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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韩东，1961年生，小说家、诗人、编辑，“第三代诗歌”标志性人物，“新状态小说”代表。著有诗集、中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随笔言论集等四十余本，导演电影、话剧各一部。
写作者的骄傲还是骄傲
写作者的骄傲还是骄傲，只有自卑者终成大器。在写作这件事上， 只有你的自卑是值得一提的，它给你动力，让你知道天高地厚。写作是道，知耻近乎勇。
写诗比写小说强，写小说比写剧本强，写电影剧本比写电视剧剧本强，如此排序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不能把它们当成最强最有潜力的事情做？知道差劲你还干，那就不可原谅。无论如何你都得全力以赴，不是吗？
有一种文字，让你佩服，产生自卑感，觉得自己写不了。而有一种文字读了以后，觉着容易，我也能写。我更认同后一种，觉得容易，但真不容易。文字不是用来吓唬人的，它让你产生幻觉， 包括我也能胜任的幻觉。
运动员和球迷是两回事，写作上也一样，写作者和爱好者是两回事。你读再多的书知道再多也没有用，基于阅读产生的自信不说有碍也相当可疑。不知轻重的抱负和对当下写作的蔑视往往由此而来。
若说纯粹，我知道的诗人中小安是一个，是纯粹而不是纯粹性。
后者一般要和某种姿态联系起来才能理解。小安是一个无姿态的人。
姿态和立场一样，操作中有其实际效果，进可攻退可守，就像外在于我们的铁，既可作为盔甲也可作为武器。对弱者而言，提供了一种保护，面对强敌就是枪矛。因此姿态之类总是对立的、分明的，富于战斗意味。
我并非完全不赞成写作中的姿态。当它为弱者所用，就是好的。甚至我也很欣赏圈子的氛围，互相支持、取暖以至于激励。但当姿态变成进攻或取而代之的欲望时，它就成了一件坏事。特别是当这种欲望不仅是欲望，并有可能实现的时候，姿态之恶便暴露无遗。
诺奖很好，一个超大的奖，本意应该是褒奖作家、激励写作，而非为文学树立标杆（文学的标杆是由作家树立的）。但竟然会引起我们如此强烈的情绪，在巨大的声名前面好像大家都成了傻瓜。
好的文学往往产生于害羞的人，孤独的性格，忧郁敏感的情绪。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种鉴别。好的文字或许可以恣意妄为，但好的写作者周围多半酝酿着某种特别的气氛，内敛、神秘，甚至于某种略带性感的诱惑。
我没有家乡故土，或者文学上的精神家园，死者和离去的人所空出的位置是我所谓的情感源泉，也是写作所需要的根据。
相互敌对的阵营中的战士是同一种人，运用同样的武器和杀戮之心作战。这里没有超越，只有卑劣的胜利和平庸的失败。文学事业在原则上是另一维的。
不要让你的语言失去灵敏性，所以，要纤弱，不是那种收缩的干枯，而是纤维一般具有弹性的纤弱。探针一般刺入所写的世界。白描是个陈旧的概念，我说的不是这个。像卡夫卡一样瘦弱坚韧， 或者像海明威一样清晰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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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千辛万苦地写书，如果还有人喜欢，哪怕是高看，也令人高兴。作者和真实读者之间的情谊是很特别的，是我所理解的不多的美好事物之一。
对读者的藐视源于一种成见，以为作者比读者高等。这是不可能的。你只不过由于一些机缘从事某种不无虚荣的专业，盖房子的就不会瞧不起住房子的。除非住房子的也想盖房子，对对方的挑剔才有一点点道理。
中国没有艺术家传统，也没有作家传统，有的只是文人传统。独立、自由、专业性需从我辈做起，关键是看中年以后。
文人传统在今天假托不存在的知识分子传统，不惜牺牲专业精神。这里的专业精神就是指全神贯注地以创新或者创造为己任。
文人以安顿身心、自我救赎为究竟，艺术家则以毁灭自我的代价寻求存在的意义。这是很大的不同。
阅读不是训练。阅读增加知见，唤起审美的敏感，而训练只在实际的操作中。操作或写作中的阅读是不一样的，能够了解到同行那个“作”的用心。只是阅读不仅是纸上谈兵，也会幻觉大起，伟大的作品虽说不可企及但也似乎成了自己的一部分。只有在实际操作中，你才会真的被打回原形，知道路有多长你有多贫乏。唯有全神贯注。
你想写作吗？那好。你理解工作的概念吗？理解作者的概念吗？理解作品的概念吗？真的理解吗？在一个流行才子散文化写作的传统里这并不容易。天分、才能、性情、本能、修为等等的聒噪取代了某种创造所必需的前提性认识。
写作首先是手上的活儿。不是说观念、知见、修为等等不重要，而是，只有通过实际操作的训练，所有的这些才可能起作用。干活儿，体力付出也许是写作过程中粗笨的部分，在一个劳力劳心两重天的传统里常令人不屑。我们总是选择轻灵路线，走高端，高屋建瓴，以为智性活动可以取代单调的劳作。
不同情绪的诗具有不同的“波长”，有的波长极具穿透力，有的能抵达深远之地。并不是激烈的东西就长久，也不是长久的东西就尖锐。希望有一种混合、复杂、无以言表的效果。
一个好诗人具备的基本能力我认为有：敏感、专注、悲伤、趋善（对卓越的识别并保持接触），才华、知见、立场以及方式方法等等则在其次。
很想集中精力写诗。光想想就很兴奋。不是维持，也不是扩大战果，也非开辟新的疆土。是重临、重逢。回旋的必要，深入的可能。把阶段变成阶梯，回归变成掘进。将一条直路必死的人生变成某种灵魂出窍的旋律。
所见皆是陈腐的自我感动和肉麻的哗众取宠。冷静、温和和清晰的声音太少了。
仅仅是语言上的平庸恶趣就使我们距真理有光年之遥。
引经据典，动辄名人名言肯定是毛病。开始于不自信，后来成为积习，改起来千难万难。这样的文字或者文风令外行艳羡，内行不屑。
遥不可及的美因遥不可及更加光彩夺目。不是任何好东西都非得经你的手和你沾边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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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逝去的武林》。武人的历史的确比文人的历史好看。武人离庙堂更远，因之离源头更近，虎豹雷音的记述令人着迷。传统中国不仅是士大夫的，也是民间人物的，师徒间秘传授受的神奇和魅力不亚于任何显学。
能得到秘传那还了得？就像是秘密阅读。真理是奥秘，必取其形式和姿态。
读茨维塔耶娃，她的痛苦、她的热情、她的成就以及命运。就像她代替我们吃了那些苦，而我们应该代替她感到快乐才是。苦乐是不可以缩减的，问题是，是在一个写诗的人那里，还是在这个世界上？
读宇向。她的情绪不是在一个句子里完成的，是在一首诗里。有别于那种每个句子都情绪饱和，但所有的句子都在重复的写作；也有别于所有的句子都无情绪，情绪只落于最后一句的写作。
读西川的《够一梦》。比废话写作的倡导者杨黎还要废话，雄辩、滔滔不绝，回头一想，不知道说了些什么，或者因何而说，都是“废话”。只是说话的兴奋劲儿犹在目前。我的结论是，西川和杨黎都是这一代人中最杰出的诗人，两人看似对立却殊途同归，或者说是阴阳两面。
杨黎最大的意义在于观念，不可忽视这一点。现代主义以降的文学，观念居于很显赫的位置，甚至成为某类写作的根本。杨黎的写作亦然，不可脱离他的观念阐释加以理解。这也是杨黎给人超前印象的重要原因。将观念和写作实践如此紧密捆绑在一起的， 杨黎不说是汉语第一人，至少也是最顽固的一个。他的诗的确不可拎出来单看。
和西川相比，杨黎的诗甚至不能称作“废话”，而是“言多必失”， 是某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是为功。杨黎的语言是某种洁语或者净语，杨黎是剔除者，是有洁癖的人，废话啰唆不属于杨黎。他的方式不是让语义相互湮灭，而是一开始就禁止语义生成。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对不可能的宣战正是杨黎，这也是他最大和不可或缺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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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万言》是一本丰富而充满智慧的书，也是韩东的首部言论集。所谈及的内容从诗歌、小说、电影的创作，到关乎人生、社会、哲学的思考，到对艺术、命运、时代的反思，无不透露着作者对这个世界的深刻理解和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