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局很美好
但世事多曲折，也多辩证。年轻是优势不假，但年轻人也容易冲动，不够理性。所谓刚有余而柔不足，往往不能做到刚柔相济。那么，寇准的性格又如何呢？在历史的脉络间仔细参详，很是耐人寻味。寇准初中进士后，先被任命为大理评事，一年后又被派往归州巴东任知县。20岁的寇准在巴东写下过一首名为《春日登楼怀归》的诗：“高楼聊引望，杳杏一川平。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荒村生断霭，古寺语流莺。旧业遥清渭，沉思忽自惊。” 很难想象，这样一首苍凉悲寂的诗会出自20岁的年轻人之手。而就诗论人，寇准的性格当是多愁善感、悲天悯人的，但事实其实并非如此，寇准在历史上是个不折不扣的猛人。
端拱元年（988年），寇准因为在地方上业绩突出，上调中央任盐铁判官。宋太宗也因此对他刚猛的性格有所领略。比如寇准上殿奏事，因为话说得很生硬，太宗听不进去，就生气地要转回内宫。寇准不让走，扯住太宗的衣角，逼他听自己把话讲完。完全是猛人一个啊！另外在参劾参知政事王沔的兄弟王淮监守自盗的问题上，寇准也很猛。淳化初年，北宋出了两桩经济案件：一是王淮监守自盗，贪污公款数以千万计；另一个是叫祖吉的小官员受贿，捞了一点钱财被人告发。有案子不稀奇，稀奇的是处理结果。王淮虽然案情严重，却仅仅被行政撤职，过后不久又官复原职；而犯罪情节轻微的祖吉却被判了死刑，处死了。朝廷很多官员对这样的司法不公之所以不置一词，原因是王淮有一个做参知政事的兄弟王沔。大家是官场中人，都懂得利害得失。偏偏寇准站出来打破潜规则，告发王沔涉嫌司法不公。其猛人性格，由此可见一斑。
最初，太宗对寇准的“猛”还能容忍，甚至赞许有加。寇准上殿奏事，扯住太宗的衣角，逼他听自己把话讲完。太宗不但不恼，反而称赞他说：“我得到寇准，像唐太宗得到魏征一样。”这是取其直言敢谏之意；寇准弹劾王沔，太宗没有因为王沔是参知政事就袒护他，而是站在寇准一边，任命他为左谏议大夫，又将其枢密副使一职改为同知枢密凭事，这是提拔重用寇准了。
然而到了淳化四年（993年），貌似一帆风顺的寇准突然被免职，贬知青州——打发到地方上去了。这事说起来也不完全是寇准的错，而是他的同事知枢密院事张逊因为和寇准在工作上不对付，借机找事弹劾他，结果寇准和他在皇帝面前相互攻讦，“辞意俱厉”，且“互发其私”，两人都以揭发对方隐私为手段进行攻击。宋太宗勃然大怒，将张逊贬为右领军卫将军，寇准也被罢守本官。虽然在这件事上，张逊比寇准所犯错误更加严重，但结果是寇准受到的处罚似乎比张逊还要重些。原因何在？大概还在于寇准性格上的“猛”吧。
如果我们仔细梳理寇准的猛言猛行，或许可以发现，太宗对他的赏与罚还是有道理的。寇准上殿奏事，扯住太宗的衣角，逼他听自己把话讲完，虽然行为欠妥，出发点却是为国事，所以太宗赞许他；至于寇准打破潜规则弹劾王沔，更是为国事考虑，所以太宗要提拔重用他；至于此番寇准和张逊因为工作协作关系不佳，不但不想办法解决，反而将矛盾上交，咆哮于公堂，这个属于领导艺术或者说领导方法论问题了，太宗自然是不能容忍的。所以寇准的去职，当是题中应有之义。
冲动是魔鬼 一年之后，寇准就重回中央工作了，且升任参知政事。这不是寇准在地方上干出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只是因为太宗皇帝想他了。皇帝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猛人寇准的性格，他其实是既反感又喜欢，有这么一个有趣的人在身边，也蛮好玩的。而寇准重回中央，性格似乎也变温顺了很多，让太宗惊喜不已。
至道元年（995年），太宗皇帝已经56岁，开始考虑立储问题。他征询寇准的意见。寇准回答说：“陛下为万民选择储君，不可与妇人、宦官商量，也不可与近臣谋定。唯有陛下自己斟酌，来挑选负有天下众望者。”这话说得极妥帖，很有老成持重的意思。太宗听了，自然喜欢。他想立襄王元侃为太子，又征询寇准的意见。寇准马上回答：“知子莫若父。圣意既已明确，就应马上确定。”事实上，寇准的善解人意不单单体现在这里。当京师百姓夹道围观出行的太子，欢呼雀跃时，太宗心生嫌疑，认为人心已归太子。寇准此时劝他说：这是社稷之福！此话赢得太宗赞赏不已。寇准如此善解人意，和他往日的“猛”糅合在一起貌似矛盾，却在更高层面上展现了他性格中的两面性，并且这样的两面性在他接下来的仕途人生中交叉体现出来，为他带来或福或祸、或浮或沉的过山车般的体验，这是寇准非同常人之处，也是他的人生具有较大起伏性的一个原动力。
至道二年，寇准爱冲动的老毛病又犯了。这年七月，在一次人事变动中，虞部员外郎向太宗打报告，指其任用不公。又有广东转运使积极跟进，也向皇帝打报告称寇准借引荐之恩对宰相吕端、参知政事张洎和李昌龄施加影响，从而在政事上为所欲为。这个问题涉及党争了，太宗便找吕端谈话，吕端解释说寇准的性格比较刚强，自己为了团结协作考虑，不愿与他多计较；找寇准谈话，婉转批评寇准，而寇准到了这个地步仍不知进退，大声嚷嚷要求与相关人等展开辩论。太宗考虑到相关人等都是宰辅大臣，真要当庭分辩的话，有失大臣之体，不允。寇准再三要求，言语间颇有冲撞，太宗皇帝只得叹惜：“鼠雀尚知人意，何况人呢！”对寇准的莽撞性格那是相当的失望。 这次事件成为寇准仕途的又一个拐点，因为随后他被贬邓州知州，在地方上度过了五年多时间，终太宗余生都未重回中央工作。寇准在地方做父母官，性格依旧莽撞，酒一喝就是30盏之多，却是不醉，谈得上是豪饮了。不过，这当是寂寞的豪饮，是一个人与权力核心的不对付。说实在的，寇准其实既没有党争的心机，也没有那样的欲望，他只是率真而活。只不过这样的率真常常会伤害到某些人，或者说被身边的某些人所利用。现在该是寇准买单的时刻了，为他自己的错误，更为其难以容人的性格。却没有人知道，这样的买单需要多少时日，有没有一个尽头。 绑架皇帝 至道三年，太宗驾崩，真宗即位，寇准被提拔为工部侍郎。寇准因为当年有定策之功，真宗便向他抛出橄榄枝。但是这橄榄枝颇有些含糊，寇准虽被提拔为工部侍郎，却依旧待在地方上做他的父母官。也就是说真宗给了寇准一个面子或者说希望，里子却没变。那么这其中，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
问题还是出在寇准难与他人合作的性格上。此时的中央依旧是吕端为宰相，寇准的同年李沆(编辑注：这是一位厉害人物，被称之为圣相，大家可以百度了解一下)和向敏中为参知政事。吕端曾对太宗言寇准的性格比较刚强，他为了团结协作考虑，不愿与其多计较。至于李沆和向敏中，其实也对寇准的脾气比较反感。他要是回来，朝中的人事不是又要大乱吗？这正是真宗两难之处。所以他只能给寇准一个正三品的品秩，聊表对其定策之功的谢意。
历史的剧情行至此处出现了停顿。没有动力也没有阻力，而是变成了两条平行线，远远地将寇准个人命运与这个帝国的国运分隔开来，相望于江湖。谁也不挨着谁，谁也不纠缠谁。但，果真如此吗？其实不然，因为时间是可以改变一切的。
公元1000年正月，辽宋之间发生了瀛州之战，宋真宗御驾亲征却效果未彰，只得自大名回开封。而他在河北大名坐镇指挥之时，曾召见寇准，并且有过一次详谈。这一年，久经考验的老同志、老干部吕端逝世。如果将这个与宋真宗召见寇准联系起来，明眼人或许会明白为什么两年之后，寇准被召回京师出任权知开封府——做开封市的代理市长。这个官职的重要意义在于标志着寇准的正式复出。因为在当时的内阁班子中，自吕端去后，李沆、吕蒙正和向敏中三人虽然相继接位，但真宗并不真正在意他们。瀛州之战后，向敏中被罢。紧接着老臣吕蒙正提出辞呈，真宗予以批准。李沆虽仍在相位上，真宗却似乎仍有期待。而他所期待的这个人毫无疑问就是寇准。
景德元年（1004年）七月，李沆突然病逝，帝国相位空缺，寇准的机会来了。八月，他被任命为相。紧接着一场大考不期而至，闰九月，辽圣宗与萧太后率军大举南下，欲重演瀛州之战。这一次辽军兵力超过20万，规模远超四年前，志在夺取中原。参知政事王钦若和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两位大臣提议避难金陵或成都，这其实是迁都的意思。但寇准却建议正面迎敌，并且希望真宗皇帝御驾亲征。这实在是一场豪赌，赌的不仅是国运，也有真宗的性命。因为谁都没有把握稳操胜券，瀛州之战真宗也御驾亲征了，结果无功而返，面子丢大了。现在辽军来势汹汹，真宗若再次御驾亲征，一旦有所闪失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在这个层面上看寇准的提议，也实在是猛人才可以做得出来。寇准在建议真宗正面迎敌时，言辞激烈，称王、陈二人“为陛下画此策（指南迁）者，罪可诛也”，从而将他们两个彻底得罪了。这是寇准为相后的第一次亮相，依旧力大势沉，不计后果，是猛人形象。但其实，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因为一旦赌输，他的身家性命也就完了。简而言之，这是一场输不起的豪赌。
从后来的史实看，真宗之所以答应寇准御驾亲征，并非完全出于对他的信任，而是因为他被寇准给出的理由绑架了，上得去下不来。比如寇准说，如果陛下弃太庙、社稷不顾而南迁，势必会人心惶惶导致局面不可收拾，江山很有可能不保。寇准把话说到这个地步，实际上是把真宗架在火上烤，他不御驾亲征都不行了——而从人心人性的角度讲，真宗未必不对寇准有怨恨，这个从澶渊之盟后，寇准很快就被罢相可以看出来。
再回到历史现场，我们来看一下寇准接下来是如何架着真宗一步步往险地里走的。真宗御驾亲征抵达澶州（今河南濮阳市）南城时，不敢渡河踏人北城，因为辽军先头部队已在北岸和宋军交火，真宗怕过河后有危险。随行的大部分文武官员也支持皇帝就待在南城。寇准是怎么做的？他先是以“不渡黄河不足以鼓舞士气”等言语激真宗，后又忽悠殿前都指挥使和他站在同一立场上逼真宗过河。真宗无奈，只得勉强过河。
真宗虽然过河到了北城，心里却是又疑又惧。他每天派人暗中观察寇准的动静，看看是镇定自若还是惊慌失措，作为自己接下来行动的参考。这其实是对寇准的不信任——君臣关系如此紧张、脆弱，寇准仕途危矣。 由于宋军顽强抵抗，辽军久攻不下，提出来休战议和。在寇准面授机宜下，天子使臣曹利用代表朝廷赴辽营谈判，将原拟的宋廷每年可支付300万银绢剧减为30万（编辑注：这也要感谢寇凖，是他私自要求曹利用以此条件云谈判）。澶渊之盟签订，宋辽战事尘埃落定。回顾这场战事的前因后果，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寇准赌赢了，他的猛人性格在这一回不但没惹祸还为他赢得生前身后名。真宗也没有马上秋后算账，似乎对寇准更加恩宠。他厚加赏赐，并且规定国政只听寇准一人指点——寇准的仕途人生至此达到顶点。他本是豪放之人，不拘小节，史书上称他“颇矜其功”。由此，一个盛极而衰的拐点即将降临，而寇准却茫茫然不知祸之将至，以为自己立下了不世之功，自然前程远大，毋庸置疑。
参知政事王钦若（编辑注：当时主要“逃跑派”）之所以选择在两年之后向寇准发难，背后是有深意藏焉的。一是时机问题，当寇准主战，宋辽战事以和议告终之时，其实也就意味着逃跑派的失败，所以澶渊之盟签订后，王钦若需要韬光养晦，以避寇准锋芒。再说在这个时候向寇准发难，真宗也不好下手，毕竟要顾及民心。二还是时机问题，寇准在大功告成后的两年时间里，“颇矜其功”，得罪了很多官员，导致舆情汹涌。另外从皇帝的角度来说，他也不希望大臣间权力失衡。国政只听寇准一人指点只能是短期行为，这是参知政事王钦若对圣心的一个揣测。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样的揣测是对的。景德三年春，在一次稀松平常的早朝退朝后，王钦若悄悄地向真宗进言，称澶渊之盟其实是城下之盟，寇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谈不上有什么功劳。另外想寇准当年所作所为，绑架天子于危地，其实并无胜算，实在是孤注一掷而已。为臣子者如此作为，当属不忠。由是寇准被真宗罢去相位，出知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陕县），接替他出任宰相的是一个叫王旦的官员。而王钦若也得以重回中央，被提拔为知枢密院事，新的权力格局成型。 这一年寇准44岁，人生已经过半。
老毛病又犯了 在此后的七年时间里，寇准在陕州和大名府两地做官，没有半点重新发迹的迹象。他流连在一个酒樽和另一个酒樽之间，和性情中人比拼酒量，直将生活目的简化为一个“酒”字。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寇准的仕途路径悄然起了异动。他重回京师，做了开封市的代理市长，一如11年前，他复出时的情形那样，明眼人都知道，寇准又有戏了。果不其然。一年之后，寇准就升任枢密使，取代了王钦若的位置。没有人知道寇准复出背后的动力或者原因是什么，个中缘由，实非外人可以知晓的。这其实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寇准在两任天子心目中的重要性。一个性格刚猛，间或也玩一把善解人意的仕途中人，其人生注定起起伏伏。
果然起起伏伏，因为寇准的老毛病又犯了。王钦若赋闲后，寇准将进攻的矛头对准其同党、三司使林特，真宗多次暗示寇准适可而止，要团结不要内斗。寇准却不依不饶，宜将剩勇追穷寇，搞得皇帝心烦意乱。与此同时，寇准和他的同事以及上级宰相王旦也发生了矛盾。寇准老是向皇帝反映王旦的工作方法有问题，王旦却以柔克刚，在皇帝面前称寇准做得还不错。久而久之，真宗得出一个结论，“（寇）准刚忿如昔”，不宜重用。大中祥符八年四月，寇准被罢去枢密使职务，到西京河南府任知府，兼西京（洛阳）留守。他再一次被赶出朝廷了。
这一年寇准54岁，仕途几经浮沉，臭脾气一直没改，始终是北宋官场的另类。只是没有人看出他还会复出，因为他的年纪也实在是大了点，而西京留守基本上是安置失意官员的一个闲职，大多不能再有作为的。 寇准便继续喝酒。酒桌上的座次则不论官衔论酒量，以酒量大小论英雄。甚至有手下属吏因为陪酒陪出病来，寇准也不以为意。他在自己的生日宴会上大摆排场，着黄色道服肆意行走，嬉笑怒骂百无禁忌。人人以为寇准不再留意于仕途，但58岁那年，寇准竟然神奇般地回到中书，代替王钦若被罢免的相职。这一切其实源于王旦对他的荐举。寇准此前虽然看他不顺眼，在皇帝面前颇有微言，但王旦仍然常称寇准之美，在因病罢相后，他还竭力推荐寇准接替他的位置。
正所谓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老之将至的寇准在其N次复出后秉性依然，对参知政事丁谓语多苛刻。丁谓相貌不佳，生一双斜眼，张目仰视，一看就不是善辈，事实上他也的确没什么才能，靠了跟王钦若大营道观，屡上祥异才慢慢爬上副宰相即参知政事位置上。对时任宰相的寇准，丁谓还是毕恭毕敬的，本来，在办公室政治中，寇准掌握着主动权。如能与同僚搞好关系，行事自然如行云流水，毫无阻滞的。但偏偏寇准猛人个性不改，对丁谓横眉冷对。一次，他们一起吃饭，丁谓见寇准的胡须被菜汤所污，忙起身为其揩拂，是谓溜其须（编辑注：此即溜须拍马之典故），寇准嘲笑他说：“参政，国之大臣，乃为长官拂须耶？”丁谓由此恼羞成怒，发誓要扳倒寇准。 悲剧就此酿成。第二年，真宗病重，刘皇后代理朝政，寇准密奏请以太子监国，他说：“皇太子众望所归，愿陛下以江山社稷为重，早传帝位，选择中正之臣辅佐，丁谓、钱惟演不可重用。”在真宗同意此事后，寇准密起诏书，拟由太子监国，杨亿辅佐。这其实是个高风险的举动，因为他不仅侵犯丁谓的个人利益，也侵犯了刘皇后的利益。当然，寇准行事要是谨慎的话，趁着真宗大权在握，或能妥善处理此事。但问题是他的鲁直性格再一次害了他——在一次酒醉之后，寇准管不住自己的嘴巴，让这个秘密外泄了，并及时传到了丁谓的耳朵里。由此胜负易手，丁谓联手刘皇后，将寇准赶出了朝廷。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在雷州的寇准已是病人膏肓。他写下《病中书》一首，曰：“多病将经手，逢迎故不能。书惟看药录，客只待医僧。壮志销如雷，幽怀冷似冰。郡斋风雨后，无睡对寒灯。”寂寞苍凉，再无半点生气，不似他20岁时写《春日登楼怀归》-诗，有着“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这一次，寇准是真的累了，倦了，也失望了。 一个猛人的一生至此戛然而止，史书曰：“寇准天圣元年卒于贬所，年62岁。”仅此而已，再无多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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