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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兴衰，唯在用人；用人之要，重在德行。德行不正，纵然有经天纬地的才能，也难以取得圆满的结果。 春秋末年，晋国大夫智宣子要为智氏家族选择继承人，智宣子喜欢儿子智伯瑶，打算立智伯瑶为继承人，他的兄弟、智氏家族军师智果对此劝谏，请求以另一个儿子智宵为继承人，认为智伯瑶虽然有颜值高、射术精、有才艺、能文善辩、坚毅果决五大优势，惟独缺少仁德之心，如果以这五种优势去做不仁不义的恶事，智氏家族必会走向灭亡。 果如智果所料，智伯瑶成为智氏家族继承人后，频频向晋国掌握大权的其他五个家族挑起战争。晋阳之战，赵、魏、韩三家联手，打败智伯瑶。智伯瑶被杀，三家尽灭智氏宗族，瓜分其领地。 只有智果，事先预料到风险所在，为了保全智氏血脉，另立宗庙，别为辅氏，智氏兵败晋阳后，得以免遭殃及。秦灭六国后，辅姓不忘先祖，恢复智氏，智氏血脉得以延续。
北宋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周纪一》中评论说：“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 才能是德行的辅助，德行是才能的统帅。选人用人，首先是看这个人的人品、德行，其次是看这个人的学问及思想，再次是看这个人处理问题的能力，最后才是看这个人的才艺、语言水平等。 司马光按德、才的不同构成将人才划分为四类：“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并郑重提出警告：“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 意思是说，用人最佳的选择是“任人唯贤，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如果品德和才能不能兼备，那就要有德行的人，如果有德行的人也没有，那么宁愿要无德无才的愚人，也不能要无德有才的小人。 在司马光看来，任用一个才能胜过德行的小人，对组织、对集体、对社会造成的危害，远比任用一个无才无德的愚人要严重得多。
关帝在《戒士子文》中说：“予叨职司三教，纠察贤愚，凡遇选士场闱，考察善恶。德行优而吉神护，可保成名；冤累重而仇孽随，难期发达。苟一念之未纯，虽穷经而何益！” 关帝是儒释道三教共同尊奉的神明，在佛教是伽蓝菩萨、盖天古佛；在道教是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在儒家是关夫子、武圣人，文衡圣帝。关帝统领天地人三教，人间监察善恶。德行优良的人，就会有神明护佑，最终功成名就，心想事成。心术不正的人，只会聪明反被聪明误，积下累累冤孽，即使有短暂的荣耀，长期看也难以发达。一个人若是心念不纯正，就是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又有什么用处？ 用人是事业成功的关键，选对人，用对人，事情就成功了一半。
战国时，魏文侯与李克有段对话。魏文侯问：“家贫思良妻，国乱思良相。现在魏国需要在魏成和翟璜二人中选一为相，请问谁更合适？”李克提出了“识人五法”：第一，居视其所亲。观察他平常与什么人在一起交往、亲近，是贤人还是小人；第二，富视其所与。观察他富有之后如何支配自己的财富，是用来做善事，还是满足个人私欲；第三，达视其所举。观察他地位显赫后，如何选拔举荐人才；第四，窘其所不为。观察他处于困境时，做什么与不做什么；第五，贫视其所不取。观察他贫困潦倒时，索取什么与不索取什么。 根据这五个标准，魏文侯确定任用魏成为相。翟璜不服，质问李克，说自己推荐了吴起、西门豹、乐羊、屈侯鲋以及李克本人，为魏国做出了很大贡献。李克说魏成有千担俸禄，九成用于百姓，只有一成自用，因而吸引到贤士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推荐为帝王之师，这样的德行才能担当相国。翟璜恍然大悟，向李克道歉。 考察一个人能否担当重任，首先是考察他的德行。德行是做人的根本，是成事的基础，上到治理国家，下到管理企业、家庭，德行比才能更加重要，而且，越是重要的岗位，任用有德之人越至关重要。 本文刊载于《香港商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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