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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了本《头饰背后的政治史》，作者是武汉大学副教授吕博，这书出版于2019年，距现在不足一年，属于相当新的书籍。 孔子《论语·乡党篇》[1]中写道：“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当暑，袗絺绤，必表而出之。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亵裘长，短右袂。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丧，无所不佩。非帷裳，必杀之。羔裘玄冠不以吊。吉月，必朝服而朝。” 这与我们脑海中的夫子形象显然有了些隔膜，我们读过的、广为流传的论语中的一些句子有“巧言令色，鲜矣仁！”，也有“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这些名句中的夫子是质朴和实用的，而不是如《乡党篇》中那样的追求修饰。其实在《乡党篇》中，还有许多类似追求苛刻的表达，比如“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等。 至于孔子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样的要求呢，或许他的弟子有子在《论语·学而》篇给出的回答，正好可以做个解注。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2]其意思是说，看似繁琐的穿戴和修饰，其实是为了礼仪，那些规定的衣饰，是为了显示社会地位，但是“先王之美”，并不是人人尊行，所以要用这套礼制加以规制。 从《论语》中可以看出，古代的上层统治者往往传递出一系列意识形态，且占据时代的最顶流之处，用以引导乃至压制民众，通过这些些微的日常琐事的礼仪规定，不断深化民众对这种统治和统治文化的认同感，最终与之融为一体。显然，头饰也是一种装饰符号，具体戴那种头饰，在古代不仅仅是一种爱好，其中还有着政治意涵，吕博在书里所写及的头饰主要指的是冠带，通俗地来说就是“帽子”，通过一个微观的帽子的变化，透视出初唐、中唐、晚唐以至五代的权力变迁和社会风气变化。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克鲁伯（A·L·Kroeber）认为女性服装一般遵循着每五十年循环流行这样一个内在规律，基本不受外在社会、政治、文化因素的影响。[3]从现代女性独立自由角度而言，这种观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女性开始解放，或者说女性开始走向社会，拥有社会话语权才仅仅数百年，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人类整个社会并不是法律规定的男女平等，任何服装、建筑、车驾，都抹上了一层政治等级内涵，由不得僭越和凌驾。 所以服装的历史并不是单纯的服饰审美的历史，在华丽风格多样的表象下有着社会内涵起着决定作用，这一点在中国古代尤为明显。但吕博这本书并没有一箩筐的装下了整个古代中国的头饰变化内容，作者精心挑选了整个唐代作为研究主体，正好可以达到一叶知秋的效果。 从“平头小样”到“武家诸王样”，从唐高祖时，文官名流喜欢平头小样，成为当时时尚，一直延续到高宗朝，至则天时期，赐群臣高头巾子，时人称之为“武家样”。这便让人疑问，一个冠带而已，为何作为统治者的武则天会心血来潮推行武家头饰？为何武家诸王要一改武德以来的平头小样风潮，改戴高头巾子？ 《嫁娶》曾云：“氏族之盛，实系于冠冕。”唐朝人也认为“在人之身，冠为上饰”，在人的各部分装饰中，头饰最能引起他人注意。[4]考证史籍，头饰的变化，多为帝王或著名政治人物引领。再回过头来看武周时期的帽饰变化，如果放到“周唐变革”的历史中思考和审视，就会具有独特的政治意义。 开皇初年，隋文帝戴乌纱帽，臣工皆效仿入朝；贞观时期，唐太宗推行“翼冠带”和“进德冠”的头饰，意在表明政局由武入文，随之头饰也应该改变；不仅皇帝、太子，就是权臣、亲王，也能引领头饰的潮流，如贞观名臣长孙无忌，权势显赫，喜欢戴有着浓厚的草原气息浑脱帽，社会上一度非常流行。 这些头饰的流行，无不显示出一种讯息，即头饰背后有着权势人物的偏好，随之在社会上流行；同时社会上的流行仿效，在某种程度上也加加深着对其权势的认同，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 身处于太宗、高宗两朝的武则天对这种现象应该毫不陌生，她应该熟悉一种头饰对于政治身份，社会地位所起到的标志作用，所以则天时期赐臣工武家诸王样头饰，以“武家”、“诸王”修饰于头巾之前，则会带有明显的政治用意和特殊心态。众所周知，唐代初期，门阀政治的遗续尚在，时人极其看重崔，卢等名门，甚至驸马娶了公主还觉得不如娶一个崔氏女，可见门阀姓氏的影响。武则天出身庶族，武姓屡屡被视为寒微之姓，难登大雅之堂。 武则天想要顺利登第，必须先摆脱武姓是寒族的事实，是以后来她不遗余力的抬高武姓，修《姓氏录》，将武姓列为第一等高门。
通过抬高武姓，并打破唐代异姓不封王的传统，其时，不仅尊崇武氏外家，亲王、郡王“换李为武”，一些新贵也被赐姓为武，从这样的背景出发理解天授二年则天将武家诸王样头饰赐给群臣的举动就容易了，毫无疑问，在这里帽子除了御寒功能之外还有深层次的政治意义，尤其在古代“身份制”的社会里，帽样推行是权力由上至下灌输的手段。 正如同新皇帝即位起一个新的年号，从实用意义上而言，那只是一种纪年手段，并没有大用；但是从新年号所传达的信息而言，它昭示着前一个时期过去了，新的时期开始了，人们在使用这个年号的时候，也在不断强化这种认同。这就与武则天推行其武家诸王样的帽子如出一辙，并不是御寒也不是多么好看，其目的不过是传递着李唐王朝转到了武周时代了。 说起衣冠，不由得想到“衣冠南度”一词，语出唐史学家刘知几《史通》“邑里”篇，该文原仅指西晋末天下乱，中原士族相随南逃，中原文明或中原政权南迁。后衣冠南渡逐渐演化为熟典，代指缙绅﹑士大夫等避乱南方并落地生根的事件，李太白诗里也写到：“晋代衣冠成古丘”。 这里面的“衣冠”都是指代政治权力，衣冠的变化牵扯着的就是政权的变化。新建立的王朝常常会移风易俗，就是易服饰，改礼仪，用以昭示政权的变化，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想可以换个方式思考，政权是一个十分抽象的概念，既摸不着也看不见，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知道其确确实实地改变了，对于外人而言，尤其对于王朝统治下的千千万万的平头百姓而言，似乎一切都不是什么大事。 鲁迅在作品《灯下漫笔》中写道：“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看似戏谑的用语，实则封建王朝时代，百姓哪管谁是皇帝，只求吃饱喝足便是了。 但是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一定要宣传推广，使他这个皇帝实际的影响力，看起来更有影响力，具体办法是：对于皇亲国戚就是封王，对于大臣就是赏赐，对于才能之士就选举录用，这些都是确立威权的手段，扩大皇权的影响力，那对于更细小的平民，怎么办呢，换言之怎么让他们知道朝代变了（皇帝换了）呢！ 一种就是新年号的发布；第二种就是在百姓日用方面做出规定和推广。老百姓每一次的日常生活，“食色性也”都是像宗教仪轨一般体验一次“皇权”政治（朝代变迁）的影响力，当然这种影响力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如唐代的李华在《与外孙崔氏二孩书》中写道“吾小时南市帽行，见貂帽多帷帽少。当时旧人，已叹风俗；中年至西京市，帽行乃无帷帽，貂帽亦无，男子衫袖蒙鼻，妇人领巾覆头。向有帷帽幂离，必为瓦石所及，此乃妇人为丈夫之象，丈夫为妇人之饰，颠之倒之，莫甚于此。触类而长，不可胜言。举其一端，告及汝耳，勿谓幼小，不遵训诫。所见所闻，颓风败俗。”[5] 可以看出，唐代文学家李华通过街道上行人的装饰服装发生变化，发现时代的变迁，服装所具有的的标志作用，用来标志王朝或者时代的变革，通过具象的日用饮食的变化，使百姓感知抽象的权力的变迁。 随着神龙政变，武周政权重新又回归到李唐，中宗即位后，依违于多种政治势力中，不免加强皇权，而作为权力的外化物，即头饰也将随之变化。 不出所料，景龙四年，中宗改换帽样，在宫廷宴会之时，赏赐群臣巾子，所谓“内样巾子”。这种巾子，他在做藩王时佩戴过，因而号称“内样巾子”。赐巾子的举动，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做是他个人伸张权力的策略。 但是，中宗本人所能掌控的政治资源本就有限，在其正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祸起肘腋，韦后与安乐公主早已在宫掖之内，安插好了自己的人手，恰在六月壬午，中宗便中毒而死，从景龙四年三月颁赐帽样，到六月中旬中宗驾崩，其间透漏的政治政治信息与逻辑关系，非常耐人寻味，也不可谓不凑巧。 从这也可以看出，头饰作为一种装饰，其自上而下的推广，在统治者看来，就是皇权的影响加强，是想要延伸皇权的举措，但作为对立面的政治势力，看到这个苗头自然遏制，所谓空穴来风，岂虚言哉！ 随着唐隆政变，太平公主、李隆基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直到太平公主的势力被李隆基剿灭，历史的车轮终于开到了玄宗朝。但在玄宗朝初期，只是移风易俗，直至开元中后期，玄宗才推行新款巾子（头饰），《唐会要》云：“开元十九年十月，赐供奉及诸司长官罗头巾，及官样圆头巾子。”[6] 可以看做玄宗加强皇权影响力，表示政权扩大的一种外在昭示。随着开元盛世的结束，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彻底终结了大唐盛世的浮华，政权变迁中，帽样自然随之改变，裴冕拥护肃宗灵武即位，权势首屈一指，其所佩戴的帽样也迅速流行，时人称之为“仆射样，”这与前面所叙述的长孙无忌颇相类似，有权势的大臣的帽样，往往也能成为社会追逐的潮流，影响社会上头饰的佩戴。 肃代之际，藩镇已成为唐朝内部重大隐患之一，作为皇帝自然想要重新建立中央集权，但削藩也不是轻而易举，自此传统的中央集权饱受割据的侵蚀，中央禁卫军由权阉控制，颇受皇帝青睐，司马光比较汉唐宦官专权异同时，认为汉代宦官不握兵，而唐代宦官手握重兵，这就造成了唐代宦官大权独揽，甚至谋杀皇帝。 权阉鱼朝恩的头饰被称为“山子军容头”，流行一时，甚至军容头也成为宦官的象征符号，外朝士大夫发泄对宦官不满时常说：“为我斫一军容头来，”可见头饰的流行不仅仅是权势的写照，往往也成为了特殊人物的代号和象征，同浑脱帽与长孙无忌紧密联系一般。 正如吕博在论文《头饰背后的政治史:从“武家诸王样”到“山子军容头”》中的摘要所言：“头饰是唐代统治者及其他政治人物构建文化身份、表达权力、缔结新的君臣关系和政治秩序的象征符号，与政治局势的变化关系密切。 唐初武德、贞观年间，流行“平头小样”、“花搭耳帽子”、“魏王踣样”、“赵公浑脱帽”等。武则天革命后，颁行“武家诸王样”，反映出她希望“武姓诸王”凌驾于整个朝局之上的意图，也是其构建新的君臣关系和政治秩序的重要举措。中宗复位后，于景龙四年颁行“英王踣样”，属于其晚年树立政治权威、重建李唐天下的手段之一。开元中后期，玄宗颁行新头饰“长脚罗幞头”，目的是为了改造权臣张说的头饰，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此时君进臣退的政治生态。 “山子军容头”是中晚唐最流行的头饰之一，乃宦官势力之体现。唐代头饰变迁的进程，投射出唐代政治嬗变的图景。”[7]这个论文摘要总结，其实放到这本书上也十分合适（吕博先生这本书似乎也是由论文演变而来，论文上面的观点，到了这本书中，基本都没有变化，只是佐证的材料丰富了些。）。 整本书虽然大篇幅描绘、谈论的是头饰的变迁，但归根结底，吕博是从头饰作为一个切入角度，其实质用意在于唐代初、中、晚三期的政治变化。 现如今微观史方面的书籍越来越多，这似乎是一种研究趋势，比如这次写书评，就我所知到的已经有一二人的书评的书就是关乎微观史方面的，可见史学新书中，微观史方面现在正昌盛着呢。 但是就我阅读的许多国内外的微观史类的书籍而言，很多要么写的絮絮叨叨，繁琐之极，要么微观史料的铺陈不够，细节匮乏，还喜欢由此联系宏观。可见微观史方面的书真的不容易写作，史料的精细是必不可少，由于具体详实的要求，许多漏洞和缺憾处，还需要作者运用感官的想象力去补全，这样读下来才会让人充实。 或许上面这段话已经让人发现一对矛盾，那就是微观史写作，发挥主观的想象力极其重要，虽然发挥想象力是基于史料，但主观成分往往更难剔除，所做的细节补全或者弥补都是即在情理之中的，但是不是故去的事实已经不重要或者说这些事实已经过去了，所以才显得并不那么重要，好的“故事”“叙事”其实才是很重要的，因为它让我们面对过去的时候，是充实的而不是“虚空的”。 从这些描述中，至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那就是，一，微观史的写作（相对于宏观的叙事），主观因素更多，更需要发挥能动地想象力去构建一系列早已湮没的事件，而且这些事件被叙述地有头有尾，栩栩如生。二，微观史由于具体而微，所以更让人信服或者说更让人相信。 [1].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第10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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