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苦乐杂陈话农场 注：火石泉，维语“阔什提坎”的变音，意为“有着双刺玫瑰的泉”。 首先过的一关是劳动： 不像现在那些一天到晚只能闷在学校读书的中、小学生，对于当年的“老三届”来说，劳动倒是家常便饭。从小学开始我们就经常参加劳动，到了中学劳动也多如家常便饭，每学期都有固定的劳动锻炼时间。在学校，给农园种过地、浇过水、掏粪积肥，建校劳动修过操场、植过树，还有到食堂帮厨、各种勤工俭学等等；也有走出校门的，夏收、秋收到公社割麦子、割水稻，我们还到过昌吉的农村边劳动边参加当时自治区党委直接抓的“四清运动”（社教），文革中也下过工厂劳动加“造反”。但是连续的劳动时间顶多也就是一个来月，劳动强度也不算太大。然而到了农场，劳动就成了我们的主业了，其劳动量及强度之大也是我们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不要说从未离开过家门的十六、七岁的初中小同学了，就连我们二十上下的高中生也是一时难以适应 ，一开始要面对的劳动的确是苦不堪言的。  初到农场 初到农场，当务之急就是解决住房问题，我们自己就住在地窝子里，下一批学生也要等着住房盖好才能下场，这一切都要依靠我们的双手创造，于是劳动的首要任务——盖房，就历史地落到我们身上。在那个年月，为了解决住房困难问题，不少人家只有自力更生自家盖土坯房，所以很多同学在家就锻炼成了“泥瓦匠”，有的手艺真还不赖。男生连干的是大工算技术工种，九连主要是砌墙盖房，我所在的十连就是抹墙泥和上房顶泥；而女生的七、八连和后来的十一、二连干的则是打土坯和运土坯，属于辅助工种。 说实在，打土坯和运土坯实际都是超重活，这类“简单”劳动比我们的“技术活”累得多。这些如花似玉、青春年少的女同学很多在家都是父母疼爱的娇娇女，可是现在要跳到冰凉的机井水里和泥，要挥汗如雨地托土坯，没有像样的运输工具还要在烈日炎炎下肩扛手抱运土坯。这种运送工作更是既消耗体力又摧残身体的劳动，我们也亲身体验了一次：一天火车运来了一批红砖卸在铁路旁，从铁路到场部有几公里远，没有车辆运，全场同学都参加了人力搬运。开始是大家组成“人链”传输，可是工宣队嫌这种方法太慢而且有偷懒之嫌，要求所有的人都得肩扛手抱，在几公里的沙土地上一趟趟来回跑，全靠或抱或背着红砖，只一天下来就把我们累的腰酸腿疼、呼儿嘿呦，而这些女同学们却每天都要干着这样高强度的搬运工作，其劳累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尽管如此她们仍争强好胜，曾有过两位小女生运土坯时压断过三根扁担的事迹，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却远超过我们这些经常爱偷个懒的男生。所以看到她们那干劲冲天的样子，实在叫我们这些男子汉自愧不如。然而工宣队却一点也不会怜花惜玉，常常不顾她们的生理特点和体力极限，蛊惑她们搞“大会战”，甚至在她们已经全力以赴地进行“大会战”时，工宣队竟然还给女生连定出每人日均200块土坯的这样超高指标。农场一号头头在一次总结报告里曾直言不讳地说“让知青们加快工作进度行之有效的好办法就是大会战”。那个年月所谓的“大会战”就是超负荷地加大劳动强度和无休止地加班加点，搞一两次尚能忍受，然而农场却根本不顾正在长身体的知青们体力和精力是否能够承受，不厌其烦地把“大会战”变成常态化。其结果不仅仅是男生都感到难熬，而这些花季少女们不少在超体力的强劳动中患上了各种病痛，如劳损性关节炎就屡见不鲜，有的病痛竟折磨了她们的一生。直到今天，当我回忆起这段往事时，心头还涌起一阵阵酸楚，泪水时时会充盈在眼眶里。  这样的小车都是罕见的，全靠手抱肩扛 我们的工作实际也不算轻省，每天干下来也是腰酸臂疼、筋疲力尽。因为我过去没干过抹墙泥这样的有“技术含量”的“大工”，所以只配干和泥的“小工”，这比抹墙可累多了（工程单位的书面语把这种所谓的“小工”是称作“壮工”，其劳动强度可想而知）。每天到了工地要比别人早，得赶在“大工”前面把泥和出来，一两个人供几个“大工”的墙泥往往供不应求，经常听到是“小工上泥！”的呵斥声。如果光是抹墙，还可以有乘“大工”精雕细抹时的获得喘息机会，如果遇到上房顶泥，那就是俗话说的连放屁的工夫都没有了。上房泥那是个粗活，只见“大工”连“泥斗”都不要，三下五除二就把甩到屋顶的一坨坨房泥糊完，接着就是一叠连声的“上泥、上泥”，好不容易和出的一大堆房顶泥瞬间都不见了。我们就得手忙脚乱地赶快铲土、掺草、倒水、翻搅，手舞铁锨、脚踹粘泥，使出浑身解数猛干一阵，还得一铣铣铲运到房顶，实在是要命啊！所以我也不甘心永远干“小工”，抽空也抄起抹子、泥板，跳上脚手架干点“技术活”，到了后来居然也能左手托泥板、右手舞抹刀，“啪啪啪”把几坨泥甩到墙上，“唰唰唰”抹子左挥右耍、抚平压光，不一会参差毛棱的土坯墙就成了又光又平的一面“成品墙”，还可以不时吆喝几声“小工”，过过当“大工”神气瘾。不过我的技术比那些在家就干过建筑的“老工人”差多了。他们过去的基础加上到农场几个月的锻炼，功夫练得炉火纯青，抹出的墙面光洁如砥，特别是墙角和窗台、门框真是横平竖直、棱角分明，比专业的泥瓦工都不相上下，我自愧不如。 房建劳动劳累是劳累，但是当一幢幢新房在我们的手下建起来的时候，那种创业者的成就感便也油然而生，这就是对我们的付出而得到的精神报酬。  在亲手盖起的宿舍前留个影 然而正如民谣唱的“泥瓦匠住草房，纺织娘没衣裳”，为了让下批同学一下场能住上新房，场部却一直让我们这些农场“泥瓦匠”眼巴巴看着亲手盖起的新房，自己仍然住在地窝子里无缘享受。直到一天出现了险情：因为地窝子屋顶漏雨，我们就给它上了一层厚厚的房泥，谁知脆弱的房梁竟被折断，房顶轰然垮塌，若是晚上塌下来，我们就全闷在里面了。好在当时是早上，大伙都在干活，只有一位躺在床上休病假的同学受了点惊吓，没造成灾难。场部受此震撼，不敢再拿学生的生命玩忽职守，忙把我们迁入新建的房子里，直到此时，我们才能亲身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就这样，在短短几个月里，数十幢宿舍平地而起，七月份下场的最后一批一千多同学一到农场就住上了我们亲手盖的新房。十年前重返农场时，发现这些经受了四十年风霜雨雪考验的土坯老屋，居然还在使用，不禁感慨有加。  那就是咱们当年盖的房  我们亲手建的宿舍依然还在 除了房建劳动以外，二连、四连和后来的十五连还担负着打机井的任务。这也是既费力又危险的工作，寒冬腊月冰冻三尺，完全靠人力推钻杆。有时遇到硬岩石时钻头推不动，十五连工宣队连长蔡某某竟然用大头鞋踢学生的屁股，边踢边喊：我看你们做假动作，我看你们做假动作！有一次大家实在是推不动，他竟然又踢又打，结果钻头咔嚓一声断了，钻杆猛的反弹回来，力量巨大，所有的人都被打翻在地，由于推钻杆的杆子都在前胸，高三的杨某某当时被砸的就只有出气没进气，幸亏后来救过来了，不然火石泉十五连又多一个“烈士”。有一天晚上，场部的广播突然响起：打井班告急，因为打井场缺水，新打的机井随时会塌陷，要求全场紧急行动为打井场送水。顿时全场同学就端盆提桶，从几公里外的小草湖往井场上送水，后来从电影《创业》中看到王进喜带领石油工人打井时也有类似的情况，而当时我们的救急一点也不亚于那个场面。当年就是靠着极简陋的手段打出了十多口机井，浇灌了上百亩新开垦的农田，一直到今天这些机井还在哗哗的喷涌着清泉。  半年后房建基本结束，我们连还干过割麦子、在戈壁滩上开荒造田、搀沙压碱改良土壤等劳动，其他各连队还有打机井，搞基建，大田里种菜、种庄稼、植树，给外单位的劳务输出等等各项劳动任务。木工班巧手能做各种木工活，机务班开拖拉机耕地、运输，搞后勤的担负起食堂炊事、养猪酿酒，还有的同学穿上白大褂当起了“赤脚医生”……  开荒造田   田间地头  巾帼拖拉机手 修理“大解放” 广播“大会战”稿件 电力维修 赤脚医生 劳动小憩 但我因为主要工作是编辑农场的《再教育》小报，虽然不脱产也不如连里其他同学劳动时间多，再加上自己常常以此为借口乘机偷懒，参加劳动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不久前，有位火石泉的战友戏称我们（包括宣传队在内）的这些经常脱产的人是农场的“白领”，说来惭愧，当时的确真的有点怕苦怕累。 农场的第二关是“苦”。 这个“苦”，一是环境苦，农场周边基本上是戈壁滩，黄沙漫漫、碱滩皑皑。春秋两季多风，沙尘暴一来，常常黄尘滚滚、天昏地暗，门窗又不严实到处是缝隙，即使躲在屋里钻进来的浮尘都呛人，吃饭时饭菜上都撒上了一层“胡椒面”。夏天酷暑干热难当，在烈日炎炎之下劳作挥汗如雨，新栽的小树尚无树荫遮阳，工地、田间如同火炉一般，干起活来那真是名副其实的的“热火朝天”。冬季虽不如乌鲁木齐那么严寒，但在干冷的朔风中劳动，手脸往往冻得麻木、皴裂。 火石泉的嗜血的小动物之多也是一大奇观，夏季最不堪其扰的就是蚊子，每当一下火车，首先来迎接你的就是头顶上成群的蚊子袭扰，无论是干活、休息、睡觉，什么时候也摆脱不了它们的“亲密接触”，就是烧艾草、抹避蚊剂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戈壁滩上缺水少草按理不应该有太多蚊子，但是据说蚊子爱吃甜食，这奇多的令人畏惧的小虫，就是附近军垦农场的哈密瓜、西瓜地里滋养出来的。最恐怖的是夜间上厕所，它专叮你的敏感部位，让你苦不堪言，害得我们只好在炎热的大中午才敢如厕大解。其次是宿舍里的臭虫，因为睡的床板是大家从家里带来的，来自千家万户的臭虫也随我们下了农场。床板上、墙壁里、屋顶上隐藏着臭虫的千军万马，直等到晚上一熄灯就从四面八方袭来。特别是靠墙睡的人，墙缝里会爬出无数小动物，咬的你整夜不得安歇；睡在中间的人也不得幸免，狡猾的臭虫会爬到屋顶上实施“空降”。甚至到了冬天，蚊子偃旗息鼓了，可是臭虫仍然不肯收兵，被火墙烘烤的温暖如春的大通铺上是它们继续大显身手的战场。这种的一年四季浑身都摆脱不了的瘙痒，是火石泉赐予我终身难忘的滋味。 这个“苦”，二是生活条件苦，宿舍里十多个人的大通铺，每人只有六十公分的铺位，拥挤不堪；室内空气混浊，小伙子们又不太讲卫生，到了天热的时候，汗臭、鞋袜臭交织在一起，不知当初是怎样忍受的。后来随着一部分同学招工离场，拥挤的居住条件才有所改善，当我们终于“享受”到一人一铺的待遇时，那种“舒适”的感受也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繁重的劳动常常把衣裤磨烂，刚刚离家的小伙子们也不太擅长针线活，于是想了个投机的办法，到卫生所讨点胶布或伤湿止痛膏，把破处粘住，虽然省事但是实在不雅观。星期天在哈密的大街上，只要看到成群结伙、破衣烂衫上粘着灰白胶布的年轻人瞎逛，那不是叫花子，不用问就是火石泉农场的知青。后来农场有了缝纫组，男同学们才把自己的破衣烂衫送去打补丁，所以每个人的衣裤上“最美的装饰”就是大块的补丁，那也是无奈之举。而今天街上多有时尚达人穿着大窟窿、小眼睛的破洞牛仔衫裤招摇过市，刻意以以破烂为时髦，让我们这代人看着实在令人啼笑皆非，无法恭维。 裤子上的大补丁 最苦的感受应该算是饥饿，我一生中遇上过两次大的饥饿时期，一次是六十年代初号称“三年自然灾害”的大饥荒，再一次就是在农场的这一年多。说起来农场的粮食定量每人尚有三十五斤，比在家的学生定量三十三斤还多一点。但是农场最大的问题是副食太差了，因为不能享受城市居民户口的供应，食堂缺油少肉，连蔬菜都极贫乏。知青们都在长身体的时候，加上劳动强度又大、身体的消耗得不到补充，胃口奇大，白面馒头一塞进嘴里就好像喉咙里有个小手立刻把它抓了下去，一顿饭吃几个馒头都没什么感觉，如果不克制吃一公斤也不在话下，所以我宁愿吃包谷面窝头或发糕，胃里还可以有点食物的充实感。食堂多日难见一点荤腥，节假日偶然吃点肉、鱼，那都跟过年一样。农场蔬菜很少，萝卜却是“大丰收”，于是食堂上顿下顿除了少油寡味的炒萝卜丝就是煮萝卜块，就着半斤发糕吃完尙觉腹内还亏欠不少，打一碗刷锅水的汤（汤上面仅飘着几点油星做着无序运动，就像物理课上讲的的“布朗运动”，我们给它起了个洋名字叫“布朗汤”），用汤灌饱肚子。为了打菜和打包谷面糊糊时能多沾点光，同学们的饭碗换得越来越大，因为碗大了打的饭菜就只能盖个碗底，显得少，炊事员有时会发慈悲之心顺手给你添上一点，为了这么一点小便宜，不少同学的“饭碗”足有小洗脸盆大。由于吃饭的学生太多，食堂人手不够，平时连面条也很少能供应，只有病号饭和夜班的加餐才能吃上。我在《再教育》小报编辑部，晚上不时要加点夜班，有时没什么事情也要混到后半夜，其实就是为了半夜有一顿夜餐的面条享受。粮食不够吃，副食又没有油水，所以每天都在饥肠辘辘之中，一天到晚老是想着法儿充饥，眼里见到的东西只分两类：能吃的和不能吃的，对所有能入口的东西都打主意。我们曾经抓过沙丘里的小蛇和刺猬煮煮吃，刺猬是何种味已然忘却了，煮熟的细小蛇段居然有股咸鱼味，大概是盐放多了，也不管味道好坏一股脑都往肚子里塞进。 野餐 平时虽然家里还给点零花钱，最缺的就是粮票，家里爸妈节衣缩食的一点剩余粮票都给我寄来了，还不时托人带点炒面来，可是也解决不了肠胃的“造反”，只好厚着脸皮写信给工作了的姐姐和其他亲戚祈求粮票。所以到了星期天就想法子出去找不要粮票的饭混饱肚子：那个程序是，一早起来乘坐专供铁路职工通勤的西行“小运转”火车先到柳树泉车站，再调头转乘东去的194次慢车返回哈密，不是我们有乘车的瘾，而是此时的点正赶上列车餐车开饭，可以买一份不要粮票的盒饭，先把它狼吞虎咽干掉。中午逛到哈密城里的“东疆春”饭馆大吃一顿过油肉拌面（有限的一点粮票大概是花在这里），这时已经有点吃撑了，剩下的就装进饭盒待以后享用。傍晚从哈密车站乘慢车再回火石泉，站台上有卖不要粮票的大饼，但必须凭车票供应，所以求爷爷告奶奶地找旅客借车票，实际上跟电视剧《血色浪漫》中刘烨他们要饭的那场戏差不多，为了一点吃的也顾不上什么颜面，脸皮变厚了许多。晚上回到宿舍，在炉子上把白天的残羹剩饭热一热，大家风卷残云似地一阵狂抢，其香胜过了山珍海味。嗨，我永远也忘不掉那时的好胃口！ 寻饭必备 当然，这个“苦”还有受工宣队“再教育”管制的压抑之苦，前文已经说过不再重叙了。 火石泉农场虽累虽苦，但也有多年来一直保留在我心头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知青农场知青成堆，也就造成文化生活相对活跃。各连队除劳动、学习外，空闲时间唱唱跳跳的文艺活动就成了知青们消遣的重要活动。白天，劳动强度大，一天干下来感到很疲乏，但时间一长也就有点适应了。晚上，虽然经常有各类政治活动，开会、学习“毛著”和报刊文件，隔一段时间还要搞“运动”：什么大批判、什么政治整训，大会、小会不断，写批判稿、大字报，留给自己自由活动时间并不多。但是年轻人的特点就是精力充沛，也需要一点精神上的放松，且有一技之长的同学还不少，一有空拉起二胡、小提琴，唱起歌，跳起舞，给艰苦单调的生活添点色彩。 农场根据这个特点组织起文艺宣传队，档次最高的是场部宣传队，其中多数人WG中参加过“红卫兵宣传队”，具备相当水平的文艺才能，不但在农场演出，还经常代表农场到部队和其他单位慰问演出。宣传队的成员多数时间都在脱产排练，参加劳动时间少，外出慰问演出时还可以得到丰厚的款待，所以他们一个个都有点牛气，享有人们羡慕的特权，也难免遭妒。然而他们的演出则给农场的生活带来了生气和欢乐，成为了农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抹靓丽色彩。而且他们外出在哈密一带也算是高质量的演出，同时给农场带来了声誉，连地区评剧院排演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都从农场抽调了一一些人去参加专业演出。因初上正式舞台，他们也留下过笑话：D同学饰演大胡子土匪，在“打虎上山”一场的台词是：“把虎搭着，牵着马，上山！”，只听得他得意洋洋地命令道：“把虎牵着，搭着马，上山”，搞得众“小匪”大眼瞪小眼，不知谁有这么大胆子敢牵着老虎走？当然这种失误只是给大家添了些笑料，但演出样板戏可是非同小可的事，弄不好是要触霉头的，因为样板戏当时是当作文艺界头等的政治任务，在那个政治上人人谨小慎微的时代，谁也不敢掉以轻心。记得电视艺术片《智取威虎山》在农场首次露天演出，因为拷贝太少，跑片子不及，等来一盘拷贝才放映一段，大家睡一会觉看一段，一部影片断断续续几乎看了一夜，演到了最后一段小分队捣毁匪巢的镜头时，天都亮了，银幕上一片白、只闻其声不见其影，大家还坚持看到底，没人敢擅自离场。 排练样板戏 因为宣传队的名气日益扩大，他们的活动也成为了人们瞩目的话题，其中的几个台柱子也成为了公众仰慕的“明星”，也拥有了今天所谓的“粉丝”群。时至今日老战友谈起他们还是如数家珍、津津乐道：如某某的舞姿，某某的歌喉，某某惟妙惟肖的戏剧表演才能，某某出神入化的器乐演奏水平；什么MA大琴（大提琴）、ma小琴；琵琶、二胡、扬琴、笛子等等弹丝品竹、八音迭奏。而且他们中日后也不乏进入文艺团体和学校成为了专业演员、音乐舞蹈教师的文艺人才，有些甚至还成了“大腕”。这些文艺节目里给我印象最深的当数忆苦思甜的小话剧《一块银元》，那《江河水》的凄婉音乐、那催人泪下的表演，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中。记得饰演“李三刀”的C同学，把那个狠毒的老地主表演得入木三分，被人赐了相应的绰号，甚至有人开玩笑在他的皮大衣上用圆珠笔写下了擦不掉的“李三刀”三个字，虽然惹得他十分生气，但也是对他表演才艺的首肯。除场部宣传队以外，各连都有自己的小宣传队，配合农场的各项活动如：大会战、大批判、政治整训、学习“三烈士”、忆苦思甜、节日庆祝等等进行经常性的小演出。 演出 抗美援越节目 咱们的MA小琴 往往是男生连队和女生连队联合演出，既达到了“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相得益彰，也促进了男女同学们的“战斗友谊”。因此，休息之时在田间地头、在各连的宿舍旁、在场部前的广场上，常常是笙歌阵阵、舞姿翩翩，留下了诸如什么“土芭蕾”“洋歌喉”之类的美名。 农场把宣传工作当作一件大事，除宣传队外，各种类型的板报也是五彩纷呈。场部的板报是第一流的，各连也在自己宿舍的山墙上抹出一块黑板，定期出版宣传板报。这些板报往往是爱好美术同学大显身手的天地，不少有绘画天才的同学在WG中画宣传画和伟人像早已练出了一支“神笔马良”的功夫，把个板报办的花团锦簇，特别是他们画粉笔画的功夫更是巧夺神功，若干年后我才知道用干粉笔作画的粉彩画也是西洋美术里除油画、水彩外的三大画种之一，而感到当年农场业余画家板报上的作品与后来看到的专业画家的水平也相差无几。记得1971年3月18日是巴黎公社的100周年纪念，场部板报的几位画家画出了一幅鸿篇巨著的彩色粉笔画：有马克思大幅肖像，有巴黎公社社员浴血奋战的群像，不仅画作布局大气，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色彩还鲜丽逼真，简直不亚于一幅油画巨作，惹得大家纷纷在画前留影纪念。若干年后一位老友在网上上传了一张当年的这样照片，我发现居然有我和同学们在此画前留下的影像，不禁让我惊喜万分。这些业余画家们日后有的终身从事艺术事业，成为了颇有名气的美编、画家、书法家。 巴黎公社100周年纪念板报前留影 残留的当年板报墙 苦也的确是苦，苦中作乐也是人类自慰的一种本能，但那个年月谁又是真正是以苦为乐呢？别看有些人口号喊的响亮，什么“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估计他们只是乐于回味着那些“与人奋斗”的整人乐趣，真的让他们告别今天的高楼大厦、脑满肠肥，重回那些喂臭虫的土坯房、重享那些只有依靠“精神会餐”才能聊解肠胃慰藉的时光，大约谁也未必情愿再去吃那些“二遍苦”、再受那些“二茬罪”。 当然农场的苦与乐也是相辅相承、共生共存，那些苦中些许带乐的日子，构成了我们青春的特殊记忆，每每想起了总是让人感怀悲喜而唏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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