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其他的文明相比，中国一直被高耸连绵的山脉和辽阔凶险的海洋所包围，其所面临的外部威胁要少得多。这片安定的广阔区域拥有大片适合耕种的土地，以及每年如约而至的季风带来的充沛降水，种种优越的条件使得这片区域孕育出了庞大的人口以及独特而稳定的文化。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春秋战国”乱世，秦灭六国一统天下之后，在国内统一了文字、货币、度量衡，将原本松散的国家改造成真正统一的帝国。  而这一切的基础，是一个独揽大权的皇帝、一个训练有素极为高效的官僚机构、贯通四方的军用驰道网和横亘北方的坚固长城。 但是，让秦朝统治者始料未及的是，在短暂的统治之后，帝国便被国内众多的起义军所瓦解。 取代秦朝的汉朝在吸取秦亡教训的基础上，除了进行某些制度上的改良外，大体上还是沿用了秦朝制度。 立国不久的汉朝对北方匈奴的军事行动以失败告终，汉朝统治者通过这次“白登之耻”认清了自己与对手的实力差距，被迫用和亲政策与匈奴保持着脆弱的和平状态，从而为自己休养生息、提升国力争取时间。 此时的东亚区域内，大体形成了南方汉朝北方匈奴的“两极格局”，北方游牧帝国的骑兵机动灵活，不时袭扰汉境，掠夺人口财货；南方的农耕帝国在年复一年的丰收中不断充实府库，皇帝隐忍心中愤怒，送出一个又一个可怜的公主…… 至汉武帝时，通过文景两代帝王的励精图治，此前叛乱的封国已经被控制，国内人口有了较大的增长，更多的耕地被开垦出来，此时的汉帝国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这些财富被转化为优良的战马、坚固的铠甲、锋利的战刀、充沛的粮草…… 此刻，汉帝国的战争机器已经轰轰作响，留给匈奴的时日不多了。  此时，卫青和霍去病两位帝国将星登上了这个非凡的历史舞台。汉帝国在数次对匈奴的军事战争中连战连捷，匈奴最终分裂为南北两部，汉帝国驱逐了那个带给自己痛苦与耻辱的北方劲敌，版图延伸至西域一带。 介于当时人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人们探索到的世界大致西起亚洲中部，东至西太平洋，北抵西伯利亚，南至东印度群岛。中国将其已知的世界统称为“天下”，而中国便是这天下的中心，汉天子便是这天下的共主。 在对匈奴连续用兵的同时，汉武帝在国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了官方正统思想，为中国烙上了一个深刻的思想文化印记。 随着匈奴的衰落，东亚区域内的“两极格局”转变为汉帝国主导的“一元”格局。汉帝国逐渐与周边国家形成了一套“中心—边缘“结构的朝贡体系，汉帝国是这一体系的中心。 在两汉时期的朝贡体系中，汉帝国和其他诸国以“册封”关系为主。即诸国需要承认汉天子的共主地位，并凭借汉朝廷的册封取得统治的合法性。 位于朝贡体系顶端的汉帝国幅员辽阔，内部制度完善，文明程度明显高于周边国家。实力悬殊之下，周边国家不存在争夺地区霸权的冲动，它们为了生存和发展，只能自愿并积极维护与汉帝国的朝贡关系。 西域诸国陆续向汉朝遣使纳贡，由此获得了汉朝廷的承认与相对稳定的邦谊。而对于有意挑战汉帝国共主地位的国家，就会遭到汉帝国的直接军事打击，如汉武帝时就先后攻灭了南越、闽越、朝鲜，并远征出现背离倾向的大宛国。 随着汉帝国的分崩离析，中国经历了又一个漫长的乱世，朝贡体系在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失去了中心与主导者，此前汉帝国的边缘地带已经脱离管控，如东北方的朝鲜半岛，在汉朝时，设立了汉四郡，此时已独立为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国家。  隋朝在结束这一个乱世，继承华夏正统的同时，也着力恢复已经分崩离析的朝贡体系。隋炀帝时，对外征战开拓，汉朝时四夷宾服的盛世彷佛即将再次上演。 然而，上演的却是同样作为结束乱世的朝代——秦朝短命而亡的魔咒。连年的战事、浩大的工程使士兵、平民不堪其苦，最终爆发了起义。 隋炀帝怀着远征高句丽惨败的遗恨踏上了前往江都扬州的龙船，他在扬州耳闻目睹了隋帝国的崩溃，直至死亡再也没能北归。 接替隋朝的唐朝在国内建立了强大且更加高效的中央政府，自隋朝开始的科举制为帝国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所需的人才。 公元668年，唐朝灭亡了高句丽，这场历经隋唐数代帝王的战争终于结束了。在半个世纪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隋朝不惜搭上国运，最终覆灭。到唐朝时，在这个巨大的隋亡教训面前，仍然固执地继续远征高句丽。至太宗时，更是御驾亲征，其灭亡高句丽的决心可见一斑。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隋唐两朝非灭了东北这个弹丸小国不可？ 隋唐两朝都是继承了华夏正统的王朝，而华夏正统除了需要在国内确立外，还需要周边国家的臣服来加以巩固。高句丽虽然在中原陷入乱世之时脱离了中华帝国的控制，但是，其依然属于朝贡体系中的一员。当隋唐结束乱世，着手恢复朝贡体系之时，当时的高句丽表现出了巨大的离心倾向，这是继承了华夏正统的隋唐帝王所不能容忍的。  唐帝国通过一系列对外征伐，疆域超过了汉帝国。在中亚确立了宗主权，控制了整个塔里木盆地，并越过帕米尔高原，控制着奥克苏斯河流域各国。纵观当时的世界，只有中东穆斯林阿拉伯帝国能与其匹敌。 唐朝鼎盛之时，运用强大的军事力量维护着帝国空前庞大的疆域，周边政权皆已臣服。同时，唐朝以开放的姿态吸引着无数异国他乡之人不远万里来到长安，他们在此求学、经商、甚至参加科举入仕。强大的军事实力、先进的思想文化、繁荣的经济贸易使唐朝将朝贡体系推向了空前的高度。 但是，万物盛极必衰，当励精图治的玄宗陷入温柔乡时，之前没有引起重视的边镇问题开始显现，安史之乱遮蔽了盛唐的天空，唐朝陷入了持续多年的内乱，唐日西沉。当叛乱被平息时，大唐的国力已经不再强盛，甚至失去了对地方边镇的实际控制，其再也无暇顾及此前构建起来的朝贡体系。 此时，周边强大的吐蕃、复兴的突厥、崛起的南诏，以及内陆叛乱的藩镇，都在一步步蚕食着大唐的资源与根基。此后，历代王朝再也没能像大唐那般强盛且开放。 强汉盛唐证明了朝贡体系的稳定取决于中华帝国的强盛，到了宋朝时，对外的弱势使其统治者不得不把邻邦看成平等的政体，甚至反过来向更强大的国家纳贡称臣，这时期的东亚出现了一个多极化的国际秩序。  当宋朝能做的只是努力维持生存时，中国的“世界秩序”（朝贡体系）也就无从谈起。 明朝驱逐了原来统治中国的蒙古人，恢复了汉家江山。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就迅即派出使者出使周边邻国，如朝鲜、占城、安南等国，通知诸国明继元统，宣扬大明国威。东亚地区再次恢复了朝贡体系，明朝成为一元格局的中心。  至明成祖朱棣时，在北方，对蒙古残存势力进行了强有力的打击；在南方，派遣郑和率领庞大的舰队七下西洋（南海、印度洋、非洲东海岸等地区）宣扬国威。 于是，在强大军事压力的威逼和厚往薄来政策的利诱下，向明朝政府朝贡的国家和部族一度达到了65个。朝贡体系达到了巅峰。  与此同时，由于受中国影响，日本对琉球，朝鲜对女真，越南对占婆也都提出了朝贡的要求，从而形成了数个次级的朝贡中心和“亚宗藩关系”。 1644年，清兵入关后，保留了明朝的朝贡体系，只是要求各国缴还明朝的封诰，重新领取清朝的封诰，清朝取代了明朝此前对各藩属国的宗主地位。 1689年，清朝与俄国在远东边界进行了一系列较量之后，双方按照西方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后确立的条约体系惯例，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中国首次接触并实践了条约体系。 1793年，英国乔治·马戛尔尼使团正式到访中国，条约体系和朝贡体系发生了全面的碰撞。马戛尔尼提出的互派使节、签订通商条约等要求，均被乾隆皇帝以“不可更张定制”为由拒绝。 对此，已故的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先生这样感叹到：有史以来，从未有过一个民族面对未来竟是如此自信，却又对即将到来的风暴如此缺乏了解。  时局图 随着西方的殖民扩张，清朝的朝贡国大幅减少。最终，当朝贡体系与西方条约体系在鸦片贸易问题上的矛盾不可调和时，鸦片战争爆发了，结果是落后于世界的清朝被英国坚船利炮轰开了国门。 此后，中国最后的藩属国越南与朝鲜，分别于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后，以双方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方式落入法国与日本之手。至此，朝贡体系彻底崩溃。 朝贡体系作为自公元前3世纪开始，延续至19世纪末期的以中华帝国为主导的政治秩序体系，伴随着中华帝国的兴衰而发展，沿着“建立—受到挑战—巩固—瓦解—建立”的循环直至最终被西方的“条约体系”所终结。 在其两千多年的生命周期里，展现出了一种极富智慧的东方思维。在此秩序中，中华帝国以周边小国的臣服树立权威和得到安定的周边环境，小国通过承认中华帝国的宗主权和注重形式的朝贡活动获得合法统治权以及经济、文化上的利益。从整体上看，这是一种双赢的共处模式。 聚焦当下西方主导的世界，自西方以条约体系对东亚进行殖民扩张以来，整个地区在朝贡体系崩溃之后，整体上都是逐渐走向分裂和敌对的。 作为曾经的宗主国，中国在越南丧于法国之后，西南门户洞开，长期的后果是越南与中国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羁绊，即中国不能失去越南这一传统势力范围，而越南自身衍生出一种反华情节的同时，又无法彻底切断与中国的联系。 中国不得不耗费大量资源、精力去处理越南问题，如援越抗法战争、援越抗美战争、对越自卫反击战都皆源于此。越南在地缘政治上仍然给中国造成了一个困局，局面至今也并未得到彻底的改观。 中日甲午战争的一个副产品是朝鲜落入日本之手，不久之后被日本合并，成为了日本侵略中国的跳板和基地。台湾被日本占据了半个世纪。长期的后果是中国失去了东北、东部两大战略缓冲地带，中国当今的地缘困境（岛链包围圈）便始于此时。  此后，中国都未能将战争拒于国门之外，被迫承受日俄战争、抗日战争，为了保住仅有的战略缓冲区——朝鲜，又不得不参与抗美援朝战争。至今，朝鲜半岛困局仍然是中国不得不应对的地缘政治问题。 日本则是长期游离于朝贡体系边缘的国家，其封建时代开启并师承于中国盛唐时代，之后开始了有别于东亚其他国家的幕府时代。 明朝开始海禁之后，对外海上贸易骤减。原本太平的中国沿海出现了严重的倭患，丰臣秀吉对朝鲜发动的侵略战争，这些事件从根本上挑战了明朝在朝贡体系中的地位，于是明朝与日本在朝鲜半岛上进行了决战。明朝损耗了巨大的国力将日军赶回日本本土，日军在退回本土之后，进行了新的权力洗牌，最终开启了德川幕府时代。 德川幕府为了保证幕府统治的稳定，采取了与中国一样的闭关锁国政策，直至黑船叩关，才被迫打开国门。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国力大增，打败了东亚自古以来的主导者中国之后，奉行脱亚入欧政策，最终跻身列强行列并参与瓜分世界。之后又成为二战轴心国之一，给亚洲各国造成了沉重的灾难； 在亚洲东部地区，中、日、韩、越等国虽然在全球化浪潮中的联系日益密切，但是近代以来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使得这些国家深陷历史的泥沼，无法产生像西欧一样密切的联合。 而这一切问题的根源，则是近代快速崛起的西方突然闯进了东方世界，打破了这里的平静。 东亚的这个困局可以解决吗？纵观东亚历史，答案是肯定的。关键就在中国。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强汉还是盛唐，在当时的已知的世界里，都起到了一个强力的联结作用。西域的胡商在商道上获得汉唐各级政府的保护与补给；朝鲜、日本的遣唐使渡海而来，进入寺庙、太学中学习，甚至通过科举进入官府任职。中国在提供支持与便利的同时，促进了区域贸易的发展，文化的交流，以及政治制度的改良。  因此，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国际地位稳步提升，而周边国家在与中国合作的同时，也得到了持续的发展。由此可见，这种合作关系是可以共赢的，而不会陷入西方鼓吹的“修昔底德陷阱”。 目前中国需要做的一带一路战略在数年前被提出并积极实施。当量的积累足以达到质变时，世界的东方便不再受到西方的掣肘。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