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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是一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是社会主义文艺史上一个光辉的里程碑。《讲话》发表以后，文艺工作者更加明确地意识到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是文艺工作的根本问题，我们的文艺要为无产阶级伟大的革命事业、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为人民而作、让人民喜闻乐见!文艺作品要有血有肉，要有灵魂！ 在延安创立形成的“延安学派”正是践行了《讲话》精神的典范。“延安学派”创作出来的经典木刻作品，受到边区广大群众的欢迎和喜爱，真正践行了让艺术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真正践行了创社会主义之新、创人民所喜之新。“延安学派”是由一群延安的“木刻青年”所构成，他们在聆听《讲话》后，义无反顾地奔向抗日战争的前线，深入火热的战斗生活，从人民生活中汲取丰富的素材，创造出一大批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版画经典作品，古元、力群、彦涵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古元：从生活的泉水中酿造精神的甜蜜 古元，一个来自南国的中学生，19岁只身来到黄土高原——陕北延安，从此，他在那里生根、开花、结果，成为新兴木刻“延安学派”的杰出代表。 古元的艺术扎根于人民生活，他在那方寸大小的木板上将陕北人刻画得出神入化，那憨厚、善良的农民形象在他的刻刀下活灵活现、入木三分。他的作品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虚情假意，只有地地道道的原汁原味和真情实感。古元堪称陕北人民生活的第一抒情歌手，正像盛开在陕北山野中的山丹丹花，散发出红艳艳的光辉和阵阵幽香。古元善于在人民生活中发现独特的审美情趣，当他发现人民群众喜欢“窗花”中的“牛”“羊”等家畜，他就创作了《牛群》《羊群》《铡草》《家园》，并分送给乡亲们。当他刻出第一幅《离婚诉》后，老乡们提出了尖锐的意见：“为啥脸孔一片黑一片白？为啥脸上长了那么多黑道道？”乡亲们看不惯西方黑白木刻语言的“阴阳脸”刻法。古元很快重新刻出简约、明快、单线条的第二幅《离婚诉》，这才是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从此，古元的创作激情一发不可收，连续创作出《哥哥的假期》《减租会》《人民的刘志丹》《逃亡地主又归来》等一批经典作品。1942年，全国木刻展在重庆展出时，徐悲鸿看到古元的木刻《铡草》后，惊呼古元是“中国艺术界中一卓绝之天才”，并预言古元将在国际艺术竞赛中为国争光，古元时年23岁。古元从不为名而沾沾自喜，他照常不声不响埋头创作，继续迈着坚实的步子前行。在古元的作品中，战斗性与抒情性的画面交相辉映。有威武雄壮的进行曲，如《打过长江》《人桥》《欢呼》《赤卫军初捷》等，也有幽雅、恬静的抒情诗，如《运草》《甘蔗园》《江南三月》《枣园灯光》《玉带桥》等。古元在艺术风格上始终保持单纯、朴实、简约、平易近人的特色。古元性情温和、敦厚，但内心却很刚毅、坚定。20世纪80年代他在北京举办过一次个人画展，当时正值“新潮”之风刮得猛烈，有人在观众留言簿上写下：“你的展览我几分钟看完了，老一套，希望你赶快创新”。对此，古元坦然处之，他在“版代会”上直言：“我用自己的劳动一刀一刀刻出来的东西，你怎么会几分钟内就做出这样否定的结论？可见他根本没有看懂我的作品，而我的作品也绝不是给这样一些人创作的。”他坚持走自己的路，从不动摇，但他并不排斥别人走自己的路，他曾说过：“艺术上应各行其道，我不要求别人走我的路，别人也无权要求我和他走一样的路。”古元的自信来自于他坚信艺术只有来自人民生活，才能获得永不衰竭的生命力！古元是一位耐得住寂寞、不尚空谈的实干家，又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导师，在中央美院版画系，他是第一画室的主任教师，他经常告诫他的学子：“画画并不难，只要拜生活为师……”上世纪70年代，古元被任命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他依然对我们学子和颜悦色、关怀备至。他的形象从未因职务改变而改变，他出行从不用公家的小轿车，当别人问他为何不坐小轿车出行时，他回答说：“骑自行车方便，想在哪儿停就在哪儿停。”我在《红旗》杂志任美编时，他是一位热情的供稿者，他的《同饮一井水》《回忆延安》《夜访——为纪念鲁迅先生一百周年而作》都是特意为《红旗》杂志创作的木刻作品。我至今仍保存着他赠与我的《鸟儿是人类的朋友》《丘陵》《同饮一井水》《给人们甜蜜》等作品。他在《给人们甜蜜》这幅作品上特意写了一段题词：“愿学蜜蜂的辛勤，从人民生活的泉水中酿造精神的甜蜜。”晚年的古元在《骆驼赞》这幅作品中的题词是：“负重任劳，取之甚少，予之甚多。不管炎寒风旱，总是昂着头，迈着坚实的步子前进。”这就是古元人格魅力的真实写照。力群：走出“小鲁艺” 奔向“大鲁艺” 力群，1912年生于山西灵石县郝家村，在赴延安之前，他已经是中国新兴木刻运动中的一员骁将。他也是与鲁迅有过通信来往的幸运者，当他听到鲁迅去世的第一时间，立即奔赴现场，含泪为鲁迅遗容画了4幅速写肖像。 1940年1月初，力群与新婚的妻子一起从阎锡山统治区来到延安，结束了他多年奔波流浪的生活，时年28岁。 力群对黄土地一往情深，对山丹丹花、“信天游”有着天然的情结。当他踏上陕甘宁边区的土地，便有一种久盼回家的兴奋和喜悦。到了延安后，力群被分配到“鲁艺”美术系当教员，住进了东山的土窑洞。 在桥儿沟，力群对一座西班牙传教士修建的天主教堂发生了兴趣，这座教堂成为“鲁艺”音乐系、文学系、戏剧系的教室。力群在这所教堂里聆听过毛主席关于从“小鲁艺”到“大鲁艺”的报告。听过周扬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课，并在这个教堂里欣赏过歌剧《白毛女》的彩排，为此他刻过一幅《鲁艺校景》的木刻作品。 1942年5月，党中央决定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会议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力群被邀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全过程，有幸与毛主席握手，一起在杨家岭食堂共进午餐，并幸运地坐在第一排与毛主席合影留念。《讲话》中提到艺术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以及关于“普及与提高”关系的论述，一直成为他艺术实践的指南。力群通过学习《讲话》进一步加强了与工农兵相结合的自觉性，坚定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正确方向，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不断纠正脱离群众、关门提高的不正之风，从“小鲁艺”走进了人民火热生活与斗争的“大鲁艺”。他重新审视了在《讲话》之前创作的作品，决心从苏联木刻的阴影中走出来，决心抛弃“带着脚镣跳舞”的束缚。 ▲ 帮助群众修理纺车（版画） 1945年 力群 1944年后，“鲁艺”戏曲系和音乐系掀起了新秧歌和新歌剧的创作热潮，美术系不甘落后，也掀起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新年画创作热潮。力群创作了新年画《丰衣足食图》后又刻成了套色木刻。从过去的《饮》《伐木》《听报告》等初期的木刻到后来的新年画《丰衣足食》和《帮助群众修理纺车》《小姑贤》木刻插图，力群实现了艺术上的转型，从此奠定了他在新兴木刻“延安学派”的重要地位。《小姑贤》这套插图木刻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力群为此欢欣鼓舞，他感慨地写道：“1933年'木铃木刻研究会’成立时就呼吁我们的版画艺术要为劳苦大众服务，但从来没有看到劳苦大众真正欣赏过我们的艺术，这算是第一次，我怎么能不为之高兴呢。” 力群是一个开朗、率真、极富浪漫情怀的性情中人，兴趣也十分广泛。他初到延安就写过一篇短篇小说《野姑娘的故事》，发表在周扬主编的《文艺战线》上。他在延安生活了6年，这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他十分眷念延安的窑洞，热爱桥儿沟旁那清澈的泉水，还有早春盛开的山丹丹花、蒲公英…… 他在延河边上大声朗诵友人的诗句：“啊！延河，我的母亲……”他在延河边上学会了游泳，对于跳舞，他最初与那些老八路一样，有一种抵触情绪，后来看到毛主席、周副主席也在跳，便渐渐由“靠边站”到“试试看”，终于学会了华尔兹、狐步舞，并将这一兴趣爱好一直持续到古稀之年。 我与力群的长子郝明是儿时的画友，有幸亲眼目睹力群赤膊挥汗带着儿女拓印木刻的情景。当时力群任《美术》杂志负责人，苦于编辑事务工作，我记得他曾说过：“我再忙，也要搞创作，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在中央美术学院大礼堂聆听过力群为全院师生讲的学术大课，他讲着一口地道的山西口音，音调质朴，抑扬顿挫，讲得兴奋时手舞足蹈、开怀大笑。虽然讲课的内容已经记不清了，但他的那个经典比喻手势至今令我难忘：他用双手在胸前交叉合拢，然后面向前方伸出，大声说：“这就是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他把语言与肢体巧妙结合，生动地表达了艺术与生活的紧密联系。可以说，力群是演讲的天才，他保持着从黄土地走出来的艺术本色，泼辣而纯真。 上世纪90年代，他对版画创作脱离人民生活的现象十分忧虑，他在给李桦的信中直言：“……印象颇不好，尤其是应得奖的作品没有得奖，而不应得奖的作品反倒得了奖，不知评委在提倡什么？就整体而言，我觉得不如第十届全国版画展，真正反映人民生活的作品越来越少了。”对于一个九旬高龄的人来说，往往对人世间的一切都看得十分淡然，而力群却表现出少有的率真和认真，在原则问题上他从不保持沉默。 在他百年诞辰的生日庆典上，力群仍用他那浓重的山西口音，底气十足的大声疾呼：“艺术要为人民服务！生活是艺术唯一源泉！”他那爱憎分明的情怀和无所畏惧的勇气永不泯灭。 彦涵：在战斗生活中淬炼激越之美 
1938年夏，彦涵从西安步行800里来到延安，在“鲁艺”美术系学习3个月后，便参加由胡一川带队的“鲁艺木刻工作团”。于1938年冬开赴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深入敌后，转战太行。 彦涵在太行山战斗生活了4年，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闪光点。他与新婚妻子白炎并肩战斗，多次在“反扫荡”的突围行动中出生入死。他一手持枪冲锋陷阵，一手紧握画笔和刻刀在部队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抗战插图和漫画，真正践行了《讲话》中指出的把艺术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彦涵在“血与火”的战斗生活中成长为一名坚强的战士，火热的战斗激活了他创作的灵感和激情，使他在创作上永远保持一种不断进取的上升态势。
1943年，彦涵回到延安，暂时结束了4年的战斗生活。后来他在回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时，不无感慨地对他的次子彦东讲道：“我回到延安之后的心情是非常澎湃的，那些在太行山战斗的惨烈故事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回旋。虽然战争暂时结束了，但是'我的战争’还没有结束。”他怀着饱满的创作激情，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创作出《当敌人搜山的时候》《不让敌人抢走粮食》《奋勇出击》《豆选》《冬学》《农村诊疗所》等一系列经典作品。由此，奠定了彦涵“延安学派”的重要地位，这也是他艺术人生中的第一个高峰期。彦涵有着与生俱来的敏锐洞察力和与时俱进的开拓精神。抗战胜利后，他怀着对战斗生活的渴望，又深入到冀中白洋淀敌后，与武工队一起投入战斗。后又参加解放石家庄的战役，这期间他为许多战士画肖像速写，他曾为于冠中这位战士画过一幅肖像，之后这位战士壮烈牺牲，被授予“特级战斗英雄”称号，30多年后，这位烈士的母亲拿着这幅速写肖像找到了彦涵。这幅作品后来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永久收藏。1953年，彦涵积极投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大型浮雕的创作中，满腔热情地完成了《胜利渡江》这组浮雕的设计创作任务。随后，又以记者身份奔赴朝鲜战场，实地体验朝鲜战后的生活，回国后立即创作出《刚刚摘下的苹果》这件套色木刻。作品刻画了一位志愿军通讯兵骑着一匹战马路过一片果园，一位朝鲜姑娘把刚刚摘下的苹果送到他手中，这一感人的瞬间被彦涵表现得温情而浪漫，散发出人性的光彩。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彦涵内心深处的英雄主义情怀永不熄灭，他总是把这种情怀宣泄进他的艺术中去。1962年，他应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之邀，创作了《百万雄师渡长江》大型套色版画，这件作品场面宏大、气势磅礴，同时他还创作出《红军通过大雪山》《突破天险腊子口》等一系列历史战争题材作品，这些作品重新唤起他与命运抗争的信念。改革开放后，彦涵再次焕发出青春的活力，创作出《春潮》《向大海握手》《天山牧歌》《礁石》《烧荒》《闪电》等一系列创新之作，他还以惊人的勇气和激情表现“战争与和平”这一重大题材。在他的心目中，惊涛骇浪的礁石意味着英雄的刚毅，而扬帆远航则是他对自由的眷恋和向往。彦涵晚年时，我经常到他的“鲁谷”画室参观，每次我都仿佛走进当代年轻人的画室。画室墙上挂满了板块架构的作品，从油画到水墨画，琳琅满目。他喜欢与年轻人一起分享他探索的快乐，他兴奋地向我谈起青年时代与老同学朱德群、吴冠中相识的往事。50年后，他们又重逢相聚，朱德群十分惋惜当年彦涵没有与他一起赴法深造，彦涵对此并不认同，他对老同学直言：“我并没有后悔，你在法国有你的成就，我在国内有我的历史价值。”彦涵在艺术上的自信正是来源于他的艺术植根于中国人民生活的土壤中，他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中国人的气质是摆脱不了的，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任何刻意添加的所谓'中国元素’都是愚蠢的。” 80年前，我十分幸运地与《讲话》同年诞生，我是沿着《讲话》指引的道路走过来的，我又十分幸运从幼年便生活在这群“木刻青年”身边，亲身领略到他们高尚的人格魅力。他们既是我敬重的师长，又是我最熟悉的父辈，他们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事业以及火一般燃烧的生命，正是《讲话》所造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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