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 | 弟子忆恩师黎信昌教授

编者按：黎信昌先生是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声乐艺术家。1960年，黎先生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并留校任教，同年参加在柏林举办的“第二届国际舒曼声乐比赛”获奖，1986至2001年担任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主任。黎信昌先生先后培养了李晓良、刘维维、王真、岳彩轮、马金泉、栾峰、赵登营、张美林、曲波、黄鹂、霍勇、魏凡俭、宋春燕、胡英华、马华、万丹、曹琳、裴磊等一大批优秀声乐人才，教学成绩斐然。

2021年5月31日，黎信昌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为纪念这位在中国声乐界享有盛誉的歌唱家、教育家，《歌唱艺术》编辑部邀请黎先生的多位弟子参与，并委托马金泉教授进行约稿、采访及文字整理工作。现将部分文字刊发于此，以表追忆、怀念之情。

黎信昌

1936

2021

激情奔涌唱千歌万曲铸中外名段范本

内敛低调倾一腔热血育乐坛教坛精英

——弟子忆恩师黎信昌教授

原文刊载于《歌唱艺术》2022年第5期

马金泉

男中音，中国音乐学院声歌系教授、

浙江音乐学院特聘教授

在黎信昌先生的众多弟子中，我和刘维维、栾峰较为年长，我先说几句。

跟随先生读本科是“文革”后期，那时中央音乐学院与中央戏剧学院等北京的六所艺术院校合并，校名为“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那时的黎先生才年近四十，平时总是端着一个玻璃罐头瓶改装的茶杯，喝着“吐茶”（喝进嘴里的茶叶再吐回杯中）。先生说话的声音中充满了高位置共鸣色彩，常被同学们模仿。

在先生门下，我不是出色的学生，走出大学校门时高音技术也没获得多少，因此进入艺术院团后常被人奚落为“降咪男中”（高音只能唱到小字二组的降e，暗指拿不出手的男中音）。为了洗刷“学历”之屈，现在依然有人愿意拿出我这段学习经历当谈资调侃。其实，我对中国声乐圈有些人的思维和作为一直理解不了，如果自己大学的老师是位名人，他们走到哪里都会给自己套上“师从著名声乐家某某教授”或是“出自声乐大师某某教授门下”。如果自己的老师不大有名，他（她）便硬拉上一两位曾经“蹭”过一两堂课、合过一两张影的名师，声称“出自名门”。还有一些跟过“洋人”学了一段时间歌唱，尤其是跟过有名的声乐“洋人”，便再也不提曾经为自己打下坚实基础的老师。我很鄙视那些自己不灵，也不努力，天天想方设法“蹭”名人的人，还声称“近朱者赤”。实话实说，在四十岁之前，我都不敢轻易说我是黎信昌先生的弟子，生怕给他老人家丢人。1998年，我走出国门，一下子读了两个硕士学位：音乐教育硕士和歌剧演唱硕士。回国从教后，我一直与先生保持联系，后来先生不再担任声歌系主任，我们便常坐在一起漫谈人生与歌声，其中不乏言及坎坷。随着我们双方年龄的增长，彼此都认真地回味着自己或灿烂或暗淡的过往。

2014年12月，受《歌唱艺术》编辑部的委托，我带着摄影师肖华专程采访了黎先生，当时他说，“一说'采访’，我就有点儿紧张，咱还是聊天儿吧”。面对担任了十五年声歌系主任的黎先生，我突然感到他似乎放下了许多东西，那天我们聊得很多、很深入。一生专注于声乐艺术的先生对我说，他“不太适合担任行政职务”。我想，他一定是特别后悔从事行政工作而影响了自己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演唱和教学、艺术研究之中。他很头疼自己“难于摆平”的人事关系，为了平衡教师与自己的关系，他不得不把自己喜欢的学生分配给其他教师，而将“困难户”留给自己。即便如此，他培育的“桃李”依然是遍地芬芳，因为知识储备和教学能力让他越来越坚毅地站在了“学科带头人”的位置上。上了年纪，多数人都会把一切看得很淡、把一切都放下，黎先生从不喜欢别人对自己多加赞誉，还时常悄悄跟我讲起年轻时好胜，没有处理好与某些同事关系，现在想来，其实没有任何原则上的问题。

黎先生真是把声乐艺术视为自己人生中最重大的事情，一直将学生们挂在心里。有时，我俩通电话，他总会跟我说起在国内外舞台和教学岗位上活跃的学生们。2004、2005年，我与中央歌剧院合作演唱歌剧《丑角》《霍夫曼的故事》，2010年在香港、2015年在台北公演大型交响音乐史诗《成吉思汗》、康塔塔《黄河大合唱》担任主唱等都得到了先生的关注。每次去他家汇报演唱体会，都会让他兴致勃勃，他也会对我讲起自己演唱某些中外声乐作品的体会。

先生入住的养老院离我家很近，我常会开车去看看他。陪他聊天是他最开心的事情，因为他经常会说在养老院很孤寂。其实，对于养老院，我并不陌生，我的父亲当年也是不愿忍受养老院饭菜无味、人情淡薄，而我只能多多回津去看望他、多多付费让养老院对父亲关照热心一些。然而，黎先生所在的养老院没有谁懂得音乐，可真是“知音难觅”。虽然师母也在同一养老院，但由于患上阿尔茨海默症，无法照顾黎先生。我曾陪先生在养老院用过两餐，真是淡得让人觉得没有放一粒盐。先生跟我说想吃红烧肘子、红烧带鱼，我说做了给他带去，他说要吃刚出锅的……实际上，先生是想回归正常的家庭生活。

说来先生算是幸运，一位高龄老大姐为了找个安静的地方减轻自己的痛苦，入住了黎先生所在的养老院，恰巧被安排在了黎先生的隔壁。先生房间里时常播放的歌剧名曲吸引了老大姐。奇迹发生了，吃了五年药物治疗抑郁症无果的老大姐，居然被先生播放的歌声和先生自己时而清唱的歌声“洗了脑”，从此不再抑郁！日后，老大姐常会听黎先生讲解歌剧音乐和声乐知识。她至今依然记得，“那年的3月14日（农历2月8日）是他83岁生日，5层的长辈和我一起，自发给他买了一个蛋糕，养老院近20位院友为他庆生，他非常感动，主动要求为大家演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和《松花江上》。”“在养老院，我和几个聊得来的老人时常聚在一起聊天、说笑话，几乎每次都会请他唱歌，他从不推辞，曾经唱过《三套车》《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为祖国献石油》《我和我的祖国》。他真是为音乐而生、为歌唱而长，一辈子酷爱这个事业。”为了报答黎先生，老大姐也以日常生活方面的帮助来答谢他。先生辞世前的两个小时，是这位老大姐紧拉着先生的手抚慰着他，送走了她和中国无数声乐人仰慕的黎先生。

从外地讲学赶回北京的我，不相信先生会走得这么突然，因为每每看望他的时候，他的思维都非常清晰。记得他生前反复跟我讲教学方面的事情，总是说：“声乐教学没有十年的教龄，不能轻易说会教。”他还说：“教学不能着急、不能拔苗助长，要给学生打好基础。”“气息是歌唱的重中之重！”先生的教学思想和理念，一直影响着、指引着我的声乐教学实践。先生健在时，我带领自己教授的中国音乐学院声乐学生开音乐会，常会请他到场指导。回想今年（2021年）3月底我带着在美国攻读硕士学位即将毕业的女儿去看望先生，在养老院一层的会客厅，先生对我女儿的演唱做了具体指导，仔细地讲解了人物、语言、风格、技术，讲到激动时，老人家还会站起身来。那天，我也把歌唱中“强渐弱”的技术唱给先生听，他依然是要求严格，对“声音技术为作品服务”做了认真的解释。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先生对我和女儿的指导，竟成了他为学生上的最后一次声乐课。

中国有句老话：“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意思是，师者将学生领进门、领对路是重要的，但需要付出更大努力的是学生修行的态度和深度。对于老师的指点，学生要反复揣摩，特别是声乐这门“看不见摸不着”的艺术。学生自己修行得不够而未能达标者，不要怨恨老师，或轻易断言老师教不了自己，如果是这样，或许谁都教不了你。在黎先生的诸多弟子中，我属于嗓音条件不好、悟性较差的学生。如果说“把声乐弄得更明白一些了”，应该是我进入耳顺之年以后，我从不否认我很笨、悟性也差，但我确有一颗为声乐艺术持之以恒的奋斗之心。黎先生是音乐大家、是声乐智者、是天才，他真地很会唱，且唱得非常讲究。在中国声乐界，他的修养堪称深厚。在我看来，无论演唱任何作品，他都会仔细挖掘其中内涵和内涵中的内涵。即便是演唱战争和革命题材的作品，他也不会以歇斯底里、“撒狗血”的方式去博得廉价的喝彩。先生那曲越听越能体味其中富于内在奔涌激情的《黄河颂》，便是后人的范本。荡气回肠的颂歌中，歌唱家唱出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厚重与儒雅，这与有些歌者把这首颂歌唱得过于狂躁、喧嚣形成了品质和规格上极大的反差。

先生走了，他把一辈子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学问的精神留给了我们。在几十年的声乐学习、演唱、教学、理论研究实践中，我一直以先生为楷模，并将坚持到底，一如童文红所说：“熬下去，把事情做到极致”。而对待我的同行、同事、同声部诸位，我都会努力学其所长、补己之短。我特别欣赏墨西哥拳击手巴拉雷与卡菲拉一次比赛后的一句话：“他是我的对手，但不是我的敌人。没有强大的卡菲拉，就没有强大的我。”所以，我总会记得黎先生生前把声乐艺术“尽可能做到极致”“努力学习别人的长处”的教诲，我在努力践行着。

2021年5月31日，来自全国各地的声乐人来到北京为黎先生送行，在追悼大厅的门楣上，挂起了由我撰写词句的巨幅挽联：“激情奔涌唱千歌万曲铸中外名段范本，内敛低调倾一腔热血育乐坛教坛精英”。先生的儿子及师门诸位问过我横批写什么，我用了最符合先生众弟子心境、最符合先生辉煌人生的四个字：“名垂千古！”

刘维维

男高音，中央戏剧学院歌剧系教授

马金泉（后简称“马”）：维维，你是黎先生的得意弟子，说说追随先生的感受？

 

刘维维（后简称“刘”）：我大学本科时先是跟林朗西老师学习，后来意大利男中音歌唱家吉诺·贝基到北京举办大师班，我有幸参加学习，也算是直接接受了意大利美声唱法的指导。在这不久后，黎信昌先生便从意大利考察、学习归国。那时，人们争相了解从意大利带回的Bel Canto，我也不例外地去听先生上课，又辗转到了黎先生的班上继续学习声乐，成了他的弟子。

由于在吉诺·贝基大师班对Bel Canto有了粗浅的了解，到了黎先生班上学习、“消化”他传授的意大利唱法应该是没有什么障碍的，或者说学起来很顺当，我很适应他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随黎先生学习的两年中，他不是只讲声乐技术，而是围绕作品的语言、风格、内容、表现等综合地对学生施教。那个时候，在声乐课上先生随时给学生范唱，可以让我们直接感受声音及作品的音响。1985年，经中央音乐学院的推荐和严格筛选，我被派去参加在巴西举行的“第十二届娜依娜·雅伯国际声乐比赛”。在国内，黎先生为我准备得非常充分，大约用了半年时间细“抠”声音和作品。先生为了加强我的歌唱功力，每周给我上三节声乐课，这还没算上合伴奏的时间。有时，合伴奏被他碰上，他也会坐在旁边指导。虽然唱得很多，但我从没觉得累，歌唱状态特别好，最后在这次比赛中，我获得了金奖。这次我人生记忆中极其深刻、重要的赛事，是黎先生陪着我们去的，他是领队。比赛进行过程中，先生没有给我任何压力，他一直神态自若地陪伴我完成了由初赛到领取奖牌。这个结果真地令人瞩目，因为当时中国人参加国际声乐比赛的人很少，记得那时的获奖者还有刘捷和胡晓平。同年，在“第一届全国聂耳、冼星海声乐作品比赛”中，我也摘得了“美声组”金奖。无论是比赛，还是大学毕业后在中央歌剧院、东方歌舞团、中央戏剧学院工作，我都认为任何一种理论是要付诸实践的，不能只停留在理论层面。从读书到毕业后工作的几十年，我真地觉得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必须建立在个人的努力之上。吉诺·贝基也好、黎先生也好，他们总是说艺术水准的要求，给我们这些歌者架构了一个明确的上升空间。我一步步地前行，尽可能地让自己的努力铺满蓝图、让自己的努力填满空间。回眸来时路，或有“更上一层楼”的感觉，我不会忘记孙家馨、林朗西、吉诺·贝基等前辈的指教，我更加感激在系统地学习声乐艺术的征程上“搀扶”过我的黎信昌先生。

 

马：你在艺术院团工作时间很长，舞台经验一定是丰富的，进入中央戏剧学院歌剧系执教后有什么感受？

 

刘：在教学岗位工作后，更加觉得黎先生的教学是系统而规范的、是有足够含金量的。而且，黎先生有丰富的舞台演唱经验，这会让学生很直观地了解歌唱技术和艺术表现。

作为教育家，黎先生一直坚守在中国高等声乐教学的第一线。其实，从他当学生到后来留校做教学工作也从没离开过舞台实践，录制过很多唱片和影视插曲。作为学科带头人的他，担任了十五年中央音乐学院声歌系主任，其间他把中国顶级音乐学院声歌系的教学方向和教学实力提升到了应有的地位。应该说，作为一位学者，能在行政管理方面也做得非常出色实属不易，虽然先生晚年时说过“他不适合做领导工作”，但毋庸置疑，他曾创造了中央音乐学院声乐专业的辉煌。无论是行政管理还是教学管理，都可谓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因为这要与人打交道，特别是与搞艺术的人打交道，更是困难。简单地讲，先生从意大利回来，要把一种过去我们不大熟知的意大利声乐理念及教学理念介绍给国人，并要获得他人的认同，从而实现歌唱理念和教学理念的相对统一，这是尤为困难的。实话实说，在担任声歌系主任的十五年中，不少事务性的工作占去了先生很多教学、演唱、研究的时间。我个人认为，搞专业的就要专门搞专业，搞管理的就专门搞管理，一心不可二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马：你在“中戏”歌剧系做主任，就等于行政和教学双肩挑了，登台演唱就少了，是吧？

 

刘：作为曾经的系主任，我基本把精力都放到了歌剧系的发展和教学的提高方面，这样就让我基本放弃了自己热爱的舞台。别人怎么样我不知道，我认为自己不可能有“分身术”，如果都想做好，那就一定会都做不好，还是要把每一件事情做好、做精、做到家，要么就不做。在我心里，黎先生是永远的楷模。

 

马：我想，黎先生不在了这个事实，你至今都很难接受吧？

 

刘：先生走得太突然，让我始料不及，我到现在都不能相信。其实，先生走了，除了“他应该长寿，但却过早离去”这个遗憾之外，我一直想跟先生好好聊聊声乐和教学，因为还有很多东西我还没从他那里学到。我想从他那里获得更多“声乐秘籍”，以充实我们的演唱和声乐教学，让更多声乐人、声乐学子从中获益。但，这些只能是遗憾了，很多东西也只能从黎先生曾经的教导中反复感悟了。

愿先生在天堂一切安好！

谢英彬

女中音，法国巴黎国家歌剧院终身歌剧演员

说来已是41年前的往事。1980年夏季的一天，应届高中毕业的我只身到北京，参加中央音乐学院声乐专业招生考试。我的父母因工作繁忙，没能陪我到北京考试。

考试那天大雨滂沱，我的裤子全部被雨水打湿，身上那件水绿色的确良短袖衫也湿了一大半。我走进考场，偌大的房间里很远的地方有一排桌子，几位考官老师端坐在那儿。后来我才知道，他们都是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大名鼎鼎的老师，我的恩师黎信昌也在其中。落汤鸡一般的我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和汗水，尽管显得有些狼狈，但我并不怯场。面对众考官，我唱起了《吐鲁番的葡萄熟了》……没想到竟然“一曲中举”，以女声第一的成绩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

歌唱是我从小的挚爱，葡萄般的大眼睛、醇厚的嗓音，带着那个时代自然之美的我，在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小葡萄”的绰号陪伴我度过了五年的本科学习时光。真心感恩当年采璞玉寻浑金的老师们，感恩改革开放的年代。

正式跟恩师开始上课已经是我入学两年之后，他从意大利考察、学习回来后就迅速投入教学工作之中，见到我后的第一句话便是，“我来听听'小葡萄’唱什么样了？”至今我都清晰地记得恩师当时说话的样子，他是个非常幽默的人。我给他唱了两首歌，他略加思索后对我说：“你这种声音类型在国外属于'Mezzo-Soprano’，我们叫女中音，或者叫次女高音。听到他的话我心跳加速、脑子里一片空白，因为我在校已经唱了两年女高音。”恩师在钢琴上慢慢按下从低到高每半音一组的和弦，认真地听我唱出的每一个声音。然后用肯定的语气说：“是的，你现在就是莫扎特、罗西尼类型的女中音，以后随着年龄增长可以唱更重的一些曲目……”正是当年恩师给了我声部的重新定位，才让我在歌唱的道路上坚实地走到了今天。

回首走过的路，我感慨万千。我走过北京的和平里（中央乐团，现中国交响乐团，我第一份职业演员的工作）；走过瑞士的日内瓦（留学深造）；走过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我的第一个歌剧角色阿玛斯特（Amaster），亨德尔的歌剧《塞尔斯》］；走过英国的曼彻斯特［受邀参加哈雷交响乐团（Halle Orchestra）音乐会独唱］；走过德国的法兰克福（参加法国里昂国家歌剧院巡演）；还走过捷克的布拉格（举办个人独唱音乐会）；走过美国的旧金山（参加法国里昂国家歌剧院巡演）；走过日本的东京（参加法国巴黎国家歌剧院音乐会和歌剧演出）……当我落脚在法国巴黎国家歌剧院，成为这个世界顶级歌剧院的终身歌剧演员时，回望故土，扪心自问：没有恩师当年的悉心教导，怎能有今天的我？

长期在欧洲学习、工作和生活，假期里也会回到北京约上师兄们一起去看望恩师。永远也忘不了在恩师家里大家开心说笑，欣赏名家唱片、唱一唱让恩师指点，那真是幸福的时光。交谈中，恩师唱上两句更是令人享受，纯正、清晰、平稳、扎实的声音，高贵而儒雅的音色是范本、是榜样。恩师对艺术总是那么严谨，就是在他的家里说起歌唱，依然有如当年的课堂。欢乐之余，我们师生会去附近的餐馆“撮”上一顿，恩师会兴致勃勃地喝上几杯小酒，红扑扑的脸色，一副十分可爱的模样。

在欧洲工作生活32年后的2019年夏天，我作为深圳市的引进人才，入驻深圳歌剧舞剧院任副艺术总监，歌剧团、合唱团艺术总监，合唱指挥兼声乐指导。为这座飞速崛起的年轻都市（先行示范区）创建了一支职业的歌剧队伍，华南地区唯一的职业合唱团。年迈的恩师为我取得的成绩高兴，而我也觉得自己没有辜负恩师的栽培与厚望。

“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奔向东南……啊！黄河！……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将要在你的哺育下发扬滋长！我们祖国的英雄儿女，将要学习你的榜样，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听着恩师的《黄河颂》，心里无限惆怅。

赵登营

低男中音，中央音乐学院声歌系教授

2021年“疫情”较平稳的3月，我和黎信昌先生曾经的学生张望再到北京椿楦茂养老院看望先生。在养老院附近的一个餐馆，我们师徒三人边吃边叙，其乐融融。那天，先生的心情非常好，欢声笑语中他还点了一杯啤酒，和我俩说了很多心里话。把先生送回养老院后，我和张望很兴奋，都为先生的身体状态感到高兴，祈愿先生身体健康、快乐每一天。

然而，谁也没想到，5月23日，先生却因为术后感染，驾鹤西归，我们师徒3月15日的那次相见，竟成了永别。

先生的离世，是我国声乐事业的巨大损失。作为美声唱法一个时代的引领者，先生为中国的声乐艺术事业奉献了一生的心血。他的演唱独具魅力，内在的情感表达、自然自如的声音运用恰到好处。独具韵味与内涵的吐字清晰准确，醇美通透的音色沁人肺腑，优雅的台风洒脱自如，无不展示着一个学者艺术家的神韵和风范。意大利考察、学习的经历，令先生进一步掌握了Bel Canto的真谛：横膈膜支撑的深呼吸、放低喉位的打开喉咙、充满头声的共鸣，以及声区过渡的技术等欧洲传统唱法的精华。正是运用了这些技术方法和对作品的诠释能力，先生让成千上万的声乐学子受益终生。他曾反复强调呼吸与中声区训练的重要性，以及打开喉咙的益处。他主张不撑、不挤、不压、不喊、不吊的发声状态，强调“教材”使用要合适，要因人施教。他认为教师要知道每首“教材”的难点、特点、风格与适用对象。在遇到学生声部鉴别困难的时候，黎先生总是让学生先把声音放下来，把中声区练好，声部的问题自然会“水落石出”。细雨润物细无声，一次次的教研会，使我们每位声乐教师在发声技巧、曲目掌握与数量积累上产生了质的飞跃。记得先生和我说过，在基础的声乐教学中，声音规格的训练占七十分，语言训练占三十分。一个高规格的发声技术，是日后歌唱飞跃的坚实基础。

回首黎先生对我的关怀与教导，更是让我终生难忘，正是他指引我走上了中央音乐学院的声乐教学岗位。1988年秋天，因想调动工作，我来到黎先生的课室，这是先生时隔八年后第一次听我唱。当我把准备参加新的单位考核的曲目唱完后，他沉默许久，突然抬起头跟我说：“登营，你别去其他单位了，回系里教书吧。”我当时有点不知所措，问道：“黎先生，您这是不是开玩笑？”“我是认真的。这样，给你半个月的时间准备好八首歌，我给你安排钢琴伴奏。到时，你要向全系老师汇报，接受考核。”先生态度坚决。

事后我才知道，作为系主任，黎先生对那些年中央音乐学院声歌系师资队伍的情况忧心忡忡。因为当时的教师待遇并不好，留不住年轻人，系里出现了青黄不接的情况。先生克服了很多困难，陆续将一批优秀的年轻人引进到声歌系，使得教师队伍增添了一批新生力量。可以说，黎先生担任声歌系主任十五年，对教师队伍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先生为声歌系的教学发展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他带领系里的老中青教师，在每学期期中、期末考试之后的教学研讨会对每位学生进行分析讨论，肯定优点、指出不足、拟订方案、力达共识，带动并促进教师梯队的建设与成长。

1993年秋天，院党委任命我为先生的助手，协助他完成系里的日常工作，这使我与先生有了更近距离的接触和了解。他善良、低调、稳重、包容，工作力求公正公平，不谋私利、不搞小圈子。正是他用自己的智慧与善良、包容与忍让，推动着声歌系的步步前行与发展。我曾问过先生一个问题，您教了一辈子学，教了这么多的学生，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能给我一些建议吗？他说，通过教学你可以结交很多知心朋友，但也可能有的学生与你形同陌路。你一定不要在意这些东西，因为教书是教师的本分，用心教好每一位学生是你的天职！低头耕耘，不问收获。

先生走了，但他的歌声依旧，精神永存。他的慈祥和包容，令我们心存善念；他的教学理念，由我们传承发展；他内敛低调的学者风范，是榜样、是楷模，让我们永远追随。

曲  波

男中音，原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教授

坐在钢琴前思忖良久，算起来与黎先生相遇相知已有31年，回忆其中点滴，让我难以平静——在歌唱生涯中，先生为我传道授业；在人生苦旅中，先生为我解惑迷津。对我来说，先生既是恩师也是挚友，他给了我无尽的智慧与启迪，足以让我受益一生。

黎先生1983年从意大利考察、学习回国。1988年，我从沈阳音乐学院本科毕业后考入总政歌剧团，便以无限崇拜的心情拜在了先生门下。记得当年我们在中央音乐学院太庙对面的老琴房楼上课，女高音索宝莉常在我前面，男高音赵登峰在我后面。那时的先生年富力强、风度翩翩，无论舞台演唱功底还是教学水平，在国内均属前列。因为从军，我未能出国深造，但却有幸成为黎先生的弟子！

由于和先生一样同为男中音，在课堂上我能够非常直观地听到、感受到他声音的位置、气息的运用、音色的处理、情感的诠释与人物的塑造，现场聆听他示范演唱《花非花》《嘎哦丽泰》《斗牛士之歌》《小夜曲》《魔王》等经典作品，对我来说既震撼又享受，同时也为我的歌唱之路指明了正确的方向。黎先生将意大利歌唱理念毫无保留地传授于我，为我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赋予了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黎先生歌唱时的声音位置在老一辈歌唱家中特别突出。在日常教学中，他也一直强调声音位置的重要性，他传授我用“i”母音的位置带动其他母音，用声音位置来带动腔体，然后音乐再与声音位置结合。通过一段时间科学的发声练习，我的音域较本科时期得到了快速的拓展，音色上也得到了很大改善，这为我日后演唱戏剧张力很强的作品打下了坚实基础。

黎先生在教学中非常重视学生乐感的养成，乐感最基础的就是语言功力和音乐处理。黎先生曾不厌其烦、逐字逐句地帮我打磨舒曼的声乐套曲《诗人之恋》和艺术歌曲《魔王》等作品，纠正我的德语语音，提示我如何进行艺术处理。黎先生耐心细致地讲解、教授《魔王》中四个人物的声音刻画，亲身示范不同人物的情感、语气、肢体语言如何表现。正是在黎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在2000年“全国声乐艺术歌曲大赛”上我荣获银奖，无疑是先生心血浇灌的结果。

先生曾半开玩笑地说，部队里的歌唱演员普遍声音条件好，也就是“嗓门大”，但专业的歌唱演员可不是比嗓门，一定要牢记歌唱要有艺术性，用艺术为部队宣传工作服务，这样唱出的作品才真挚、才感人、才长久。谈到男中音必唱的两首中国声乐作品，先生告诉我：“《黄河颂》《嘉陵江上》是经典的抗战作品，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要为自己的民族去歌唱。《黄河颂》有咏叹调的某些感觉，抒情部分需要很好的气息支持，很多男中音唱得不好时容易声音摇晃、位置靠后，所以气息要平稳地放下，并要把其中的几个'a’母音唱好。《嘉陵江上》要注重人物的刻画，就好像是一个爱国学生徘徊在嘉陵江上，誓死要打回老家、要夺回被敌人抢占的土地，宣誓保卫家乡的内心独白。这就要求歌者在演唱时要拿捏好分寸，营造出前后鲜明的强弱对比，唱到'我仿佛闻到故乡泥土的芳香’时，要大口吸气，好像真地置身于广袤的土地。尾声的两句'我必须回去’一直到歌曲结束都要做渐强处理，不断强化戏剧冲突，只有这样，人物形象才够丰满，才能在舞台上立得住。”

太多太多黎先生的教诲和嘱托在脑海涌现，真想一一道来。不知谁说过，人到六十才算懂事。今年（2021年）我六十岁了，真的是觉得刚刚才体悟到黎先生当年在琴房传授的方法该怎样去运用、去演唱，刚刚才明白先生声音的观念和认知是超前的，刚刚才领悟了他用平凡的执着创造了不平凡的成绩。先生是我们永远的榜样！

黎先生，能在最好的时光遇见您，是冥冥中的缘分，愿您在天堂一切安好！

宋春燕

女高音，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

1994年的秋天，我考入天津音乐学院本科，师从韩馥荫教授。韩教授在天津音乐厅举办独唱音乐会的时候，我见到了大名鼎鼎的黎信昌先生。巧的是，1995年韩老师调至中央音乐学院声歌系工作，我到中央音乐学院的机会也就多了。那时候就渴望能有机会跟黎老师学习，在专业上能得到黎老师这样德高望重的老师的指点。

1998年，从天津音乐学院毕业后，我进入了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工作。又是机缘巧合，2000年，黎先生受邀到我们学校讲学，给教师和学生们上公开课。那天，我第一个举手上台请先生指导，也就是从那时起与他结下了师生缘分。黎先生公开课给我的点拨，让我感到非常受益，这就更加激发了我要跟他学习声乐的欲望。2001年，我开始到中央音乐学院进修，正式开始了跟先生学习的生涯。

先生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师，虽说他对艺术非常严谨，但从来不会声色俱厉地批评学生，从不发火。有一次上课我找不到感觉，而且是越急越找不到感觉，一直含着泪练声。先生没说什么，只是变换不同的练声曲尝试帮助我找到舒适的声音状态。其实我是一边流泪一边唱的，但先生却是一直专注于听我的声音状态，没有察觉。直到坐在一旁的师弟问我说：“师姐，你怎么哭了？”这时先生才发现我在流泪，但他既没有生气也没有着急，而是劝慰我不要着急。先生说，声乐是需要时间的，需要时间去磨合。先生说，歌唱是有生命的，就像人的生命一样，要有呼吸，所以没有呼吸的歌唱不能称之为歌唱。正是先生的这句话唤醒了我，以前我不知道呼吸是如此的重要，我揣摩着先生说的“把呼吸放下来”，并努力把这句话深深地印在脑海。那天老师给我上了很长时间的课，从那以后，我的演唱也开始有了较大的变化。

黎先生主张歌唱一定要自然。他常说，歌唱由自然到不自然再到自然是一个反复历练的过程，我们要耐住性子，不能急功近利，需要等待。先生非常强调在注重呼吸的前提下，歌唱时声音的连贯性；他讲究声音要有“芯儿”，不能是一盘散沙，集中的声音才有穿透力、才有力量，也才会扎实。他还强调声音的通透感，上下贯通，就像中医描述人的经络一样，他说：“人若身体感到哪里痛，那说明那里经络不通了，痛则不通，通则不痛嘛。”先生的演唱和声乐教学理念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使我在演唱实践和教学工作中有了一个强有力的支点。

正如一位师哥所说，先生既是严师又似慈父。2006年，我在中央音乐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代表山东省参加了“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我作为山东省唯一推选出的“美声”选手参加大赛的复赛。比赛进入到半决赛后，我的压力也随之增大。先生了解到我因压力大导致睡眠不足、饮食不好，一米六八的我那时只有100斤。先生便让师母谢老师买了安神助眠的药品和营养品送到我的宿舍，并让师母叮嘱我一定要好好休息、不要紧张，把比赛当作舞台实践，保证身体健康，发挥出最好的状态。

由于行政和教学双肩挑，工作和家庭琐事缠身，我没能常到北京看望老师。今年（2021年）5月去北京开会时，原本计划在会议期间能挤出时间去看望老师，终因行程太满未能如愿，便决定择日专程看望先生。令我无比痛心的是，仅仅一周之隔，先生就离我们而去，我留下了终生遗憾。

先生对我曾经的教导、嘱咐、关怀，仿佛就在昨日。上课时，我常对学生说出先生曾经对我说过的同样的话。每每此时，我便会哽咽，潸然泪下。此生能跟随黎先生学习是我莫大的荣幸。请先生放心，我会在今后的工作中将您的声乐教学理念传承下去，让更多的学生受益。

张美林

男高音，扬州大学音乐学院教授

1995年，我在中央音乐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跟随黎信昌先生学习声乐。作为那届唯一的男高音，先生对我从声音训练到作品的表达都做了详细的教学计划。跟随先生学习的那几年收获颇丰，下面我想谈谈关于语言、作品风格、音乐表现、技术等方面的一些学习体会。

我每周有两次声乐课，课程内容主要是练声和演唱作品。练声方面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先生比较客观，耳朵十分厉害，对声音的好坏区分敏感。他分析了我的一些声音特点：高声区是优势、优点，中低声区稍微薄弱。先生为了让我的三个声区声音更加统一，进行了针对性的元音练习。比如“a”和“o”，到了高声区“e”和“i”多一点，这种规范的发声训练，在学习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让我的声音有所改观。三个声区统一了，中声区更加有质感。从前，作为男高音总是想唱高音，通常容易忽略中低声区的色彩性，声音虚、不扎实。

另外，先生补足了我们在唱一些艺术歌曲及咏叹调方面的匮乏。在20世纪90年代，通过大量的作品来丰富我们的认知，以及在作品演唱方面的积累。这种量化积累，对我们的声音驾驭能力和作品理解程度都有很大的帮助，也为后来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声音方面，我通过练声拓展了整个音域。更主要的还是，通过演唱大量的艺术歌曲，我可以用声音去对应风格。用极端的语言来说，风格本身就是一种唱法，而不是各种风格只用一种声音去唱。先生的这个观点让我印象十分深刻，这也是对我演唱理念上的一种建立和改变。

关于风格的把握，先生一再提出任何作品都有它的风格性。风格是作品的第一性，风格性代表着作品的灵魂，所以在演唱之前必须要分析作品，规避一些非风格性的东西。因为风格是作品高度的一种思想和精神层面的凝练，通过这个载体来表现出鲜明的个性，这种个性就体现了演唱者对声音的运用，也体现了个人的一些独到的音乐处理和音乐表达。通过学习大量的艺术歌曲和咏叹调，我们涉猎了很多音乐风格，也在不断拓宽认知范围和眼界。

由于语言基础薄弱，先生对我们的要求十分严格，平时除了上语言班之外，还会在课堂中针对作品提出大量的问题，尤其是针对歌曲中的宣叙调。先生的教学方式就是让我们学习的时候要取长补短，而表现的时候要扬长避短。学习的时候取长补短，去涉猎各种不同的音乐风格，帮自己建立一个非常丰富的“音色库”，从而来对应不同风格的作品、不同的音乐表现。这一点，也成了日后我的教学和演唱中一个不变的法则。

音乐表现方面，先生对我们一再强调，任何一个作品都是有人物、有思想的。人物是什么？思想是什么？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入到作品的深层次的思想意义上去挖掘、掌握。有了角色就有了内心、有了思想，就为唱歌提供了一个必要条件。比如，我们唱咏叹调，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形象，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下表达角色内心什么样的思想情感。有了角色来贯穿始终，才有了鲜活的声音特点和声音形象，内心要住着音乐所塑造的人物，做到声情并茂，演唱者入心才能引起观众的共鸣和反馈，这个很重要。否则音乐就是“死”的，演唱的声音也是机械的。每当重大演出或比赛时，先生总会提出表演上的一些要求。从表现角度来讲，综合能力是很重要的。要能够把握角色、把握风格、把握语言及角色塑造等，这也是老师强调的演唱核心所在，要不断增强舞台艺术的表现性。

最后，先生对声音的要求主要就是要自然，要“一碰就响”，时刻保持高位置歌唱且只用七八成力，不可过满；声音必须要有弹性、有张力，且要结合实际作品。否则，声音所表现出来的色彩就是单一的，而单一的色彩往往很难被赋予较高的艺术格调或者品位。所以，即使我们平时的练声很简单，也就是三五个练声曲，但它所包含的内容却比较丰富。看似很凝练，其实对声音的均衡度、爆发力、耐力，包括一些强音的唱法等，在几个练声曲中都能得到充分体现。在我们整个学习过程中，先生给予的不仅是技巧方法，更是在帮助我们建立终生受用的声音概念。

先生是个博学多才、心胸坦荡的人，尤其对专业方面，艺术学养和修养丰富深厚。有一次先生生病，我与其他同门弟子前去探望，即使卧病在床，先生与我们聊天的话题依然都是围绕声乐。这是先生毕生的追求，他对演唱和教学的执着精神，值得我们终生学习。跟先生学习只有短暂的三年时间，但我收获良多。没有先生，就没有现在的我，毋庸置疑。

万  丹

女高音

在我攻读中国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期间，因导师刘建华教授身体染恙，暂时不能指导我的专业学习，所以在我的声乐老师邓小初女士的引荐下，我拜到黎先生门下继续学习。

黎先生德高望重，我对先生仰慕已久。初次登门时心情忐忑，莫名地担心先生看不上我这个土里土气的丫头。然而，先生待我非常热情，言语间透露出对我的认可和鼓励，这让我的心情轻松了许多，也对自己的专业学习更有信心。

尽管那时先生已年近七旬，却依然兴致勃勃地指导我的专业学习。每周一次专业课，每次课都不计时间，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与对歌唱艺术的探讨中。在技术教学方面，黎先生注重启发与引导，很多时候，当学生做对了、做到了，他会不由得流露出孩子般的喜悦。先生的教学，特别注重对相应文化与艺术观念的传授。毕竟，“美声”的起源、发展与鼎盛时期，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与文化功能，先生会把歌剧情景、人物性格、作品内涵、歌唱技术等各方面的问题整体而有侧重地传授给弟子。课堂上，先生也时常与我们分享他最新收集到的唱片，与我们交流他对国外大师演唱的分析与体会，帮助我们建立正统的“美声”观念，这令我受益匪浅。直到今天，我依然谨记并遵循先生的教导，用审美引领歌唱，坚持学习，不断反思并寻找、探索适合自己的技术方法，努力唱出符合内心向往的声音。

硕士毕业后，我也曾多次登门看望黎先生。虽然黎先生年事已高，但每次见面都是兴致勃勃地与我探讨声乐问题，也会谈起我近期的演唱，给予我一些中肯的指导和建议，有时还会让我在家中即兴唱几句，与我讨论作品的歌唱技术与表演等。

2017年，我定居上海后，黎先生还会时常与我微信联系，通常都是与我分享他最近听到的作品，以及他的思考和感想，或者了解我的近况，言语间依然少不了对弟子的谆谆教诲与悉心点拨。黎先生住进养老院后，我数次专程赴京探望，每每与黎先生相见，都会感到无比亲切，黎先生对“美声”艺术的执着追求，以及对我的关爱与教诲，都令我感动至深，永难忘怀！

 

栾  峰

男低音，浙江音乐学院歌剧学院艺术总监

马金泉（后简称“马”）：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跟随黎先生学习的？

栾峰（后简称“栾”）：应该是1982年，我们今天回首往事算起来也近40年了。

马：你原来在总政歌舞团工作，军队歌唱家唱的多是鼓舞士气的、战斗性很强、用声很重的那类歌曲……当然，地方院团也有很多职业歌者会追求那种“宽、厚、壮”的声音。

栾：师兄一语中的。我当初选择去黎先生那里学习，就是为了追寻他那种“从不唱得过重”的高品质声音。说实话，在共和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男中、低音声部的歌者都是唱得很重，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傻、大、黑、粗”。前面说了，跟黎先生学习声乐，首先是决定了我对声音的追求和审美。因为，黎先生的歌唱很是唯美，同样一首歌，有人特别专注声音，却往往给声音罩上一种极不自然的人工色彩，令人很不舒服；而黎先生的歌唱会让人觉得没有任何做作，他专注作品的工整和素朴，不会有一点点花哨，当然，他也不允许自己的声音不规范、不规整。其次，你听他演绎的作品，在传递词曲作家初衷的同时，又展示了自己对作品独到的理解。听黎先生对作品的诠释，总有恰如其分、恰到好处之美，从来没有丝毫“撒狗血”的过激成分。他的演唱没有炫技，只有高雅，今天听他演唱的录音依然是这种感觉。这种高雅中蕴含了一种质朴和纯真，与当下很多的声乐演唱过度“拼”声音技术的倾向形成了极大反差。另外，我觉得一些中国声乐作品的创作也存在某种华而不实的问题。比如，录音技术过多的介入，还有配器（包括MIDI制作）都过多地渗入了“面子工程”。说实话，在声音审美这个课题上，黎先生的谆谆教诲和高端示范对我一生的影响都是很大的。

马：你去意大利深造是1987年？

栾：是的。1987年，我应邀参加“香港国际艺术节”，参加莫扎特的歌剧《魔笛》的排练及公演后，获得了意大利政府奖学金，赴意大利米兰威尔第音乐学院深造，先后师从男低音歌唱家罗西·雷美尼、男中音歌唱家吉诺·贝基和男中音歌唱家马拉斯毕纳。从意大利回国后，跟黎先生之间的走动更多了，因为他也曾被公派到意大利考察、学习，所以跟他在声乐艺术方面的对话就更有了具体的内容。关于意大利的Bel Canto，我跟先生交谈过无数次，更是从先生那里获得了他的理解和认知。

马：我觉得你真是个有心人，那年给先生操办八十岁生日宴会，你是立了大功。

栾：哈哈哈哈，师兄过奖了。你想想，八十岁，那是大寿啊！我记得那天你和刘维维、杨光、马华、梅杰，还有在北京和其他各地近二十位师兄师姐、师弟师妹，在北京奥运村的那家酒店为先生好好弄了一个祝寿宴。

马：那天，每个人都回顾了随先生学习期间的收获和工作、生活的情况。

栾：杨光也专程从苏州赶到了北京。她可是“卡迪夫声乐大赛”金奖获得者，曾经在中央音乐学院声歌系当过老师。杨光未曾出自黎先生门下，我记得她这么说：“人要懂得感恩。我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工作期间，无论是在专业或是工作诸方面都得到过黎先生的关心和帮助，这让我永生难忘。”

马：其实，无论是否出自黎先生门下，对于晚辈而言，黎先生是我们大家的先生。特别是先生的人品和学识，都是我们景仰的，在先生面前，我们只能是高山仰止了。

栾：生日会那天，黎先生和谢爱明师母都特别高兴。你还记得最后先生的“总结发言”吗？他说：“我没有你们说的那么优秀，比起你们，我就是年长一些。早年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而后留校任教，是因为你们跟我上课，让我积累了大量的不同声部的曲目，这些对我来说也是学习的过程。”这就是黎信昌，一个从来不装腔作势，从来不架着端着，一肚子学问，但从不炫耀自我的人。一如师兄你对咱先生的精准描述：“内敛、低调走春秋”。

马：先生家里有很多唱片和CD啊！

栾：是啊，每次去他家里，先生总是拿出他积攒的黑胶唱片和经典CD给我听。咱们先生的鉴赏品位极高，他又特别喜欢音响设备，为此，他着实投资不少，还常常给我介绍世界著名音响设备厂家的产品。在我与先生的交谈中，他会把自己的感觉告诉我，然后询问我的听后感，从而寻求一种高端艺术的认知。说实话，能够跟先生坐在一起欣赏这些唱片，揣摩、研究、探讨世界著名歌唱家黄金时期的演唱，这是通往完善声乐艺术极致美的途径之一。先生通过带着学生欣赏名家演唱等手段，引导、修正学生对声音和作品艺术表现的审美及品位，实属难得。遇到这样的先生，应该是学生的幸运。

马：师弟说得极是！先生的鉴赏力极高，源于他不断的学习、研究，这对于他的教学产生了极大帮助。

栾：先生的声乐教学理念和手段，对我自己的声乐教学影响很大。从他那里，我知道了要告诉学生：“不要纠结作品的大小，首先要把声音观念弄对”。实践告诉我事实就是如此，即所谓“外行唱大小，内行唱门道”。不懂声乐艺术真谛的人，只比谁的声音大。

马：沈湘先生好像也是这种观点。有个学生玩命唱了几嗓子后问沈先生声音大不大，先生幽默地回复他：“比驴的声音小多了。”

栾：黎先生教学非常认真，而且教学手段多种多样。他给过我一份很厚的关于“演唱中国声乐作品如何咬字”的讲义，几经时日再去看他，我向他求教“中国作品如何唱”时，他突然发问“讲义读了没有？”我顿时傻掉，因为忙，我把讲义束之高阁了。哈哈，先生说，你今天想知道、想问的内容，那本讲义中都有。现在，每当我拿起那份讲义，就会觉得有愧于先生、有愧于学术精神。

马：黎先生做学问很是严肃、认真，但生活中十分可爱。对此有何感慨？

栾：是啊！我总留恋那个暑气逼人的夏天，先生说他想吃日本料理，我快速驾车带他前往。我总回味那个不冷不热的秋天，他看中了我身着的一件毛衣外套，我脱下来让他试试，他穿上开怀大笑，高兴得像个小孩。我就像送给了父亲一件喜欢的东西那样，把毛衣送给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黎老爸。

我牢记着先生那段著名的警句：“歌唱时用声不能像二百二（学名汞溴红溶液，俗称生汞），不能生拱。”

……

哎，今天咱再说起先生，只能是缅怀了。心沉重、心沉重！（未完待续）

（执笔者单位：浙江音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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