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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曾派了三个专家向黄永玉请教：日本某张钱币上古代皇太子的画像的服装有些问题，所以他们觉得这位皇太子不是真的皇太子，如果不是，那就要废止这张钱币。 黄并不擅长这方面的知识，推荐了沈从文。 沈从文看后说：“既然这位太子在长安住过很久，人又年轻，那一定是很开心的了。青年人嘛！ 长安是很繁荣的，那么买点外国服饰穿戴穿戴，在迎合新潮中得到快乐那是有的，就好像现在的青年男女穿牛仔裤赶时髦一样。 ………敦煌壁画上有穿黑白直条窄裤子的青年，看得出是西域的进口裤子（至今意大利还有同样直纹黑白道的衣装）。 不要因为服装某些地方不统一就否定全局，要研究那段社会历史生活、制度的'意外’和'偶然’” 经过沈从文的解释，日本政府才明白了，这张钱币到目前还在使用。 1953年，一个能读《山海经》的波兰东方博物馆主任来北京考察，她提出要看铜镜，沈从文不查账本，直接列出 300 个铜镜的目录，摆出来后当场给她讲解，这位波兰专家大表惊异和钦佩。 沈从文认为，作为历史博物馆人员，必须懂得胡子这门学问，因为历代各个历史人物的胡子，各朝老年人的胡子，都各有不同。 他认为根据历史文物整理出历代胡子的状貌，是很有价值和必要的。 1954 年，沈从文专门发表了一篇关于胡子的文章。 但这项研究遭到了粗暴的干涉，没有继续下去。 在博物馆，沈从文只是个小职员，上面有组长、本部主任、馆长，每天按时签到，离开办公桌也要禀告主任， 印二寸大照片做资料，必先得到主任批准，然后再报另一部主任批准，才能进行。 工作时间，沈从文不是写卡片就是在仓库里清理尘封已久的文物，他清理得非常投入， 到了中午下班时间还浑然不觉，甚至被工作人员锁在仓库中，到下午上班才被人发现，他也不以为意。 沈从文希望能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尽管馆中房舍很多，他的要求却始终得不到满足。 他热心为馆中购买文物，看见有价值的，先自己花钱买下来，馆中不要的，他就自己留下。 时间长了，也分不清是他的还是馆里的，于是他的东西就稀里糊涂地归了公，包括他的《阿房宫》长卷。 有人发现沈买了很多“破烂”，还以此为题举办了一场“反浪费”的展览。 沈从文埋头工作也被看成“不合群”、“清高”的表现，往往他从库房辛苦工作半天出来， “一切似乎照旧，钓鱼的钓鱼，打闹的打闹，毁人的毁人，很是悲悯”。 1958年，人艺排《蔡文姬》，请沈从文当顾问。 他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将全组人领进历史博物馆，捧出大量资料，引经据典，给大家讲解了几个小时，每份资料里都插有他事先做好的标签。 为了介绍宋画《文姬归汉图》，他特地拿出两函台湾影印的《故宫博物院藏画集》，向大家介绍。 一次，沈从文带着王亚蓉等人到历史博物馆看一幅社会生活图《大驾卤簿图》，这幅残卷上还有两千多个人物。 回来后，沈问大家:“你们看第七方队，前排人腰间的物件是什么？”大家都答不上来。 于是沈将第几方队头戴什么、手执什么、身上佩戴什么，一连说了很多。 王孖一一记下，抽空去核对，竟完全无误。 沈从文后来到咸宁干校劳动。 他随身携带的 30 万字的《中国服饰史》初稿被扣下来，结果被弄丢了，而他居然又重新写出一本来。 20世纪70年代，沈从文和黄苗子住得很近，经常互相拜访、聊天。黄苗子不在家的时候， 沈从文就把收集到的汉代或是明朝的绣花拿给黄13岁的三儿子看，说:“这个东西美极了！美极了！” 黄苗子回忆，沈从文形容新出土的楚漆器纹样，战国玉器的雕工，洛阳博物馆陈列的汉壁画…… 总是带着悠然神往的心情说：“真美呀！美得简直叫你不可想象。” 沈从文擅长鉴别古画的真伪。 世人多认为展子虔的《游春图》是隋代的作品，但沈却考证应是唐代。 一次，李辉问他如何辨别真伪，他说，一般人鉴定真伪，多是根据笔墨、印章的真假， 他则是根据画面上人物的服饰、物件的模样来判断的。 譬如说，有的画里的人物穿着是唐代的，可画面上有的物件却是唐以后才有的，那就证明不是唐代的，是后人模仿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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