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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利的历史社会科学——从结构还原论到关系实在论

摘要：

査尔斯·蒂利长达半个世纪的学术研究映衬了美国社会学在过去50年的一对充满张力的核心概念：结构与能动。受巴灵顿·摩尔的影响，蒂利的早期研究具有浓厚的静态结构主义色彩，呈现出结构还原论的特点。中期的蒂利逐渐开始重视社会群体的历史能动性，并提出了“剧目”概念，但缺乏对应的理论工具。20世纪90年代社会科学的“文化转向”迫使蒂利重新审视自己的理论，重视社会关系对社会结构的形塑作用。晚年的蒂利以本体论上的关系实在论和方法论上的社会机制成功地将结构和能动之间的辩证关系加以理论化，这具体体现在他致力于系统阐述的“抗争剧目”理论上。

作者：

李钧鹏，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

文献来源：

《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5期。

本文作者：李钧鹏

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1929-2008)是20世纪下半叶和21世纪初世界上最杰出的社会科学家之一。从1958年博士毕业算起一直到2008年离世，蒂利的学术生涯满打满算正好50年。在这半个世纪中蒂利的研究游走于社会学、历史学和政治学三个学科，横跨社会不平等、城市化、国家缔造、抗争政治等多个领域。但在多方涉猎的表象下蒂利的研究体现出深刻的历史维度：他长期关注宏观社会与政治变迁，追踪社会结构与形态的历史延续和断裂，注重历史事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强调研究对象在截面和纵面上的差异。同时，他的研究以揭示历史现象背后的因果机制为宗旨，研究问题呈现出鲜明的社会学色彩，并重视理论的检验和积累。和沃勒斯坦一起，蒂利开创了一种独特的社会科学理路：历史社会科学（historical social science）。不同于历史社会学，这种理路拒绝将对历史的考察和理论化界定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分支而主张历史性是社会现象的固有特征和内在结构，对历史的关注必须渗透于一切社会科学研究中。

从2006年以来，中文学界逐渐掀起一股译介蒂利的热潮但对蒂利的学术研究仍以相对简单的、以研究题材为线索的介绍为主。事实上，对蒂利的系统性、批判性评述在英文学界也属少见。本文旨在抛砖引玉、纲举目张，以时间为轴线，剖析多元题材背后的连贯理路，对蒂利半个世纪的学术研究和思想演变做出系统的批判性梳理。更具体地，本文试图阐明三点：第一，蒂利题材各异的研究蕴含了社会关系这一连贯主题；第二，蒂利的学术轨迹映衬出美国社会学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一对充满张力的核心概念，即结构(structure)与能动(agency)以及宏观与微观，可视为结构主义社会学的发展缩影；第三，在这半个世纪中，蒂利的历史社会科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静态结构主义色彩逐渐淡化，最终由结构还原论转变为关系实在论。

20世纪60年代：结构还原论

要研究一个学者的思想应采取历史主义立场，将其置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与学术潮流之下尤其要着重考察其与主流学术思潮之间的关联(Jones, 1974)。在这个意义上，蒂利的学术起点可以说是社会学中的结构主义。为了建立起学科的合法性，社会学的奠基者们竭力将社会学与心理学区分开来将前者定位为对社会行动背后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的分析。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断言，到涂尔干的“社会超越个人总和”思想，再到韦伯对新教伦理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肯定，早期社会学家都试图用社会结构框架以及与之相关的规范、价值等概念来解释社会行动（李钧鹏，2011a: 60）。结构主义思想首次得到系统阐述，则要等到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蒂利于1950年从哈佛大学获得学士学位，正是由帕森斯创建于1946年的跨学科性质的社会关系系的首届本科毕业生。从本科到博士毕业，蒂利求学的10年正是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论如日中天之时。从20世纪30年代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结构功能论在美国社会学占有统治性地位。尽管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受到日渐猛烈的抨击，时至今日已被大多数社会学家所抛弃，帕森斯所开创的辉煌至今却无人能及。受其影响美国社会学在相当长的时期都在事实上是一门研究社会结构的科学。在生物学以及斯宾塞等早期社会学家的影响下结构功能论将社会与生物体类比，视前者为一个由互有关联的部分组成的系统并强调不同部分各自的职能，以及它们合为一体对社会系统的积极影响。

更具体地，帕森斯区分了文化、社会和个性系统：作为分析起点的文化系统核心价值制度化为社会系统中的角色与规范要求，最终内化为个性系统中的需求与秉性(Parsons, 1951)。帕森斯从来没有从反方向分析这三个系统：核心价值是如何形成或改变的？行动者如何在社会互动中创造性地扮演自己的角色？行动者如何反思、改变自己的角色或游戏规则？这些问题不是帕森斯关注的重点。在著名的框架中，行动甚至彻底消失：由于每个子系统进一步裂变为四个次系统，并遵循同样的系统与制度逻辑，这一理论框架没有给包括集体行动者在内的行动者及其能动性留出多少空间。

战后美国社会学的最重大理论转向正是以帕森斯的社会系统理论为代表的结构功能论的全面衰落。社会学家们对帕森斯脱离于经验研究的理论构建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并对其宏大却空洞的理论大厦的实用性与适用性表示怀疑。尽管这之后再未出现另一个一统天下的理论范式，结构功能论的霸主地位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即已不复存在。

蒂利的学术起点一方面是结构主义社会学，另一方面却是对帕森斯的不满和批判。在发表于1998年的一篇访谈中，蒂利明确指出，自己在学徒时期就已自我定位为“反帕森斯主义者”。但与后来更大规模的“倒帕”思潮略有不同，帕森斯对蒂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蒂利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左翼政治立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帕森斯的社会过程论所代表的保守主义的逆向回应；其次，学生阶段的蒂利已经对结构功能论的反历史取向产生不满(Stave, 1998: 189)。在方法论层面，蒂利曾有如下回顾：

  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黑暗年代”，……方法意味着统计分析；解释则意味着以下三者之一：(1)将一个现象置于更宏大的社会结构中（以整个社会或文明为界）；(2)挖掘两个变量之间的高度相关关系；或（如果走运的话）(3)确立某个重要现象的必要与充分条件……然而，即便在研究生阶段我已经对历史分析有所了解，并意识到对联袂发生(constant conjunction)和关联的探寻有两个严重缺陷：它忽略了变革性过程，并倡导不成熟的简化。(Tilly, 2008c: 2)

蒂利对社会关系的兴趣来自于社会交换理论的奠基人霍曼斯。在霍曼斯的课堂上，时为哈佛大学本科生的蒂利第一次得以剥开社会现象的表层，认识到深层社会关系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同时发挥的形塑作用(Stave, 1998: 186)。尽管和霍曼斯的研究进路渐行渐远，蒂利仍然从霍曼斯那里（尤其是小群体研究）学到了从社会关系视角看待或大或小的社会现象。不仅如此，霍曼斯明确反对以简单的理性人假设作为社会科学的微观基础，而主张从行为心理学中寻找根基；同时始终坚持将因果解释的重心放在人际互动上，而不是个人心理状态。尽管很少得到深入讨论，霍曼斯在这一点上对蒂利的影响不可忽视。除此之外，他具有鲜明美国特色的经验主义影响了蒂利的终身研究，可以说是蒂利的社会科学哲学的起点。

蒂利更广为人知的学术导师是历史社会学大师摩尔。摩尔是比较-历史分析在20世纪中页具影响力的代言人，也是历史社会学走向成熟过程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在其代表作《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中，摩尔详细考察了多个国家的历史演变，探讨了民主、法西斯和共产主义三种现代政体的社会根源，尤其是工业化进程如何与既有的农业政体产生互动，从而引发了截然不同的政治轨迹(Moore, 1993/1966)。

蒂利更广为人知的学术导师是历史社会学大师摩尔。摩尔是比较-历史分析在20世纪中页具影响力的代言人，也是历史社会学走向成熟过程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在其代表作《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中，摩尔详细考察了多个国家的历史演变，探讨了民主、法西斯和共产主义三种现代政体的社会根源，尤其是工业化进程如何与既有的农业政体产生互动，从而引发了截然不同的政治轨迹(Moore, 1993/1966)。

摩尔将阶级作为一个关键解释变量；他眼中的世界历史由地主、农民等不同阶级构成。《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的解释逻辑来自社会史作为一个发轫于马克思主义和经济史的研究领域，社会史强调政治变迁背后的经济与社会因素。《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将阶级构成的变化和冲突视为历史事件背后的宏观形塑力，这一点在蒂利的终身研究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摩尔并非机械的阶级决定论者，“角色”、“反应”等用词都具有强烈的能动性色彩。但如何将这种能动性有机地融人历史分析中摩尔并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这也是蒂利半个世纪研究的重要目标之一。摩尔指出，在不同的历史时点，行动者做出了不同的决定，引发了不同的后续事件和连锁反应，最终导致了截然不同的政治后果和历史形态。蒂利在晚年所系统化的社会机制、历史或然性、社会过程等思想正是对这一观点的回应和深化。

蒂利曾对比较历史方法进行过细致的归类和分析，对试图在不同个案之间寻找共同路径的一般化比较(universalizing comparison) 持批判态度，并认为个体化比较 (individualizing comparison) 和差异发现比较(variation-finding comparison) 是较为理想的比较方法：前者将某一现象的特例进行对比，目的在于发现独特性；后者考察个案之间的系统差异并将这种差异加以理论化。除了少部分个体化比较研究，蒂利一生中的大部分著作都采用差异发现比较法，而摩尔正是这一方法最娴熟的运用者之一(Tilly, 1984: 82-83)。

除了理论和方法，蒂利的研究对象和主题更是打上了摩尔的深深烙印。终其一生，摩尔始终深切关注社会中的集体暴力和冲突，他对暴力的理解更是迥异于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在结构功能论看来，社会的平稳运行会产生相应的社会化过程，”噪音制造者”最终将接受主流社会的规范，具有自我调适功能的社会秩序得以在代际间复制；社会冲突和暴力活动这些越轨行为是社会化失灵的产物，是社会中的一小群人由异化感驱使而做出的绝望之举(Parsons, 1951: 169-219)。

摩尔则认为，民主制度是历史的产物，是不同群体之间斗争的特定后果；在特定情况下，革命是通往民主的必由之路(Moore, 1993/1996: 505)。蒂利从摩尔那里直接承袭了对革命和暴力运动的关注，并最终发展出一套系统的抗争政治理论。和摩尔一样，蒂利也发现，通往民主之路往往充满了暴力和抗争的插曲(Tilly, 2007)。他根据博士论文改编的第一部专著《旺代之乱》，是一项对发生在1793年的旺代叛乱的个案研究，该事件是法国大革命中的一场举足轻重的农民反叛运动(Tilly, 1964)。

蒂利细致入微的档案研究带有浓厚的历史学色彩，但他的研究问题则具有十足的社会学意味：为什么在法国西部一些农民群起叛乱，反抗大革命，另一些农民却保持沉默？在他看来历史学家只关注宗教信仰、农民对法国大革命的敌意等心理动因，却无法解释不同地区（甚至不同阶级）参与度的重大不同。通过对两个邻近地区社会结构的系统比较，蒂利将解释点放在农村地区社会关系的差异上，并从城市化水平的差异中找到了突破口。从而从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视角来看，被历史学家和大多数社会学家视为绝望之举的旺代叛乱就得到了更有说服力的解释。

蒂利显然继承了摩尔对阶级关系的重视，但他对社会关系的关注已经暗含了动态元素，他对农民创造性的强调也给能动性留出了空间。然而此时的蒂利仍是一位坚定的宏观结构主义者：阶级仍然是其重要解释概念，他的一整套理论工具箱仍然以静态的、长时段的结构变迁为主，包括阶级构成的变化、城市化水平以及全国政治局势的演变；他笔下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也并不易区分；他的解释框架仍然是行动者如何回应地方社会结构的变化，而这个“引爆点”点燃之后最终导致内战的历史轨迹只是被他语焉不详地描述为冲突升级。

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蒂利继续在城市化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具体题材包括人口流动、人口结构变迁、城市社区、殖民化、种族冲突等。在这些研究中，蒂利的论述展现出宏大的视野、鲜明的历史性和比较研究的进路。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蒂利的研究始终具有浓厚的宏观结构主义色彩（尽管决定论意味不断弱化）。连对蒂利抱有崇高敬意的历史学家小休厄尔也尖锐地批评他“醉心于自己的一套一般化修辞坚持认为政治抗争行为源于宏观的、不凸显特定人物的社会过程的渐进演化”(Sewell, 1996: 253)。

综上所述，蒂利的学术起点可以被界定为将社会过程化约为结构性因素和社会变迁后果之间静态对应的结构还原论。正如《旺代之乱》所体现出来的，蒂利将历史过程和社会冲突的解释点放在初始性的结构因素上，将复杂的政治过程化约为具有静态色彩的社会结构变迁。

20世纪70年代：政治过程论

20世纪70年代的结构主义和60年代大相径庭。在结构功能论走下神坛之后，结构主义在70年代呈现出多元态势。不同于结构功能论的自我实现、自我修正的结构，此时的“社会结构”更多地指涉社会生活中可以觉察的格局与可以观察的规律。

这一时期的结构主义社会学有若干发展态势：

第一，结构-能动与宏观-微观这两对概念逐渐分离，不再完全重合。更具体地，结构主义社会学既可以是宏观研究，也可以是微观研究。

第二，结构主义的分析起点不再必然是社会制度，个人行动与社会互动开始引起重视。

第三，结构主义社会学家开始试图打通宏观与微观分析之间的鸿沟。

第四，社会学家对列维-斯特劳斯式的缺乏对历史情境考量的“纯粹”结构主义提出批评，认为社会结构对历史过程的影响具有或然性，必须伴以对历史过程的分析。

第五，社会结构概念开始朝外部和内部两个方向同时深化。

第六，社会结构的客观与主观维度得到区分 (Blau, 1975) 。

在这种背景下，蒂利的理论取向从早期的变量式结构还原论过渡到了具有动态色彩的政治过程论。到了70年代，蒂利的研究重心从城市化转向更为宏大且互有联系的几个主题：资本主义、国家缔造(state formation)和抗争政治。1972年和1973年蒂利接连发表两篇重要论文《法国政治冲突的现代化》和《现代化孕育了革命吗?》，为他之后几十年的研究奠定了基调。

在前一篇文章中，蒂利指出，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核心的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且往往伴以高昂的社会代价。现代化并没有导致社会冲突的消散；相反，现代化是一个地方事务被整合进全国政治的过程，是一个曾经相对自治的群体向国家政治领袖臣服的过程，而这些群体往往以愤怒和对抗来回应；从而，现代化是一个新的冲突形式取代原有冲突形式的过程。蒂利注意到，在过去两个世纪的法国，社会冲突从小范围、自发性的暴力活动转向大规模、高度组织化的集体行动(Tilly, 1972: 51-95)。

在后一篇文章中，蒂利对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机械结构主义倾向进行了深刻的批评。亨廷顿基于截面比较数据，将20世纪中叶世界范围内政治冲突和集体暴力的升级归结为“快速社会变迁”的直接后果。依据长时段数据，蒂利指出社会结构变迁的速度与暴力冲突的数量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由此蒂利呼吁研究结构变迁影响暴力冲突的具体方式和逻辑。

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虽然尚未形成清晰的理论框架和概念体系，蒂利已经从长时段的历史数据中看出抗争形式在不同时期的差异；

第二，蒂利对静态的、涵盖律(covering law)式的结构主义解释提出了明确批评，主张寻找中层变量和解释手段，尤其是“确定和追踪每个主要（社会）部门与变化中的权力结构之间的关系”(Tilly, 1973: 437)；

第三，蒂利首次将革命比喻为由舞台、演员、冲动和行动组成的剧场行为(Tilly, 1973: 428)，这一思想在他学术生涯晚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与早期相比，蒂利这一阶段研究的最明显转变发生在风格上。《旺代之乱》是一部细致人微的个案研究，70年代的蒂利则痴迷于量化历史分析。一方面，蒂利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等机构申请到了数额不菲的研究经费；另一方面，1969-1984年蒂利在密歇根大学担任社会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在学校的支持下，吸引了一大批研究生和访问学者从事历史与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蒂利和他的合作者一起，以报纸为主要数据来源，对长达数百年的欧洲抗争运动进行逐年统计。在当时刚刚进人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电子计算机的协助下，蒂利对资本主义、国家缔造等宏观社会过程对社会冲突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研究。

例如，在与肖特合著的《法国罢工，1830-1968》中，蒂利以令人眼花缭乱的图表和量化数据表明，资本主义是法国一百多年以来罢工形式变迁的主要驱动力。不仅如此，基于长时段的历史数据，蒂利观察到，1914年前的一波短暂但影响深远的罢工潮改变了法国罢工活动的基本形态。“抗争形式在不同历史阶段存在差异”这一命题再次出现，并成为他的研究主题(Shorter & Tilly, 1974)。

早期的蒂利基本沿袭了现代化理论的框架，将集体暴力形式的历史变迁视为从原始型暴力到反应型暴力、最后发展至现代型暴力的进化过程(Tilly, 1970)。在70年代中期，蒂利转而将集体暴力划分为竞争性诉求、消极诉求和积极诉求(Tilly, 1976)。但在《反叛的世纪，1830-1930》(Tilly et al., 1975)以及对英国抗争政治的研究中(Tilly, 1976)，蒂利开始意识到这三者间的界限并不那么清晰，例如，罢工可以三者兼备。不仅如此这一分类体系区分的是诉求，而不是行动的形式。更让蒂利警觉的是一些学者开始用这一体系构建具有进化论色彩的现代化理论(Tilly, 1995a: 28)。

1977年，蒂利首次提出“集体行动的剧目” (repertoire of collective action) 这一比喻性概念。在《整装待发勃艮第，1675-1975》一文中，蒂利指出：“集体行动的剧目……在两个方向演化：人们可用的手段随着社会、经挤与政治的变化而改变，而每一种行动手段与新的利益和行动机会相适应。追踪这种剧目的双重演化过程是社会史的一项基本任务”(Tilly, 1977: 493)。

在这之后的两三年蒂利仍继续使用竞争性、消极和积极的分类法，但“剧目”已成为蒂利更经常使用的概念。到了年代和年代之交，蒂利终于意识到这一分类和剧目概念难以兼容，并彻底抛弃这一分类以及与之相关的现代化概念(Tilly, 1995a: 28-29)。但“剧目”概念此时仍有待成型，最大的问题是忽略了抗争剧目形成过程中不同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性。蒂利自己承认：“我最初的假定是一个单一行动者（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行动者）拥有一套手段剧目，并有策略地使用这套剧目。这是一个错误。一套既有剧目的任何惯例事实上都由两方或多方的互动组成。剧目并不由一个行动者所独有而属于一系列抗争者”(Tilly, 1995a: 30)。

在资本主义和国家缔造方面，蒂利主编的论文集《西欧民族国家的缔造》已经成为一部经典之作，在社会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界都被广泛引用(Tilly, 1975)。这本多页的厚书有两个重大贡献：

首先，蒂利和合作者对以摩尔为代表的机械的、决定论的历史观提出了明确质疑，认为历史行动者的诉求极为复杂且有其特殊情境，而不仅仅是摩尔笔下的对世界主导政治秩序的抵抗或再改造。基于对西欧不同国家缔造过程的历史分析，蒂利和合作者令人信服地表明，民族国家的形成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由与解放的过程，而是充满了意料之外的后果，大量的革命与反革命运动不是意在改变历史进程的有意识行动，而是人们为了追求自己的特定利益而发生互动的不经意后果。从而，要理解历史，就必须采取自下而上的视角。

其次，这本书对世纪中叶的现代化主流范式做出了严厉的批评，指出政治发展道路通常是一个多元的、路径依赖的过程，且多伴有暴力和反抗。这本书“摧毁了比较政治中的现代化范式”(Lichbach, 2010: 544)并彻底改变了后人对国家缔造这一主题的看法。

另一个相对独立但密切相关的领域是抗争政治。蒂利与斯奈德合作的论文《法国的困苦与集体暴力，1830-1960》对当时在抗争政治领域风行一时的相对剥夺理论给出了沉重一击。相对剥夺理论认为，社会抗争和集体暴力发生在经济发展较快之后的相对停滞期，相比之前的快速发展期以及少数富庶者，当民众感到经济表现和生活水准明显下降时他们产生相对剥夺感，暴力事件由此产生(Gurr, 1968)。

斯奈德和蒂利将相对剥夺理论加以操作化，对法国100多年来集体暴力事件做出时间序列分析，发现，经济衰减年份和暴力事件高发年份并不直接对应，真正与暴力事件频率直接对应的变量是全国性政治活动与政府镇压行为。尽管自己的理论尚未成型，斯奈德和蒂利对相对剥夺理论的批评以及对国家政权的强调，在事实上终结了后者在社会学的统治地位（Snyder & Tilly, 1972；另见Tilly et al., 1975）。

1978年，蒂利以《从动员到革命》一书对抗争政治理论做出了系统阐述。在当时，一方面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余威尚存，社会抗争被视为群众对结构性紧张关系 (structural strain) 的非理性反应 (Smelser, 1962); 另一方面，具有社会心理学色彩的集体行为理论和相对剥夺理论仍然将抗争活动视为一种社会病症，或源自对自身福祉期待与现实感受之间的落差(Turner & Killian, 1957)。

但从70年代起，资源动员理论异军突起，后者强调抗争活动的物质资源以及抗争者的理性和策略性，将集体行动界定为无权无势者使用被当权者视为不合法或不正当的手段实现资源（主要是物质资源）再分配的努力(McCarthy & Zald, 1977)。

《从动员到革命》同意资源动员理论的基本观点，但在几个方面将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第一，蒂利明确提出，社会运动只是涵盖面更广的集体行动的一种特定形式，而一系列看似不同的集体行动的共同元素在于“抗争集会”(contentious gathering)。

第二，蒂利倡议对集体行动剧目的历史演变进行系统研究，而不再将其视为给定，这就要求把集体行动和民族国家在近现代的兴起结合起来研究。

第三，蒂利更强调抗争者对集体利益的追求和政治环境的变动对抗争行动的诱发作用，并凸显了政治契机在集体行动中的关键作用。这本书20世纪现已被公认为主流的政治过程理论的开山之作。

对于蒂利在世纪年代的研究，我们可以总结出几个特色：

第一，蒂利对主流社会学以及自身研究中的结构主义倾向和目的论(teleology)偏见有了清醒的认识，开始主动修正，尤其体现在他对现代化范式的批判上。

第二，蒂利开始以“集体行动的剧目”概念调和结构与能动性之间的矛盾，并在对抗争政治的研究中强调行动者的创造性和行动的偶发性。

第三，蒂利已经产生了“社会过程”的初步思想，《从动员到革命》后半部分对抗争政治复杂性的强调即为这一思想的体现。

第四，“社会关系”概念开始受到重视，这体现在蒂利对抗争政治的剧场性以及行动者互动的关注上。

但蒂利这一阶段的研究存在三个关键不足：

首先，“集体行动”仍然是一个边界不明的模糊概念，这直接导致了蒂利对于自己在集体行动长时段统计（尤其是《反叛的世纪，1830-1930》）上的准确性的质疑(Tilly, 1978)。其他学者同样面临这一难题：革命、罢工、骚乱、反叛、社会运动、集体行动、集体行为、集体暴力等概念到底是什么关系？它们之间的边界是什么？学术界对此并无共识。尽管蒂利在《从动员到革命》做出了努力但他并不完全满意。

其次，蒂利对抗争政治的解释在本质上仍然是静态性的，“过程”概念究竟如何概念化和操作化，他并未提供一个较好的答案。

第三，究其本质，抗争政治中的政治过程理论及其核心概念“政治契机”仍然具有浓厚的“客观”结构主义色彩，蒂利的理论模型对政体的变动如何诱发抗争政治做了大量分析，能动性却基本只停留在纸面上。

20世纪80年代：抗争剧目论

20世纪80年代的蒂利开始从量化历史分析向历史叙事回归，这与蒂利对自身研究的批判性反思密切相关。在临终前的一次访谈中，蒂利回忆道，自己在中期阶段的研究中越来越意识到“哈佛大学教给他的那种社会科学”不适用于他想解答的问题，因为“过程本身才是他要解释的对象而不是（变量之间的）静态比较”(Little, 2007)，但两个宏观背景不能不提。

首先，以蒂利为代表的量化历史分析在1970年代受到了不少历史学家的批评。在一篇影响深远的对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发展历程的回顾性文章中，斯通 (Stone, 1987/1976: 33-44) 将蒂利等人的《反叛的世纪，1830-1930》列为量化历史学的代表。在肯定这本书的学术贡献和学术素养的同时，斯通也对它与它所代表的量化历史分析提出批评，认为这种研究路径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无法被量化的证据。

其次，在量化历史分析强势崛起几十年之后，从70年代后半期起叙事分析不再是被追求科学性的历史学研究扫人历史尘埃的过时方法，而在历史学界焕发出新的活力(Stone, 1979)。这些都影响了蒂利的学术选择。

然而，蒂利此时的历史叙事和《旺代之乱》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抗争的法国人》既放弃了标准的统计分析（尽管仍保留了大量图表和描述性统计），也没有进行深入的个案分析，而是对法国境内不同区域前后个多世纪的群体性抗争事件做出历史叙述和分析。事实上，这本书的每一章都是对一个特定区域抗争事件的长时段分析(Tilly, 1986)。和70年代不同，蒂利没有对资本主义、国家缔造和抗争政治的形式进行复杂的统计分析，但这些过程被蒂利放到幕后，成为给定变量(Sewell, 1996: 254)。对具体抗争事件的选取也反映了蒂利的结构主义思维：蒂利以20多页的篇幅近乎不厌其烦地讨论格列夫广场前后4个世纪所发生的抗争事件，而只给波澜壮阔的1848年革命留出11页的篇幅，因为格列夫广场是巴黎的商业交易、价格制定和政府征税的场所 (Tarrow, 2008: 229-230)。

这本书最重要的贡献有两个方面：首先，蒂利第一次正式提出“抗争剧目”(repertoire of contention)概念，并且“剧目”首次成为蒂利的核心概念。事实上，整本书讲述的正是法国在4个世纪中抗争政治形式的延续和断裂。在将抗争政治定位为冲突而非失序时，蒂利指出：

抗争形式本身体现了这种秩序。通过追踪当权者所说的失序行动本身，我们看到有限数量的行动反复出现。在17世纪的法国，普通民众并不知道如何示威、游行或罢工。但他们有自己的一套常规手段：驱逐税吏、收回对腐败官员的忠诚以及羞辱道德败坏者。……每一种行动类型都将某个特定群体和其他个人、群体或多个群体联系起来。每一种类型都随着持续的群体互动——斗争、合作、竞争或某种混合形式——而产生和变动。(Tilly, 1986: 4)

其次，蒂利将抗争剧目视为政治过程中的不同形式互动的产物并明确提到了抗争过程中不同行动者之间的“信号传递、协商和斗争”。这里的社会关系色彩已经非常鲜明并为蒂利日后的社会机制理路埋下了伏笔。

然而，特定的抗争剧目到底是强是弱，具有普遍性还是特定性，此时的蒂利并没有明确的答案。他也没有找到梳理和利用自己搜集到的庞大历史数据对抗争剧目的演化进行追踪的最佳研究手段(Tarrow, 2008: 230)。例如，在一篇文章中，蒂利敦促社会史学家关注宏观社会变迁和特定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Tilly, 1985)，但仍然被批评为具有结构主义偏见，给人一种“人们被没有喜怒哀乐的过程牵着鼻子走，而并没有真正发生互动”的印象(Stearns, 1987: 336)。

与此同时蒂利对社会互动的中层过程越来越关注并对《从动员到革命》中的一般性理论立场开始产生怀疑。在这里，不能不提的是美国社会学在20世纪下半叶一个更大范围的理论范式变化：中层理论的崛起。

1949年，在结构功能论如日中天之时，帕森斯的学生默顿号召社会学家转而关注中层理论“中层理论既非日常研究中多如牛毛的琐屑但必要的初步假设，也不是……解释一切被观察到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与社会变迁的统揽一切的统合性理论，而是介于这二者之间的理论”(Merton, 1968/1949: 39)。默顿强调，在局部理论完善之前，一般性理论的时机并不成熟；社会学家现阶段的任务是“发展适用于有限概念范畴的特定理论”；这些特定理论必须能提炼出经验性假设(Merton, 1968/1949: 45-51)。

中层理论同时避开了粗粝的经验主义与宏大但空洞的理论框架的双重陷阱，在之后的半个世纪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夸张地说当代美国主流社会学无处不见默顿的中层理论思想的影响。虽然蒂利对默顿的直接征引多与具体概念和理论有关，总体而言并不算多但仔细比较早期和中期的蒂利默顿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蒂利在80年代的研究可以视为默顿的中层理论在历史社会科学中的自觉运用与检验。在处理微观与宏观问题的关联时他从不醉心于单一的、统揽一切的理论，而总是将相对低一层次的理论与特定范围的经验研究紧密结合起来。

在方法论上，蒂利在学术上的好友斯廷奇科姆的影响不容忽视。斯廷奇科姆是美国社会学历史上对方法论认识最为深刻的学者之一。1978年，斯廷奇科姆出版了一本颇为奇特的小书《社会史的理论方法》，在书中剖析了托洛茨基、托克维尔、斯梅尔瑟和本迪克斯这四位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物的历史研究，并指出，他们具有说服力的研究都是进行了有力度的深度类比(deep analogies)；当他们试图将一般性理论运用于宏观历史事件的研究时，则往往难逃谬误。从而，斯廷奇科姆得出了一条影响深远的结论：“一个人并不将理论运用于历史；相反，他用历史来发展理论”(Stinnchcombe, 1978: 1)。

在1981年的《当社会学遇上历史》的开篇章节“社会学和历史相会吧！”中，蒂利对斯廷奇科姆的论点进行了深入的讨论(Tilly, 1981)。蒂利原则上认同斯廷奇科姆以细致的历史分析作为社会变迁理论的基石的观点，认为有效历史分析的关键不在于建立单一事实而在于从深度类比中提炼出可靠的历史事实，并将一连串事实的集合构建为一个累积性的因果过程，以每一个事实作为下一个事实的前提(Tilly, 1981: 8、209-213)。

然而，蒂利并不同意斯廷奇科姆的“论从史出”的观点，而坚持认为，即便是历史学家，也仍然依赖于一般性理论。在他看来，不管理论多么粗糙历史学家，研究的起点总是理论，而历史研究的重要目的仍然是解释。从而，蒂利也得出了他的著名结论：“一件蹩脚的工具在手总比没有工具好”(Tilly, 1981: 11)。尽管二人对于理论与历史之间的优先关系存在分歧，在具体的理论构建上，斯廷奇科姆的思路已经具有日后成型的因果机制(causal mechanisms)的元素(Stinchcombe, 1993)，而此时的蒂利已经基本接受了这一中层理论建构思想。

就历史社会科学而言，这意味着将大范围事件分解为存在因果关联的事件序列，并逐一考察因果链中的局部关联通过将所研究的历史事件与其他历史形势进行深度类比，提炼出引发社会结构、序列与过程的可靠机制。在宏观历史社会科学宣言《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中，蒂利已经开始从理论和方法论上谈论时间对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以及时间和空间比较对于提炼可靠研究结论的价值(Tilly, 1984)。此时的蒂利为自己的结构主义研究注入了时间与空间情境。

20世纪90年代：关系实在论

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社会学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尤其是“文化转向”浪潮。如上文所述，结构功能论在年代初走下神坛后，美国社会学呈现出不同类型的结构主义百花齐放的态势。但“倒帕”运动在批判帕森斯的文化系统理论的同时，也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抛弃了作为解释变量的文化。

到了80年代，社会学之外的其他学科开始重视文化。例如历史学家小休厄尔(Sewell, 1980)和亨特(Hunt, 1984)强调话语、仪式、符号、认同等文化因素在法国大革命中的重要角色；克利福德与马库斯发起了一场人类学的“写文化”运动(Clifford & Marcus, 1986)；萨林斯(Sahlins, 1976)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以及对文化的历史性的强调，深刻影响了80年代的美国人类学；源于欧洲的文化研究也在这一时期的美国达到高潮(Grossberg et al., 1992)。步人90年代，“文化转向”潮终于席卷美国社会学界，其影响延续至今并扩散至政治学和其他学科(Bonnel & Hunt, 1999)。

社会学中的“文化转向”有两个重要特点：第一，对社会科学中的结构主义思维做出批评，转而强调文化的自主性。第二，受后现代思潮的影响解构国家、阶级等传统概念，淡化社会科学的“科学”色彩，强调社会科学的建构性和相对性，否认解释(explanation)和检释(interpretation)的差异，甚至主张诠释的优越性。

蒂利本人常被视为结构主义的代表，他不可避免地要对相关质疑做出回应。在《英国的大众抗争，1758-1834》中，蒂利明确表明了自己对文化转向的态度：

第一，捍卫社会科学知识的科学性和累积性：“到了今天，许多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开始认为一切社会行动都不过是话语而已，这种解构使得社会科学的常规手段再无用武之地。……我将大赌注押在我所考察的政治过程的连贯性和外部可知性上”(Tilly, 1995b: 38)。

第二，强调结构性因素在因果链中的主导地位：“我将文化……视为社会行动发生的外在框架，将话语视为行动的主要手段，但我不认为文化和话语穷尽了社会现实”(Tilly, 1995b:3838)。

第三，否认文化的决定性作用：文化不是“笼罩在社会生活上的云雾，随风摇摆，像下雨下雪一般随意制造社会行动”(Tilly, 1995b: 3840)。

第四，后现代主义有其合理之处，尤其是对主干叙述(master narratives)的挑战，但它只擅长“破”，而无法“立”，各种社会建构学说无法提供对议题与框架建构过程中的动态过程加以理论化的工具(Tilly, 1994)。

第五，主张以社会关系为分析单位：“社会关系（而不是个人心理或社会整体）是最基本的现实”(Tilly, 1995b: 39)。

事实上，在90年代，蒂利对后现代主义和文化转向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写了大量关于身份认同、心理、话语、叙事方面的文章，并积极修正自己的理论。但蒂利不满足于后现代主义的一味解构以及对因果解释的摈弃，而试图提炼出更具解释力的理论。他始终对后现代主义的解构陷阱保持高度的警惕，认为许多社会建构形成了本体，例如群体、制度、市场、自我等等而社会学家的任务应当是解释建构的形成与后果，而不是停留在社会建构的表层，甚至否定本体的存在。

蒂利不是一个单纯的社会理论家，他从不将自己的理论立基于文本和思辨之上而是从有血有肉的历史叙述中构建理论。他对自己酝酿多年的抗争剧目理论寄予厚望，希望以此打通宏观与微观、结构与能动，尽管此时的蒂利承认这一理论并不完善(Stave, 1998: 203)。

90年代的蒂利已年过花甲，但他的学术创作力却越来越旺盛，这和他对社会关系的理解日益深化有关。在对英国抗争政治的历史研究中，蒂利对7份重要报刊杂志上所描述的8000多场抗争集会进行了编目和分析，并查阅了英国各大档案馆的馆藏和文献（Tilly, 1995b）。表面上看《英国的大众抗争，1758-1834》和《抗争的法国人》颇为类似，只是研究对象从法国换成了英国，除了第二章的统计分析，历史叙述仍然是主要的研究方法。

但前者的目录透露出一些端倪：除了纲领性质的前三章和最后一章的结语，这本厚实的书以时间和事件为轴，将英国近百年的大众抗争划分为时长为6-30年的4个阶段。这种编排和叙述方式赋予这本书以厚重的历史感，但也体现出蒂利仍在摸索如何将单一抗争事件和社会运动置于一个统一的框架下研究：《旺代之乱》关注一场重大革命《反叛的世纪，1830-1930》(Tilly et al., 1975)和《欧洲革命，1492-1992》(Tilly, 1993)分别关注1个世纪和5个世纪的革命运动；《法国罢工，1830-1968》关注的是单一的罢工事件，对不同事件组成的罢工潮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抗争的法国人》开始将局部抗争和革命浪潮放到一起考虑；《从动员到革命》明确指出不同抗争形式的共同点——抗争集会；《英国的大众抗争，1758-1834》则第一次以抗争集会为分析单位：至少10个非政府人员“聚集在一个公开场所，对至少一个其他人提出诉求；一旦得到满足，这种诉求将影响到其对象的利益(Tilly, 1995b: 63)。这时的蒂利已经在有意识以“事件”打通微观和宏观之间的鸿沟，尽管尚未完全成功。

更为重要的是，蒂利明确与过去的结构还原论切割：“抗争本身有相对独立的历史，这种历史不是简单的生产组织变化或国家权力结构变化的反映——它影响了生产的组织和国家权力的结构”。(Tilly, 1995b: 37)。这本书的核心主张更是和斯廷奇科姆17年前的倡议遥相呼应：“前一阶段的集体诉求对集体诉求的后继形式产生限制影响了大众抗争的主题、行动者、背景和结果……抗争的特定轨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每一次集体诉求都包含了当事人之间的妥协、对互动的记忆、不同互动潜在后果的新信息以及当事人内部和当事人之间变化的关系网络”(Tilly, 1995b: 37)。

1998年的《韧性不平等》(Tilly, 1998)，让许多人大吃一惊。有别于过去对长时段宏观历史现象的分析，蒂利转而研究抽象的、超越特定历史情境的不平等现象。但究其本质，这本书关注的是社会关系如何固化某种社会类型。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这本书是蒂利第一次系统采用社会机制(social mechanisms)框架，即“反复出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因果序列”(Tilly, 1998: 7)。在蒂利看来，导致性别、种族、民族等不平等关系以及不平等“固化”的原因在于两种社会机制：第一，剥削(exploitation)——有权有势、交际面广的人享有提供递增报酬的排他性资源，而其他人无法享有这种资源所带来的好处；第二，机遇囤积某个基于类别的群体成员得以享受某种宝贵的、可再生的、垄断性的资源，而这种垄断性又被社会网络所维系(Tilly, 1998: 10)。

在笔者看来，这是蒂利第一次令人信服地解决了宏观现象的微观机制问题：微观层面的人际关系和互动如何产生对立性的群体认同，并在持续对立中得到固化，最终产生宏观社会结构。蒂利终于将关系、过程、机制、结构、能动等他一直关注的理论元素有机地糅合在一起。

但究其本质，《韧性不平等》仍属结构主义之作。蒂利坚持认为，信念、意识形态、情感、文化等因素在不平等的生成和维系中并不扮演因果性角色：“认同感和群体之间的敌对感很可能伴随、促成或源自用以解决组织问题的类别不平等。但这些态度的相对盛行在不平等的范围和形式上只扮演次要角色。错误的信念强化了剥削、机遇囤积、效仿和调适但对于它们的生成不具有多少独立影响……”(Tilly, 1998: 15)。蒂利进而宣称：“研究这种韧性不平等的社会科学家必须切割掉意识形态的粗枝蔓叶，直达结构性根源” (Tilly, 1998: 15)。

90年代后期的另一个事件同样不容忽视。1999年，古德温和贾斯珀发表了一篇论文对以蒂利、塔罗和麦克亚当为代表的政治过程理论进行了猛烈抨击，指责后者的结构主义偏见(Goodwin & Jasper, 1999)。这篇文章迅即引起热烈讨论，引来几代学者的加入(Goodwin & Jasper, 2004)，并深刻影响了抗争政治研究的发展轨迹。作为回应，蒂利一方面承认政治契机在概念上的模糊；另一方面坚持将文化因素融入对社会互动的分析，而不将它视为一个先在的或独立的领域(Tilly, 1999)。这场争论对蒂利最后7、8年的学术轨迹影响深远。众多年轻学者加人文化“阵营”迫使他反思自己对结构-能动关系的思考，更加注重社会互动对社会结构的反作用。

同时90年代后期的关系社会学和社会机制思潮对蒂利影响至深。前文说过受斯廷奇科姆的影响（尽管未正式加以界定），蒂利从70年代后半期就开始有意识地以社会机制理路思考问题，同时吸取以怀特为代表的社会网络学派的洞见（李钧鹏，2011a）。到了90年代，一方面，蒂利开始重新发掘默顿所主张的对社会过程的机制式解释（尽管默顿没有使用这一称谓）。在《隐形的手肘》中，蒂利指出，默顿有意图行动的非意图性后果的研究忽略了一个问题：有意图的社会行动何以产生系统的、韧性的社会结构？在这里，主体能动性已经成为蒂利的研究主轴，而他的答案是：在于行动主体之间的互动(Tilly, 1996)。

“互动”(interaction)这个词在他以往的研究中多次出现，蒂利终于将这一概念一般化、理论化并用于抗争政治之外的领域。1997年，蒂利在社会研究新学院期间的同事埃米尔巴耶尔发表重要论文《关系社会学宣言》，正式标志着这一理论取向从幕后走向台前(Emirbayer, 1997)。在1998年的一篇论文中，蒂利首次在本体论层面上提出了关系实在论(relational realism)。蒂利区分出社会科学中常见的四种本体论：整体论、现象个人论、方法个人论和关系实在论。

关系实在论主张“交易、互动、社会纽带以及对话构成了社会生活的核心”，侧重于“快速串联和分解生成了组织结构，并同时塑造了个人行为的连接关系”，倡导“追踪沟通、庇护关系链、雇佣网络、对话者的关系以及权力关系等从小到大（以及从大到小）的动态变化”(Tilly, 2002/1998: 78)。

尽管对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的关注贯穿蒂利学术生涯始终，但一直到90年代，蒂利才开始系统思考一个问题：社会关系如何被蕴含且孕生意义的社会过程建构出来？此时的蒂利格外注重社会网络在不同历史情境下的形塑与变化，以及社会关系如何与人口、技术等变量一起引发了政治冲突。在结构、情境之外蒂利理论体系的第三根支柱终于立了起来，这就是关系。

如果再将关系社会学与前文提到的结构一能动这一对概念联系起来，我们可以发现，在蒂利和怀特为代表的关系社会学家这里，结构主义社会学得到了新生。不同于帕森斯笔下的自我循环、自我修复、自我论证的社会系统，蒂利和怀特一起将社会结构从单数意义上的概念转化为复数意义上的概念，也就是我们更常说的社会关系。在这种新理路中，社会结构被概念化为个人、群体和角色之间的关系网络。

不同于传统的结构主义，怀特笔下的（复数的）社会结构不再是一个稳定的、先定给予的认识论实体，而成为贯穿了意义的、源于社会互动的多重动态关系。怀特认为网络概念是建构社会结构理论的最佳方案；身份认同是一种控制行为，是行动主体对或然性的反应换言之是抵消不同网域(network-domain)之间转换所带来的冲击的缓冲地带；网域间的来回转换意味着主体进行反思、报告和更新的过程，而意义和身份认同正是在网域边界交错之处产生。通过关系性结构的思路，怀特在微观和宏观、主体施为和结构之间找到了一个微妙的平衡点。

蒂利的结构主义思想同样比传统结构主义社会学（以及他本人的早期研究）复杂许多。首先，在认识论上，蒂利寻求发掘社会现象背后可以验证、可以观测的事实，并构建它们之间的联系，同时指出，一个事实或一种结构并不足以引致相应的社会现象，从而，行动者的认知与动机必须得到分析。在本体论上，蒂利认识到个人、整体、形势与关系作为研究单位各自的优势，并不试图将任何单元置于优先地位，而是根据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进行综合。

其次，蒂利反对涵盖律解释模式而诉诸于成套的、特定时间或空间节点内的因果解释机制。

再次，蒂利主张先将分析对象的高阶单元分解，然后分析低阶单元的因果关系，最后将这种低阶的多个因果关系合成为高阶的因果关系。蒂利反对方法论个人主义，强调分析单元的多层次性，包括环境机制、认知机制以及关系机制。环境机制是改变社会生活与政治过程的外部影响；认知机制是基于个人与群体感知的变化；关系机制改变个人、群体与人际网络之间的关系与连接。

最后，蒂利强调历史过程的时间性，将历史过程分解为历史事件，认为历史事件在因果解释中的地位不仅应该受到承认，而且应该加以进一步的概念化与分析。如果说，怀特在空间维度上将古典社会学中先定给予体论的、刚性的社会结构分解成互动性的、多重的关系网络，蒂利则在时间维度上将传统社会学静态的、涵盖律导向的结构主义思维改造为历时性、动态、多层次的社会过程（李钧鹏，2011a）。

不同于许多其他关系社会学家，蒂利并不将社会关系视为一种简单的抽象存在，而是将关系置于具体、真实的时空情境中。在这种意义上，蒂利的关系实在论和社会科学哲学中的批判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有异曲同工之妙。英国哲学家巴斯卡尔结合本体论实在主义与认论相对主义，试图在实证主义和建构主义中找到一个平衡点，既保有研究对象的可知性，又强调知识的主观性、历史性以及相应的社会情境。巴斯卡尔还对实证主义者所秉承的因果关系提出批评，认为它只是事件序列的先后组合而不是生成某一后果的真正成因。巴斯卡尔对本体论极为重视，认为因果机制可以有不同的层次强调社会结构本身的因果内涵以及不同层次社会机制的不可化约性(Bhaskar, 1998/1979)。

这些都和蒂利的社会科学理路不谋而合。尽管蒂利几乎从未在作品中直接征引过巴斯卡尔的研究，但后者从70年代起对社会科学哲学元理论的长期探索很可能以间接的方式影响到蒂利的社会科学观。更为重要的是世纪之交的美国社会科学界出现了一股势头强劲的“实在论”热潮(Sayer, 2000)，蒂利的关系实在论理应被视为这股热潮的一部分。限于篇幅此处无法详述，只强调一点：一个学者的思想和洞见绝非空中楼阁，而是深植于他所处的时代；把蒂利的关系实在论放在这股热潮下考察，尤其是它和批判实在论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从宏观层面上更好地把握蒂利学术思想的来龙去脉。

21世纪：社会机制论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包括社会学在内的整个美国社会科学界对社会机制越来越重视，后者也成为一项系统的研究课题，甚至在短短几年间引发了一场横扫社会科学的“机制运动”(mechanism movement) (Norkus, 2005)。这赋予蒂利以新的灵感，“社会机制”也成为他生命最后几年最频繁使用的词汇之一。进人世纪，蒂利的创作力越发旺盛，他对抗争政治几十年的研究和思考也终于彻底成型。

2001年蒂利和塔罗、麦克亚当出版了广受瞩目的《抗争的动态》，对抗争政治研究做出了基于社会机制和关系社会学的系统宣言(McAdam et al., 2001)。这本书和蒂利过去的抗争政治研究存在以下重大差异：

第一，蒂利明确以“抗争政治”这个词涵盖过去使用过的“社会运动”、“集体行动”、“集体暴力”等术语在概念和不同类型抗争活动的关系梳理上取得突破。蒂利和合作者这样界定抗争政治“提出诉求的人和诉求对象之间不定期的、公开的、集体的互动并且（1）至少有一个政府部门是诉求方、诉求对象或诉求相关者；（2）若得到满足，诉求将影响至少一个诉求方的利益。大体上说，这个定义指的是群体性政治斗争”(McAdam et al., 2001: 5)。

第二，从书名可见，蒂利将抗争（包括民主化在内）视为一个动态过程，是行动者长期互动的后果而不只是国家缔造、资本主义或现代化的产物。

第三，抛弃了蒂利过去常用的对抗争事件的分类和统计，转向三大基石：（1）机制数量有限的，以相同或相近方式改变特定元素组合之间在不同场合中的关系的事件；（2）过程：引发上述元素类似变革的机制的常规序列；（3）剧集(episodes)：持续的抗争事件包括影响他人利益的集体诉求(McAdam et al., 2001: 24)。

第四，明确了一系列中层机制，如连接(brokerage)、扩散(diffusion)、协同行动(coordination action)、社会移用(social appropriation)、边界激活(boundary activation)、认证(certification)、认同转换(identity shift)等。

这本书是蒂利首次系统运用和检验自己的关系实在论，标志着蒂利从早期沿袭自摩尔的结构还原论的彻底转向。曾经被视为阶级变迁、资本主义兴起、国家缔造等宏观结构力量产物的抗争政治，现在成为不同动态机制和过程之间长时间互动的产物。同时，蒂利也对其他社会机制主张(Hedstrom & Swedberg, 1998)加以批判性反思并发展出了自己的一套系统的社会机制观，强调社会机制的解释性、因果性、多层次性以及时间性(temporality)(Tilly, 2008; 李钧鹏, 2011b)。

基于本体论上的关系实在论和方法论上的社会机制论，蒂利在去世前几年出版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著作。《集体暴力的政治》研究社会关系在集体暴力中的角色深人探讨边界的确立、维系和模糊如何导致纠纷，最终引发暴力行为(Tilly, 2004)。《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965-2000》是摩尔和早期蒂利对民主化和大众抗争之间互动关系研究的拓展(Tilly, 2004)。《信任与统治》深化了《抗争的动态》提出的“信任网络”(trust networks)概念，研究信任网络与政治权威之间的不同关系，以及社会网络之间不同类型的关系和形态如何导致威权主义、神权和民主政体。《民主》承袭了《抗争的动态》的民主过程理论以及《靭性不平等》的类属不平等(categorical inequality)和信任网络理论，审视民主化历程中的暴力现象，将民主化视为三种相对独立却又相互依赖的社会关系互动的后果：公共政治（环境机制）、类属不平等（关系机制与认知机制的结合）与信任网络（关系机制）(Tilly, 2007; 李钧鹏, 2011b)。《政体与剧目》将蒂利终身关注但相对独立的两个研究领域有机地融为一体：国家缔造和抗争政治。蒂利指出，政体类型（以及为了打造特定政体所做出的政治行动）和社会抗争是存在有机联系并相互影响的两个历史过程。为了阐明这一论点蒂利提出了一系列理论陈述，并以丰富的历史个案和比较分析来加以印证(Tilly, 2006a)。

蒂利的遗著《抗争表演》则是他对抗争剧目概念最系统的检验，标志着他对抗争剧目研究的高峰也是关系实在论的最彻底体现。这里的抗争剧目不再只是对类似抗争形式和诉求反复出现的静态观察而以社会关系为核心：

剧目概念来自我对法国五个区域1600到1975年间数以千计“抗争集会”的检索和编目。我可以从我整理出的事件列表中轻易观察到复现、变化和消散。尽管对“剧目”这一术语的描述力颇为自信，我将它作为一个向其他抗争研究者提出的挑战性假说，以检验他们自己的系统编目……但在很大程度上，大众抗争的分析者……只是采纳了这个术语，用它来表示诉求的重复性，而没有认真思考什么证据支持或推翻了剧目对诉求的促进和引导作用，就像戏剧剧本或标准爵士乐调一样……我不得不自己来从事这项检验工作。(Tilly, 2008a: xiv)

在这本书里，量化与质化、宏观与微观、结构与能动、相关与过程、物质与文化、解释与诠释、形式分析与故事讲述、事件清点(event counts)和以事件为轴的历史叙述(eventful histories) (Sewell, 1996)之间的壁垒被彻底打破。通过对故事的系统描述和分析，蒂利走出了一条将逻辑上的严密性和人际互动的微妙性结合起来的中间路线。在面对新一代学者对其忽略文化的指责时，蒂利并未采取回避态度而是积极将文化因素融人自己的分析。但不同于受后现代思潮影响的社会学家蒂利没有像“文化结构主义者”(cultural structuralist) (Goldstone, 2010: 359)那样机械地将文化视为一个塑造社会行为的独立场域，而选择以具有互动性、关系性、机制性和解释性的关系实在论来回应。

不同于早期将社会结构视为给定的自上而下的研究，蒂利在晚年越来越关注社会结构通过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而形成和固化的自下而上的过程。在他看来，社会结构并不来源于抽象的或本体意义上的文化，而是不同行动者、不同群体、不同关系网络之间长期互动的产物。

结语

蒂利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始终试图调和结构与能动的张力。如果做一番纵向的思想史考察蒂利的社会学研究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但每个阶段的研究及其特点又绝非截然分离、非此即彼而是逐渐深化、去粗取精。

在此也要强调，由于蒂利学术思想的阶段性及其与更大范畴的美国社会学思潮演变的密切联系，本文没有以特定研究主题或思想为纲，而是采取纵向考察的方式以每10年为一个周期。但这种年代的具体划分必定具有不精确之处，蒂利的学术思想也绝不是“线性发展”的过程。

事实上尽管中晚期的蒂利逐渐抛弃了早期的静态结构还原论，将文化和互动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蒂利的关系实在论可被视为结构主义社会学的改进或重生。蒂利的早期研究试图发现城市化、资本主义、国家缔造、阶级关系等宏观社会结构对社会群体的决定性作用，将这种关系还原为静态的相关或因果关系。随着研究的深入蒂利逐渐对自己的结构还原主义思维产生警觉，对工人、农民、政治抗争者等社会群体的关键特征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尤其重视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并强调社会群体对社会结构的能动作用。

进人20世纪90年代，社会科学界出现一股强劲的文化浪潮，这迫使蒂利修正自己的立场。但不同于受后现代思潮影响的文化论者，蒂利拒绝将文化视为一个独立的、具有决定性和结构性的场域，而强调文化的互动性和关系性。他开始关注不同类型的社会网络如何在长期的历史互动中固化社会群体和边界，这些关系网络如何与国家政权产生互动并最终界定了国家-社会关系的特征。

晚年的蒂利在方法论上明确了社会机制理路，在本体论上提出了关系实在论，并以抗争剧目这个兼顾集体互动的能动性和历史过程的结构性的概念打通了结构与能动、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社会科学之间的鸿沟。蒂利的学术轨迹绝非孤立的，而是和美国社会科学过去50年的走势密切联系在一起；他半个世界的思想演变和反思是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和历史学）变迁和争论的缩影。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门研究社会型态的学科，不管文化、意义、认同、互动等要素如何得到凸显，社会学家最终仍然要回答社会结构何以形成这一终极问题。蒂利的学术轨迹可以说是结构主义社会学在美国过去半个多世纪演变历程的缩影。

编辑 | 解倒悬

审核 | Anders

终审｜李致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