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记忆丨忆在北平和平解放的春天里

光阴似箭，日月如棱。北京这座世界闻名的文化古都，从国民党反动派血腥统治下和平解放出来已经45年了，我从一个旧职员，转为一个革命干部，参加革命工作，在新的人生道路上也走过45年了，回顾45年前北平刚刚解放那段生活，在我一生历程中，是极不平凡而且是我终生难忘的，虽然已经过去45个春秋，当年而立之年的我，如今已是年逾古稀，已进入离休养老垂暮阶段，但往事历历在目恍如昨日，历史的摄像机倒转镜头，把我又带回到1949年的春天。

黎明之前

1949年1月15日，解放大军攻克天津，北平成为陆上孤岛，百万雄师云集在北平城外，国民党守军陷于欲守无力，欲逃无路的绝境，“和平谈判”的空气日渐浓厚，1948年底那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紧张气氛，淡薄了许多，那好似敲响了旧时代灭亡的丧钟，昭示着一个改天换地新时代到来的隆隆炮声，蓦然消失，街头巷尾国民党散兵游勇，为非作歹的事件也减少了许多，特别是那些令人望之生畏，乘着军用吉普车，头戴钢盔全副武装，怀抱着“大令”的“执法巡逻队”，他们那副凶神恶煞的神气，突然变得无精打彩，好象跑了气的皮球似的，一切都显得沉寂下来，预示着蒋家王朝的末日来临。

老百姓们也不再提心吊胆、愁眉苦脸地怕发生战事，心情开朗了许多，街头不时有三三两两的老百姓凑在一起，怀着疑惑不解的心情在小声嘀咕着共产党、解放军到底怎么样？大都抱着等着瞧的态度。

当时正处于生活十分困难的我，由于我当时工作的河北省建设厅所属的以生产红砖为主的“河北省窑业厂”（东四牌楼南大街路东157号），它管辖的“大北窑”（朝阳门外豫王坟即现在第一机床厂所在地），“大东窑”（朝阳门外苗家地和早已停产的永定门外大红门的“隆兴窑”，“大北”、“大东”两窑的工人们，害怕国民党军拉夫去修筑工事，纷纷逃回农村，两窑被迫停产，已经生产出的产品，又销售不出，因之员工工资无法支付，我只好靠变卖些旧衣物来维持度日。

在那些日子里，我母亲整天坐卧不宁地在屋里踱来踱去，咀里不住地叨念着1945年底，她通过共产党地下组织将我的弟弟刘钲正送往解放区（张家口）参加了革命。不久，听说西直门已经打开半扇城门，允许老百姓自由出入了，只是海淀一带仍处于两军对峙的真空地带，老人家盼子心切，迫不及待地跑到我的老师程砚秋先生家，去打听郊外的情况。

程先生告诉她：“前几天他的二儿子永沅（此人现在香港）到青龙桥一带去看过，那里在1948年底便解放了，村子里住着很多解放军，对老百姓非常和气，而且经常帮老百姓干活儿，他家在董四墓的那所花园，里面住着一位首长，院里打扫得很干净，屋里所有的陈设和什物都原封未动，保存得很好，在西院还架起了很高的天线，据守在那里的一位战士对他二儿子说：“是新华社的电台，临时设在那里。”

解放军战士见到他的儿子，知道是这所房子的主人，非常客气地招待他，还对他说：“我们首长暂时住在这里，请放心不会损坏任何东西，并且让他转告程先生，还向程先生问好。”程先生还安慰我母亲，劝她不必挂念儿子，很快会回来的，还赞扬她有远见，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就把儿子送到解放区去了……我母亲回来把这一切告诉了我。

当时程先生却不知道，住在他那所花园里的首长，便是叶剑英元帅，当时在这所花园里，正进行着一件震惊中外的历史大业，那就是傅作义派出的和谈代表，与共产党、解放军洽商和平解放北平的多次会议，就在这里进行的，解放后程先生才知道。（这座花园是程先生1947年购买晚清肃亲王善耆后人的产业，是一座占地18亩，有三个大四合院的建筑十分精致的房舍。原为他自己村居养静读书之用，后因他在青龙桥功德寺庙内开办的那所“功德中学”没有学生宿舍，便将这所房舍改为学生宿舍，这个“功德中学”解放后改名为“颐和中学”现在为“玉泉中学”）。

1月22日傅作义将军，接受和平改编，他所率领全部军队，陆续开出城外听候改编。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欢庆北平回到人民怀抱，举行盛大入城式。这天拂晓，北京各条大街也站满夹道欢迎的队伍，我51岁的母亲也跑到西直门内大街上去欢迎，上午10点钟，四颗照明弹升上天空，庄严隆重的入城式开始了，入城式的队伍以装甲车为先导，车上插一面红色旗子，接着坦克部队、炮兵、骑兵、步兵在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乐曲声中，浩浩荡荡地开进城来，路旁打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旗帜的大、中学生队伍，顿时把装甲车队围起来，学生们爬上装甲车贴标语，群众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的喊声震天动地，当这些从蒋介石军队手里缴获过来的深绿色的美国制造的汽车拖着美造、日本造的大炮开过来时，欢迎的群众一拥而上，爬到大炮上去贴标语，有的学生用笔在炮上写上“庆祝北平解放！”、“欢迎解放军”的大字标语，每辆车上都贴满花花绿绿的标语，每门炮上都洒满彩色的纸屑，学生们争先恐后地挤到车上，热情和战士们握手拥抱，秧歌队一队接着一队地围着解放军扭起秧歌，兴高采烈的人群，以各式各样的方式，表达对子弟兵的的爱戴与欢迎，欢迎的人群直到下午5点才随着入城式的结束，逐渐散去，我的老母一天没吃饭、喝水，但情绪十分饱满地回到家来，不停地向家里每个人和街坊邻居，讲述入城市的盛况。

改地换天

北平和平解放后，在市军管会的统一部署下，本着边接管，边建设，边经营的方针，开始建立国营商业和合作商业，为保证城市供应，安定人民生活，平抑物价，恢复生产，对金融市场进行整顿，废止金圆券，以人民币为本位币，规定了人民币收兑金圆券的比价，为照顾工人、农民、教职员工、学生和城市平民的利益，经证核实，可以金圆券6元兑换人民币1元，比市价1∶10低，还组织接管单位的军代表，对被接管单位的职工给予借薪、借粮，以维持职工生活，这个办法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称赞。

这样对安定人心，保证顺利接管，发挥了巨大作用，因而使城市的经济生活很快转入新的轨道。使群众解除了顾虑，由怀疑变为拥护。极大地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革命，要求进步的思想。

就在这段时间里，我弟弟也回来了，他住在东交民巷原日本小学里，他向我详细地介绍了党对于被接管人员去留的方针政策，让我认真负责地保管为厂里的机器设备和文件、账册，积极配合接管人员，做好交接工作，打消任何顾虑，肯定会被量才录用的……，我听了更增强了信心。

2月初的一天上午，军管会派来四位穿着灰色军服、左臂上佩戴着“军管会”臂章的同志，为首的是位三十开外、身体魁梧、操着湖南口音名叫胡为乐的同志，其他三位同志都是朝气蓬勃的青年，他们是康树人、李俊、罗棣。他们来了以后，首先和当时窑业厂的朱厂长谈话，然后又和我们几个各科负责人交谈。

我们分别就这个厂的沿革、生产、业务、财务等情况一一作了详尽地介绍，后来朱厂长派我陪同他们到大北、大东、隆兴3个生产厂去看了看机器设备，以及大北窑尚存的10多万红砖，还向他们介绍了住在各厂负责保管工作的员工，返回城里后便开始进行清点、造册等交接手续，在紧张的工作中，他们还通过个别谈话，了解了每个人的历史情况。在彼此接触中，他们对我们这些被接管人员，一视同仁，总是非常诚恳和霭、谦虚谨慎的。

凡事总是以商议的口吻，向我们征求意见，待人很亲热。工作之余，大家坐在一起无拘无束地聊聊家常，有说有笑，感情十分融洽，他们的生活非常简朴，作风正派，深深地感染着我。不仅使我联想到：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那些天上“飞”来的，地下“钻”出来的，所谓“劫收大员”们，见到沦陷区老百姓，那种高人三等，扬眉吐气，大搞“五子登科”的种种行为表现，两相对比，说明了“顺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的真理。

经过近一个月的紧张工作，顺利完成了河北省窑业厂的接交任务，在军管会的几位同志即将转到其它单位去接管的前夕，康树人同志找我个别谈话说：“明天我们就要去接管北平市企业公司，经过我们几个人研究，决定抽调你帮助我们去那里接管，你有意见没有？其他人员暂时留在这里。”我听了特别激动，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服从组织安排。”随即把我经管的工作暂时交给梁宝忠，转天便和军管会的同志们去接管北平市企业公司。

协助接管

接管北平市企业公司，不同于河北省窑业厂，它是国民党特务机关——中统局所属华北局领导下的企业，是中统局特务在北平东城一带聚集活动的据点。经理是臭名昭著、贪赃枉法，罪行累累的中统局派华北局处长、特务头子孙云峰，解放前夕，他看到蒋家王朝覆灭已成定局，感到形势不妙，便乘飞机逃离。

公司改由副经理冯杰宸接任经理，冯在国民党阵营里是比较进步、开明的人士，当时他与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有联系，北平被围困时，他接受地下党的嘱托，秘密保护了企业公司及所属各厂的财产，他曾经制止孙云峰一伙，妄图倒卖企业公司财产的阴谋活动，因此，孙云峰对他怀恨在心，曾施展特务手段，企图从政治上对冯加以陷害，但又无机可乘。

解放前夕，他把该公司及所属各厂财产、档案、图表、机器设备及人员名册，交给地下党组织，解放后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便把地下党组织移交的所有该公司及所属各厂财产清册，交给负责接管北平财经部门的军代表程宏毅同志，我们便按照程宏毅交下的清册进行接管。

冯杰宸为此曾受到军管会的表扬，后来他曾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在接管该公司过程中，由于人手不够，又从河北省窑业厂将梁宝忠调来协助工作，（梁现任北京市技术进出口公司会计师）。

北平市企业公司设在东单牌楼、东单菜市场的北侧。它原有的组织形式：公司设经理、副经理各一人，由国民党北平市长聘任或委任，负责主管公司及各厂经营管理，下设总务、业务、会计各科以及专员、秘书等，各科下又设股，科长及各股长下又设有科员、股员若干人。这些职能部门全设在公司本部里。

据了解公司里职员中看不少是中统特务分子，如公司秘书兼总务科长卫振国、事务股长李振国都是大特务孙云峰的亲信党羽，已随同孙云峰逃走。同时；我们在接管中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工作万分谨慎，就在我们接管时，便有个叫刘振刚的业务科科员，被公安机关逮捕。

当时向我们办理移交的人不过四、五个，其他在册人员均未到公司上班，有个出纳员叫吕毅（女）她每天到公司向我们移交她经管的账簿和有关清册，该公司下设有酱油厂、制药厂、制酒厂、玻璃厂、制冰厂五个生产厂。还有一个机器厂在安定门内小方家胡同，由其它单位接管。改为北京市第一机床厂。

酱油厂在朝阳外黄木厂，这个厂和大北窑、大东窑一样，都是日伪时期，日本人建造的，原名野田酱油厂，是当时北平市最大的酱油厂，我们接管时已经停产，各项机器设备并未遭受破坏，工人多是附近村庄的农民，职员除技师刘恩福、会计吴士科和一位姓张的事务员外，其他职员早已离去，还有十几位工人，在他们的积极配合下，顺利地完成接管任务。技师刘恩福、会计吴士科和那位姓张的事务员均被留用，后来恢复生产时，他们做出了很大贡献。

制药厂在崇文门内，也是日本人建造的，是当时专供日本侵略军用药的，厂长是北平著名的肛肠科专家卢克捷大夫（解放后任西城区二龙路医院主任医师）。我们接管时早已停产多日。内部设备和药物，早被国民党中统特务们盗卖光了。职工只剩下一个看门的。我们就尚存的几件破烂设备，清点造册，很快完成接管任务。

制酒厂设在西城新街口，厂长姓张接管后留用。该厂以生产白酒（二锅头）、葡萄酒为主，尤其所产的“文士克”酒，风味独特颇受消费者欢迎，职工大多照常上班，接管后改为北平市第二酱油，改产酱油供应市民。

啤酒厂在朝阳门外黄木厂，在酱油厂的东边，以生产“五星啤酒”驰名，设备比较先进，技术优良，在北平被围困时停产，设备完好，工人们也未离厂，期待接管后早日复工生产。

玻璃厂设在崇文门外，设备比较先进，生产各种玻璃、注射器和化学试验用的试管、试杯。厂长是位个子不高、体型较胖、很文静的知识分子（姓名已记不清了），早已停产设备完好，工人也未离厂，期待早日复工。

制冰厂有两个生产厂，一个设在朝阳门外，规模较大，是日伪时期日本人开设的，机器设备也是从日本运来的，生产各种冰砖和冰激凌，很受北平市民欢迎，机器设备中大型较好的已被国民党中统特务们盗卖，其余的机器设备并未损坏，员工早已散去。

另一个厂在天桥，规模远不如朝阳门外制冰厂，以生产人造冰、冰激凌为主，早已停产机器设备尚属完整。

从接管以上各厂，职工普遍反映，在1948年以前，生产、营业情况尚好。工人生活尚可维持，自1948年下半年，改由中统局领导后，那些中统特务，随意在各厂私拿产品，甚至用车大量拉走，分文不给。解放前夕又大肆倒卖各厂较好的机器设备，以饱私囊。工人们边说边恨得骂不绝口。在接管时他们都万分喜悦，协助我们，使我们的工作能够很顺利的完成。

在将近四个月的工作中，我们每天清晨，骑车从东单企业公司本部出发，到郊区各厂接管，下午日落西山返回东单，吃过晚饭，连夜造册。写报告，就这样日继夜、夜继日的干，饿了拿起冷馒头放在火炉上烤烤，吃上几口，喝口白开水，困了便倒在用几十条草袋码起地铺上，睡上一觉，醒来又继续干起来，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而且精神饱满地扑到工作上，直到六月中旬，军管会结束，北京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我们才分手，各自分别到被分配的单位去工作，康树人、李俊分配到北京市工商局，（康树人后任商业局办公室主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5年北京市成立物价局，他任第一任物价局长，现在离休）、罗棣被分配到财政局（现已离休），胡为乐在军管会尚未结束，便随同叶剑英元帅南下，我被分配到北京市企业局，当时局长牟泽衔（原军管会供给部长、后曾任中央党校校长）、副局长贾庭三（已故北京市副市长）、秘书黄昏（贾庭三的夫人），开始我分配在财务科，科长康济时（已故）。

未及半月，又派我随董法瑞同志去酱油厂，董任厂长，我担任事务主任。临行前黄昏同志代表局领导嘱咐我：“你和老董到那里要对原有的员工做好团结教育的思想政治工作，鼓励他们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为增加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安定人民生活，创造有利条件……”

我们到了酱油厂，遵照局领导指示精神，召开了职工骨干分子会议，由董法瑞同志向大家传达了局领导的指示并要求大家同心协力，为恢复生产发展国民经济、满足人民生活需要而努力奋斗，还希望大家提出合理化建议。会后大家情绪很高，都积极为尽快恢复生产出谋划策。董法瑞还向全厂职工宣布：由技师刘恩福同志负责生产。刘对酿造技术即有理论研究，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因此；天安门牌酱油、黄酱在解放前颇受北平市民欢迎。我们经过短时期修复机器设备和购料，很快投入生产，成为当时企业局领导下企业中，第一个投入生产的厂子，受到局领导的表扬，不久又成立了工会组织，推选出各生产小组长，分别担负起各生产车间的责任，在刘恩福技师的统一指挥下工作。

在恢复生产过程中，由于当时全国尚未全部解放，生产所需主要原料的黄豆、小麦，依靠已解放的东北、华北产地供应北平，同时北平的粮店大都系私营商店，军管会在解放初期为了有利物资交流，防止投机倒把，首先对粮食市场进行整顿和管理，对原有最大的粮食市场（天桥四面钟的现粮市场，实行交易登记，并将该市场改为粮食交易所。

由市工商局直接管理，凡本市粮商之间的批发交易，一律集中在交易所内进行。禁止场外成交，并且规定各有关行业，只许按其经营范围进行买卖。因此我们在购买原料比较困难。我和董法瑞俩人每天跑交易所和各私营粮栈、店的经理们打交道，洽购黄豆、小麦，接给好还得先取来样品让刘恩福技师看过合格后再进行订货，通过多次看样和价格对比，最后才选定由宣武门外南横街同丰粮栈供应原料。

在1949年底，我们又在前门内东侧棋盘街开设了门市部，领导指派我兼任门市部主任，后来为了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技师刘恩福又创造了以豆饼代替黄豆、麦麸代替小麦的酿造技术，通过试验产品质量并不低于黄豆、小麦，而成本却降低25—30％，这一发明创造，受到局领导通报表扬。

1950年春，北京市政府在中山公园社稷坛内举行了解放后第一次“北京市地方企业产品展览会”，我厂生产的天安门牌酱油，博得市、局领导和广大消费者的称赞。同年5月间北平市企业局改组，酱油厂交由永茂实业公司管理，公司经理甄树德（即已故北京市财政局长）同年8月组织上又抽我去筹备组建解放后北京市第一个民营公助的京剧团和“北京市剧场管理委员会”45年来我经组织调动四次，都是到新成立的单位去当开路兵。

45年弹指一挥间，二环路、三环路的立交桥飞架，公共汽车、地下铁路四通八达，所有这一切建设成就，是45年前作梦也想不到的，确实北京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站在立交桥头，凝望着猎猎飘扬的五星红旗，真真切切地感到华夏子孙的自豪，北京45年的建设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15年的发展，是全市人民，特别是从事首都建设的同志们，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付出艰辛的血汗取得的。

北京还将向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迈进，更加艰巨的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还有待我们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在市委、市政府领导的直接指挥下，同心同德，再接再励，为在跨进21世纪的征途上，早日实现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宏伟蓝图而努力奋斗。

在建国45周年举国欢庆的日子里，回顾45年来，在党的信任、培养和关怀教育下，虽然做了些工作，但和党给予我的恩情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不禁感到内疚，现在我虽然已步入垂暮之年，我决心在有生之年继续发挥余热，为祖国统一、振兴中华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应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