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雾灵山根据地

一九三八年春，遵照党中央关于开辟、创建以雾灵山为中心的冀热边根据地的指示，四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邓华率领我们经过平西、平北向冀东挺进。

六月，纵队进到怀柔沙峪，与万余名日伪军阻击部队相遇。我们六团二营是先头部队，宋司令员、邓政委来到前沿阵地亲自指挥，命令我营“坚决守住阵地，顶住敌人”。同时又调来四个团，从左右两翼出击，包抄敌人。激战一天，消灭敌人一个团的兵力。这一仗，灭了敌人的威风，长了我军的志气。接着，我军攻占了昌平县城，渡过潮白河，打下曹楼子。后来我们营改编为支队，我担任支队长兼政委。我部奉命出关直插雾灵山，以此为中心开辟根据地。

雾灵山，雄伟壮观，山高林密，方圆五六十里都是原始森林，是比较理想的中心根据地。我们首先打开东麓重镇鹰爪营子，摧毁了警察局，毙伤俘敌五十余名，缴获机枪一挺、步枪一十多支。继续向东北挺进到平泉县边界。又向南打，绕过獐猖山，返回雾灵山。在这期间，敌人连续向我们进攻，击退，最后，我们终于在雾灵山站稳脚跟。先后在小黄崖扩军七十多人，在好地子扩军八十多人。在雾灵山北扩军二百多人。

这些战士大部分都是兴隆县人、把他们组成二大队。支队党委会决定，二大队二中队负责巩固中心根据地，由副大队长李青山、后勤处长马光瑞领导这个地区的工作，具休冬是：做好群众工作，巩固这个地区；继续扩大支队。壮大自己。我带一大队和特务连去打红梅寺。敌人的机枪、小炮打得很激烈、我们冒着密集的火力猛攻进去，打死十几个日军，其余的敌人从地洞跑了。我们又向敌人统治多年的兴隆、滦平一带挺进。

当时，冀东人民发起了抗日大暴动，抗战热情非常高涨，青年人竞相参军，给我们补充了大量的新战士，纵队得到大发展。然而这时也产生了许多不利因素，主要是宋司令员负了伤，纵队新战士多，没有经过锻炼，加之缺乏军事干部，只注意部队的扩大，没注意巩固整顿，致使战斗力受到一定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部队既不出关，又不进山，以致敌人对我们采取大进攻、大“围剿”，战士们的生活很艰苦。

一九三八年八月，宋时轮司令员来到兴隆的肥猪圈村，向我们传达冀东特委决定：到平西打下根据地进行整训，提高部队战斗力。并决定，由王巍、赵立业、陈群、苏梅、包森、苏苏、单德贵等七人组成冀东区委。王巍任区委书记，赵立业任副书记。留下三个支队，坚持冀东游击战争。陈群、苏梅为第一支队；包森、苏苏为第二支队；我支队与单德贵支队合并为第三支队，单德贵任支队长，我任支队政委。给区委一部电台，交给王巍同志。

我回到部队向于部传达任务。这时，敌人向冀东大举进攻，有些干部想随主力部队西撤，我严厉地批评了他们。因为我接受的任务传达不下去，就在北双洞子村连续开了三天干部会议。第四天。我们被敌人包围了。经过一场激烈战斗，部队冲出重围，撤到石片梁，向小黄崖转移。敌人又围过来，我调一大队阻击。可是大队长、教导员都没有来，他们可能是追主力部队去了，只好由我兼一大队长，再次打退了敌人。这时，我负了伤，子弾穿通膝盖骨。我说：“快上雾灵山，不上雾灵山不行！”部队抵达雾灵山后，我把队伍分开，二大队一中队向肥猪圈、大小黄崖、北双洞子、好地子一带活动；二中队向滦平一带活动；三中队向獐猖山以北带活动；一大队一中队往北开辟，向承德方向活动，这样迷惑敌人。我一面养伤，一面指挥一大队的两个中队和支队特务连巩固雾灵山根据地。

一个月后，我能下地走路了。这时，支队长单德贵来信告急，说他的鱼子山游击大队长孙峰扔下部队不管，自己走了，游击大队叛变，成了伙会的队伍，掉过枪口，攻打我们的部队。信中说，他的支队还剩二百来人，被围在苏子峪和老虎顶，只能在三十里长、十里宽的地带活动，处境非常危急，并要我赶快进关援救他和抗日联军。送信人补充说，伙会抢去单支队的六匹马和一万多斤粮食。

我们立即召开支队党委会，决定：由我带领一大队、二大队一中队、支队特务连，火速援助单支队；二大队二中队、三中队和马光瑞同志继续以雾灵山为中心，开辟根据地。在兴隆、滦平、承德县、青龙一带活动，成立联合县政府，马光瑞同志为县长，各县成县游击队，统一归二大队领导。县政府和二大队负责三项任务：一是和平谷县长王水玉取得联系。互相配合，把关里关外连成一片，扩大雾灵山根据地；一是扩兵；三是筹粮筹款供给部队。具体活动由二大队负责人李青山和县政府研究。

我率领部队，日夜兼程，赶到苏子峪。找到单支队长。他说：“自从王巍书记、主力部队走后。人心惶惶”群众情绪低落，我们呆不住了。”

我问：“电台呢？”

他说：“王巍书记带走了。”

我说：“这就麻烦了。和主力部队断了联系，鱼子山若打不下来，我们就站不住脚。”

他说：“这很难办到。”

这时，王杰同志从冀中带来一个连，连长叫刘玉龙，还有一挺机枪，都交给了我们。这个连就成为单德贵的特务连了。

于是，我决心打下鱼子山，以改变部队的处境。据了解，鱼子山有一部分日伪军，主要是国民党军队和鱼子山伙会。苏子峪西边的大小峪子两个村驻有国民党军队五、六千人，东边是鱼子山伙会。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的部署是：单支队三大队的七、八两个中队和特务连守住苏子峪和老虎顶，防止国民党军出击；我带部队攻打鱼子山。

部队拉到下东沟，天一亮便和敌人接上了火。我立即组织八挺轻机枪一齐向敌人猛射，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乱成一团。随即命令一大队长赵有智向伙会指挥所猛攻，很快占领了鱼子山，消灭了山上的敌人。当天晚上，鱼子山伙会交出了二百多支步枪，打下了鱼子山。这时，我们帮助准备东进的抗日联军的一个团，经过黄松峪回到了玉田、遵化。此后，我们的部队发展的很快。投敌的原鱼子山游击大队又全副武装地归正回来，加上当地群众奋勇参军，除补足一大队、二大叭、三大队外，还新成立了四大队、五大队。从而，我们三支队有了很大发展。冀东人民经过党的教育，热烈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武装，民众情绪特别好。这是坚持冀东游击战争的基本条件。

一九三九年一、二月，东条英机来到北平，带来三十万关东军，分两路进攻华北，五万窜入承德，二十五万经山海关盘踞天津、北平。我们的地下工作者从北平送来情报：十万日军紧急出动“围剿”冀东。我与単支队长商议，部队必么迅速转移，一起上雾灵山。我带着一大队、二大队、三大队在前边，到了狗背岭；他带着四大队，五大队在后边，宿在南北水峪。晚上，单德贵听说邓华同志的部队曾在靠山集被敌人偷袭，丢下两挺重机枪，现在老百姓手里。第二天，他派出一个中队去取。我们在狗背岭长城关上住了两夜，等待接应他们。由于耽误了转移时间，第三天早晨六点钟，承德来的日军前哨部队，从北面向我发起了攻击。我们当即命令一大队在东山，三大队在西山，二大队在狗背岭，由三面阻击敌人。

激烈的战斗一直打到天黑，我们凭借有利地形，使上万的敌人一天没能上来，敌死伤两千多人。我们的损失也很大，仅二大队就伤亡二百多人。廖参谋和我的警卫员张福龙同志都牺牲了。特别让人怀念的是二大队的一位机枪射手，在这次战斗中他表现得非常勇敢，因为子弹打得太多。机枪后插找不到了，他就用手按住打，太烫，又用帽子按着打最后把机枪枪膛打得裂了两条缝，机枪不能使了，敌人终于夺取了二大队的阵地。这时，四大队、五大队仍没有上米。我们便部署大队、三大队转到外线，寻机突围，向务火山、锥山进发。

我与赵有智、郭银高带领二大队和特务连撤下去接应艾队长和四大队、五大队。我们到达南水峪，老百姓说：“单支队长解散了部队，带着五六个警卫员回家了。”这时，我们只好向南水峪东大山活动，准备夜间突用。可是，敌人倘人多，用“铁花战术”把我们包围了，大小村庄他们都户我们从北面没能突出去，部队没有饭吃。只好分散开，以排为单位，在长峪、罗泉沟、鱼子山、南北水峪和西山一带活动。继续进行游击战。

由于众寡悬殊，我们多次突围也冲不出去，难以进村见到群众。开始，我们还可以吃点花生米，喝点凉水。后来连花生米也没有了，偶尔碰到上山打柴的老乡，他们把自带的一点糠饼子给我们，但因数量很少，每人只能嚼几口充充饥。当时正是三九天，冰天雪地，北风像刀子一样袭人，身上的衣服又不多，夜里只能是在山上找个避风处，铺些柴草，和衣而睡，战士们冻得身上都脱了一层皮。

更令人难忘的是大年初一那天，灰沉沉的天空飘着鹅毛大雪，寒风一阵紧似一阵地呼啸，我们坚持战斗在狗背岭上。下午三点，日军的小山团开始搜山，用两条狼狗做侦察，被我们打死一条，跑了一条。敌人发现了我们，便从四面攻击。我们占的山头又高又陡，把子弹打光了，就往下抛石头。我们一个排，打到天黑时只剩几个人了。敌人伤亡大于我们二三十倍，到处都是日军的尸体。天黑以后，我和赵有智、郭银高、警卫员庞尔上等几个人把积累起来的大石头推下山去，形成一溜乱崩乱炸的滚雷，我们也随之冲出了包围圈。

这时，我们已经三天没吃饭了，正好碰上两位背柴的老乡，他们带着四块糠饼子，我们便买了下来。同志们都叫我多吃点，我说谁也别多吃，饿不死就行了。大伙只吃了两个，留了两个，第二天再吃。这就是我们渡过的一九三九年的春节。当时虽然很艰苦，可是同志们都有坚定的革命信念，一致认为，正是为了父老乡亲们少吃苦，我们才应该多吃苦。虽然我们剩下来的战士少了，但同志们却非常团结，亲如兄弟，决心同生死，共患难，抗战到底，争取胜利。

后来我们转移到鱼子山的大山上，碰到我们的十一名战士。不久，连长也来了，带来十几个人、一挺机枪。井德生指导员也带着几个人来了。他见了我使激动地抱头大哭，时我们已经被“围剿”四十五天 了 。敌人开始撤退，从小村撤退到大村。我们就便进入小村活动，能吃上饭了。

不久，我们接到单德贵的信，他被敌人俘虏了，要我出一挺机枪和十支手枪、步枪把他换回来。我派出侦察员去了解情况。侦察员一进村就被敌人发觉，到处搜查。他躲到户老乡家。这家只有父女俩，是贫苦人家，热爱子弟兵。为了掩护我们的侦察员，机智的女儿叫她父亲装病，让侦察员装她的丈夫，把手枪埋在炉坑子里。

后来，她叫侦察员去河里挑水，才借机脱险。可是她却被抓起来，带到南独乐河警察局，受尽敌人的折磨。为了营救她，我们决定，化装偷袭这个警察局。赵有智带一班，郭银高带二班，我带三班，利用赶集的机会混进南独乐河。当我们来到警察局的大门口时，敌哨兵对我们进行搜身，一下子摸着了毛褡裢里的麻辫子手榴弹。

敌哨兵问：“这是什么？”回答：“山药蛋。”

敌哨兵转头一看，赵有智的手枪已经指到他的脑袋上。擒住哨兵，那两个班立即冲进警察局。敌人没有防备，很快包括警察局长在内的四十多名警察全部被打死打伤，缴获机枪一挺、手枪一支、步枪三十多支。我们马上找到了那被关押的贫家女儿，牵出三匹马，迅速撤出去。这次战斗震动了敌人。接着，我们对小股伪军警进行政治攻势，宣传抗日求国的道理和我党的政策主张，瓦解敌人。结果，南水峪、狗背岭等七个临时据点的敌人都交了枪。

打完南独乐河，敌人把单德贵放回长峪。我们和一大队、二大队也取得联系，又收容了四大队、五大队的散兵。扎根在雾灵山前的三支队又迅速恢复起来。这时，战报传来，敌人又向我们大举进攻。据侦察：北平、天津方面来的敌人不多，主要敌人在北面。研究结果，还是避实就虚，去打盘山比较保险。盘山是雾灵山脉伸向关里、鸟瞰冀东平原的一支大触角，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并可与雾灵山南北呼应。于是，我们便决定开辟盘山，扩大雾灵山根据地。

农历三月初一晚上，我们支队从黑豆峪出发，星夜穿过平谷东川，挺进到石塘峪沟口。然后兵分三路，上了盘山，向石塘峪攀进。石塘峪有二十多户人家，是盘山顶上的一个小村，有伙会的一个联庄会分队。我们上去两个连，一枪未放，全部缴了他们的枪。为了争取他们，后来把枪又都还给他们。伙会分队长的一支大镜面盒子，赵有智很心爱，想换过来用，我说服他别换，这是为了搞统一战线。他们要求参加我军，我们就把他们改编为盘山游击队。他们很高兴。这些当地人，地形熟悉，服从领导，在配合作战中起了很大作用。据他们介绍，沟河北有敌人一个据点，对开辟盘山危害很大。我们决定拔掉这个据点。农历三月初七凌晨，趁敌人不备，我们一举消灭了这个据点。据点头子、伪第六联庄会会长陈文玉逃跑了，我们缴获了许多枪支弹药。

盘山，位于蓟县，地形复杂，形势险要，古庙多，石洞更多。有的石洞三五里长，洞中有洞，能通行，便于防守隐蔽，便于袭击敌人。我们很快熟悉了地形。山北面，有由伙会改编的独立营防守，派去的老红军吴家贵同志任教导员，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北面的敌人进攻数次，都被打下去。后来，南面的敌人来搜山，也被我们打败。敌人吃了几次大亏以后，轻易不敢再来了。

到此时，我们三支队已经发展到二千多人，武器也不少，吃穿有了来源。建立了盘山根据地，把蓟县、平谷。河连成一片。关外以雾灵山为中心，把兴隆、滦平、承德县连成了一片。关里关外又连成一片，这就形成了雾灵山——盘山两块稳固的抗战根据地。并多方面建立了地方政权，筹粮、筹款，为坚持冀东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五月间，冀东区委李子光同志派小边同志和我取得联系，我们表示欢迎他来。李子光同志是蓟县人，由他任地委书记，领导三河、平谷和蓟县的工作。李子光同志很好，做了很多工作，起了很大作用。

六月间，伍进南主任领九团来到盘山，又给我们支队派来一部分领导干部。他传达：目前平西部队经济相当困难，吃穿都没有保障，急需筹大批现款。他的意见，叫我们想办法向东打，与一支队、二支队取得联系。我们研究决定，派副支队长杨作霖、政治部主任王少奇带一大队去找一支队、二支队。途中经过数次战斗，打到玉田县，很快和东部部队联系上了，与王大队长接上了头。他也来到盘山，见了伍主任。这时，东部、西部连成了一片。伍主任和我带着特务连，在地方干部的配合下，于三河、平谷、蓟县很快完成了筹款二百万元的任务，支援了平西挺进军。

当时由于队伍不断壮大，我们支队已经发展到五个大队和四个独立营，派了一些老红军干部担任领导职务。李满元任三大队教导员；张士承任四大队教导员兼大队长；吴树龙任五大队政委兼大队长；张志增任独立一营营长，欧阳伯平任教导员；原伙会头子刘君的外甥，因表现很好，任独立二营营长，吴家贵任教导员；郭银高任三营教导员，三义子任独立四营营长兼教导员。由于加强了领导，部队更加巩固。

这年八、九月间，苏梅同志带领抗日联军两三个团，经过盘山问到平西，单德贵也跟部队去了平西。伍进南同志和他的九团在盘山配合我们，直到年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