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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巧夺金沙江，还是飞夺泸定桥，都是可以堪称为奇迹的红军传奇。长征对于千千万万个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悲壮而神圣的存在。爬雪山、过草地，这些轻描淡写的语句不足以深刻地描绘出长征的苦与难，忍受着怎么样的饥饿与严寒，啃过多少树皮，被沼泽地浸泡过的脚踝起过多少水泡，溃烂的脚底有多疼，并非是生活在昌荣盛世的我们所能真切体会到的。
1935年对于共产党来说，是重要的一年，也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毛泽东终于重新接过红军指挥棒，带领队伍挺进贵州，给敌人打了个措手不及，出其不意。乌江的突破，让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感到情况不妙，如坐针毡，也让红军士气大振，终于看见了转折和希望。 诱敌之计遵义会议召开之后，中央的同志们赞同和支持毛泽东的决定，率领红军北渡长江，前往川南，寻找有利战机。为了顺利找到渡江的时机和突破口，红军决定出动诱敌之计，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来回穿梭，时而向东，时而向西。一来是消耗敌人的追踪精力，二来是蒙蔽敌人的眼睛，让他们猜不到红军的真实意图。
就这样过了三个月以后，这招诱敌之计很奏效，敌军被牵引得一团乱。但此时也有了一个新的问题，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红军主力的兵力也会相继减弱，而且万一落入敌人的包围圈就麻烦了，很可能全军覆没。于是周恩来接到了一条上级领导下达的任务和命令，那就是建立一支名为川南游击纵队的队伍，接替红军主力执行迷惑敌人的任务。 周恩来到扎西石坎子河坝头，看着眼前的战士们，忽然有些哽咽，本就劳累的双眼又增添了些许惆怅。因为这个命令和任务不仅艰巨，还涉及到生死存亡。周恩来整理好情绪，声音洪亮的向战士们做着思想动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创苏区新的局面”。
川南游击纵队就此组成整齐地看着周恩来的战士们，此时只有100多人，他们都是中央保卫局第五连的战士。因为这支游击队的任务艰险，相当于拿命来做赌注，所以各个军团都不愿意自己人去冒险。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只能先让自己的战士冲上前去，“割下”自己的肉。随后，彭德怀也抽调了自己手下的兵，这支队伍也从100人变为了400人。 周恩来传达完命令并且做好动员工作以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很可能是一场有去无回的征途，相当于敢死队。
今日一别，不知何日再能相见。可在水深火热的革命年代里，这就是没有选择的选择，谁也无法以一己之力扭转乾坤，少数人的牺牲是为了大多数人的重生，每个人都无法逃脱命运的掌控。 1935年2月，川南游击纵队正式出发。刚开始的行动，收获良多，顺利地扰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步伐，一时间国民党反动派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也分不清红军主力到底在哪里。川南游击纵队打着红军主力的旗号大张旗鼓地对国民党发起挑衅，为真正主力的渡江争取更多时间和机会。
红军正是看中了地方军阀的弱点，直击要害。由于川军是地方军阀，视自己的地盘为首要重点，因此常常被川南游击队所误导，他们生怕红军打过来毁坏自己的势力范围。川南游击队每一次的行动都无异于自杀式袭击，虽然屡屡成功，但是游击队的人数也越来越少。 临阵叛变，为游击队带来重创此时是最考验战士们革命素养和对党的信仰忠实度的，只可惜在这紧要关头有的人还是临阵脱逃。虽然游击队政委徐策一直在鼓舞大家伙的士气，可是作为司令员的王逸涛还是有了二心，他生怕下一个被国民党军刺杀的就是自己。趁着旁人不注意，司令员王逸涛当起了逃兵。
更要命的是，王逸涛的妻子安硕甫被国民党特务抓获，囚禁于牢狱之中。安硕甫与王逸涛一样，以个人的性命和利益得失为主，丝毫不顾及共产党人的宗旨和信仰，她毫不犹豫的供出了王逸涛以换取国民党的信任。王逸涛接到了妻子安硕甫的信件之后，决定为国民党办事，给自己找一个出路。 王逸涛带着国民党队伍对游击队进行围追堵截，由于王逸涛此前对游击队的行动路线了解得很全面，所以游击队遭到重创，就连徐策、余鸿泽等干部级别的战士也相继阵亡。此时的游击队只剩下17人。从400到17的变化，就可以想象出来这场行动有多么惨烈了。游击队里的参谋长刘复初不气馁不信命，他站了出来，主动带领剩下的人躲进丛林，以待新生。
1936年5月，刘复初所带领的队伍已经从17人变为了1000多人。原来在这期间，刘复初不断地在当地征收新兵，扩大队伍规模。然而好景不长，他们再次承担了一个危险任务，掩护湘西红六军团撤退转移。这次任务的执行，游击队遭受了围剿，刘复初也被国民党抓获。 或许是红色的星火不会熄灭，刘复初被捕以后，这只零散的游击队居然没有停止脚步，继续在敌后开展革命斗争，壮大队伍，有的人虽然一直没有接到撤退命令，却一路挺到了1947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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