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记忆丨解放前的北平邮务工会

本世纪20年代初，北京的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纷纷起来按行业组织了工人阶级自己的队伍——红色工会，并且成立了工人武装纠察队，以保卫工人革命斗争的胜利果实，用实际行动支援大革命。工人运动轰轰烈烈，风起云涌。1927年大革命失败。在新、旧军阀互相勾结、残酷镇压下，工会被迫解散，工人运动暂告失败。但是红色工会运动已经唤醒了北方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觉悟，播下了工会运动的革命种子，取得了工人运动的宝贵经验，在我国工运史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一页。

1931年到1945年，这个阶段是北京工会运动遭到镇压与破坏以后的空白阶段。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给工会活动带来了生机，北平的各个工厂和行业又开始了筹组工会的活动。这些工会的活动分子，一则慑于国民党的严厉统治的白色恐怖；二则因红色工会惨遭破坏和镇压而恐惧不安，他们当中的有些人放弃了过去工会所坚持的阶级斗争的道路，而向黄色工会妥协，甚至叛变。

笔者于1945年以后到1949年初北平解放，在这段时间内曾参加过“北平市总工会”的工作，现就记忆所及写出这篇史料。因为事隔40多年之久，记忆已很模糊，难免挂一漏万，甚至有失误之处，尚请知情者指正补充。

红色邮务工会的诞生与被迫解散

北平邮务工会始创于北伐战争时期，当时它是由中共地下党员杨茀侯、李景韩（李在北京解放后曾任第二届全国邮电工会联合会主席）等发起创办的。创建之初，还曾组织工会的武装纠察队，声援北伐革命，维护工人的革命斗争。它曾驱逐北京邮局内压迫职工、劣迹昭著的官僚，也曾为争取“米贴”（粮食补助津贴）而举行北平邮区全区大怠工。

当时，北平邮政行政当局利用工会拒绝高级职员加入工会这一政策性的失误，组织“职工会”与“工会”对抗，利用两会的矛盾来削弱工会组织，破坏职工的团结。后来，镇压工会的刽子手——北平邮政管理局副邮务长金子简勾结国民党当局，竟野蛮下令解散工会，并把工会领导人杨茀侯、李景韩二人（均中共地下党员）革职，开除出邮局。其他全体工会执、监委员也一律调离北平邮局。于是北平邮务工会宣告解体。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北平邮局里也成立了抗日救国会，进而借机恢复了工会组织。但不久，北平邮政管理局局长巴立地（意大利人，原辽宁沈阳邮政管理局局长，“九·一八”事变后撤退入关，出任北平邮政管理局局长）又勾结东北系军阀将工会主要执、监委员十余人逮捕关进北平警察局，再次强行解散工会，并将工会全体执、监委员一律调出北平。从此，工会运动一蹶不振，直至1945年，在这长达十余年的漫长岁月里，北平邮局里没有工会组织的存在，北平邮务工会运动处于停顿状态。

抗战胜利后重组的邮务工会

1945年8月，苏联对日本宣战，国民党在北平的地下组织也积极地展开了活动。做为国民党在北平邮局内的地下党员王乔年、李多福，也秘密地开展了恢复、筹建工会的活动。他们先后联系了北平邮局职工中的活跃分子路超骏、胡学硄、穆振昌、高锡珍、任钺、王宗汉、王秉衡、邓庆珍、吴焕章、邵宝仁等人，先后在太庙（解放后改名为劳动人民文化宫）、天安门内午门前、中山公园后河沿等处多次秘密集会，商讨、研究工会的筹建工作。紧接着“八·一五”传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好消息，长达8年之久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喜讯遍传，举国欢腾，北平人民倾城走上街头，奔走相告，共庆胜利。从此，结束了沦陷区人民亡国奴的屈辱日子。在这种大好形势下，筹建工会的工作得到了邮局广大职工群众的热烈拥护，遂由秘密转入公开，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并定于1945年9月9日正式召开北平邮务工会筹委会成立大会。不料当时的北平邮政管理局局长黄家德（沦陷时期曾任日伪华北邮政总局总视察员）得知消息，竟把日伪宪兵“请”来，企图镇压工会。为了应付这一局面，一方面由王乔年、李多福以国民党地下党员的身份向伪宪兵抗议，另一方面把筹备大会临时改为工会成立大会，在职工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工会章程，推选出工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委员。于是，1945年9月9日“北平邮务工会”宣告正式成立。

大家在讨论工会章程的过程中，总结了过去红色工会遭受邮政当局勾结反动军阀所给予的毁灭性打击，导致北平邮局长达15年之久处于没有工会组织的状态。认为这次工会组织的恢复是来之不易的。应接受过去失败的教训，为保持工会生命的久远，工会应采取“稳健路线”，综合多数人的意见，议定以下几项原则，做为工会今后行动的指导方针：1．为避免工会的分裂，会员应包括高级职员在内，组成统一的工会组织，反对把工会搞成“工会”与“职工会”对立的两个组织。2．为避免个人专断，工会采取集体领导制，不设工会主席，由常务委员会集体领导。3．工会应集中精力争取职工的福利待遇，保障工人的生活权力，开展工会的福利建设，要避免过多的干涉邮政的行政事务。4．工会应尽量避免卷入各种政治斗争，以免遭受外来的打击。这就明显地带有黄色工会性质。

1945年9月下旬至10月初，蒋介石派国民党空降部队陆续飞临北平接管。10月10日，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在北平故宫太和殿接受“日本北支派遣军”投降的受降仪式，通知各民众团体参加。北平邮务工会由常委兼组织部长穆振昌带领会员200多人列队前往参加。凡是抗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地下党员，都被请上太和殿丹墀观礼。

1945年11月间，国民党的北平市政府成立，原陕西省主席熊斌调来北平任抗战胜利后的首任市长（副市长为张柏瑾，国民党北平市市党部主任委员为许惠东），社会局局长为温崇信。民众团体属于社会局管理。温崇信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通知各民众团体，首先是各工会团体，要到社会局登记备案，否则不予承认，列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北平邮务工会当即函复社会局，说：“我们工会成立时你们还未来到北平，我们如何向你局备案？你们说：'工会成立大会必须事先呈报，经批准后由社会局指派代表到会指导，方为有效。’请问：我会于9月9日成立，那时你们社会局还未成立，让我会到什么地方去请你们的代表去？”于是，对社会局的“通知备案”不予理睬。后来，社会局派工商科科长徐康诰和工会股股长陈肇基来北平邮务工会商讨这个问题，才决定工会进行改选，由社会局派员莅会指导，就算是补办了登记备案手续，并由社会局颁发工会正式钤记（即公章）。工会被告知，当选的工会委员一律改称为“理事”和“监事”。

经北平邮务工会负责人研究，认为：工会成立伊始，时间仓促，制度上尚不健全，决定先制订工会选举办法，采取直接选举制度，凡会员都有一票的选举权，也同样享有被选举权。由工会成立选举事务委员会，由选委会印好选票，按人数发到工会各支部或小组，再由工会小组长发到每个会员手中，选票填写完毕，再汇齐交回工会选举事务委员会，定期召集工会小组长会议（相当于会员代表大会），在会上选出监票员，当众开票、唱票、计票。每票分两栏类：理事和监事，以得票数顺序选出理事会及监事会成员。理事会得票最多的前五名为常务理事，监事会得票最多的前三名为常务监事，分别组成工会和常务理事会和常务监事会，是为工会日常工作的常设机构。工会的常务理事可以脱产办公（与邮政行政当局订有协议）。在进行选举开票的小组长大会上，邀请了国民党市党部及市政府社会局派代表莅会指导，选出的理、监事当场宣誓就职，将当选名单分别交给市党部及社会局的代表，就算完成了“向政府登记备案”的手续。这次就职典礼是在1946年1月1日举行的。

顺便说一句，这种会员每人一票的直接选举，未免流于极端民主，因而削弱了会员代表大会的职能，使会员代表大会不能发挥工会最高权力机构的作用。

1945年9月9日成立北平邮务工会后，同年10月即创办了《北平邮工》月刊，做为工会的内部宣传刊物，任务是：向会员进行宣传教育，介绍工会工作情况与重大活动，刊登会员的稿件，倾听披露会员的意见与呼声，使之成为工会与会员之间的联系纽带。并分送各省区兄弟工会，使之成为联系友谊、交流办会经验的桥梁。《北平邮工》月刊设有编委会，负责刊物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主编及编委成员大多数都是国民党党员（不是全部，例如编委张恩芑即是进步职工），由王乔年任编委会主任，王宗汉任副主任。由于编委有较浓的国民党背景，故刊物内容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国民党色彩，最后终于堕落为国民党的义务宣传工具。

北平邮务工会成立后，即着手拓展福利事业。首先成立了供销社，选出供销合作社理事会与监事会，理事会主席李濂炜兼任总经理，任钺为专职副经理。王乔年任监事会主席。供销社开办了供销门市部，聘任数名职工家属子女为会计、售货员、采购员。采购业务直接与生产厂家挂钩，因此货价比市面便宜。还开办了一座油坊，供应职工食用植物油。此外还设立了职工食堂，开办了淋浴室和理发室。同时在工会福利部领导下，开展了职工业余体育活动。组织了篮球队、排球队、足球队等。活动场地设在邮政管理局北大院的空地上，在这里还可以打太极拳，打网球等。其中以篮球最为活跃，组成了“邮友篮球队”，聘专家张萃如为技术指导（张为通县师范学校体育主任），经常与本市各工会篮球队进行友谊比赛（如电信球队、白纸坊印刷厂球队等）。有时还到天津等地与当地的邮政、电信等工会球队进行友谊联赛。此外根据职工业余爱好，还组织了京剧社、雅乐社，组织读书会、讲演会等等。一般都在四楼小礼堂排练。有时京剧社还到外边彩排演出。电台也经常邀请该会雅乐社到电台演出。每逢工会周年纪念日，他们都要演出精彩节目（一般都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招待职工和家属以及友会来宾。工会还设立了图书馆、阅览室，馆长张辉还学会了电影放映技术，常常租借影片在四楼小礼堂放映。

为保障邮政职工生活所做的两次努力取得成功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大员大发“劫收财”，贪污腐化之风泛滥成灾。再加上国民党发动内战，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朝发工资，夕已贬值。过去的固定工资已无法维持职工生活。在抗战期间，大后方（国民党统治区）邮政职工在邮务工会领导下，已争取到按每月生活指数核发工资的作法。但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重开内战之端，物价一日数涨，如此形势之下，旧的计算工资的办法也无法维持职工的生活水平。全国邮务总工会根据各省市基层工会的要求，于1947年夏召开了全国邮务工会临时代表大会，每一邮区工会选派代表二人到南京湖北路邮务总工会开会。北平邮务工会理监事联席会议指派王乔年为首席代表，另一名代表为张辉。在临时代表大会上，成立了“生活指数研究小组”，由“全邮总”常委与各地区代表团团长组成，“全邮总”常委王宜生素有“指数专家”之称，故由他做“指数研究小组”的总召集人。并由他草拟了初步方案，经全体大会通过，由“全邮总”各常委会同各代表团团长一起，赴交通部、邮政总局商谈，经过反复交涉，最后以工会提出的草案为基础，确定了新的生活指数计算方案。这个新方案是以米、面、油、煤、布等七种生活必需品的物价为基础，按一定的百分比核定基数，用来计算工资。每月中旬由各地邮政当局会同工会联合调查物价，然后月底发放工资。然而由于物价一日数涨，而工资又是“下发”（即月底发放当月工资），实际工资与物价相差还有很大距离，职工工资仍是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因而工资相对降低，职工家庭生活仍然存在不少困难。然而这与其他行业工人的工资情况相比，要算优越得多了。

具体到北京，邮务工会经常联系、宴请各调查点的商号经理，设法在调查物价时不要出现压低物价的情况，相反千方百计要提高些。例如：按邮政总局规定，面粉应以二等粉为准，工会物价员总把一等粉的价格用来代替二等粉，而邮局派出协同查物价的视察员，也默然给予合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在发放工资方面，职工得到一些实惠，而局、会双方也相安无事，融洽相处。1947年南京邮政总局曾指令复查物价，此举受到北平邮务工会的抵制，自此以后，调查物价就变成了工会负主要责任，而邮局视察室只不过是副署签一下字而已。

1947年秋季，南京邮政总局下令，取消华北、东北、西北地区邮局职工的冬季煤火津贴费，因而引起了邮政职工的强烈反对。由北平、天津两地邮务工会倡议，在北平召开“华北、东北地区邮务工会联席会议”（西北地区邮务工会因路远不能赶来参加，但通电表示声援）。到会的有“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即天津邮务工会）、山东、山西及北平等七个邮区工会的代表，每区代表3人。北平邮务工会以东道主身份全体理监事都列席了会议。大会借用北平市参议会礼堂举行。大会共进行了3天，最后一致通过三条决议：1．致电全国邮务总工会和邮政总局，反对邮政当局无理取消邮政职工冬季煤火津贴，要求邮政总局收回成命。2．致电全国各邮区工会，呼吁给予声援支持。3．如邮政总局不给予合理解决，各与会代表即返回各单位工会执行大会决议，组织全体职工发动总罢工。不料这个决议被北平邮局内的“中统邮二小组”组长郑某某所出卖，向中统北平区告密，北平市社会局局长温崇信（中统特务头子）立即电传王乔年、任钺去社会局，当面威胁说：“你们如敢在北平举行罢工，别怪我不客气！”并拍桌子说：“我有'现的’（即逮捕、抓人的意思）！”大会考虑到当时北平的恶劣环境，决定罢工暂时缓期，改为与会各工会每单位推选代表2人组团，到南京邮务总工会及邮政总局请愿，但仍要做请愿不成功即罢工的两手准备。

这次“华北、东北地区邮务工会联席会议”开会期间，全国邮务总工会常务理事水祥云（兼组织部长）、顾锡章（兼宣传部长）、及秘书长乔文焕都由南方赶来北平出席了会议。

就在请愿代表准备起身去南京的时候，接到全国邮务总工会的通知，定于1947年底召开全国邮务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北平邮务工会按通知规定选出王乔年、王定寿、王洪业、任钺、陈作民、孙彤达6人组成出席全国邮工“五大”的北平代表团。结合请愿任务，提前于1947年11月间启程去南京，在南京汇合华北、东北邮区工会代表以及部分西北地区代表，在全国邮务总工会全体常务理事陪同下，到国民政府交通部和邮政总局请愿。几经交涉，才达成协议。协议规定：1．冬季煤火津贴费取消；2．改发冬季煤贷金”3．煤贷金大致与原煤火津贴费持平。这样，既保全了邮政总局的“尊严”，又不致使邮政职工蒙受经济损失。既称之为“煤贷金”，就是要逐步扣回的。但实际上达成了默契，是“有借无还”，使“煤贷金”变成了永不偿还的贷款。

这时，全国邮工“五大”即将召开，北平代表团决定滞留南京等待开会。把有关“煤贷金”交涉成果电告北平邮务工会，并嘱“职工领到煤贷金后决不允许邮政当局扣还。

全国邮工“五大”是在上海召开的。从这次大会以后，按照《工会法》的规定“全国邮务总工会”改称“全国邮务工会联合会”；工会委员一律改称理事、监事。《工会法》规定：除全国总工会外，其他各行业的全国性工会组织一律不得称“总工会”，而改称全国××工会联合会。过去的执委、监委名称，一律改为理事、监事。任钺代表北平会出任邮联会理事兼秘书长。

北平邮区工会的成立与王、任分裂

1948年7月，根据全国邮联章程的规定，北平邮区（包括河北省西半部平汉路沿线各邮局，北平市邮局，平绥路沿线，察哈尔、绥远两省各邮局）邮务工会召开了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由北平邮区所属各地邮局工会组织（如归绥、包头、张家口、保定、石家庄等地的邮务工会）推派代表前来北平，经过选举，产生“北平邮区邮务工会”的领导机构。任钺当时已是市总工会秘书长和市参议员，野心不断膨胀，为了达到他把持控制区工会的目的，暗中唆使他的走卒出面发起倒“二王”运动（“二王”指王乔年和王定寿二人，都是北平邮务工会的实力派人物），搞突然袭击。任钺本来是王乔年一手培植起来的，王万万没料到他地位高了，野心也大了，竟想把自己也打下去。这时，王乔年才由南京参加全国总工会会议返回北平，患脚病很重，遂称病退出北平邮区工会代表大会。但是，轰动一时的工会争权丑闻，还是以任钺的阴谋暴露、失败而告终。“二王”仍被选进邮区工会的常务理事会。但任、王二人由过去的密友变为政敌，分裂终于公开化了。

邮政局长“南逃记”

1948年年末，北平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重重包围。在此之前，北平邮区所属各内陆邮局因所在地区逐步被解放，大部分内陆邮局职工均撤退到北平。及至北平被围困，形成一座孤城，邮政业务停顿，经常来源枯竭，再加上收留了大批外地撤退职工，人员成倍增长，致使工资开支困难，因而欠发全体职工工资达两个月之多。就在北平围城最困难的时刻，国民党的两个航空公司：中国航空公司与中央航空公司驻北平的机构准备南撤，北平邮政管理局局长李质君的大女婿是航空公司飞机驾驶员，李想乘两航撤走之机弃职南逃。在某天清晨，王乔年在家尚未起床，突然接到邮务工会打来的电话，说：据李局长家看门的职工报告，局长全家已乘车去飞机场。大概是要南逃，请工会采取应急措施。工会负责人要王乔年马上到工会来商量办法。王乔年到工会时，听说已派车去机场追查未获。五位常务理事决定率部分职工分乘几辆汽车驰赴两航办事处查找（两航办事处在今王府井南口北京饭店新楼旧址）。在三层高的楼里上上下下找遍，也未找到李质君。工会诸负责人遂又由三楼往下，逐个房间仔细查看，只见宿舍里大都空空荡荡，弃物零乱，毫无踪迹。突然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发现了李质君的夫人，王乔年即问她：“李夫人，局长在吗？”她不安地回答说：“不在，不在。”神色显得很慌张。大家明白这一定有问题，遂即进屋仔细查看，屋里确没见到李质君。只见李夫人不时地用眼睛偷偷地瞅卫生间。王乔年明白其中必有蹊跷，就奔向卫生间去。李夫人忙拦住说：“您别进去，我女儿在里边入厕呢。”王乔年把她推开说：“不管谁在里边，我也要看一看。”说着，就硬往里走。原来李质君果然在里边躲着，他知道藏不成了，就尴尬地走了出来，神色很不自然地说：“王老兄，就高抬贵手放我走吧，我到了南京，一定负责把欠下职工的工资要下来。”王乔年说：“不行，您做为一局之长，在目前的紧急形势下不能丢下职工一走了事。就是发不下工资来，我们大家也要一起共渡难关。你无论如何也不能走。你若是去南京邮政总局，谁能保证你能要下工资来？如今南京还顾我们吗？你若不回来，这里谁负责？”这时，任钺把王乔年拉过一边，小声讲：“放他走吧，不要伤了面子，以后就不好共事了。我们可以派人跟他一起去南京嘛！”王乔年明白他的意思，是想借机和李质君一起逃走。于是果断地说：“不行，谁也别想借机溜走，置全体职工于不顾。”说得任钺灰溜溜的。李质君见此情景，知道是走不成了，事情无可挽回，只好低着头下了楼，钻进汽车，在赶来的众多职工簇拥下，像被押罪犯般的回到了北平邮政管理局。

李质君被迫留平后，称病不上班。工会打电话问他，他说：“我病了，上不了班了，我也没脸上班了。”王乔年接过话筒不客气地揭穿他：“你这是消极对抗还是要罢工呢？”那时，在北平围城期间傅作义委派楚溪春搞了个联合纠察队，楚溪春是纠察队司令。他们每天在大街上抱着“大令”、背着大砍刀巡逻，“大令”上写着“凡有谣言惑众，聚众闹事，抢劫杀人纵火，扰乱治安，或弃职逃跑者，当场抓获就地正法。”王乔年借此威胁他说：“城防联合纠察司令部已经打电话来查问此事，说你们局长是要逃跑吗？我已经答复他们说：这是谣传失实。请问：你李局长若仍不上班，若再追问下来，我应当怎样回答他们呀？请你指教一下吧。”这下子可真灵，李质君慌忙改口气说：“我明天就上班，明天准上班，请老兄多关照一下，请老兄多给包涵包涵。”第二天，李质君真的上班了。经工会开会研究、筹划，他写了公函，经与社会局联系介绍后，持函到中央银行北平分行借了款，才算把所欠职工工资发了下来。

北平解放，邮局接管，旧工会结束

1949年1月下旬，北平宣告和平解放。2月，北平邮局被接管，旧工会同时奉命停止活动，听候接管。从此，北平邮务工会在度过它3年多的短暂时间之后，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