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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敲下这个标题时，可能这个世界上只有我自己才能体会自己的沮丧，由于一次操作失误，存留在电脑中的一大批新作踪影全无，其中包括已经完成了一大半的浪子兄的命题作文。看来这个世界仍然是不可信的，最精密的仪器也挽救不了一个小文人的无奈。 我不知道浪子是否有过类似的遭遇，但浪子同样会遇到这样那样的烦恼是毫无疑问的。《遍地阳关》中“无论我抵达哪里，都是耸立在人民中间的阳关”的豪迈只是一个假象，或者说只对某一部分的浪子有效，更多的时候，这个高个子男人就像一个无目的的漫游者，眼神有难以遮掩的伤感和慌乱。他的诗集就叫《途中的根》，打开这本书，“在途中”的描述无处不在：“途中的根生长在旅途上”，“当我被领向远方”，“我歇脚的地方从来没有我”，“有一条路走不到尽头”……这些句子是我随意翻到的，分别出自四首诗歌，这也证明了浪子之为“浪子”的合理性。 浪子的诗歌正是“在途中”的诗歌，除了内涵上的“行走”，在形式上，它们给我最大的印象是内在的速度，他的诗看似气定神闲，实际上句与句之间、词与词之间是紧迫的，犹如白居易笔下“嘈嘈切切”的琴声；或者像一个表面平静却急于表白的倾诉者，让人的心跳不得不随着他的语速而加快。我理解这种“快”，这与诗人的性情有关，更与生活的催逼有关。这不是一个适合于“采菊东篱下”的时代，它更相信其他的东西。将齐秦的《爱情宣言》反过来唱也许更能表达这一状况：“我不信婴儿的眼睛，我相信说谎的心；我不信咸咸的泪水，我相信甜甜的柔情。”尽管我每一次见到浪子，他的头发都梳得油光滑亮，一副成竹在胸的派头。但每一个朋友都知道，他并不适合于“火热”的当代生活，如果不能回到魏晋，那么他至少要往回走一两百年或几十年，回到清朝或民国。只有那种年代，浪子把酒临风的姿势才相对显得自然自在，而在这个年头，曾经令人心仪的许多美德已经成为一种讽刺了。所以，在我认识浪子之前读他的诗，我不解于豪气遮盖下的伤感，结识之后，我才恍悟到这两种看似相悖的气质在浪子身上混合是多么的自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参与者，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旁观者，前者中的部分人成为骄子或弄臣，后者在“自由”与“清高”之中也难免夜深人静时的惆怅满怀。浪子夹杂其间，他不是旁观者，因为他心怀壮志，但也不是骄子，因为他壮志未酬。他只是一个“现实生活”的游离者，有梦想和激情，喜欢金钱又等闲视之，即使当年家产不菲，到后来也是千金散尽。也正是因此，一些同路者停止了脚步、回家、另寻他途，浪子孤独而义无返顾地继续了他的行旅，即使他也不一定清楚自己的最终目的地在哪里，就像他的诗歌《曲终人散I》所写的：“回家的马上回家/嬉戏的继续嬉戏。” 这是一种洒脱，也是一种无奈。 可以说，像浪子这样的人，要不成为诗人是不可能的。像浪子这样的诗人，要写不出好诗也是不可能的，他有太多苦与甜、太多爱与痛值得表达了。当他摊开纸张或者打开电脑，他那些反复重叠的成功和失败便成为了财富，他可以信手拈来，形成分行或不分行的文字。“材料”的充足一定对他的写作形成过威胁，让他产生某种倾诉的急迫感，这就形成了他的诗歌异于常人的速度。也可以这么说：浪子的诗歌要求读者具有较大的肺活量。要理解浪子和他的诗歌，可能同样需要游离的姿态。浪子在将生活的琐屑处理成分行文字时，他删除了众多的细枝末节，在很多时候，真实的故事或经历成了一个词，被隐喻或借代，使我们似乎看不到城市的烟尘与喧嚣，甚至被人指责与“生活”无关。但这不屑于辩解，诗人内心的血与泪在纸上静静流淌——“我们每天都在去死，生命/不过是通向坟茔的一盏灯”。（《我们每天都在死》） 显然，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只与文字有关而与生活无关的诗歌，诗歌即使不是诗人的日记簿，也或浅白或含蓄地记录了写作者的心声。对于浪子而言，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这个世界不存在与诗歌无关的生活。浪子的生活是诗歌化的，对于这一点，我听闻得太多，也亲身体会过多次。在中山，在广州，在金华，我们吃大肉火锅、斗酒、喧哗、对守门犬高唱《国际歌》……总之，只要浪子在，你的生活就会与酒、与热闹扯上种种说不清的关系。有关故事可以写成一部中篇小说。因为此前答应的篇幅不超过2000字，所以在这里我无法列举更多有趣的细节。我只想说，酒是浪子的命，让“途中”的他时而意气风发，时而跌跌撞撞。而酒并不是诗人的最终居所，甚至不是“阳关”，只是一个小小的驿站，它能给身体以短暂的休憩和好心情，却无法永久地滋润人的心灵。捧读浪子的诗集，我常常情不自禁地走神——如果浪子在行走的时候不那么迷恋途中的亭台驿所，而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留给寻找居所——思想的路上，他的生活和创作将会出现怎样的情景呢？ 2004年4月1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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