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废墟之上的异变：现代语境下旧体诗问题的断想

泮溪别馆 2022-05-21 发布于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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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废墟之上的异变:

现代语境下旧体诗问题的断想

沾血的千叠柔肠：古典传统的失灵

宴清都 沈祖棻（1909-1977）

庚辰（1940）四月，余以腹中生瘤，自雅州移成都割治。未痊而医院午夜忽告失慎。奔命濒危，仅乃获免。千帆方由旅馆驰赴火场，四觅不获，迨晓始知余尚在。相见持泣，经过似梦，不可无词。

未了伤心语。回廊转、绿云深隔朱户。罗裀比雪，并刀似水，素纱轻护。凭教翦断柔肠，翦不断相思一缕。甚更仗、寸寸情丝，殷勤为系魂住。

迷离梦回珠馆，谁扶病骨，愁认归路。烟横锦榭，霞飞画栋，劫灰红舞。长街月沈风急，翠袖薄、难禁夜露。喜晓窗，泪眼相看，搴帷乍遇。

沈祖棻先生作为学者的建树很高，《涉江词》的艺术成就也无法忽视。这里举出来的只是一个有趣的小小例子。

去掉序言，这首《宴清都》措语深婉，说“雅正”也好，“要眇宜修”也罢，总之完全符合传统词体的审美。再来看序言，详尽的小序为我们指明了词作的本事--腹内生瘤，转院就医，午夜失火，夫妻相寻。

作品的情感自然也无可置疑，前辈学人伉俪相偕至笃，令人追慕。然而在形式上却遭逢了尴尬：恐怕现代读者们不得不承认，用“罗裀比雪”指医护士、“并刀似水”指手术刀，而用“剪断柔肠”来指代肠道手术——委实近乎煞风景，抑或是有一种强烈的不适（不妥帖）。

我们每个人多少都会有几次与现代医学亲密接触的时候。封闭的房间、陌生的仪器、忐忑的心情，以及刺鼻的消毒水味构成了主要的印象。

而“剪断柔肠”永远不属于这个世界，它带着古典的光辉，是离别与无尽的追思，关联着绿波春水与蜡泪红笺。

临到这里，词与物之间巨大的脱节让我们感到不快，缠绵的古典意象与钢刀剖开带血肌肤的画面在我们脑海中生硬地切换。

我们不能指责沈先生的创作处理不到位：这只彰显了一件事，那就是旧有符号系统的无能。换言之，古典传统（部分地）失灵了。

古典传统每一次部分的失灵，都意味着古典话语丧失了世界的一小块。诗人想要描述那多出来的空白，就难免显得局促不安，拆东补西，乃至于时而滑稽时而可怕。

沈轶刘（1898-1993）是上海人，同样是新旧之学兼备的一代知识分子，在抗战中曾拟杜甫《诸将》作《今诸将》七十二首，笔势横飞；而为词则好作奇语类长吉、义山。这里要看的，则是老人在晚年身逢改开之后的戏作。

《繁霜榭诗词集》，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一九〇页

这组词共有五首，以五个涩调分咏“超声波”“原子能”“半导体”“高频电热”“计算机”此选后三首。

平心而论，沈老先生腹笥宽博，而作词搜奇好异过甚，雕肝鉥胆令长吉梦窗都必为之汗颜，趣味实在很坏。

几首词在此不复细读。为了把这些科学造就的物什纳入自己的诗词世界，沈轶刘动用了一切能想出的典故、一切能够曲折达意的比兴寄托之手法，呈现的结果便是一团似游仙、似咏物、似志怪的畸形粘合体。

以微波炉煮饭本是当代生活的平庸片段，却不得不变成“咒取神光束”、“大千灵秘，玄象同烛”——原来是改革开放让全体国民进入了《封神演义》的世界么？（可以说沈轶刘在勉力建构一个“奇观”来使自己的创作自洽；关于“奇观”的论述，见后文）

同样的，今人亦有以雅正绵密之笔而写庸常物件，如填一长调来咏口罩、健康码云云（尽管措辞可能不像沈氏的几首别扭）。但遗憾的是，这些尝试不仅没有将业已遗失的古典光辉重新赋予日常生活，而是以身作则地越发衬托出日常生活的琐碎与无趣。

物品成批地在工业流水在线诞生，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在“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之后才会出现的结果。

它本身即是“反古典”的标志，可某些诗人仍然温情脉脉地试图用“古典”的趣味去包容这个“去神圣化”的世界，结果必然是失败的。

这样的作品，当然不妨碍其成为故意造成反差的游戏文字，所以我才用“戏作”称呼沈轶刘的这一组词。但是它也只能成为戏作——而且是无可奈何地成为戏作。

万鬼狰狞鉅海隈：修辞的癌变增殖

香港看灯兼看月歌 易顺鼎（1858-1920）

我从广州来，将近九龙关。是时夜方半，缺月正下弦。但觉洋洋者水峨峨者山一万余里海碧黑，忽惊珞珞如玉珞珞如石百千万点天朱殷。何来无数宝星合为一座大宝星，何来无数宝山合为一座大宝山。或远近数十里，乃是海之一湾一湾复一湾；或高或下十数层，乃是山之一盘一盘复一盘；或深或浅数十色，乃是市之一环一环复一环。或言龙宫开夜市，罗列金刚钻石以及琉璃云母火齐与木难；或言蜃楼海市之所为，海中雾阁而云窗，窗中云鬓而云鬟。从来南荒火维足妖怪，况复南海水府藏神奸。惜哉神皋奥区不知年，鹑首翦兮左股割，妖鼍怪蜃磨牙吮血而流涎。...（中略）...与君此时似在天上星宿海，看此十万之星何其多，一半之月何其孤，正恐金乌飞出转眼十万星辰无。

维多利亚港海岸与船只（摄于1870–1890年间）

这首《香港看灯兼看月歌》固然是易实甫一贯的声腔--滥情放纵、不加检点，兴酣之处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钱钟书早批评过他“肌理（texture）不甚细”（《容安馆札记》），吴闿生也说他“太枝蔓欠裁剪”（《晚清四十家诗钞》）。

除开这些本人性情的因素，不难看出，为了详细刻画这座新兴的名城的盛况，作者不吝惜使用一切最浮夸繁缛的文藻修饰。

在开头平平叙来的四句之后，节奏如过山车般急剧加速，猝不及防。从“但觉洋洋者水峨峨者山一万余里海碧黑”开始，句子忽长忽短，回环飞动，将已然昏眩的读者带入了梦幻般的世界。（注意，重复的句式也强化了催眠的效果）

琉璃云母、木难火齐、云鬓雾鬟、怪蜃妖鼍，一齐罗列在这幅光怪陆离的大图画之上。而我们若是专门去查阅晚清香港的照片与之同观，则不免会为其而大感失望：对于饱经现代媒体工业轰炸的我们来说，易顺鼎诗中奢华的排场大抵只能与大制作的奇幻电影了相配了罢——除此之外，它华丽的修辞都多得令人心生厌倦，何况也不真实。

田晓菲在《神游：早期中古时代与十九世纪中国的行旅写作》中曾指出，近代出游外国的中国诗人一方面竭尽所能将外部世界“奇观化”，另一方面，为了使这些经验体系之外的事物能够被诗歌所描述，它们又不得不被“熟稔化”。

在两端的拉扯中，真实的世界扭曲变形。于是，在黄遵宪的《春夜招乡人饮》（1885）中，太平洋是“下有海王宫，蛟螭恣出没”，而日本则是“初言日本国，旧是神仙窟。珊瑚交枝柯，金银眩宫阙”。

尽管语出谲怪，所述亦是古所未有，但细看来，“海王宫”“神仙窟”无一不出于旧有的知识体系。只有藉助它们，诗人才能言说古典经验之外的东西。

层层加码的奇诡意象，如韩愈《陆浑山火》《南山诗》、卢仝的《月蚀诗》、杜甫的《大食刀歌》，它们不过是古典诗人的尝试，是刻意渲染特色风格的产物，而不是（也太不可能）“归于中正”。

这种做法，竟在晚清重新被诗人拾起，成为表达现代经验的策略之一。而对陈旧的中华帝国而言，现代经验的冲击往往又不离“奇观”“震慑”与“恐惧”。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也可以理解陈三立（1853-1937）诗中那种触目惊心的语句：

狼噑豕突哭千门，溅血车茵处处村。

结蟠蛇虺螫未已，喷涎蕰毒谁能禁。

万鬼狰狞鉅海隈，真成一夕碎琼瑰。

死别犹存插海椽，救亡苦语雪灯前。

埋忧分卧蛟蛇窟，移照曾开蠛蠓天。

猛虎捽汝头，熊豹糜汝身。

蹴裂汝肠胃，咋喉及腭唇。

长鲸掉尾来，睒睗齿嶙峋。

阅读这些诗作时，我们恍然被抛入了李贺（790-816）《公无出门》中那个毒物横行、害人性命的荒蛮世界。但正如这标题所暗示的，门外的世界已然崩坏得难以忍受，那么若如诗人所劝，蜷缩回屋内的狭窄空间，似还能得一夕安寝。

但在晚清，秩序的崩坏不仅摧毁了政教的稳定，也一并摇撼了在之前数千年中支撑这些政教的价值观——换言之，即便“不出门”也无济于事，因为那个古典的“屋子”本身已经不存在了。

整部散原精舍诗的编撰都透露出这种巨大的危机感：它从一九〇〇年庚子，也就是诗人已然四十八岁之时纔开始收录作品，帝京的沦胥、父亲的死亡与变法的挫败给这个时间节点打下了痛苦的烙印。

以此为分水岭，我们看到了历史的伤痕。在这道伤痕之中，过分的修辞——不管是诡异的、浮夸的、滥情的、繁冗的--都疯狂地涌出，如同癌变的细胞一样，在诗歌的国度繁衍增殖，横行跋扈。

《疯狂山脉》，H.P.Lovecraft原作，田边刚绘，2018

黑暗消于日月光：革命光芒的祛魅洗礼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毛泽东《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1965年

红旗直插云霄际，引明霞映日，彩雾腾空。......待将来、上到蟾宫，下到龙宫。

——张伯驹《高阳台·珠峰絶顶》，1960年

若是说前文中的案例都是传统语境中较为守旧持正的一批创作者的尝试，那这儿展现了则是另一条响应现代经验冲击的理路：革命。

语言作为社会存在的一部分，也不可避免地接受“被革命”的洗礼。如前面两则例子，以传统视角视之，“五洋捉鳖”“龙宫”等意象本带有诡秘色彩，让我们联想到“江清日抱鼋鼍游”或是温峤牛渚燃犀的故事。

但在这里，它们被社会主义的革命光芒所照灼，所祛魅（disenchantment），一切面纱都被揭去，一切含混的、朦胧的、暧昧不明的、歧义丛生的事物都从此不复有立锥之地。（未能被光芒洗礼的角落便成为了不可触碰的禁忌，一如1942年艾青对王实味的批判：“充满着阴森气......就像是走进城隍庙一样。”这种措词明显是有代表性的。）

正如大禹铸鼎象物以辨神奸，国家政权重新塑造了话语的象征体系：这是“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的翻版，每一个意象的所指是唯一且确定的。

譬若“可上九天揽月”——月是什么？是太阴星君、是包纳着“大地山河之影”的桂华，死而又育的兔魄。但在这里，“月”的大部分意涵都被简洁明快地删削干净，无非留下一个“奋发的浪漫主义精神”的意思在。

至于“月宫装上电话机”的大跃进民歌，则又是等而下之了。（见郭沫若、周扬合编《红旗歌谣》，红旗杂志社195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