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李保平先生所著《千古文人沉浮录》一书，以沉郁顿挫的史笔叙述了中国历史上20位典型文人从政为官的坎坷经历，展示了他们在大关大节面前的不同抉择，并揭示其成败得失与价值追求，以此深窥旧官场变化莫测的人际关系。 作者阅世丰富，神交古人，重回历史现场，人生百味皆形诸笔端；又博览古籍，纵横贯通，检覆史论观点，剖析事理人心，所得古人政治经验和人生智慧，足为今人取法受益。 寇准:棱角分明的性格，坎坷多舛的命途文 | 李保平 北宋名相寇准在古戏文里被定格为一位文武全才、足智多谋的天官形象。《宋史·寇准列传》对传主赞美有加，在《宋史》吕端、毕士安、李沆、王旦等人的传记中，也可以看到寇准的影子。自宋代以降，从大雅之堂到歌楼酒肆、街头巷尾，颇具传奇色彩的寇准就是人们经常谈论的对象，寇准的得势与失势，得意与失意，升迁与贬黜，生平功业与处世哲学，高风亮节与性格缺陷，都成了人们见仁见智褒贬不一的话题。寇准的仕途坎坷人生坎坷，和他过于刚褊的性格息息相关；而寇准在仕途坎坷面前的坦然和自信，则又为后人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照系数。 一 寇准（961—1023年），字平仲，华州下（今陕西境内）人。其父寇相，于五代后晋开运年间做过魏王府记室参军。出身名门的寇准少年时就喜欢读书，尤其喜欢读历史典籍，通晓《春秋》三传。19岁那年，寇准考中了进士。 据《宋史·寇准列传》记载，寇准初露头角、应考进士时，便表现出不凡见识：太宗赵匡义取士，经常“临轩顾问”，年少之人往往选不上。有人据此，提醒寇准把年龄填报得稍大些。寇准却不领情，反问道：“准方进取，可欺君邪？”然后，寇准如实填报了自己的年龄，信心十足地参加了考试，结果中了进士。就这样，寇准直道而行，迈出了晋身仕途的第一步。 进士及第后，寇准官运亨通，先是做归州巴东知县、大名府成安县知县，不久“迁殿中丞、通判郓州”，随后又“召试学院，授右正言、直史馆，为三司度支推官，传盐铁判官”。在朝廷召集百官言事时，寇准正直敢言，讲得有理有据，引起了太宗的器重。很快，他便被提拔为“尚书虞部郎中、枢密院直学士，判吏部东铨”。 年轻的寇准春风得意，颇受太宗赏识，不知不觉之中就不大理会君臣之间的规矩了。有一次，寇准在大殿上奏事，因言辞过激，逆忤了太宗，太宗一怒而起，意欲拂袖而去。寇准一点儿也没有畏惧，而是走上前去，“辄引帝衣，令帝复坐，事决乃退”。敢在皇帝发怒时拽住皇帝的衣服不让走人，继续把事情讲明白的人，从古至今恐怕不多见。没有过人的胆略，是断然不会这样做的。寇准不按官场上的规矩出牌，颇有几分“初生牛犊不畏虎”的气概，太宗赵匡义却从心里喜欢上了寇准。“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征也。’”（见《宋史·寇准列传》）寇准自己没有想到，因为一时激动下的鲁莽之举，居然会给太宗留下如此之好的印象，得到如此之高的评价，能被太宗皇帝喻为唐朝贞观之治时期的名臣魏征。 淳化二年（991年），多地发生严重旱灾，人心惶惶。太宗召集群臣商议“时政得失”，别人皆将局势不稳归咎为天灾，唯独寇准认为与政治上出现了不公平的事体有关。太宗听不进去，“起入禁中”，稍后又出来问寇准究竟有何根据，结果查出了两桩处罚不公的受贿案。太宗由此“而知准为可用矣”。寇准随之升迁为“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改同知院事”。 在新的岗位上不久，寇准便与知院张逊发生了矛盾纠葛。一天，寇准与同事温仲舒并辔晚归，“有狂民迎马首呼万岁”，判左金吾王宾与张逊私交甚好，张逊便唆使王宾抓住这件事告了寇准的状。寇准不服，与之发生争执。“帝恶之，乃左降逊为右领军卫将军，出准知青州。”（《纲鉴易知录·宋纪》卷六五）这是寇准步入政坛后第一次摔跟头。寇准这次被贬黜青州，从他自身来看并没有什么大过错，而作出惩处决定的太宗赵匡义也仅是一时厌恶，并不认为寇准不堪信用。 寇准离开京城后，太宗心里总是想念他，由此而闷闷不乐。一日，太宗问身边的人说：“寇准在青州乐乎？”身边的人回答说：“寇准去了青州这样的好地方，应当不会有苦恼的。”过了几天，太宗又询问寇准的情况。身边的侍臣们这才揣摩出太宗的心思，便回答说：“陛下思准不少忘，闻准日纵酒，未知亦念陛下乎？”太宗沉默不言。第二年，又将寇准召回，拜参知政事（副宰相）。此时，寇准年方32岁。到了至道元年（995年），又“加给事中”，益见恩宠。 这时，北宋朝廷的立储问题成了人们关注的重心。 众所周知，北宋王朝夺取天下的路径不正。身为后周大将的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的阴谋手段，取代后周恭帝柴宗训登基称帝，建立了大宋王朝。此后，乃弟赵匡义又在赵匡胤暴死之后坐上了龙椅，留下了所谓的“烛影斧声”之谜。太宗赵匡义是通过“兄终弟及”的路径登上皇帝之位的，如果立其子为太子，便是重回“父死子继”的老路，因担心受到人们非议，太宗迟迟未立太子。随着岁月流逝，太宗一天天衰老，大臣们的担忧也与日增加。大臣冯拯上疏请求确立储君，触动了太宗最为敏感的神经，被太宗一怒之下贬黜到了岭南。因此，朝中无人敢言立太子之事。寇准从青州回到京师后，太宗却主动和他提起了储君之事，问：“朕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寇准推心置腹地说道：“陛下为天下择君，谋及妇人、中官，不可也；谋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择所以副天下望者。”听了寇准的话，太宗想了许久，屏退左右，对寇准说他打算立襄王赵恒为太子，寇准立即建议太宗当断则断，把这件大事确定下来。 赵恒被立为皇太子前去拜谒太庙时，“京师之人拥道喜跃，曰：'少年天子也。’”这本来是件大好事，太宗却不高兴了。他把寇准召来，说道：“人心遽属太子，欲置我何地？”寇准马上拜贺道：“此社稷之福也。”“帝入语后嫔，宫中皆前贺。复出，延准饮，极醉而罢。”（见《宋史·寇准列传》） 史家对寇准的这一功勋大书特书，主要是因为寇准提出了封建王朝确立国之储君必须遵循的原则：“神器不可谋及妇人、中官和近臣。”在古人看来，寇准为解决封建社会最大的难题即如何确立储君的问题作出了重大建树。其实，从根本上说，这一问题不是难在理论上，而是难在操作上。太宗之所以迟迟不肯解决储君问题，如前所述，实系另有苦衷。寇准不过是顺水推舟般地促成太宗下了最后的决心而已，他所提出的几点原则，对于解决因封建社会体制性障碍所形成的皇位继承难题，是无济于事的。 深受太宗信任的寇准很快又犯了处事过于“善善恶恶”的毛病。至道二年（996年），“祠南郊，中外官皆进秩。准所喜者多得台省清要官，所恶不及知者推序进之”。这样一来，便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大臣冯拯愤而上书，指控寇准擅权。广东转运使康戬也上书指陈台阁吕端、张洎、李昌龄等不敢与寇准相抗衡，致使寇准得以任胸臆、乱经制。太宗看过这些奏章后大怒，便询问吕端等人。吕端的解释是：“准性刚自任，臣等不欲数争，虑伤国体。” 太宗又和寇准谈及冯拯之事，告诉他不要在朝廷上论辩，“失执政体”。寇准却不依不饶，“力争不已，又持中书簿论曲直于帝前”。寇准如此不体谅太宗的一番苦心，使得太宗很是不悦，因而慨叹道：“鼠雀尚知人意，况人乎？”随即，寇准被罢免相位，贬黜到邓州做知州去了。寇准的第二次被贬黜，可以说是咎由自取，怨不得太宗，也怨不得别人。 二 寇准任邓州知州不久，宋太宗便去世了。太子赵恒即位，是为真宗。寇准时来运转，咸平元年（998年）迁尚书工部侍郎。咸平六年（1003年）迁兵部，为三司使。史称：“帝久欲相准，患其刚直难独任。”景德元年（1004年），寇准和毕士安一起被任命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甫一担任宰相，寇准便在突如其来的澶渊之役中建立了不世功勋。 是年九月，辽国20万大军分兵三路，大举南侵，一路势如破竹，“陷德清军（治今河南清丰县西北），逼冀州（治今河北衡水市冀州区）”，兵锋直抵澶州（治今河南濮阳）城下。寇准的英雄本色就在这万分危急关头凸显出来。 是冬，契丹果大入。急书一夕凡五至，准不发，饮笑自如。明日，同列以闻，帝大骇，以问准。准曰：“陛下欲了此，不过五日尔。”因请帝幸澶州。同列惧，欲退，准止之，令候驾起。帝难之，欲还内，准曰：“陛下入则臣不得见，大事去矣，请毋还而行。”帝乃议亲征，召群臣问方略。 既而契丹围瀛州，直犯贝、魏，中外震骇。参知政事王钦若，江南人也，请幸金陵。陈尧叟，蜀人也，请幸成都。帝问准，准心知二人谋，乃阳若不知，曰：“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诛也。今陛下神武，将臣协和，若大驾亲征，贼自当遁去。不然，出奇以挠其谋，坚守以老其师，劳佚之势，我得胜算矣。奈何弃庙社欲幸楚、蜀远地，所在人心崩溃，贼乘势深入，天下可复保邪？”遂请帝幸澶州。（同上书） 真宗渡过黄河、到达澶州北城时，守卫在那里浴血奋战的宋军将士望见城楼上高扬着的黄龙旗，“踊跃欢呼，声闻数十里”。对面的辽军将士则面面相觑，“相视惊愕，不能成列”。 真宗很快便返回黄河南岸，而将军事指挥权交给了寇准。在大战一触即发的当口，每天都听人报告说寇准在澶州城上与人饮酒下棋，真宗那颗始终高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高兴地对人们说道：“准如此，吾复何忧？” 敌我双方如此对峙了十几日以后，辽军发动了攻城攻势。激战之中，辽军主帅达揽被宋军乱箭射中，当场毙命，辽军将士无心恋战，遂溃败而去。于是，辽国派遣使臣向宋国求和。 由于辽国在整体上占据着军事上的优势和主动，在求和时依然“狮子大开口”，向宋朝提出了许多苛刻的条件。要求宋朝将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割让给辽国，每年索要大量的银两钱财等等。寇准起初主张抓住辽军大败这一难得的机会，乘机发动攻势，并对真宗献策道：“如此，则可保百年无事；不然，数十年后戎且生心矣。”但一心想结束战事苟且偷安的真宗却说：“数十年后，当有御之者。吾不忍生灵重困，故听其和可也。”一心想早日达成和议的真宗皇帝对于赔款多少并不上心，甚至授权给前去与辽国谈判的官员曹利用，“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寇准获悉后立刻将曹利用召至帷幄之中，对他交代：“虽有敕旨，汝所许过三十万，吾斩汝矣。”曹利用到了辽营后使出了浑身解数，最后“竟以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成约而还”。这就是“澶渊之盟”形成的大致经过。 在强敌入侵、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在朝廷中是战是和、莫衷一是的危机面前，寇准处变不惊，临危不乱，力主抗战，力挫强敌，迫使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为宋辽两国争取了几十年相对和平的局面。因此，寇准便被人们视之为国家的栋梁，民族的脊梁，抗御外敌的英雄。如果说历史经常用某些人的名字来标识一个特定的时代的话，那么，寇准的名字便和北宋时期的澶州之役、澶渊之盟这段特定的历史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了一起。 有宋一代，对寇准在澶州之役中所建立的殊勋赞不绝口。寇准之后的名相范仲淹曾经评价道：“寇莱公当国，真宗有澶州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动，保宗社天下，谓之大忠。”范仲淹之后的著名改革家王安石赋诗称赞寇准曰：“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 寇准建立了不世功勋，带来了莫大的荣誉，真宗赵恒对他更加信任倚重，其个人的威望也很快达到了巅峰。“否极泰来”，反之亦然。寇准是一个不谙老庄冲和之道的人，在巨大的成功面前，他没有像古人所教导的那样“功成而不居”，而是颇有几分“自矜”。真宗的高度信任，成功后的率性自矜，加上性格的“刚褊”，在处理政事方面便自觉不自觉地反映出来。寇准在宰相之位上，使用提拔官吏不讲门第不看品级，只要是自己看上的，就坚决提拔重用，反之亦然。这样一来，就招致了不少非议，史称“同列颇不悦”。“他日除官，同列目吏持吏簿以进。准曰：'宰相所以进贤退不肖，若用例，一吏职尔。’”（《纲鉴易知录》卷六六）寇准的这种目无余子的处事方式，可以行于一时，时间一长，必然会人为地制造出自己的对立面来，使自己处于相对孤立的地位。 景德二年（1005年）十月，首相毕士安病故。失去了毕士安这位强有力的支持者，寇准的仕途生涯陡添了许多变数。 如前所述，毕士安是和寇准同时被任命为宰相的。在任命之前，真宗先和毕士安单独进行了一次谈话。《宋史·毕士安列传》记载了这次谈话的内容： 真宗曰：“朕以卿以辅相，岂特今日。然时方多事，求与卿同进者，其谁可？”对曰：“宰相者，必有其器，乃可居其位。臣驽朽，实不足以胜任。寇准兼资忠义，善断大事，此宰相才也。”真宗曰：“闻其好刚使气。”又对曰：“准方正，慷慨有大节，忘身殉国，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积，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虽蒙休德，涵养安佚，而西北跳梁为边境患，若准者正所宜用也。”真宗曰：“然。当借卿宿德镇之。” 寇准任相后，“守正疾恶，小人日思所以倾之”。有人诬告寇准“交通安王元杰，准惶恐，莫之所自明”。多亏了毕士安“力辩其诬”，将诬告之人下到大牢里，核实罪证后斩首示众，寇准那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设若没有毕士安的多方维护保全，寇准恐怕是早就被小人给算计了。 毕士安死后不久，奸臣王钦若便开始在真宗面前诋毁寇准，并促使真宗罢免了寇准宰相之职，让寇准尝受了第三次被贬黜的苦楚。 澶州之役时，参知政事王钦若主张迁都金陵，寇准在朝堂上要求将主张迁都逃跑的人斩首示众，王钦若惊恐万状，心里恨死了寇准。战事结束后，寇准如日中天，王钦若也奈何不得。王钦若深知，要扳倒寇准，关键是设法让真宗改变对寇准的看法。老奸巨猾的王钦若经过周密算计，终于找到了突破口。 一日会朝，准先退，帝目送之。钦若因进曰：“陛下敬寇准，为其有社稷功邪？”帝曰：“然。”钦若曰：“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而谓准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钦若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耻何如之！”帝楸楸然为之不悦。钦若曰：“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宋史·寇准列传》） 王钦若的这番话在真宗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景德三年（1006年）二月，寇准被罢相，领刑部尚书衔出知陕州。 三 寇准罢相后，王旦继任宰相。寇准和王旦之间错综复杂而又真挚的情结，生动地诠释了寇准在官场上的第四次升迁和贬黜。 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由于王旦推荐，寇准回到朝中，担任枢密使、同平章事。不过，寇准这次任相的时间很短，到了第二年夏四月，便又一次被贬黜外放。事情的起因很简单： 林特为三司使，以河北岁输绢阙，督之甚急。而准素恶特，颇助转运使李士衡而沮特，且言在魏时尝进河北绢五万而三司不纳，以至阙供，请劾主吏以下。然京师岁费绢百万，准所助才五万。帝不悦，谓王旦曰：“准刚忿如昔。”旦曰：“准好人怀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避；而准乃为己任，此其短也。”未几，罢为武胜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徙永兴军。（《宋史·寇准列传》） 因河北地区连年饱受战乱之苦，岁绢缴纳困难，交上来的部分岁绢又被三司使林特私吞，转运使李士衡为此而焦头烂额。疾恶如仇的寇准因同情李士衡，憎恨贪官林特，而在暗中相助李士衡与林特对抗，并上奏折弹劾林特私吞岁绢。真宗早就对河北地区缴纳的岁绢过少不满意，见寇准又搅和在里面，更是气上加气。于是，便将寇准罢为武胜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这是寇准第四次被贬黜。 寇准这次被罢黜，实在是因为他自己性格上的原因，怪不得他人。 毋庸讳言，真宗作出罢免寇准宰相的决定，与首相王旦的态度大有关系。和全力举荐自己出任宰相的首相王旦搞不好关系，是寇准这次栽跟头的重要原因。《宋史·王旦列传》载： 寇准数短旦，旦专称准。帝谓旦曰：“卿虽称其美，彼专谈卿恶。”旦曰：“理固当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阙失必多。准对陛下无所隐，益见其忠直，此臣所以重准也。”帝是以愈贤旦。中书有事送密院，违诏格，准在密院，以事上闻。旦被责，第拜谢，堂吏皆见罚。不愈月，密院有事送中书，亦违诏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还密院。准大惭，见旦曰：“同年，甚得许大度量？”旦不答。 上述记载已然使人们看到了王旦和寇准心胸器量的差别，接下来发生的故事更让人加深了这一认识。 真宗在罢免寇准之前曾经征求王旦的意见，王旦没有说寇准的好话。寇准被罢相之后，是出于颜面有关的考量，托人请求王旦帮忙，“求为使相”。目睹一向傲气干云的寇准居然为官职大小走后门，王旦大吃一惊，当即回绝道：“将相之任，岂可求邪！吾不受私请也。”寇准听说王旦拒绝了他的请托，心里十分遗憾。过了几天，朝廷任命寇准为武胜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喜出望外的寇准入宫谢恩时动情地对真宗说：“非陛下识臣，安能至此？”于是，真宗告诉他是因为王旦全力举荐的缘故。“准愧叹，以为不可及。” 寇准到了地方上以后，细节上一向不检点的他又险些惹出了大麻烦：“生辰，造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为人所奏。”真宗赵恒勃然大怒，幸赖有首相王旦在真宗面前一再为他解释开脱，寇准才侥幸逃过了一劫。 王旦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依旧念念不忘向真宗举荐重用寇准。天禧元年（1017年）秋七月，王旦病危时，真宗前往探视，问他说：“卿万一不讳，朕以天下付之谁乎？”王旦先是说“知臣莫若君”，后来在真宗的一再询问下，才用了全身的力气举起笏板说道：“以臣之愚，莫如寇准。”帝曰：“准性刚褊，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纲鉴易知录》卷六七） 王旦一方面深知寇准的性格缺陷，另一方面又要不遗余力地举荐他出任宰相。自然不是出于个人私交而是缘于老成谋国的考量，大概和宋朝当时敢作敢为敢担当的人太过缺乏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由于贤相王旦临终前的鼎力推荐，寇准多舛的仕途又隐约透出了一缕阳光，增加了几许变数。 王旦死后，真宗非但没有重用寇准，反而任命寇准的冤家对头王钦若为宰相。王钦若当年曾处心积虑地离间真宗和寇准的关系，致使寇准在建立了不世功勋后被真宗罢免宰相。如今，王钦若成了真宗最为倚重的红人，寇准的境遇可想而知。好在多疑的真宗对王钦若的宠信没有持续多久。天禧三年（1019年）王钦若被罢黜，寇准再次被任命为宰相。 四 说来滑稽，寇准第四次拜相，除开王钦若被免职的因素外，还由于寇准违心地参加了一起迷信活动。真宗从公元997年即位，做了近20年皇帝。在位时间长了，加之喜欢溜须拍马之徒，于是各种迷信活动便大行其道。天禧元年（1017年），巡检朱能、内侍都知周怀政等伪造了一封所谓的天书。素来不相信天书的寇准居然上书朝廷，表示祝贺。寇准的这一举动虽然受到了人们的非议，却讨得了真宗欢心，于是便有了接下来的重新拜相。 朝廷召寇准入京为相时，寇准的门生劝他不要应召，建议说：“公若至河阳称疾，坚求外补，此为上策；倘入见，即发乾天书之诈，斯为中策也；最下，则再入中书耳。”门生所提的建议无疑是很高明的，可惜，“知进而不知退”的寇准不肯采纳。功名心太重的他固执地奉召入京拜相。接着，朝廷又任命寇准一向器重的丁谓担任参知政事，充当他的副手。 争议人物丁谓很早便进入了寇准的视野。早在李沆当宰相的时候，寇准便多次举荐丁谓，李沆却不予起用。寇准很不满意，曾当面责问李沆。李沆回答说：“顾其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寇准情急之下，口不择言地反诘道：“如谓者，相公终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李沆微微一笑，说道：“他日后悔，当思吾言也。”（《宋史·寇准列传》） 寇准和丁谓合作共事后，很快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由于寇准一向器重、赞誉、举荐自己，丁谓心里对寇准充满感激和敬意。做了参知政事后，丁谓对寇准很是尊重。一天在宴会上，寇准不小心胡须上沾了菜汤，丁谓便站起来亲自细心地为寇准擦胡须。寇准笑着说了一句：“参政国之大臣，乃为官长拂须邪？”（同上书）这句无心之言，严重伤害了丁谓的虚荣心。于是，丁谓在心里恨透了寇准。 与此同时，寇准也看出了丁谓的小人心性，意识到绝不能将朝政交给丁谓负责。不久，真宗病重，刘皇后开始干预政事。一日，寇准主动对真宗进言说：“皇太子人所属望，愿陛下思宗庙之重，传以神器，择方正大臣为羽翼。丁谓、钱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辅少主。”病中的真宗深以为然。于是，寇准便密令大臣杨亿草诏，命太子监国，并且打算让杨亿做辅政大臣。大概是心里痛快的缘故，寇准晚间多喝了几杯酒，露出了口风。丁谓知悉后马上采取行动，在真宗面前抓住此事不放，竭力说寇准的坏话。而病中的真宗皇帝居然不记得对寇准做过这样的交代。天禧四年（1020年）六月，寇准被免去宰相之职，罢为太子太傅，封莱国公。 真宗患病之初，“自疑不起，尝卧宦者周怀政股，与之谋，欲命太子监国。”周怀政立即向寇准作了汇报。待到寇准罢相后，周怀政为求自保，“阴谋奉帝为太上皇，而传位太子，罢皇后预政，杀丁谓而复相准”。因谋事不密而为丁谓侦知，周怀政掉了脑袋，寇准被贬为太常卿，出知相州。其后不久，又被贬为道州司马。可笑的是，处于半昏迷之中的真宗赵恒对寇准的遭遇并不知情，过了一年多，真宗问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见寇准，何也？”此时，病入膏肓的真宗完全成了丁谓手中的玩偶。 真宗赵恒并不怀疑寇准的忠诚和才干，只是担心寇准“刚而使气”、性情“刚褊”，担心他难以驾驭而已。虽然真宗时代寇准先后三次被罢相，但在真宗临终前的遗言里，仍然对寇准充满了敬重和期盼：“帝临终，唯言寇准、李迪可托。”（《纲鉴易知录·宋纪》卷六七） 真宗赵恒虽然在临死前还想重新起用寇准和李迪，但章献太后和宰相丁谓，一个对李迪恨得要命，一个与寇准不共戴天。于是，真宗赵恒的临终遗言就只能淡淡地随风而去了。 毒如蛇蝎的丁谓不仅利用章献太后阻止寇准重回权力中枢，而且企图不露痕迹地结果了寇准的性命，只是因为丁谓所玩弄的鬼蜮伎俩被寇准一眼看穿，才未能如愿。随后，寇准被流徙到了雷州，担任司户参军。李迪则被流放到衡州，任团练副使。 “天道好还，报应不爽。”丁谓在朝张牙舞爪、倒行逆施，激起了众怒。真宗死后不到三个月，丁谓被罢官，贬黜为崖州司户参军。丁谓必须路过雷州，才能到达崖州。于是，这对生死冤家还要有一次交往。不消说，害人害己的丁谓是极其尴尬的。“若见雷州寇司户，人生何处不相逢？”当时好事者调侃这位落难的朝中显贵的诗作，传神般地说出了丁谓的尴尬。且说寇准听说丁谓要路过雷州，便让人送了一只蒸羊到雷州州界上。丁谓请求与寇准见一面，寇准拒绝了。当寇准听说家仆打算要找丁谓算账，报仇雪恨时，便紧闭大门，不让家仆出去。虽然看错丁谓是寇准一生的悔疚，但饱经人世沧桑的寇准并没有对之快意恩仇。 志在庙堂的寇准面对迭遭贬黜只能徒唤奈何，将自己心中块垒诉诸笔端。在《寄漳川隐士》中，寇准这样写道： 慵趋大厦恋山薇，立志由来与世违。 溪上有时逢静钓，雪中长日掩闲扉。 自知天爵高人爵，不爱朝衣换布衣。 我逐浮名任飘泊，清泉难得共忘机。 在一首名曰《秋》的七言绝句中，寇准发出如是感慨： 自古名高众毁归，又应身退是知机。 林风惊断西窗梦，一夜愁声忆翠微。 作于天圣元年（1023年）的《病中书》，则写出了作者的追求和即将离开人世间的凄苦： 多病将经岁，逢迎故不能。 书惟看药录，客只待医僧。 壮志销如雪，幽怀冷似冰。 郡斋风雨后，无睡对寒灯。 就在这年，寇准走完了自己生命的全程，病逝于雷州，享年63岁。 寇准仕途生涯中的最后一次被贬黜，几乎可以说是自取其辱。连门生都看出重返京城拜相风险极大，并提出了上中下三策。寇准却如同鬼迷心窍一般弃上中二策不用，而近乎愚昧地采纳了下策。过于自信的寇准重掌相印后全然不思师友的逆耳之言，而自以为是地将丁谓举荐为参知政事，自家种下苦果自家品尝。至于他轻率地戏言丁谓溜须，以及酒后失言泄露重大机密，而后祸及自身，更是明显的追悔莫及的失误。如果寇准在朝廷重新拜相的一纸诏书到来后头脑冷静，拒绝诱惑，不待说便不会有后来的屈辱；如果寇准能听得进李沆当年的诤言，不选择丁谓做副手，不待说也不会有后来的屈辱；如果寇准尊重同事出言谨慎，严守机密绝不酒后失言，不待说也不会有后来发生的一切。如果，如果，可惜历史没有如果，故而寇准只能在余生岁月中仔细品尝人生的苦果。 寇准死后10余年，朝廷又想起了这位大功臣。随着仁宗皇帝的一纸诏书，寇准原来所有的官职又都恢复了。“复太子太傅，赠中书令、莱国公，后又赐曰忠愍。皇四年，诏翰林学士孙撰神道碑，帝为篆其首曰'旌忠’。”（《宋史·寇准列传》） 五 丁谓企图假借寇准之手结果寇准、李迪性命之事，《宋史·寇准列传》不载，却见诸《宋史·李迪列传》： 仁宗即位，太后预政，贬准雷州，以迪朋党傅会，贬衡州团练副使。谓使人迫之，或讽谓曰：“迪若贬死，公如士论何？”谓曰：“异日诸生记事，不过曰'天下惜之’而已。” 《纲鉴易知录·宋纪》卷六七所载，显系引自《宋史·李迪列传》： 学士呈制草，谓改曰：“当丑徒干纪之际，属先帝违豫之初，罹此震惊，遂致沉剧。”且使人迫迪行。或语谓曰：“迪若贬死，公如士论何？”谓曰：“异日诸生记事，不过曰'天下惜之’而已。”谓必欲令二人死，遣中使赍敕就赐，以锦囊贮剑，揭于马前，示将诛戮状。 至道州，众皆皇恐，不知所为。准方与郡官宴饮，神色自若，使人谓之曰：“朝廷若赐准死，愿见敕书。”中使不得已，乃授敕。准拜于庭，升阶，复宴，至暮乃罢。 贬徙途中的寇准在道州和朝廷派来的中使相遇时，能够以简单对复杂，从容应对丁谓的诡计花招，“中使赍敕就赐，以锦囊贮剑，揭于马前，示将诛戮状”，寇准却神色自若，不为所动，一句“朝廷若赐准死，愿见敕书”，便令气势汹汹的中使不得已而露了马脚，只能收起那套鬼蜮伎俩，而将朝廷敕令授给寇准。如果换作别人，看见中使摆出的那个样式，或许会不辨真假便信以为真，在激愤之中出于绝望和维护最后一点虚荣心而选择自裁，那样一来，正好中了丁谓的诡计。 有道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饱经宦海风波的寇准身处逆境而神闲气定泰然自若，一眼便发现了中使一行装腔作势背后的破绽：既然他们是来宣布朝廷敕令的，为何不宣读朝廷赐死自己的敕令呢？于是，不慌不忙的他只用一句话便令眼前的这场闹剧烟消云散。 仅用一时的机智绝对解释不了寇准何以能轻松冲决网罗，只有从寇准迭遭贬黜习惯成自然，能够用平和的心态看待自己当下的坎坷困顿，才能看出他处变不惊举重若轻地破解丁谓所设的无解之局的奥秘。寇准为官多年，虽然多次被贬黜，但进入晚年之后丁谓给他设计的这个圈套无疑是寇准贬黜生涯中最为惊险的一幕。寇准能够轻轻松松化险为夷，无疑是闯过了一次生死劫、鬼门关。 认识寇准其人，把握寇准的为官心态，可以经由不同的路径，采用不同的方式。但是，透过丁谓逼迫寇准上演的上述惊险一幕来认识寇准及其为官心态，或许是很重要的一环。在笔者看来，“朝廷若赐准死，愿见敕书”这句话，既集中表达了寇准为官多年的政治智慧政治经验，又集中体现了寇准的生死价值观。 复述寇准的这个故事的时候，脑海里不断浮现历史上与之近似的掌故。一个案例是秦朝宰相李斯锒铛入狱任赵高摆布。李斯受宦官赵高陷害锒铛入狱之后，与主审官赵高多次过招，最后却败在赵高手下。《史记·李斯列传》载： 于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狱，治罪，责斯与子由谋反状，皆收捕宗族宾客。赵高治斯，掠千余，不胜痛，自诬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负其有功，实无反心，幸得上书自陈，幸二世之寤而赦之。⋯⋯书上，赵高使吏弃去不奏，曰：“囚安得上书！” 赵高使其客十余辈诈为御史、谒者、侍中，更往覆讯斯。斯更以其实对，辄使人复之。后二世使人验斯，斯以为如前，终不敢更言，辞服。奏当上，二世喜曰：“微赵君，几为丞相所卖！”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则项梁已击杀之。使者来，会丞相下吏，赵高皆妄为反辞。 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不难想见，李斯之所以在二世胡亥使人前往狱中复核时不敢申辩冤情，乃是因为被赵高的鬼蜮伎俩整治得魂飞魄散、丧失了判断力的缘故。设若使寇准遭遇赵高，是决然不会因丧失判断能力而钻入其圈套的。 另一个案例的主人公是西汉元帝的老师、前将军萧望之。刚强正直的萧望之因为被野心勃勃的宦官石显、弘恭等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石显、弘恭遂利用汉元帝年幼无知和萧望之过于看重名声气节的弱点，两次蒙骗元帝将其逮捕入狱。萧望之第一次被捕后旋即释放，随后元帝又要任命萧望之担任丞相，石显惊恐万状，抓住萧望之的儿子为父亲上书鸣冤大做文章，蛊惑元帝再次批准逮捕萧望之： 天子方倚欲以为丞相，会望之子散骑中郎上书讼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复奏：“望之前所坐明白，无谮诉者，而教子上书，称引亡辜之《诗》，失大臣体，不敬，请逮捕。”弘恭、石显等知望之素高节，不诎辱，建白：“望之前为将军辅政，欲排退许、史，专权擅朝。幸得不坐，复赐爵邑，与闻政事，不悔过服罪，深怀怨望，教子上书，归非于上，自以托师傅，怀终不坐。非颇诎望之于牢狱，塞其怏怏心，则圣朝亡以施恩厚。”上曰：“萧太傅素刚，安肯就吏？”显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语言薄罪，必亡所忧。”上乃可其奏。 显等封以付谒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发执金吾车骑驰围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杀，其夫人止之，以为非天子意。望之以问门下生朱云。云者好节士，劝望之自裁。于是望之仰天叹曰：“吾尝备位将相，年逾六十矣，老入牢狱，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谓云曰：“游，趣和药来，无久留我死！”竟饮鸩自杀。（《汉书·萧望之传》） 不甘忍受再入牢狱之辱的萧望之在生死关头，因为过于激愤而失去理智，判断力甚至还不如其夫人。很少蒙冤受辱的萧望之与多次被贬黜外放的寇准相比较，心态上的反差竟然有如此之大！做过这类比较以后，方能真正认识到寇准在生死面前的坦荡和伟岸。 和寇准形成鲜明对比的，无疑是唐玄宗时期的逐臣李适之。寇准受奸臣丁谓陷害罢相，贬黜为道州司马、雷州司户参军，出身皇族的左丞相李适之则在权奸李林甫的摆布下被迫辞相，随后又被贬徙为宜春太守；丁谓企图使用鬼蜮伎俩逼迫寇准自裁未能如愿以偿，李林甫却使用同样的招数成功地逼死了全然绝望的李适之。唐天宝六载（747年）春正月，李林甫大开杀戒，奏请唐玄宗遣派殿中侍御史、酷吏罗希等前往贬所赐死皇甫惟明、韦坚兄弟等。杀人不眨眼的酷吏罗希口含天宪，从京城一路杀将过来，“自青州如岭南，所过杀迁谪者，郡县惶骇”。原本赐死名单中没有李适之，但李适之一看这个阵势，误以为目标所向只能是自己，与其受辱而死，不如仰药自尽，于是乎便于惊恐忧惧焦灼不安之中选择了自尽。不待说，李适之仰药自尽正中李林甫下怀。设若李适之有寇准的那份从容淡定，李林甫则根本不可能达到其罪恶的目的。 六 诗言志，歌咏言。寇准的一首《杂言》诗，道出了作者的志向抱负追求和无尽伤感： 我徒旷达由胸臆，耻学鲰生事文墨。 蛟龙长欲趁风雷，骐骥焉能制衔勒。 锵金佩玉良有时，丐色谀言尽虚饰。 功名富贵非偶然，杨子草玄徒默默。 楚兰罢秀足蓬蒿，青松委干多荆棘。 争如一醉度流年，免使悲欢荡情域。 通过这首《杂言》不难看出，做大官、干大事、享大名是寇准的人生梦想目标追求，如此旺盛的功名心、如此炽热的自信心，是一般人所不具备同时也自叹弗如望尘莫及的。 志向明确坚定的寇准可谓是一个幸运者：出身于富贵家庭，受到良好教育，少年得志平步青云，颇受太宗、真宗赏识器重，从政后五次拜相问鼎国家权力中枢，五次被贬黜却均有惊无险，生荣死哀备受世人景仰。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其做大官、干大事、享大名的目标追求。 寇准是个棱角分明的政治人物，集旷世大才、耿耿忠心、文韬武略、机智勇敢和使气任性、主观刚褊、争强好胜、缺少修养、不学无术于一身。其起伏跌宕坎坷艰辛至死方休的多舛命途，和他自己的性格特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性格决定命运”这一至理名言，用在寇准身上非常贴切。 《宋史》编纂者脱脱对寇准的评价有褒有贬：“准于太宗朝论建太子，谓神器不可谋及妇人、谋及中官、谋及近臣，此三言者，可为万世龟。澶渊之幸，力沮众议，竟成隽功，故所谓大臣者，于斯见之。然挽衣留谏，面诋同列，虽有直臣之风，而少包荒之量。定策禁中，不慎所与，致启怀政邪谋，坐窜南裔。勋业如是而不令厥终，所谓'臣不密则失身’，岂不信哉！”在《宋史》编纂者脱脱等人的眼里，寇准的功业与日月同辉，其缺憾也一目了然——即缺少“包荒之量”和谋事不密、处事不慎。 宋太宗、真宗两位皇帝均非常赏识寇准的忠诚和大才。太宗曾两次将寇准贬黜外放，但在贬黜之后却一再问询他的近况，关念之情溢于言表。真宗一朝寇准三起三落，赵恒皇帝临终遗言：唯寇准、李迪可托以大事。 寇准还有幸遇上了李沆、晏殊、吕端、毕士安、王旦这样的上司和同事，他们相继对寇准给予提携和支持。特别是吕端、毕士安和王旦三人，不仅是寇准任相时的同事和上司，而且是皇帝重用寇准的重要举荐人。由于寇准比他们年轻，由于他们了解寇准的为人，在过于较真、处事又不大厚道的寇准有意无意地伤害了他们的时候，他们总是表现出了一种难得宽宏大度，一次又一次予以体谅和包容。正是由于有了这些人的体谅、关爱、包容和鼎力支持，摔了一跤又一跤的寇准才得以一次又一次地化险为夷、遇难呈祥。 人品很好，智勇双全，皇上器重，同事呵护，寇准为何在仕途上走得颇为坎坷、先后五次遭遇贬黜呢？说来说去，还是寇准自身性格上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寇准的悲剧苦涩，主要是由其过于偏激的性格（用真宗的话说叫做“性刚褊”“好刚使气”）造成的。 寇准第一次拜相后与吕端共事。30岁出头便当上了副宰相（参知政事）的寇准年轻气盛，办事操之过急，不大懂得尊重吕端，用今天的话说叫作“不尊重领导”。为了协调正副宰相的关系，让年轻的寇准知道进退，太宗赵匡义专门下了一道手札：“自今中书事必经吕端详酌，乃得奏闻。”按说皇帝的手札一下，寇准就应当知趣、应当谨守朝中的规矩了，可是他却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结果很快因在官吏升迁问题上意气用事受到了弹劾，以至于经常迁让他的好脾气的吕端也只得向太宗道出了实情，而寇准在太宗好言劝诫时继续喋喋不休地纠缠具体的是非，迫使大失所望的太宗说出了“鼠雀尚知人意，况人乎”，导致了寇准拜相后的第一次被贬黜。 寇准第二次拜相后与毕士安共事。在此期间，寇准把自己的名字与“澶渊之役”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建立了不世功勋。澶渊之盟以后，寇准修养不足的欠缺日益突出，成功后的“自矜”，皇帝的信任倚重，“守正疾恶”的行事风格，令寇准“不为流俗所喜”，得罪了不少人。这次，寇准在官吏升迁任免之事上，力度比从前更大更猛，不按规矩出牌，引起了同事们的不满。于是，“小人日思所以倾之”。诬告寇准的事情接连发生，多亏毕士安挺身而出为他说话，“力辩其诬”，才将事态平息下来。身为燮理阴阳的宰相，寇准好善恶恶的性格过于鲜明，无形之中将许多人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硬是自己把自己给孤立了。他的第二次被罢相，固然与奸臣王钦若的谗构离间有很大的关系，恐怕也和他“不为流俗所喜”、不按规矩办事、人事关系紧张有关。 寇准第三次拜相后与王旦共事。寇准第二次罢相后接替他的人是王旦。尽管王旦十分敬重寇准，经常在真宗面前称赞寇准，寇准却几次在真宗面前说王旦的短处。真宗在罢免寇准宰相职务前夕，和王旦有过一段关于寇准的对话。真宗认为寇准“刚忿如昔”，王旦则认为寇准的短处是“好人怀惠，又欲人畏威”。由此可知，寇准的性格缺陷修养匮乏，足以使他蒙尘。 寇准第四次拜相后与丁谓共事。正是丁谓这个寇准一向十分器重的人，造成了寇准晚年的不幸。就那个经典般的“溜须”故事而言，丁谓之所以为寇准溜须，乃是他们之间一向交好甚密使然，至多不过有些许取悦寇准的因素在内而已。寇准出言轻率，既伤害了丁谓，也给自己带来了晚年的大不幸。寇准的晚景悲凉固然与奸臣丁谓的刻意陷害有关，也与寇准的口不择言、过于托大放纵有关。 对于自己的性格修养上的缺憾，寇准自己心里是否清楚呢？ 《宋史·寇准列传》载：张咏在成都做官时，听说寇准做了宰相，便对其僚属们说道：“寇公奇才，惜学术不足耳！”待寇准外放到陕州任知州后，一次张咏从成都返京，路过陕州，寇准送至郊外，并诚心诚意地向张咏求教。张咏语气和缓地告诉他说：“《霍光传》不可不读也。”寇准回去便把《汉书·霍光传》找来通读，当读到“不学无术”时，方才恍然大悟般地笑着说道：“此张公谓我也。”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宋论》卷三中，曾专门就此进行评论，指出：寇准表面上的恍然大悟，其实并不是真正的醒悟。“夫岂知其悟也，正其迷也。”接着，王夫之分析了“径”和“术”的区别。“术之为言，路也；路者，道也。”《记》曰：“'审端径术。’径与术有辨。夹路之私而取便者曰径，其共由而正大者曰术。摧刚为柔，矫直为曲者，非术也。’”寇准由于不懂得径和术的区别，“乃惩刚直之取祸，而曲挠以祈合于人主之意欲”，不仅方法不对头，而且路数也不正，所以，寇准所谓的醒悟，正是其痴迷的表现。王夫之进而分析说，寇准“怏怏于用舍，一不得当，方为圆，扬尘自蔽，与王钦若、丁谓为水火，而效其尤。夫且曰吾受教于张公而知数矣。惜哉！” 王夫之对寇准的分析入木三分、一语中的。寇准在中国古代官场上，无疑是个异数。能在太宗、真宗手下为臣，能和吕端、李沆、毕士安、王旦这样的名相同朝共事且得到他们的关爱、提携、体谅、包涵、支持，是寇准的幸运，也是寇准能够一展其长才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或许，比这些更重的，是北宋早期所面临的严峻的形势。“时势造英雄”，寇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作为一个具体的个性存在，寇准是令人羡慕的；作为一个政治家，寇准是不成熟的；作为一个宦海生涯的旅行者，性格刚褊的寇准无法不摔了一跤又一跤。对于官场上的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秘诀，寇准压根儿就不懂得，始终也学不会。设若不是真宗时期北宋王朝所面临的特殊时势，设若不是因为寇准具备人所不及的力挽狂澜的旷世大才，寇准绝不会成为世人所津津乐道的寇准。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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