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 1934年10月16日，舒同随一军团部队，离开红都瑞金走上长征之路。长征之前，“左”倾教条主义者对于这一重大战略转变秘而不宣，连中央和红军一些重要领导人，也不清楚中央重大战略意图，甚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提出来讨论，唯有张闻天在《红色中华》发表《一切为了苏维埃》，隐约地透露红军准备突围转移信息。总政治部指示部队学习张闻天重要文章，舒同作了一些简单的政治动员，部队便踏上漫漫征途。舒同对中央重大军事行动的真正目的和意义，也缺乏深刻了解，行军途中对于战士的疑问，也难以作出满意回答，难以充分发挥红军广大指战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尤其是遇到严重困难时，有些战士难免产生思想问题。 舒同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将长征途中的宣传工作搞得有声有色。长征中长途流动作战，环境极其艰苦，物质条件极差，不易找到纸墨。舒同就想办法利用木炭、锅灰、石灰水等作为原料，在墙壁、木板、石崖上书写标语，用五颜六色、大小不等的旧纸和废纸，书写文告和传单。舒同在部队行动时，时常走在前头写标语，宣传红军政策，他的衣帽总是沾满了石灰迹。舒同还利用书法作为革命宣传武器，沿途动员革命青年参加红军。红军经过湖南时，开过一次晚会，舒同写了会标“决战在今朝”。那刚劲有力、别成一体的大字，轰动了当地的一些知识阶层，名家都赞扬说：“红军里真有人才呐！”许多青年被舒同的书法所吸引，接受了革命理论，走上了革命道路。  舒同作为宣传干部，每次行军前，都要比部队先走，到预定地点调查地主情况，并进行宣传群众工作。没收地主财物，利用给群众分发东西机会，向群众进行革命宣传。有的地方群众对红军不了解，一开始不敢接收分得的财物，舒同就组织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演讲宣传，说明地主的财物，都是剥削农民的劳动成果，穷人起来打土豪分土地，乃是天经地义。听了红军演讲，群众提高了思想觉悟，高兴地将分得的财物带走。舒同对宣传极为重视，画了一幅宣传漫画，嘱咐邓逸凡刻蜡版油印。邓逸凡在漫画上加了几笔，油印后模糊不清。舒同见后，大为不悦，厉声批评：“邓逸凡同志，这是对革命不负责任。”舒同的批评，让邓逸凡终身难忘。 为了将行军中宣传工作搞得有声有色，舒同千方百计地组织文娱活动，鼓舞士气。舒同创造性地开展长征路上的宣传工作，特地在红军行军的道路旁，如亭子、村头、路边的山坡上组织“化装宣传”。根据部队的特点，预告选择好内容，比如好人好事、行军中的卫生、粉碎敌人的进攻等，编成口号、谜语、问答、对唱，并根据不同角色化好装在沿途进行宣传。如编成《反逃跑》、《防止掉队》、《行军中的卫生》等活报剧，语言幽默，动作滑稽，加上通俗的配唱，逗得路过的红军战士哈哈大笑，忘记了行军的疲劳。化装演讲成了行军中一种有效的宣传鼓动方式。舒同在《红星报》上发表《十天行军中化装宣传的一瞥》，第一次提出“化装宣传”的新概念，大力提倡化装宣传，希望部队政工人员积极领导，广泛地运用这种方式。舒同有时又走在队伍后面，帮助打扫战场，收容伤病员，给他们找背包，包扎伤口，鼓励他们以顽强毅力与伤痛作斗争。舒同有时也到一个团去协助工作，经常与下级官兵一起，每天都行走七八十里路，从未掉过队。 在长征的马背上，舒同仍不忘练字。舒同被毛泽东誉为“红军书法家”。舒同的书法艺术，与陆定一的长征小调，黄镇的沿途写生，李伯钊的歌舞，廖承志的木刻，构成红军长征途中的亮丽风景线。 红军渡过湘江后，部队减员严重。由于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加上红军飘忽不定，新区群众对红军又不了解，开展扩红工作困难重重。让舒同感到最为困难的工作就是如何提高部队的士气，向红军指战员明确说明红军前途，部队前进的目的地。干部战士不断提出这样的问题，舒同起初解释说是转移，可是部队越走越远，再说“转移”已难以令人置信，特别是跨过粤汉路后，不得不明确地说明是前往湖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1935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舒同在思想上行动上，顺利克服了宣传工作中遇到的困难。  遵义会议后，中央确定向四川进军。1月下旬，红军和四川军阀部队在土城展开恶战。激战中，面对敌以优势兵力转守为攻，作为预备队的红二师也投入战斗。红二师被陷在一个葫芦形的山隘口，来回冲杀，部队无法展开，伤亡极为惨重。红二师不得不以团为单位各自为战，师长陈光与舒同率一个连被敌人包围在一个山头。川军拼命地叫嚣缴枪投降，直往山顶冲上来。陈光和舒同立即召集全连战士宣誓坚决抵抗到底。战士们上好刺刀，揭开手榴弹盖子，舒同也销毁文电，拔出手枪，以防万一。最后，大家众志成城，顽强奋斗，拼死杀开一条血路，冲出了敌人包围圈，胜利地到达指定地点会合。 四渡赤水后，舒同随一军团顺利通过彝族地区，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到达黑水、芦花一带时，因这里人烟稀少，又是少数民族地区，部队严重缺粮，几乎天天为粮食发愁，舒同随同部队四处筹粮。这一带有许多喇嘛寺，其中最大的刷经寺内，藏粮很多，但部队不能随便取用。藏民误信敌人宣传，将粮食埋藏起来，人也逃走了。部队不得不取用藏民粮食，留下光洋作为粮款，并写上条子，表示迫不得已的歉意。 6月底7月初，按照松潘战役计划，红一军团第二师六团携带电台一部，由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带领，配合右路军，从康猫寺向草地进军，担任探路先锋。因所带粮食不多，部队行进了110里，才吃了一餐野菜、青稞和炒麦子。第二天未能吃饭，又匆匆前进。行至中壤口西北地区时，遭敌千余骑兵袭击。六团饥疲交加，加之缺乏与骑兵作战经验，受到较大损失，被迫撤出战斗，向长坂山、黑水方向靠拢。经过四天跋涉到达长坂山时，弹尽粮绝，许多战士冻饿而死。红六团发电告急求援。刚刚从雪山过来的舒同奉命率领一支几十人的运输队和一排人的武装，重返雪山，接应危急中的六团。舒同领受任务后，下午四五点就冒雨出发，前后由小股武装警戒，护卫着中间的运粮队，经过两天的艰苦行程，才到达80里以外的红六团宿营地。舒同和运粮队雪中送炭，红六团官兵们喜出望外，围拢过来嘘寒问暖。听了红六团在草地经受的磨难后，舒同深受感动，除了将所运粮食全部送给红六团，连自己的干粮也大部送给了饱受饥寒交迫折磨的战士。  舒同回忆运粮救援第六团的文章《芦花运粮》的手稿 舒同奉命帮助红六团到达毛儿盖休整，与红四方面军发生了摩擦。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分裂中央的错误言行，在红一、四方面军之间产生了矛盾和隔阂。红六团在休整时，红四方面军的一匹马乱跑。红六团收容了这匹马，并且主动归还红四方面军。但红四方面军的某些人不依不饶，借故滋事，甚至将机枪对准红六团，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舒同采取了忍耐克制态度。恰逢毛泽东路过，和平解决了双方争端。 舒同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反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方针。8月21日，舒同随右路军开始出发向草地前进。9月20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到达哈达铺，从当地邮政代办所国民党报纸上获得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的消息，做出了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重大决策。毛泽东召集红一、三军团以及中央军委纵队团以上干部，在哈达铺的一座关帝庙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舒同聆听了这一报告。毛泽东指出：“我们要北上，张国焘要南下，张国焘说我们是机会主义，究竟哪个是机会主义？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现在我们北上先遣队人数是少一点，但是目标也就小一些，不张扬，大家用不着悲观，我们现在比1929年初红四军南下井冈山时的人数还多哩！我们现在改称陕甘支队，由彭德怀同志任司令员，我兼政委。”毛泽东动员大家振奋精神，继续北上陕北。10月8日，舒同到达吴起镇，到了陕北根据地，完成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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