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路径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4期P115—P116

作者单位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原题《制度型开放：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路径》，摘自《国际论坛》2022年1期，张萍   汪书丞摘

********

中国通过制度型开放融入世界经济、深化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这既是对中国对外开放，深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历史经验的总结，也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高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

制度型开放：基本框架

“制度型开放”是依据自身国内发展需要和国际环境变化，通过国内国际制度互动方式，深度开放，融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过程。从制度层次上看，与一般的对外开放不同，制度型开放不仅是制度环境的开放，也包括具体制度安排与国际对接，而不仅仅是商品自由流通为核心的“门槛式开放”。从具体实践路径来看，制度型开放是不断升级和深化的过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阶段：制度学习（早期制度型开放）—制度供给—制度竞争—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制度型开放体现了中国与世界互动发展深化的过程，反映的既是中国主动开放融入世界，在全球经济治理困境主动作为的积极姿态，也是中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扩大全球共同利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论和实践探索。

早期制度型开放：制度学习及其实践

制度学习是早期制度型开放的主要形式。通过学习国际制度、规则，改革国内制度与之对接，中国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是系统性制度型开放的转型过程。

中国经济国际化的过程并不仅仅是简单地降低关税等边境开放措施。尤其是“复关”谈判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已经开始通过制度学习，积极融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之中，适应和学习国际标准，遵守国际准则，并将国际规则灵活运用于国内改革，以此“倒逼”国内的制度改革，实现与国际制度“接轨”。对世界贸易组织的制度学习促使中国国内制度、法规改革，与国际制度相对接。尽管并没有提出“制度型开放”这一说法，但是中国“复关”谈判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是早期制度型开放的典型体现。

制度供给：开放的另一向度及其发展

制度型开放不仅仅是通过制度学习，实现国内规则与国际对标的过程，随着我国发展，深度融入全球经济，我国可以能动地与全球经济治理供给一定的制度，弥补既有制度的不足，有助于形成更开放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为弥补已有制度的缺陷和有效性不足，中国在学习国际制度基础上补充现有国际制度的不足，将现有国际制度基础和原则加以修正、推广，并应用到新的国际制度的建设之中。中国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变革主要体现在金融危机后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多边贸易体制改革和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为基础的全球货币体系改革。

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国家，现阶段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经验与能力方面与发达经济体有很大差距，难以供给系统性的全球经济治理制度。但是，可以通过制度供给和补充在不同程度上对现有机制实现修正与创新，完善区域或跨区域的经济合作制度。

制度竞争：规则与权力之争

随着中国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国内、国际制度创新，不断提升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能力，中国供给的制度方案与现行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将形成一定的制度重叠，具有不可忽视的制度竞争效应。从制度供给方来看，主要大国是全球经济治理制度的主要供给方，制度形成存在制度供给者之间的竞争。中国等新兴大国是制度改革的发起者和推动者，以此来塑造公平有效、符合自身利益的制度体系，但是守成大国也可能通过各种方式重塑或维护有利于自己利益分配的制度。

美国的国际制度供给能力和总体的话语权仍占据主导地位，尽管中国在制度规则本身并无意挑战现有秩序，更多是对现有规则的补充和修正，但是关键在于中美两国国际制度的竞争过程中制度背后的替代效应和主导权发生的变化。

制度也是公共物品，反映国际社会的需要，不仅取决于制度的有效性，还取决于其合法性，即制度参与主体的选择行为。参与者会在制度市场中选择对于其最有利的制度方案，这种“选择论坛行为”具有长期性。但是美国作为霸权国，能够利用其强大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促使制度参与者偏向既有制度，而对于小国而言，依附强者的路径依赖是更为简单的选择。综上，制度竞争过程既包括制度主导国之间的权力博弈带来的利益重新分配，也包括参与国在这一过程中对制度的选择。所以，制度供给方承担相应的责任，提供公共产品，实现治理机制高效运转是制度有效性的基础；而提高行为体包容性、利益分配更加合理公平是制度合法性的基本保障。

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制度打压及其应对

面对这一形势，中国应以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应对，打造高水平开放经济体制，主动扩大国内市场、优化营商环境，实现国内国际制度的深度互动和高水平对接。中国主动明确地提出高水平对外开放，引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具有创造性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过程，具体体现在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中国不仅仅通过制度型开放实现国内制度与国际制度对接，同时也通过自身发展，根据国内的成功经验，创新并推广形成国际制度，这也是中国通过制度型开放实现全球经济治理创新的突破口。

第一，提供发展治理方案促进“一带一路”机制化建设。中国脱贫经验在西方发展道路之外，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替代选择和可能性。“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给世界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强调以发展为导向，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增强了治理的代表性、合理性和普惠性。“一带一路”倡议始终贯穿开放包容理念，不以意识形态、政治体制设限，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通过与各国发展“战略对接”，通过开放性协商达成适合的发展议程，推动沿线国家互联互通，实现经济发展，成为中国推动发展合作的重要方式。

第二，抓住新科技革命契机促进全球数字经济的治理创新。数字经济的发展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形成了中美两大巨头的发展态势。这意味着在新兴的数字经济治理领域，中国有能力积极探索并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将共同标准或中国标准纳入全球治理规则之中。

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复杂化趋势

大国间的制度竞争将长期存在，将呈现长期复杂化的局面。

我们可以将制度竞争分为具体制度功能领域和构成性原则两大层次的竞争。中美两国在具体领域、机制和机构层面存在大量的重叠和共同利益，中美存在的制度竞争将弥散到各个领域，而在不同制度领域和层次应采取不同策略。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中国有选择地接受发达国家最近提出的一些改革动议。但是在具体制度背后的“构成性原则”，即治理规范、意识形态、文化观念等层面的竞争与冲突形成的制度分离不可避免。

总体而言，根据当前制度竞争态势，中国全球经济治理制度竞争策略需要遵守一些基本原则：一是需要更加强调包容性，制度竞争不是全盘否定对方，而是在现有体系下的修正，多边主义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方法和理念；二是制度提供的利益分配更加均衡，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制度非中性的程度，提高发展的普惠性；三是制度治理更加有效，充分发挥多边机制，提供治理的公共产品；四是制度理念上倡导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