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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九月五日。正在用早膳的太上皇赵构“微有中风”，由宠爱的李才人搀扶回到寝阁。太上皇后吴氏先是召德寿宫医官刘确等人看脉后，给赵构服用铁弹丸、续命汤和蝎梢汤，病势稍为稳定。而后，又经由医官王泾、马希古等诊治，认为是风痰，改服“凉药”，用人参汤进牛黄清心丸，叫病人“饮冰水”。再辅以大黄、芒硝、牵牛等药。 从九月到十月，赵构的病势日益沉重，不见好转。再由汤公材等五名医官再次会诊，认为“进凉药太多。泻得五脏不固”，遂改用丁香、半夏丸、生气粉等药。 经过数十位医官，一个多月来的“不懈努力”。到十月八日未时，赵构彻底气绝身亡，以八十一岁的高龄晏驾德寿宫。结束了他36年的帝王生涯，和长达25年的太上皇生活。只是这一刻对于当了25年“儿皇帝”的宋孝宗而言，内心可谓是五味杂陈。不知是该为悲伤流泪，还是该为解脱而欢呼…… 宋孝宗赵昚▲ 建炎元年（1127年），十月二十二日夜，浙江秀州（今浙江嘉兴）青杉闸一所小小的官舍内，降生了一个尊贵而又普通的男孩，孩子的父亲按照家族的辈分，给他取名赵伯琮。 说他尊贵，因为他是货真价实的皇室后裔，是宋太祖赵匡胤的七世孙；说他普通，从北宋太祖开宝九年（976年），赵氏兄弟的“烛影斧声”后，赵匡胤一支的后代，彻底失去了皇位的继承权，逐渐演化为居闲的皇亲，不再担任要职。到了孩子的父辈赵子偁时，只做到秀水县丞，这样一个不入流的小官。 但赵子偁想不到的是，就是面前这个刚刚出生的孩子，不仅让他从小小的县丞变成太师、中书令，甚至还得以获封秀安僖王。更是让失去皇位150多年的赵匡胤子孙，重新入承大统…… 宋太宗赵匡胤▲ 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金兀术率领金军奔袭宋高宗赵构所在的扬州，前锋军已经抵达天长军（今安徽天长市）。三日，宋高宗正在扬州行宫行欢作乐、颠鸾倒凤，乍闻战报，吓得从此丧失了性功能，再也不能生育。慌忙带领少数随从策马出城，仓皇渡江。更可悲的是，这年秋天，赵构的独子赵旉，被铜盆跌落的声音，惊吓而死。不育而失独，让高宗最后仅存的一点香火，也彻底消散。 绍兴二年（1132年），高宗在“择宗室之贤，优礼厚养，以为藩屏”的“良言劝诱”下，不得已从太祖后裔的1645人中，挑选了10个“伯”字辈中的儿童，经过筛选，留下了其中两个。一胖一瘦，胖的叫赵伯浩，瘦的就是赵伯琮，由高宗亲自来决定二人的去留。 这算是赵伯琮，人生当中的重要转折点。起初，高宗决定留胖去瘦，赐伯琮银300两，遣送回家。就在伯琮不明所以地拿着银两准备回家时，高宗可能也觉得自己的决定有些过于草率，突然改变主意，决定再仔细观察观察两个孩子，再做定夺。 伯琮、伯浩二人叉手并立，赵构从旁细细观察。正在这时，忽有一只猫从两人脚下经过，伯琮仍目不斜视，恭手不动，而伯浩却童兴勃发，飞起一脚向猫踢去。高宗见状，皱着眉头说:“此猫偶然经过这里，为何无故踢它。这个小孩如此轻狂，将来怎能担当社稷重任!”于是最终决定遣胖，将伯琮养育宫中。伯浩出宫回家。 《精忠岳飞》赵构▲ 但入宫仅是伯琮迈向皇位的第一步。时年，高宗年仅26岁，正值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年纪。虽然在大臣们的不断催促下，将伯琮养在宫中，拟作为未来皇位接班人养育。但赵构仍然坚信自己还能生出儿子，从绍兴二年入宫后，伯琮整整做了28年“无名无分”的普安郡王。 个中原因；一方面，是高宗不愿意过早给伯琮确定皇子的身份，以免将来自己的亲生儿子出生后，无法坐拥储君之位；另一方面，权相秦桧始终是伯琮晋升皇子的重要阻碍（关于这一节，此前有文章作细论，此处不表）。 直到秦桧死后五年，绍兴三十年（1160年），朝野上下都对伯琮交口称赞，高宗也对伯琮非常满意。加之经过三十年的努力，赵构终究还是未能诞下一子。如此情况下，正式将伯琮立为皇子，改名为赵玮。（是皇子，而不是太子）。 宋高宗赵构▲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十二月。发动南侵的金主完颜亮被部将缢杀。次年正月，刚登基的金世宗遣使来告即位之事。高宗不顾民情，接受金使的诏书，以臣子自居，继续执行和议政策。但彼时的南宋，反对议和的呼声极为高涨，抗金似乎成为了大势所趋。而完颜亮悍然发动南侵，也宣告了赵构一贯坚持的求和政策彻底破产，面对全国上下、朝野内外的一片抗敌呼声，高宗深感自己的统治已很难继续维持下去。迫于无奈，他不得不表示自己已“倦于政事”，欲从今后“以泊淡为心，颐神养志”。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五月。宋高宗正式立赵玮为皇太子，改名为赵眘（shèn）。一个月后，六月，正式将皇位禅让给赵眘，是为宋孝宗，自己改称太上皇。 其实在宋高宗禅位的背后，也有一番他的算计；选一个听命于己的继承人替代自己处理朝政，自己既省得政事烦心，又能进一步换取他的知恩图报；这样，既可以安享尊荣，又可以在适当时候以太上皇身份左右大局。
事实证明，孝宗确实是个知恩图报的“好孩子”，正如其庙号中的那个“孝”字。宋高宗退居的德寿宫，由秦桧宅邸改建而成，孝宗为他引西湖之水入德寿宫，营造出人间胜景，供其养尊处优。因在大内之北，时称“北内”。隐隐有与孝宗的大内分庭抗礼之势。 德寿宫的月例钱，每月是四万贯，是太师、节度使等每月最高官俸的100倍。但每年的这四十八万贯，还不包括日常的各项开支。每逢生日，还得孝敬寿礼；银五万两、钱五万贯、绢五千匹是最常规的数码。粗算下来，每年德寿宫固定开支七十万贯。但这仍然还不是每年的全部开支。 有一次，宋孝宗酒醉，随口向宋高宗许诺进献二十万贯，事后孝宗忘记，高宗就始终惦记着这笔外快，在太上皇后吴氏面前一再提及。吴氏怕父子因这二十万贯伤了情分，就用自己的私房钱以孝宗的名义代为进献。孝宗知道后，为讨高宗与太上皇后的欢心，翻个倍再献四十万贯。（所以说，酒后不能乱答应事情！切记！切记！） 现存的德寿宫旧址▲ 但即使孝宗已经如此优待，高宗依旧贪得无厌。靠“儿子”的进献，已经无法满足他的贪欲，他开始靠搞实业来充盈自己的内帑。在国家明令禁止榷酒的情况下，他指使自己的贴身宦官开设酒库，私自酿造德寿宫御酒，予以出售获利。 右正言袁孚上疏直言“北内私酤（私自卖酒）”，作为“主犯”的宋高宗反而“闻之震怒”。宋孝宗为表示孝心，下令将袁孚放逐出京。宰相史浩规劝孝宗：谏官因直言被贬谪，恐怕不是国家的光彩。但另一边的宋高宗反而不依不饶，遣人送给孝宗一壶酒，还亲笔写上“德寿私酒”的标签，示威之意不言自明。似乎就差指着孝宗的鼻子说：我就违法，看你拿我怎么办？ 宋孝宗这个气呀！自己作为皇帝，连一壶酒都做不得主！但奈何孝宗也是“英雄气短”，天下都是宋高宗给的，能拿他怎么着！他示意袁孚自请闲差，让这事不了了之，对宋高宗违反酒类专卖的做法视若不见。干脆下诏每年拨给糯米五千石，供德寿宫酿造御酒，让违法的私酿彻底合法化，宋高宗名正言顺地从中获取暴利。 此后的宋高宗在“实业兴邦”这条路上，走得更是肆无忌惮。在临安的繁华街道上，宋高宗以德寿宫的名义建造商铺，予以出租获利，甚至连街边的厕所门上都写着德寿宫的字样。这还不算，德寿宫享有各种豁免权，达官显贵为了避税，都开始走宋高宗的门路，一度闹到连粪船上都插着德寿宫的旗帜。一时间成为时人的笑柄。
如果仅仅是搞搞实业，牟取暴利，尚且还在能忍受的范围，毕竟全国就这一个太上皇。但事实上，我们能在孝宗朝的很多重大决策上，看到高宗的身影。在关于一些敏感问题的处理时，孝宗总是要看着高宗的脸色来完成。这一点是孝宗朝政治环境的一大天然缺憾。 高宗禅位的借口是“泊淡为心，颐神养志”，但他并没有真如其所言，颐养天年，不问政治。孝宗每有任命新宰执，必须要去宋高宗所居住的德寿宫“入谢”，面听太上皇的“圣训”。这些其实还勉强说得过去，算是宋高宗给“退休”后的自己，找寻一丝存在感。可一旦涉及到重大问题的决策时，特别是对金国方面。高宗总是在关键时刻，开始对孝宗多方掣肘，出面干涉……
接过君位的孝宗志向正高，气势正盛，他所仰慕的是“气度恢宏”的汉祖唐宗，所向往的是本朝太祖、太宗时一统天下的“盛世强势”。至于高宗的苟且之政，他口头上虽不能说什么，而内心是颇为不满的。继位之初，在右相史浩的倡议下，开始着手恢复岳飞的名誉，平反其冤案。 孝宗很明白其中利害，为了“掩覆”高宗的“失德”，他煞费苦心在追复诏书中说“太上皇念之不忘，今可仰承圣意，与追复原官”，硬把杀害岳飞的元凶，说成是“念之不忘”的圣君。也许见自己“失德”被洗白，高宗对此事也未做过多干涉。 平反岳飞，只是孝宗践行恢复的第一步，目的就是试探朝野上下以及高宗的态度。见高宗未做表态，便开始着手开始大规模计划恢复中原的北伐事宜。但孝宗刚开始着手北伐事宜，特别是引绍兴旧臣，主战派张浚入朝后，宋高宗颐指气使地对孝宗言道：“大哥（儿子的意思），等我百岁以后，你再讨论这事吧！”这句话简直就是“我在我说了算”那句话的宋代版。对于主战派的张浚，宋高宗更是骂道：“张浚徒有虚名，其实不过是专把国家名器钱物做人情的小人！”此时的高宗俨然一副倚老卖老的小老儿形象。
隆兴元年（1163年）四月，此时孝宗继位还不到一年。在他的授意下，张浚绕开三省、枢密院，直接命令李显忠、邵宏渊等出战，史称“隆兴北伐”。高居德寿宫的宋高宗，见“儿子”居然敢背着自己下达北伐的命令，气急败坏地将孝宗召入德寿宫，要他收回成命。在这节骨眼上，孝宗一言未发，一语未驳，只能以沉默不语来表示拒绝。 如果隆兴北伐成功了，那么孝宗朝的政治形势，必然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但不幸的是，孝宗空有恢复之心，却无恢复之力。出兵仅二十余日，便在淮西遭符离之败，折损万余兵马。被迫撤兵，北伐宣告失败。 宋高宗得知败讯，便“日雇夫五百人，立殿廷下，人日支一千足，各备担索”，摆出随时准备逃难的姿态，给孝宗施加压力。迫使其放弃北伐，转而重走和议之路。 隆兴北伐的失败，使原本坚定北伐的孝宗产生了动摇，对主战的张浚更是非常失望。借此契机，秦桧生前的党羽汤思退被重新启用拜相，开始“大倡和议”。而金国方面，金世宗以战迫和的目的已经达到，示意金国元帅仆散忠义向南宋政府提出和议。孝宗在朝见高宗时，汇报了这件事，高宗“甚喜”，并表示要自己亲自准备一份礼物，献给金国。
金人向南宋方面提出四项和议要求，即：宋军退出海、泗、唐、邓等完颜亮南侵失败后所收复的边地州县；每年如数按期交纳岁币；宋帝向金主称臣；遣散叛臣。这实际上是绍兴和议内容的翻版，虽然在金军的军事压力下，宋孝宗被迫求和，但如此苛刻的条件，还是难以接受。宋高宗恐其与金人撕破脸皮，不断出面向孝宗施压，孝宗苦于君父之命，不得已遣使赴金国谈判。 但孝宗毕竟不是高宗，他始终都不是坚决的求和派，只是无奈国力不济，被迫转和。出使金国的使者，到了金国以后居然被扣押起来，金人要求在限定时间内同意条约，并且必须割让四州之地，否则便发动南侵。 孝宗愤然之下，中止谈判，命令宋金边界的军队，做好战斗部署，随时向金人发动进攻，甚至决定临幸建康，直抵长江前线。主和派的汤思退见孝宗死活不同意金人的条件，于是，又一次搬出宋高宗，要求孝宗为国家前途着想，先征求太上皇的意见，再定大计。 孝宗对汤思退动不动就拿宋高宗来向自己施压，十分厌恶。他怒斥道：“金人如此无礼，卿尚欲议和。今日敌势已非秦桧专权时可比，而你等却日夕言和，真比秦桧都不如！” 汤思退▲ 孝宗虽然中止议和，试图继续发动战争，但南宋的现实情况，使他力不从心。不得已，再一次转而主和。最终在保留其他三项条约的基础上，与金人约为叔侄之国，不再称臣。史称“隆兴合议”。 到了和议签署的次年，金使入见，宋孝宗耿耿于怀金人的傲慢态度，要求按照敌国之礼接待使者。金使则坚持按绍兴和议的旧仪，要求宋朝皇帝在殿上亲自起立，从使者手中接受国书。双方就此事僵持数日，关键时刻，宋高宗再一次出面干涉，并对孝宗发狠话：你不接，我去接。孝宗尽管一肚子的憋屈，也不得不循绍兴旧例。总之，在北伐与和议的这几年里，号称“北内”的德寿宫俨然成为凌驾在“大内”朝廷之上的又一个权力中心。 修《宋史》的元相脱脱，评价宋孝宗“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这话倒也不虚。莫说是南宋诸帝之首，两宋共历十八帝，除去开国的太祖、太宗皇帝。其余诸帝中，能拿得出手的，不过仁宗、神宗、孝宗三位皇帝。 但仁宗大搞放权体制，几乎是被动地被宰执集团拉着往前走。神宗皇帝大搞改革机制，虽然初衷是好，但不得不说，北宋后期的政治环境，自神宗朝变法始，便丧失了原有的活力，变得更为激进和扭曲。 再说回宋孝宗，在高宗的羽翼下，生活了将近三十年。但对恢复中原故土，始终铭记于心，晚年时常感叹未能洗雪国耻，算是南宋诸帝中唯一欲有作为的君主。而孝宗一朝未能实现恢复，其中固然有国力衰竭、军事凋敝的原因，但宋高宗的牵制和干扰，让他束手缚脚，有心无力，也是重要的内因。 宋高宗画像▲ 宋孝宗在位共二十七年，倒有二十五年处于太上皇的掣肘之下。在恢复大业上，宋高宗一再教训孝宗：“一旦用兵，对方不过事关胜负，我们却是关乎存亡！”出于对宋高宗的“恭敬”，在继位之初的隆兴北伐后，宋孝宗“用兵之意弗然”。虽然在淳熙年间，也一度准备北伐事业。但时过境迁，南宋诸臣僚已经适应了南渡以后的生存状态，仅靠一个虞允文实难行恢复之事。 所以要讲宋孝宗，必然要关联到宋高宗，君臣一朝，父子一体。宋高宗禅位后的二十五年，虽然对孝宗多方掣肘，但又不似乾隆皇帝一样，有着极强的控制欲和权力欲。总的来说，孝宗还是有足够的政治自由，但获得这些自由的代价，是绝不能违背宋高宗走了三十多年的“和议”路线。“和议”路线几乎是宋高宗在位三十多年，唯一也是最能彰显其存在价值的政治形式，一旦这一政治外交体系被推翻了，那么即使是在富丽堂皇的德寿宫，宋高宗也依旧是如坐针毡。 而从孝宗朝晚年的政治形势以及宋金关系来看，属意和议的大臣在朝中占了大多数，这与政治斗争口号中的投降派无关，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的政治外交方案。宋高宗所坚持的“和议”路线在高宗朝确实有诸多问题，比如说放弃了恢复中原的大好机会、在军事占优势的情况下不断乞和等等，所以和议路线至少在高宗朝的早期，是不适合社会情况的。 而到了孝宗朝则不然，建炎南渡时期的主政官员和军事将领基本上都去世了，新一代的政治家和将领多是在南渡以后成长起来的，经过与金人三十多年的磨合，双方势力实现均衡状态。此时，南渡以后的宋朝国内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尽快解决国内的社会问题，似乎是第一要务，而至于恢复故土，人们已经逐渐淡化了三十多年，徽、钦二帝掳走北国对社会的影响。和平发展，似乎才是社会的主旋律，即使偶然有人跳出来喊着要北伐，但已经再难有号召力了，和议似乎更适合这一时期。 淳熙十四年，宋高宗病逝德寿宫。对高宗的死，孝宗表现出深切的悲痛。他一反君主守丧以日代月的旧规，坚决要为太上皇守三年之丧，由太子赵惇参与主持政事。十五个月后，淳熙十六年（1189年），二月。对政事感觉到倦怠的宋孝宗，也仿效宋高宗，结束了27年的帝王生涯，禅位于太子赵惇，是为宋光宗，自己改称太上皇，搬进了宋高宗曾经居住的德寿宫，改名为重华宫。 孝宗希望光宗能像自己对待高宗那样，颐养天年。但他也效仿高宗，不甘心完全放弃对朝政的内控。但显然他没有宋高宗那么好的命，能碰到个听话的儿子，最终只能在对儿子的望眼欲穿中，惶惶而终。 参考资料：《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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