了重庆市石板坡监狱。这里的伙食标准虽未降低，但地方很小，没有放风的地方，每天只能闷坐在牢房内消磨时间。此时的徐远举越来越急躁，认为这辈子就在这里完了。 1955年的一天，监狱长来宣布让所有犯人整理自己的档案。徐远举被吓坏了， 根据他的“经验”，过去只要将某一共产党员的材料整理好，便预示着他的生命的结束，今天监狱长也让自己把材料整理好，岂不也要让自己去死吗?徐远举面对管理员抱来的近四百张档案，心情自然格外沉重。他只花了一个星期，便将这些档案摘要整理完毕。管理员再三表扬他，说他整理得又好又快。徐远举因心怀鬼胎，便冷冷地回答道：“死也要死个痛快嘛！” 然而，正当徐远举时刻准备去死时，管理员向徐远举等宣布，再过两天要搬回原来的松林坡监狱了。果不其然，两天后徐远举等便搬了回去。四川省公安厅厅长第一次向这些罪犯宣布说，集中他们是为了对他们加速改造。 他要求他们好好学习， 只要诚心诚意接受改造，党和人民是能原谅和宽恕的。徐远举听到了，又悄悄地对沈醉说：“看情况，死不了，在这里住一辈子也不在乎了。” 这次集中的人中有不少在四川制造过血债，如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和徐远举，有关方面恐怕这些人外出参观学习时被群众认出来，可能会发生意外，所以决定把他们送到北京去。 1956年1月20日，徐运举连同王陵基、沈醉等到达北京，被关押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内。 徐远举进监狱后不久便患了肺结核病，为了挽救他的生命，人民政府派专人到香港、澳门等地不惜重金买回质量上乘的特效药链霉素，为他进行了精心的治疗。同时，战犯管理所的炊事员变着花样地给他做些好吃的食物，保证营养。治疗和护理双管齐下，徐远举的身体不久便恢复了健康。 此时，徐远举的思维也开始活跃了起来。他回忆起这五年来共产党的精心安置，和他在白公馆内对待共产党人成鲜明对照，这使他的昔日信仰有了些许茫然。现在共产党又花大价钱为他治病，看来他的这条命是不会有问题了。想到这些，徐远举的思想有了不小的触动。 每到3月17日前夕，沈醉总会提醒同狱的人这一戴笠的“忌日”，过去徐远举听到这一“提醒”总会长长地叹一口气。但1956年3月的这次“提醒”却失效了，徐远举甚至还劝说沈醉，以后不要再提了，你怀念戴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 但现在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你得慎重一点， 不必再去提醒别人。这番语重心长的话说得沈醉连连点头称是。从此每逢3月这一时间，沈醉再也不做此事了。 徐远举参加劳动的态度也积极了许多。他在劳动中重活脏活抢着干，有一次在砖瓦厂抱装砖瓦时，由于窑温太高， 有三人最后竟休克，其中一人便是徐远举。在农业劳动时他也是从不偷懒，常和人竞赛谁挑得更多。劳动回来后人们多半先去洗澡，而这位徐远举回来后总是先去管理员办公室领取当天的报纸，抢着看完标题后，再一队一队地去分送。最后得到了大家送给他的一个雅号：“义务报童”。 徐远举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主持过《新生园地》达15年之久，由于他帮助别人不讲情面，曾惹出过不少事端。例如徐远举质问王陵基为什么对1927年屠杀革命志士的“三三一”血案没有勇气进行交代，王陵基大骂徐远举“特务万恶小鬼头，看你自己去遭殃”。然而徐远举却不急不躁地予以回击，劝他“放下包袱，轻装前进”。这些言论得到了同狱许多人的共鸣，大家纷纷写稿批评王陵基的顽固态度。在真理面前， 这位昔日的国民党“省主席”、“上将”号啕大哭之余，彻底承认了这一滔天罪行。由此徐远举被誉为“打虎英雄”。 徐远举的举动固然得到了不少赞扬之辞，但也有不少人善言地劝说他注意批评的方式方法，还有些人当面称他为“猎狗”。但徐远举却仍一如既往，鼓着那双圆圆的鹞眼回敬说：“笑骂由人笑骂，批评我自为之。” 1956年初秋之际，徐远举等人来到了繁花似锦的江南一游，战犯管理所的管理员安排他们到雨花台烈士公园参观。当徐远举听说有此安排时，极为紧张地找到同行的沈醉开口便问：“今日要到雨花台谒墓，您可知道领导的用心安在?我们将如何表示?”沈醉立即进行了一番解释，使他疑云顿消。等到达雨花台烈士公园参观结束后，徐远举等人代表众人致敬致奠时，忽闻他低头痛哭起来，而且呈昏厥状态，旋被随行的医护人员搀扶了下去。 1959年9月16日下午，徐远举这个“义务报童”高举报纸，大喊大叫着：“好消息！好消息！”原来国庆十周年之际，政府准备特赦一批战犯。徐远举兴奋之余，又清晰地意识到这毕竟是“一批”而不是全部，像自己干特务的，肯定轮不上。 果不其然，当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功德林监狱宣布特赦战犯名单时，并没有徐远举的名字。不少人有一肚子的话不敢说，只有性急的徐远举沉不住气，大声地嚷了起来：“我也认真学习，劳动也流汗水，积极写材料。我哪件事不如人家， 哪里不符合特赦标准?”管理人员针对大家这一普遍思想，立即组织学习座谈了好几天。用徐远举本人在座谈中和在墙报上的一句话来说，即“既有首批，肯定会有二批三批”。 1960年11月，第二批特赦战犯名单又公布了，徐远举依旧“榜上无名”，但却由他代表在押战犯致感谢辞。这次获特赦的沈醉在与他握手分别时安慰他说，第三批一定会有他，因为第一批特赦时代表致辞的庞镜塘，第二批便有了。以此类推，第三批肯定有他了。但徐远举把头一摇：“不合辩证法！”果然，第三、四、五批都没有他，而且都是由他代表在押战犯致辞的。 1964年，沈醉等一批特赦战犯应邀到功德林监狱向尚在改造的战犯作报告。徐远举和沈醉见面时，最希望知道的是外面知不知道沈醉就是小说《红岩》中的“严醉”。当他得到满意的答复时，他认为他出去也可以毫不避讳地说，他就是《红岩》中的“徐鹏飞”了。两人分手时，徐远举高兴地握着沈醉的手说：“你等着为我接风吧，我相信我能争取特赦的。” 在狱中徐远举曾向同狱的文强学习古典诗词，在文强的日记本中留下了他的三首习作，其中一首题为《盼赦》的无疑表露出了他的这一强烈思绪： 人间无永寿，天地有常情。 盼赦如饥渴，忧忧不欲生！ 正当徐远举为争取重新做人而努力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吹进了监狱。徐远举凭着他政治上的敏感立即感到了其中的含义，他曾心事重重地对文强说：“我看这是一场难以估计的党内斗争。姚文元这个不见经传的小卒，竟敢大放厥词，其中必有后台⋯⋯预料大赦特赦都会告吹……” 运动期间，不少造反派组织和很有来头的人都来向徐远举“索要”他们想要的材料。对此徐远举遵照管理人员的教导，严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出具的材料都是合乎客观实际的。他当面告诉那些外调人员：“解放前我犯了罪，经过共产党的多年教育，我再不能犯罪了。”而私下他更是明确地告诉前军统局要员文强说：“这样搞，只能生死由之，反正我只有用一条命来顶住，不能听别人指鹿为马地顺竿子爬。我的宗旨是： 第一，要重历史，不能在共产党的脸上抹黑；第二，不能无中生有地冤枉好人；第三，不能胡编乱造夸大自己的罪行。”同狱的战犯们对他这种连命都不顾的有原则、守信义的态度都感动异常，甚至连平时对他抱有成见的人也露出了钦佩的面容。 1971年9月林彪叛党集团自我暴露后，监狱中政治空气焕然一新，在此新形势下徐远举又显得乐观活跃了。他再三要求多干体力劳动：“我是同犯中较年轻的一个，应该多争取一些体力劳动。我学习过《从猿到人》这本书，懂得劳动能创造一切，不劳动者不得食的道理⋯⋯”他还拜了好几位战犯为师，学理发、学农艺、学缝纫，还学古典诗词，似乎换了个人，有使不完的精力。 1973年1月21日，徐远举白天缝衣后，晚上洗了个冷水澡。第二天凌晨面色苍白满身出汗，管理人员立即派车将他送往北京复兴医院抢救，因脑血管破裂于23日零时20分病故。入院时徐远举神志尚清醒，连说“感谢慈母般的照顾”， 临终前紧握着监狱领导的双手不放，那眼神流露出的除了感激，还是感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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