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 　第一百三十九卷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

　第一百三十九卷目录

　赋役部总论二
　　杜佑通典〈赋税总论　丁中论〉
　　册府元龟〈赋税〉
　　太平经国书〈论税赋出于私田〉
　　西畴常言〈论宋赋税〉
　　礼书〈贡助　周贡　周役法〉
　　郑樵通志〈赋税总论〉
　　文献通考〈论历代赋役　论周官贡赋　论九赋　论户籍三条　论免役钱二条　论役法　论差役雇役义役〉

食货典第一百三十九卷

赋役部总论二

《杜佑·通典》《赋税总论》

古之有天下者，未尝直取之于人。其所以制赋税者，谓公田什之一及工商衡虞之人，税以供郊庙社稷、天子奉养、百官禄食也，赋以给车马兵甲士徒赐予也。言人君唯于田及山泽可以制财贿耳。其工商虽有技巧之作，行贩之利，是皆浮食不执其本，盖欲抑损之义也。古者，宅不毛有里布，地不耕有屋粟，人无职事出夫家之征。言宅不毛者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田不耕者出三家之税粟，人虽有閒无职事，犹出夫税家税。夫税者谓田亩之税，家税者谓出士徒车辇给徭役也。盖皆罚其惰，务令归农。是故历代至今，犹计田取租税。古者人君上岁役不过三日，是故历代至今，虽加至二十日，数倍多古制，犹以庸为名。既免其役，日收庸绢三尺，共当六丈，更调二丈，则每丁壮当两疋矣。夫调者，犹存古井田调发兵车名耳，此岂直敛人之财者乎。什一者，天下之中正，多乎则大桀小桀，寡乎则大貊小貊。故什一行而颂声作，二不足而硕鼠兴。古之圣王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宁积于人，无藏府库，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是故钜桥盈而殷丧，成皋溢而秦亡。记曰：人散则财聚，财散则人聚。此之谓也。汉武攘四夷，平百越，边用益广，杼轴其空。于是置平粜，立均输，起漕运，兴盐铁，开鬻爵，设榷酤，收算缗，纳杂税，更造钱币，蕃货长财。虽经费获济，而下无聊矣。夫文繁则质衰，末盈则本亏，反散淳朴之风，导成贪饕之行，是以恶其启端也。贤良文学，辩论甚详，然处升平之代，是古则理高；居多务之时，非今则事阙。一臧一否，故悉存焉。

《丁中论》

论曰：昔贤云：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适卫，冉子仆。曰：美哉庶矣。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固知国足则政康，家足则教从，反是而理者，未之有也。夫家足不在于逃税，国足不在于重敛。若逃税则不土著而人贫，重敛则多养羸而国贫，不其然矣。
管子曰：以正户籍，谓之养羸。羸者，大贾蓄家也。正数之户既避其赋役，则至浮浪，以大贾蓄家之所役属，自收其利也。

三王以前，井田定赋。秦革周制，汉因秦法。魏晋以降，名数虽繁，亦有良规，不救时弊。昔东晋之宅江南也，慕容、苻、姚，迭居中土，人无定本，伤理为深，遂有庚戌土断之令。财丰俗阜，实由于兹。其后法制废弛，旧弊复起，义熙之际，重举而行，已然之效，著在前志。隋受周禅，得户三百六十万。开皇九年平陈，又收户五十万。洎于大业二年，干戈不用，唯十八载，有户八百九十万矣。
自平陈后，又加四百八十馀万。

其时承西魏丧乱，周齐分据，暴君慢吏，赋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网隳紊，奸伪尤滋。高颎睹流冗之病，建输籍之法。于是定其名，轻其数，使人知为浮客，被彊家收大半之赋，为编氓奉公上，蒙轻减之征。
浮客，谓避公税、依强豪作佃家也。昔汉文三年，除人田租，荀悦论曰：古者什一而税，天下之中正。汉家或百而税一，可谓至轻矣，而豪强占田踰多，浮客输大半之赋。公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是惠不下通，威福分于豪人也。不正其本，适足以资富强矣。高颎设轻税之法，浮客悉自归于编户，隋代之盛，实由于此。

先敷其信，后行其令，烝庶怀惠，奸无所容。隋氏资储遍于天下，人俗康阜，颎之力焉。功规萧、葛，道亚伊、吕，近代以来未之有也。
隋氏西京大仓，东京合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京都及并州库布帛各数千万，而锡赉勋庸，并出丰厚，亦魏晋以降之未有。

国家贞观中有户三百万，至天宝末百三十馀年，才如隋氏之数。圣唐之盛，迈于西汉，约计天下编户合踰元始之间，而名籍所少三百馀万。
自贞观以后，加五百九十万，其时天下户都有八百九十馀万也。汉武黩兵，人户减半，末年追悔，方息征伐。其后至平帝元始二年，七十馀载，有户千二百二十馀万。唐百三十馀年中，虽时起兵戈，都不至减耗，而浮浪日众，版图不收。若此量汉时，实合有加数，约计天下人户少犹可有千三四百万矣。

直以选贤授任，多在艺文，才与职乖，法因事弊。隳循名责实之义，阙考言询事之道。崇秩之所至，美价之所归，不无轻薄之曹，浮华之伍。习程典，亲簿领，谓之浅俗；务根本，去枝叶，目以迂阔。风流相尚，奔竞相驱，职事委于群胥，货贿行于公府，而至此也。自建中初，天下编氓百三十万，赖分命黜陟，重为案比，收入公税，增倍而馀。
诸道加出百八十万，共得三百二十万。

遂令赋有常规，人知定制，贪冒之吏，莫得生奸，狡猾之氓，皆被其籍，诚适时之令典，拯弊之良图。
旧制，百姓供公上，计丁定庸调及租，其税户虽兼出王公以下，比之二三十分唯一耳。自兵兴以后，经费不完，于是徵敛多名，且无恒数，贪吏横恣，因缘为奸，法令莫得检制，烝庶不知告诉。其丁狡猾者，即多规避，或假名入任，或托迹为僧，或占募军伍，或依信豪族，兼诸色役，万端蠲除。钝劣者即被徵输，困竭日甚。建中新令，并入两税，恒额既立，加益莫由，浮浪悉收，规避无所。

而使臣制置各殊，或有轻重未一，仍属多故，兵革荐兴，浮冗之辈，今则众矣。徵输之数，亦以阙矣。旧额既在，见人渐艰，详今日之宜，酌晋隋故事，版图可增其倍，征缮自减其半。赋既均一，人知税轻，免流离之患，益农桑之业，安人济用，莫过于斯矣。
计诸道簿帐所收，可有二百五十馀万户。按历代户口，多不过五，少不减三，约计天下，除有兵马多处食盐，是知见在之数。者采晋、隋旧典制置，可得五百万矣。以五百万户共出二百五十万户税，自然各减半数。

古之为理也，在于周知人数，乃均其事役，则庶功以兴，国富家足，教从化被，风齐俗和。夫然，故灾沴不生，悖乱不起。所以周官有比、闾、族、党、州、乡、县、遂之制，维持其政，纲纪其人。孟冬司徒献民数于王，王拜而受之，其敬之守之如此之重也。及理道乖方，版图脱漏，人如鸟兽，飞走莫制，家以之乏，国以之贫，奸冗渐兴，倾覆不悟。斯政之大者远者，将求理平之道，非其本欤。

《册府元龟》《赋税》

自禹平水土，乃定九州之赋。商周二代，率循其制。有赋有税。税以给郊社、宗庙、百神之祀，乘舆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赋以供兵甲车马、士徒之役，府库锡予之用。盖周之法详矣。其后沿袭殊范，贪凉迭变，乃至履亩之政，作兵甲之敛。生失于举中，异夫稽古。汉氏之后，或因或革，若夫度田以收租，量口以出调，成丁以给役，计役以收庸，随风宜以折课，奠物直以徵算。乃至蛮俚之俗，亦收财赋司籍之记，可得而徵。然而制财用之节，量轻重之法，陈之艺极，归于底慎，必在乎稽先王之彝宪，求历代之令典，是以什一而赋，谓之中正。颂声之作，罔不繇是焉。

《太平经国书》《论税赋出于私田》

或问：畿外有贡，畿内有赋有税，有征敛之目，其别如何。曰：公田以为税，私田以出赋。征敛则税赋之总名。家征力征，则以一家馀夫之力言之。夫征地征，则以一夫私田之赋言之。若畿外诸侯，则食公田之税以为禄，斡私田之赋以为贡耳。学者于贡赋税之说，何其纷纷也。愚请略公田之税，而姑论畿内之赋，次及于畿外之贡，然后纷纷之说，可以尽折而一之。人徒见夫税以足食，赋以足兵，则以民赋为止于兵车，以九赋为诸臣禄田之赋，非也。税赋虽一，而赋有三，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此兵赋也。甸出长毂一乘，此车赋也，一曰邦中，二曰四郊。而下此，九等之赋也。时方有事，则农出一，兵甸出一。车事已，则兵还于农。车还于甸，虽名为赋，其实则使民自为卫耳。有以足军之用，而未有以足国之用也。国之大用，有祭祀，有宾客，有丧荒羞服，有工事币帛，有刍秣匪颁。好用不取诸民，于谁责而供之。于是始助百亩之私，以制九等之赋，劝九职之任，以代九赋之出。今考之周礼，国中四郊之赋，闾师征之。野之贡赋，县师征之。委人征薪刍、木材。兽人、廛人收皮毛、筋角。角人敛齿角、羽翮。卝人收金玉、锡石。泽虞取国泽财物。掌葛染草，则征絺绤染草以当邦赋。掌炭掌茶，则征灰炭茅莠以当邦赋。其始也，以九谷为主。而其终，则皆以九职之物充赋。其始也，以五等定轻重。而其终，则皆以年之上下出敛法。熟读一书，其所以孜孜于田赋之说者，盖以其未始立法也。若公田十一之税，周礼曷尝一言之。岂惟公田太宰，九等之赋不言，军旅亦以一兵一车之出，自有定制耳。此自黄帝为井牧以来，未之有改。彼则自周公之身，而经始之。色目常虑其巧立，轻重常恐其过差。有无常患其相违。受用常忧其相乱。是以太宰正其名，载师酌其数，闾师县师随其物，太府谨其待用，盖其终始本末，无毫发不轻。思虑者达之王畿之外，则有异名而无异法。诸侯食其税于国，则税之名变而为纳，诸侯纳其赋于王，则赋之名变而为贡，始于太宰之致。其用中于司马之制，其赋终于小行人之令，其献考之职方氏，自扬之金锡，荆之丹银，以至并之布帛，此即取物以充赋也。又考之大行入，自侯服之祀物，甸服之嫔物，以至要服之货物，此即变赋以为贡也。其纤悉委曲，则与畿内无一不相应者，盖尝以《禹贡》之书考之，然后《周礼》贡税赋之别源流，会通益，无可疑者。夫冀州在王畿之内，尧之所都也。厥赋惟上上，厥田惟中中，是公田之税，虽其等在五，而私田之赋，折以他物，则其等实在一也。此乃太宰之九赋也。八州在王畿之外，诸侯之国也。田赋之下，于是始立为贡篚之制焉。有金木铅石之贡，有漆丝羽茅之贡，有球琳琅玕银镂砮磬之贡，此则太宰之九贡也。然《禹贡》与《周礼》少异者，《周礼》畿内之类，通可以言贡，而《禹贡》则专指以为赋。《禹贡》畿内之赋，专以米粟之属，而《周礼》则杂以他物代之。此特其微异者耳，不害其为同也。周衰，王制不明，贡税赋之法不复存成王周公之制。鲁之宣公初税亩，是以公田之外，复履私田之亩，行十一之税。虽然，赋则尚无恙也。至于成公之作丘甲，则每三甸而加一乘兵车之赋，非复司马法之旧。哀公之用田赋，则受田百亩而出赋二十亩。私田之赋，非复载师之旧。至于邦国之贡，益悖谬而无统。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是诸侯既不致贡于天子。子产言郑伯之男，而使从公侯之贡，是晋人责贡于诸侯者，又难给焉。此岂非周家之旧法哉。虞夏贡赋之法，自三代以来，所谓相承而不废者，至春秋而扫地矣。呜呼。读《周礼》见周之所以盛，读《春秋》见周之所以衰。

《西畴常言》《论宋赋税》

赋税田桑所出也，自禹定制，不使贡其所无。今之取民，视古什一，何啻数倍矣。谷帛之外，又折估而使输钱焉。夫民不能自鼓铸也，使捐其所有，损所直，以就所售。吏之不良，又先期以趣之，斯民益不堪命也。古者山虞不赋鱼鳖，川衡不贡材木，先王恤民之意，概可识。
朝廷责守令以惠养，德意美矣。近制，郡守更代，以财计盈亏，为殿最。于是常赋之在邑者，郡皆掩取不遗，而督迫于县者日急，令亡所从出则又苛责于民。是泽上壅而害流于下也。法不良而欲美意之，行亦难矣。
什一，中制也。三代共之。由春秋至战国，良法废格，而取民出于私意，久矣。戴盈之欲，复什一而未能无勇也。白圭欲二十而取一，过犹不及也。

《礼书》《贡助》

《周官·载师》：园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四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闾师》：任农，以耕事贡九谷。《司稼》：巡野观稼，以年之上下出敛法，此周之贡法也。《诗》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田旅师有锄粟，许慎释锄为助。《孟子》曰：九一而助。《谷梁》曰：什一，籍而不税。此周之助。法籍而不税，则同乎商。其贡法以年上下，则异乎夏。然夏之民，耕五十亩而以五亩贡。商之民，耕七十亩而以七亩助，皆什内之一。周之民，耕百亩以公田十亩彻十外之一。《孟子》言其实，皆什一者。以其法虽少异，而其实不离什一也。《孟子》曰：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九一，自地言之也。什一自物言之也。郑氏释匠人，谓通其率以什一为正。孔颖达之徒，申之谓助则九，而贡一。贡则什一，而贡一通率为什一，是助之所取者重，贡之所取者轻，非孟子之意也。夏商周之授田，其亩数不同，何也。《禹贡》于九州之地，或言土，或言作，或言乂。盖禹平水土之后，有土焉，而未作。有作焉，而未乂。则于是时人功未足以尽地力，故家五十亩而已。沿历商周，则田浸辟而法备矣，故商七十而助，周百亩而彻。《诗》曰：信彼南山，维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孙田之。我疆我理，南东其亩。则法略于夏，备于周，可知。刘氏皇氏，谓夏之民多，家五十亩而贡。商之民稀，家七十亩而助。周之民尤稀，家百亩而彻。熊氏谓夏政宽简，一夫之地税五十亩。周政极烦，一夫之地尽税焉。而所税皆什一。贾公彦谓夏五十而贡，据一易之地，家二百亩而税百亩也。商七十而助，据六遂上地，百亩菜五十亩而税七十五亩也。周百亩而彻，据不易之地，百亩全税之。如四子之言，则古之民常多，而后世之民愈少。古之税常轻，而后世之税愈重。古之地皆一易，而后世之地皆不易。其果然哉。

《周贡》

书《禹贡》：冀州，厥土惟白壤，厥田中中。兖州，厥土黑坟，厥田中下，厥贡漆丝，厥篚织文。青州，厥土白坟，田上下，贡盐絺，海物惟错，岱畎丝，枲，铅，松，怪石，厥篚檿丝。徐州，厥土赤埴坟，田上中，贡土五色，厥篚元纤缟。扬州，厥土涂泥，田下下，贡金三品，厥篚织贝。荆州，厥土涂泥，田下中，贡羽，毛，齿，革，金三品，厥篚元纁，玑，组。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坟垆，田中上，贡漆，枲，絺，纻，厥篚纤纩，锡贡磬错。梁州，厥土青黎，田下上，贡璆，铁，银，镂，砮，磬，熊，罴，狐，狸，织皮。雍州，厥土黄壤，田上上，贡球，琳，琅玕。《周礼·职方氏》：扬州，其利金锡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鸟兽，其谷宜稻。荆州，其利丹银齿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鸟兽，其谷宜稻。豫州，其利麻丝漆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六扰，其谷宜五种。青州，其利蒲鱼，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鸡狗，其谷宜稻麦。兖州，其利蒲鱼，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扰，其谷宜四种。雍州，其利金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马，其谷宜黍稷。幽州，其利鱼盐，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扰，其谷宜三种。冀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二女，其畜宜牛羊，其谷宜黍稷。并州，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扰，其谷宜五种。《大司徒》：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动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皂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泽，其动物宜鳞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动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专而长；四曰坟衍，其动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荚动，其民晰而瘠；五曰原隰，其动物宜裸物，其植物宜丛物，其民丰肉而庳。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载师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贡，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为之种。凡粪种，骍刚用牛，赤缇用羊，坟壤用麋，渴泽用鹿，咸泻用貆，勃壤用狐，埴垆用豕，彊用蕡，轻爨用火。土方氏，以辨土宜土化之法，而授任者鸿。《列子》曰：土地各以其类生，山气多男，泽气多女，障气多喑，风气多聋，林气多癃，木气多伛，岸下气多肿，石气多力，险阻气多瘿，暑气多夭，寒气多寿，谷气多庳，丘气多狂，衍气多贪。轻土多利，重土多迟，清水音小，浊水音大，湍水人轻，迟水人重，坚土人刚，弱土人肥，垆土人大，沙土人细，息土人美，耗土人丑。汾水濛浊而宜麻，济水通和而宜麦，河水中浊而宜菽，维水轻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汉水重安而宜竹，江水肥仁而宜稻。平土之人慧而宜五谷。《尔雅》曰：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太蒙之人信，倥侗之人武。《礼记·王制》：凡居民财，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蛮，夷，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大司徒》：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种，以教稼穑树艺。郑氏曰：以万物自生焉，则言土。土犹吐也。以人所耕而种艺焉，则言壤。壤和缓之貌也。孔安国曰：无块曰壤，盖无块其质也，和缓其性也。《禹贡》：冀州，白而壤。雍州，黄而壤。豫州，厥土惟壤。则壤色非一而已。壤与坟埴涂泥虽殊，而坟埴涂泥亦壤中之小别耳。此所以禹贡总言三壤，而周官总言十二壤也。坟，其起者也。埴，其秥者也。垆，其疏者也。《禹贡》有坟垆，孔安国郑康成皆以垆为疏，盖有传然也。《禹贡》壤坟涂泥青黎，各系一州，此言其大致而已。然则草人土化之法，凡地豫有之也。凡地高者宜黍稷，下者宜稻麦，山气多男，泽气多女，东南多丝纩，西北多织皮。先王之于民，因其地以施教，顺其俗以行政。山者不使居川，泽者不使居中原。居山者不以鱼鳖为礼，居泽者不以豕鹿为礼。骍刚之地，粪种不以羊。赤缇之地，粪种不以牛。然后五方之民，各安其性，乐其业，而无偏弊之患。此大司徒土均载师，土方氏草人所以有功于天下也。

《周役法》

《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经邦治，一曰听政役，以比居。《大司徒》：大军旅，大田役，以旗致万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下地》：凡起徒役，无过家一人，以其馀为羡，惟田与追胥竭作，凡国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馀子，大军旅，帅其众庶，小军旅，巡役，治其政令，大丧，师邦役，治其政教。《乡师》：大役，则帅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则受州里之役要，以考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乡大夫之职，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辨其可任者，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国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岁时入其书。《乡师》：大役，则帅民徒而至，治其政令。《州长》：若国作民而师田，行役，之事，则师而致之，掌其戒令，与其赏罚。《党正》：凡作民而师，田，行役，则以其法，治其政事。《族师》：若作民而师，田，行役，则合其卒伍，简其兵器，以鼓铎旗物帅而至，掌其治令戒其刑罚。《县师》：若有将军旅会同田役之戒，则受法于司马，以作其众庶，及马牛车辇，会其车人之卒伍，使皆备旗鼓兵器，以帅而至。《遂人》：若起野役，则令各帅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凡事致野役，而师田作野民，帅而至，掌其政治禁令。《遂师》：作役事，则听其治讼。《鄙师》：凡作民，则掌其戒令，以时数其众庶，察其美恶而诛赏。《县正》：若将用野民，师田行役，移执事，则帅而至，治其政令。《稍人》：若有会同师田行役之事，则以县师之法，作其同徒輂辇。帅而以至，治其政令，以听于司马。《酂长》：若作其民而用之，则以旗鼓兵革帅而至。《大司马》：简稽乡民，以用邦国。凡令赋，以地与民制之，上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三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大役，与虑事，属其植，受其要，以待考而诛赏。《均人》：凡均力政，以岁上下。丰年则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则公旬用二日焉，无年则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则无力政。《王制》曰：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司空》：兴事任力，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壮者之食。五十不从力政。六十不与服戎，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政。《祭义》曰：五十不为甸徒。《论语》曰：使民如承大祭。《孟子》曰：有布缕之征，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诗·大东》曰：东国困于役。北山曰：役使不均。古者府史胥徒有常职，而民不与焉。其所与者，军旅田役而已。故任之以地之美恶，辨之以国野之远近，均之以岁之上下。《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任之以地也。《卿大夫》：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此辨之国野也。《均人》：凡均力政，以岁上下，丰年则公旬用三日。中年则公旬用二日。无年则公旬用一日。凶札则无力役。此均之以岁也。上地食七人，中地食六人，下地食五人，而任之者，仅半而已。盖以下养上则不足，以上养下则有馀，故凡起徒役又无过。家一人所谓施从其厚事，举其中与，食壮者之食，任老者之事。同意七尺六尺征之，以其才六十六十有五舍之，以其齿国中近而役多，故晚征而早舍。野远而役少，故早征而晚舍。欲劳逸轻重均而已。与近郊什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无过十二，同意。力政有征于乡，有征于司徒。征于司徒，则公用之也。故丰年公旬用三日，则是岁用二十七日。中年公旬用二日，则是岁用十有八日。无年公旬〈旬字或训均义非谓十日也〉用一日，则是止用九日而已。以均力政，在岁成之后。惟有于冬之一时故也。其作之也在乡，则族师以鼓舞，铎旗物帅而至。《大司徒》：以乡之大旗致之在遂，则酂长以旗鼓兵革而至，遂人以遂之大旗致之，盖乡百家为族，遂百家为酂。百家然后致之以旗鼓，则下于百家者，非必旗鼓也。司徒之于六乡，遂人之于六遂，以乡遂之大旗致之，则族师酂长之旗，非大旗也。乡有乡官致之，遂有遂官致之，至于邦国都鄙甸稍郊里之地，县师又备旗鼓兵器致之，则所统有其人，所会有其地，所治有其法，此所以如臂使指，而无不率从也。其不役者，国中贵者、能者、贤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又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政。父母之丧，三年不从政。齐衰大功之丧，三月不从政。将徙于诸侯者，三月不从政。自诸侯徙家，期不从政。然则役之义也，舍之仁也。义故民忘其劳，仁故民悦其德。此所以北山不均之刺，不作于下而馀力之颂，日闻于上也。后世践更之法，虽丞相之子不免戍边，非所谓舍贵者也。绛之老人辱在泥涂，非所谓舍老者也。岂可与议先王之法哉。《周礼》：均人无年之力，政犹至九日。《王制》：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非《周礼》也。乡大夫国野之役，至于六十、六十有五。《王制》曰：五十不从力政。《祭义》曰：五十不为甸徒。亦非周制也。然六十不与服戎，恐周亦然。《班超传》曰：古者十五授兵，六十还之。《韩诗》说：三十授兵，六十还兵。授兵早晚虽殊，其六十还兵一也。

《郑樵·通志》《赋税总论》

臣谨按，井田之法所以为良者，以田与赋不相离，虽暴君不能违田而取赋，污吏不能什一而加多。至秦孝公开阡陌之法，田赋始相离，故所取者不多乎什一则少乎什一也，其弊至于收太半焉。汉高帝欲革秦之弊，什五而税一。孝景二年，始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至后汉，以三十而税一为通用之法。荀悦曰：今汉人田或百一而税。则知汉法之优民，可谓至矣。然豪强占田踰多，浮客输太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富室之暴酷于亡秦，皆缘无授田之法，所以惠不及齐民。伟哉。后魏孝文帝之为人君也。真英断之主乎。井田废七百年，一旦纳李安世之言而行，均田之法，国则有民，民则有田。周齐不能易其法，隋唐不能改其贯。故天下无无田之夫，无不耕之民，口分世业，虽非井田之法而得三代之遗意。始者，则田租户调以为赋税。至唐祖开基，乃为定令，曰租，曰调，曰庸。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租者，什一之税也。调者，调发兵车井田之赋也。庸者，岁役二旬，不役则收其资役，多则免调，过役则租调俱免，无伤于民矣。舍租调之外，而求其无名，虽无道之世，亦不为。自太和至开元三百年之民，抑何幸也。天宝之季，师旅既兴，诛求无艺，生齿流移，版图焚荡。然是时赋役虽坏，而法制可寻。不幸建中天子，用杨炎为相，遂作两税之法。自两税之法行，则赋与田不相系也。况又取大历中一年科率多者为两税定法，此总无名之暴赋，立为常规也。且言利之臣，无代无之。有恨少无恨多，有言加无言减。自两税以来，赋不系于田，故名色之求，罔民百出。或以方圆取，或以羡馀取，或言献奉，或言假贷，初虽暂时，久为成法。建中以来，将五百年世不乏。杨炎不知所以加于大历中一年之多数目，复几倍乎。呜呼。后世之为民也，其艰为民矣。且开元之前，户口至众，而民皆有田。至于癃老童稚，寡妻子女，亦皆有田。一丁授田百亩，百亩之田，岁输粟二石、绢二丈，无绢则布二丈五尺。岭南诸州，则以户计。上户一斛二㪷，下户六㪷，夷獠半之。内附之家，上户十丈，下户无出。当是时也，民之所以为民也，如此官之所以取诸民也，如此后魏去三代为远，今去开元不远，是非难行之道也。后之言治道者，当使一民有百亩之田，然后可以议魏齐周隋唐之事。若有无田之民，不耕之夫，则于魏齐周隋唐之事，未可轻议也。言利之臣，则亦当量开元之前所以为重赋者，百亩之田，不过二石粟、二丈绢耳。所以为轻赋者，上户之家不过十丈耳。今百亩之田，赋敛如此。上户之家，出钱如此。吾于如此之中，复何容心哉。

《文献通考》

《论历代赋役》

东莱吕氏曰：赋役之制，自禹贡始。可见禹贡。既定九州之田赋，以九州之土地为九州之土贡。说者以谓有九州之土贡，然后以田赋之当供者市易所贡之物。考之于经，盖曰：有證何者。甸服百里。赋纳总至于五百里，米自五百里之外，其馀四服，米不运之京师，必以所当输者土贡于天子。以此知当时贡赋一事，所以冀州在王畿甸服之内，全不叙土贡，正缘已输粟米。以此相参考，亦自有證。盖当时寓兵于农，所谓贡赋，不过郊庙宾客之奉，都无养兵之费，故取之于畿甸而足，自大略而言之。三代皆沿此制。夏后氏五十而贡，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三代之赋略相当。周官所载九畿之贡，而已九州之贡，所谓出者半，或三之一，或四之一，或以半输王府，或以二之一输王府，或以四之一输王府。所谓土贡，未必能当贡赋之半，留之于诸侯之国，以待王室之用，皆是三代经常之法，所谓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师，说者以为二千五百人为师，亦是一时权宜之役。所谓经常之役，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豳诗》所谓：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皆是经常之役，法如此，用兵军役寓之井赋，乘马之法，无事则为农，有事则征役。至汉有所谓材官践更过更卒更三等之制，当时有干戈之征。及至魏晋，有户调之名。凡有户者，出布帛。有田者，出租赋。后魏亦谓之户调。在后魏，以一夫一妇出帛一疋。在北齐，则有一床半床之制。已娶者则一床，未娶者则半床。当时有户调之名，然役法尚存古制。但至南北朝，增三代之三日至于四十五日。自汉至南北朝，其赋役之法如此。至唐高祖立租庸调之法，承袭三代汉魏南北之制，虽或重或轻，要之规模尚不失旧。德宗时杨炎为相，以户籍隐漏，徵求烦多，变而为两税之法。两税之法既立，三代之制皆不复见。然而两税在德宗一时之间，虽号为整办，然取大历中科徭最多以为数，虽曰自所税之外，并不取之于民，其后如间架，如借商，如除陌，取于民者不一。杨炎所以为千古之罪人，大抵田制虽商鞅乱之于战国，而租税犹有历代之典制。惟两税之法立，古制乃扫。地要得复古，田制不定，纵得薄敛如汉文帝之复田租，荀悦论豪民收民之资，惟能惠有田之民，不能惠无田之民。田制不定，虽欲复古，其道无由。兵制不复古，民既出税赋，又出养兵之费，上之人虽欲权减兵，又不可不养兵制。不定此意，亦无由而成。要之寓兵于农，赋役方始定。
按自秦废井田之制，隳什一之法，任民所耕，不计多少。于是始舍地而税人，征赋二十倍于古。汉高祖始理田租，十五而税一，其后遂至三十而税一，皆是度田而税之。然汉时亦有税人之法。按汉高祖四年，初为算赋，注民十五以上至六十五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七岁至十五出口赋，人钱二十。此每岁所出也。然至文帝时，即令丁男三岁而一事赋，四十则是算赋减其三之二，且三岁方徵一次，则成丁者一岁所赋，不过十三钱有奇，其赋甚轻。至昭宣帝以后，又时有减免。盖汉时官未尝有授田限田之法，是以豪强田连阡陌，而贫弱无置锥之地。故田税随占田多寡为之厚薄，而人税则无分贫富，然所税每岁不过十三钱有奇耳。至魏武初平袁绍，乃令田每亩输粟四升，又每户输绢二疋绵二斤，则户口之赋始重矣。晋武帝又增而为绢三疋、绵三斤，其赋益重。然晋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及丁男丁女占田皆有差。则出此户赋者，亦皆有田之人，非凿空而税之，宜其重于汉也。自是相承，户税皆重。然至元魏而均田之法大行，齐周隋唐因之，赋税沿革微有不同。史文简略，不能详知。然大概计亩而税之令，少计户而税之令，多然。则时户户授田，则虽不必履亩论税，只逐户赋之，则田税在其中矣。至唐始分为租庸调，田则出粟稻为租，身与户则出绢布绫锦诸物为庸调。然口分世业，每人为田一顷，则亦不殊元魏以来之法。而所谓租庸调者，皆此受田一顷之人所出也。中叶以后，法制隳弛。田亩之在人者，不能禁其卖易。官授田之法尽废，则向之所谓输庸调者，多无田之人矣。乃欲按籍而徵之，令其与豪富兼并者，一例出赋可乎。又况遭安史之乱，丁口流离转徙，版籍徒有空文，岂堪按以为额。盖当大乱之后，人口死徙虚耗，岂复承平之旧，其不可转移失陷者，独田亩耳。然则视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以定两税之法，虽非经国之远图，乃救弊之良法也。但立法之初，不任土所宜，输其所有，乃计绫帛而输钱，既而物价愈下，所纳愈多，遂至输一者过二，重为民困，此乃掊剋之吏所为，非法之不善也。陆宣公与齐抗所言，固为切当，然必欲复租庸调之法，必先复口分世业之法，均天下之田，使贫富等而后可。若不能均田，则两税乃不可易之法矣。又历代口赋，皆视丁中以为厚薄。然人之贫富不齐，由来久矣。今有幼未成丁，而承袭世资家累千金者，乃薄赋之。又有年齿已壮，而身居穷约，家无置锥者，乃厚赋之，岂不背缪。今两税之法，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尤为的当。宣公所谓计估算缗，失平长伪，挟轻费转徙者脱徭税，敦本业不迁者困敛求，乃诱之为奸，驱之避役，此亦是有司奉行者，不明不公之过，非法之弊。盖力田务本，与商贾逐末，皆足以致富。虽曰逐末者易于脱免，务本者困于徵求。然所困犹富人也。不犹愈于庸调之法不变，不问贫富，而一概按元籍徵之乎。盖赋税必视田亩，乃古今不可易之法。三代之贡助彻，亦只视田而赋之，未尝别有户口之赋。盖维授人以田，而未尝别有户赋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轻其户赋者，两汉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户赋田之授否，不常而赋之重者，已不可复轻，遂至重为民病，则自魏至唐之中叶是也。自两税之法行，而此弊革矣。岂可以其出于杨炎，而少之乎。

《论周官贡赋》

周官天下之财，只有三项九贡，是邦国之贡。据经以待，吊用九赋是畿内之赋，以给九式之用。九职万民之贡，以充府库。三者馀财，以供玩好之用。然邦国之贡多矣，吊用之费几何。愚恐其有馀，畿内之赋有限矣。九式之费何广也，愚恐其不足。

《论九赋》

按此九赋，先郑以为地赋，后郑以为口赋。然关市即邦中之地也，山泽即四郊以下之地也，一地而再税之，可乎。关市即邦中之人也，山泽即四郊以下之人也，一人而再税之，可乎。后郑虽有末作增赋之说，然则币馀一项，尚觉牵强。且居关市及山泽之民，未必皆能占会百物，以取利者也。尽从而倍征之，可乎。愚以为自邦中至邦都，皆取之于民者。其或为地赋，或为口赋，不可知也。关市以下，则非地赋，亦非口赋，乃货物之税也。关市者，货之所聚，故有赋如后世商税是也。山泽者，货之所出，故有赋如后世榷盐榷茶之类是也。币馀则如后世领官物营造之类。故取其息，息即赋也。故名之曰九赋，而太宰总其纲焉。

《论户籍》〈三条〉

愚尝论汉以后以户口定赋，故虽极盛之时，而郡国所上户口版籍，终不能及三代两汉之数，盖以避赋重之故，递相隐漏。且疑天宝以上户，不应不课者，居三分之一有奇。今观乾元户数，则不课者反居其大半，尤为可笑。然则是岂足凭乎。
按魏晋以来，最重世族公家，以此定选举，私门以此订婚姻。寒门之视华族，如冠履之不侔。则夫徭役贱事人之所惮，固宜其改窜冒伪，求自附流品，以为避免之计也。然徭役当视物力，虽世族在必免之例，而官之占田有广狭，泽之荫后有久近。若于此立法以限之，不劳而定矣。不此之务，而方欲改定谱籍，虽日选谙究流品之人为郎尚书以掌之，然伪冒之久者滋多，非敢于任怨者，谁肯澄汰如杨佺期并韶，至以耻愤为逆乱，则澄汰亦岂易言哉。
按周官之法，贵者贤者及新氓之迁徙者，皆复其征役，后世因之，故六朝议征役之法，必以土断侨寓，釐正谱籍为先。然自晋至梁陈，且三百年。贵者之泽既斩，则同于编氓。侨者之居既久，则同于土著。难于稽考，此所以伪冒滋多，而议论纷纷也。

《论免役钱》〈二条〉

按以保正代耆长等役，熙宁间已尝行之。继而以人言不便，罢之矣。今观此，则是罢而复行也。盖熙宁之徵免役，钱也，非专为供乡户募人充役之用而已。官府之需用，吏胥之廪给，皆出于此。及其久也，则官吏可以破用，而役人未尝支给，是假免役之名以取之，而复他作名色以役之也。为法之弊，一至此哉。取民间六色之钱，益以系官坊场钱，充雇役之用，而尽蠲衙前以下诸役，熙宁之法也。以坊场充衙前雇役之用，而承符以下诸役仍复轮差民户，而尽蠲六色之钱，元祐之法也。然元祐复差役之初，议者不同，故有弓手许募，曾充有劳效者，指挥则所谓雇役者，不特衙前而已也。六色钱虽曰罢徵，继而诏诸路坊郭五等以上，及单丁女户官户自三等以上，旧输免役钱，并减五分，馀户下此悉免之，则所谓雇役之钱，元未尝尽除也。自是诸贤于差雇之议，各有所主，而朝廷亦兼行之。然熙宁尽除差法，明立雇议，而当时无状官吏，尚且掯免役之钱，而不尽支给，假他役之名，而重复科差。况元祐差雇兼行，议论反覆，则此免役六色之钱，其在官者，不肯尽捐以予民。其在民者，有时复徵以入官，固其势也。颍滨所谓所在役钱宽剩一二年，必未至阙用，从今放免，理在不疑。东坡所谓六色钱以免役，取当于雇役乎尽之，然后名正而人服，皆至当之论。

《论役法》

役起于物力，物力有升降，升降不殽则役法公。是以绍兴以来，讲究推割推排之制，最详。应人户典卖产业，推割税赋，即与物力一并推割，则因其赀产之进退，与之升降，三岁一行，固有赀产百倍于前科役，不增于今者。其如贫乏下户，赀产既竭，物力犹存，朝夕经营，而应酬之不给者，非推排不可也。然当时推排之弊，或以小民粗有米粟，仅存屋宇，凡耕耨刀斧之器，鸡犬彘之畜，纤微细琐，皆得而籍之。吏视其赂之多寡，以为物力之低昂。又有计田家口食之馀，尽载之物力者。上之人忧之，于是又为之限制。除质库房廊停塌店铺租牛赁船等外，不得以猪羊杂色估纽。其贫民求趁衣食，不为浮财。后耕牛租牛，亦与蠲免。若夫江之东西，以田地亩头计税，亦有不待推排者。
惟受产之家，有司详于税契，而略于割税。倘为之令曰：交易固以税契为先后，亦以割税为得业。虽已税契而不割税，许出产人告以业还。见纳税人则人孰有不割税者乎。此亦所以收役法之弊也。

保正长之立也，五家为比，五五为保，十大保为都。保有保长，有都副、保正，馀及三保亦置长，五大保亦置都保正，其不及三保五大保者，或为之附庸，或为之均并不一也。其人户物力，如买扑坊场，别无产业，即以本坊物力就坊充役。如有田产物力，即并就一多处充役。其有物力，散在乡邻者，并归烟爨处。又有散在别县数乡者，各随县分并归一，理为等第。若夫役次之歇倍，则绍兴十四年臣僚奏请以其物力增及半倍者，歇役十年。增及一倍者，歇役八年。增及二倍，歇役四年。皆理为白脚，必差遍上三等户，方许于得替人轮差。其窄都不及歇役年限去处，即从递年体例选差十六年。两浙漕臣耿秉申明，又以一倍歇役十年，二倍歇役八年，三倍歇役六年。庶几疏数得中。庆元元年，徐谊尽破秉之说，专用淳熙十四年臣僚之议，而议者又谓物力有高下之殊，乡都有宽狭之异，其折倍之法，可以为宽，乡之便适，以贻狭乡之害，可利宽乡之中户，适以困狭乡多产之家。如以宽乡言之，自物力五百贯而上累至二千贯者，则三倍五百贯之家矣。其在富室，虽使之四年一役，亦未为过。若狭乡自物力一百贯而上，积至于四百贯，亦谓之三倍。所谓四百贯之户，曾不及宽乡之中产，今亦使之四年一役，其利害轻重灼然矣。于是从耿秉之议，务要宽乡狭乡各得其便，其析生白脚，则庆元五年臣僚奏谓，若兄弟共有田二三百亩，才已分析，便令各户充役，则前役未苏，而后役踵至，实为中产之害。须以其分后物力参之，其在二等以上者，合作析生白脚，充应役次。若在三等以下，许将未分前充过役次，于各户名下批朱理为役脚，与都内得替人比并物力高下，歇役久近通行。选差品官，限田有制，死亡子孙减半荫尽，差役同编户。
一品五十顷，二品四十五顷，三品四十顷，四品三十五顷，五品三十顷，六品二十五顷，七品二十顷，八品一十顷，九品五顷。

封赠官子孙差役，同编户。
谓父母生前无曾任官，伯叔或兄弟封赠者。

应非泛及七色补官，不在限田免役之数。其奏荐弟侄子孙，原自非泛七色而来者，仍同差役进纳。军功捕盗宰执给使，减年补授。转至升朝官，即为官户。身亡，子孙并同编户。太学生及得解，及曾经省试人，虽无限田，许募人充役，单丁女户及孤幼户，并免差役，庶几孤寒得所存恤。凡有夫有子，不得为女户。无夫子，则生为女户，死为绝户。女适人，以奁钱置产，仍以夫为户。坑冶户，遇采打矿宝，免本身诸般差役。盐亭户，家产及二等以上，与官户编户一般差役。不及二等，依绍兴十七年七月指挥蠲免。民兵万弩手，免户下三百亩税赋，及诸般差役。不及三百亩，辄隐他人田亩，许人告。湖北京西民义勇第四等户，与免非泛差科，外其合差保正长，以家业钱数多寡为限。将限外之数，与官编户轮差总首部，将免保正长差役忠臣义士已免之田，不许典卖老疾身亡，许承袭。凡募人充役，并募土著有行止人，其故停军人，及曾系公人，并不许募。既有募人，官司不得复追。正身募人，不管于雇役之家，非理需索，或凭藉官司之势，奸害善人，断罪，外坐募之者，以保伍有犯，知而不纠之罚。且保正副所职在于烟火盗贼桥梁道路，今或使之督赋租备修造供役使，皆非所役，而执役者每患参役有钱。知县到罢，有地理钱，时节参贺，有节料钱，官员过都醋库月息，皆于是而取之。抑有弓兵月巡之扰，透漏禁物之责，捕盗出限之罚，催科填代之费，承判追呼之劳。至于州县官吏收买公私食用，及土产所有，皆其所甚惧也。若夫户长所职，催夏税则先期借绢，催秋税则先期借米，坍溪落江之田，逃亡死绝之户，又令填纳凡此之弊，皆上之所当察也。高宗皇帝身履艰难，在河朔亲知闾阎之苦，尝叹知县不得人。一充役次，即便破家，是以讲究役法。至中兴而大备，乾道五年，处州松阳县首倡义役，众出田谷，助役户轮充。守臣范成大嘉其风义，为易乡名。自是所在推行浸广，而当时浮议胥动，多有伺其隙而败其谋者。十一年，御史谢谔言义役之行，当从民便。其不愿义役者，乃行差役。上然之，且美其言为法意圆备。及朱文公熹，亦谓义役有未尽善者四，上户官户寺观出田以充义役，善矣。其间有下户，只有田一二亩者，亦皆出田，或令出钱买田入官。而上户田多之人，却计会减缩，所出殊少。其下户，今既被出田，将来却不免役，无缘复收此田之租，乃是困贫民以资上户，此一未尽善也。如逐都各立役首，管收田租，排定役次，此其出纳先后之间，亦未免有不公之弊。将来难施刑罚，转添词诉，此二未尽善也。又如逐都所排役次，今日已是多有不公，而况三五年后，贫者或富，富者或贫，临事未免却致争讼，此三未尽善也。所排役次，以上户轮充，都副保正中下户轮充夏秋户长，上户安逸，而下户倍费，此四未尽善也。固尝即此四未尽善者而求之，盖始倡义役者，多乡闾之善士，惟恐当时议之未详，而虑之未周。及踵接义役者，未必皆乡闾之善士，于是其弊日开，其流日甚。或以其材智足以把握，而专义役之利。或以其气力足以凌驾，乃私差役之权。曰倍法，曰析生等第法，皆无所考，而雇募人，亦不与置置，必受约束，任驱使于义首者，可以叫号乡曲，厌酒肉而有馀。否则佣钱不支，而当役者困矣。是以虐贫而优，富凌寡而暴，孤义役之名立，而役户不得以安其业。雇役之法行，而役户不得以安其居。信乎。朱熹未尽善之弊，固如此也。

《论差役雇役义役》

按差役，古法也。其弊也差役不公，渔取无艺，故转而
为雇。雇役，熙宁之法也。其弊也庸钱白输，苦役如故。故转而为义，义役，中兴以来江浙诸郡民户，自相与讲究之法也。其弊也豪强专制，寡弱受凌，故复反而为差。盖以事体之便，民者观之。雇便于差，义便于雇，至于义而复有弊，则末如之何也。已窃尝论之，古之所谓役者，或以起军旅则执干戈，冒锋镝而后谓之役。或以营土木则亲畚锸，疲筋力然后谓之役。夫子所谓使民以时，王制所谓岁不过三日，皆此役也。至于乡有长，里有正，则非役也。柳子厚言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然则天子之与里胥，其贵贱虽不侔，而其任长人之责，则一也。其在成周则五家设比长，二十五家设里宰，皆下士也。等而上之则曰闾胥，掌二十五家六乡，曰酂长，掌一百家六遂，皆中士也。曰旅师，掌一百家六乡，曰鄙师，掌五百家六遂，皆上士也。曰党正，掌五百家六乡，曰县正，掌二千五百家六遂，皆下大夫也。曰州长，掌二千五百家六乡，则中大夫也。周时邻里乡党之事，皆以命官主之。至汉时，乡亭之任，则每乡有三老孝弟力田，掌劝导乡里，助成风俗。每亭有亭长啬夫，掌听狱讼，收赋税。又有游徼，掌巡禁盗贼，亦皆有禄秩。而三老孝弟力田为尤尊，可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繇戍。
古之所谓复除者，复其繇戍耳。如三老，盖亦古复除之科。然则谓三老为役，可乎。

尝以岁十月赐酒肉，或赐民爵一级，则三老孝弟力田必二级。赐民帛一疋，则三老孝弟力田必三疋或五疋。其尊之也，至矣。故戾太子得罪，而壶关三老得以言其冤。王尊为郡，而东郡三老，得以奏其治状至于张敞。朱博、鲍宣、仇香之徒为显宦，有声名，然其猷为才望，亦皆见于为亭长啬夫之时。盖上之人爱之重之，未尝有诛求无艺，迫胁不堪之举。下之人亦自爱自重，未尝有顽钝无耻畏避苟免之事。故自汉以来，虽叔季昏乱之世，亦未闻有以任乡亭之职为苦者也。隋时苏威奏置五百家乡正，令理人间词讼，而李德林以为本废乡官判事，其为里闾亲识，剖断不平。今令乡正专理五百家，恐为害更甚。诏集议，而众多是德林，遂废不置。然则隋时乡职或设或废，本无关乎理乱之故。而其所以废者，盖上之人重其事而不轻置，非下之人畏其事而不肯充也。至唐睿宗时，观监察御史韩琬之疏，然后知乡职之不愿为，故有避免之人。
琬言，往年两京及天下州县学生佐史里正坊正，每一员阙，先拟者辄十人。顷年差人以充，犹致亡逸。即知政令风化，渐以弊也。

唐宣宗时，观大中九年之诏，然后知乡职之不易为，故有轮差之举。
诏以州县差役不均，自今每县据人贫富及差役轻重作差科簿，送刺史检署讫锁于令厅，每有役事，委令据簿轮差。

自是以后，所谓乡亭之职，至困至贱。贪官污吏，非理徵求，极意凌蔑。故虽足迹不离里闾之间，奉行不过文书之事，而期会追呼，笞箠比较，其困踣无聊之状，则与以身任军旅土木之繇役者，无以异。而至于破家荡产，不能自保，则繇役之祸，反不至此也。然则差役之名，盖后世以其困苦卑贱，同于徭役而称之，而非古人，所以置比闾族党之官之本意也。王荆公为免役之法，合于周官所谓府史胥徒，王制所谓庶人在官者，然不知周官之府史胥徒，盖服役于比闾族党之官者也。苏文忠公谓自杨炎定两税之后，租调与庸两税既兼之矣。今两税如故，奈何复欲取庸钱。然不知唐之所谓庸，乃徵徭之身役，而非乡职之谓也。二公盖亦习闻当时差役之名，但见当时差役之贱，故立论如此。然实则误举以为此也。上之人既贱其职，故叱之如奴隶，待之如罪囚。下之人复自贱其身，故或倚法以为奸，或匿赋以规免，皆非古义也。成周之事远矣，汉之所以待三老啬夫亭长者，亦难以望于后世。如近代则役法愈弊，役义愈详。元祐间讲明差雇二法，为一大议论，然大概役之所以不可为者，费重破家耳。苏黄门言，市井之人，应募充役。家力既非富厚，生长习见官司官吏，虽欲侵渔，无所措手。耕稼之民，性如麋鹿，一入州县，已自慑怖，而况家有田业，求无不应。自非廉吏，谁不动心。凡百侵扰，当复如故。以是言之，则其所以必行雇役者，盖虽不能使充役之无费，然官尝任雇募之责，则其役与民不同，而横费可以省。虽不能使官吏之不贪，然民既出雇募之费，则其身与官无预，而贪毒无所施，此其相与防闲之术，虽去古义远甚，然救时之良策，亦不容不如此。然熙丰间言其不便者，则谓差役有休歇之时，而雇役则年年出费。差役有不及之户，而雇役则户户徵钱，至有不愿输钱，而情愿执役者。盖当时破家皆愚懦畏事之人，而桀黠之徒，自能支吾，而费用少者，反以出雇役钱为不便。又当时各州县所徵雇役钱，除募人应役之外，又以其馀者充典吏俸给之用。又有宽剩钱可以备凶旱赈救，可以见当时充役之费，本不甚重。故雇役之钱，可以备三项支用也。若夫一承职役羁身，官府则左支右吾，尽所取办，倾囷倒廪，不足赔偿。役未满而家已罄，事体如此，则雇役之法，岂复可行。雇役之金，岂复能了。然则此法所以行之熙丰而民便之，元祐诸君子皆以为善者，亦以当时执役之费本少故也。礼义消亡，贪饕成俗。为吏者以狐兔视其民，睥睨朵颐，惟恐堕阱之不早。为民者以寇戎视其吏，潜形匿影，日虞怀璧之为殃。上下狙伺，巧相计度，州县专以役户之贫富为宦。况之丰杀百姓，亦专以役籍之系否，验家道之兴衰，于是民间视乡亭之职役，如蹈汤火。官又以复除之说，要市于民，以取其赀。其在复除之科者，苟延岁月，而在职役之列者，立见虚耗。虽有智者，不能为谋矣。所谓正本澄源之论，必也。朝廷以四维励士大夫，饩廪称事，无俾有多藏之恶。士大夫以四维自励，力行好事，稍能以泽物存心，然后锄奸贪之胥吏，以去其蠹害，削非泛之支补，〈或作备〉以养其事力赋敛之簿书，必覈毋使代逋欠之输勾。呼之期会必明，毋使受稽慢之罚。夫然，故役人者如父母之令，其子弟恩爱，素孚役于人者，如臂指之护其腹心，劬劳不惮，既无困苦之忧，不作避免之念。则按籍召而役之，可矣。奚必曰雇曰义之纷纷哉。不然，举三代以来比闾族党之法，所以联属其民，上下相维者，反籍为厉民之一大事，愚不知其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