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节选（十五）——敦煌返张掖

kenu 2022-05-29 发布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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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935-1936年期间，民国记者范长江来到大西北，进行了历时十个月，行程6000多公里的深入考察，所著旅行通讯在《大公报》上连载，引起了全国轰动，范长江也一举成为闻名全国的新闻记者。这些通讯后来被辑为《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出版，半年内即重印7次，后被翻译成外文出版，产生巨大影响，在中国的通讯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以下节选1936年初，范长江由敦煌返回张掖途中的见闻和感受。

范长江（1909～1970），著名记者、编辑

敦煌返张掖

由敦煌动身回酒泉，是十四日的中午，我们的汽车回到离十工十余里地方，突然坏了机器。那时天近黄昏，戈壁寒风袭人，饮食住宿皆无着落，全车乘客无不惶然不安。幸经司机辛苦的修理，于黑夜中勉强到了十工一家村庄里。

当地的村甲长看见汽车到了，赶快派人过来伺候，问我们如果要什么东西，尽管吩咐，他们立刻就办。并且对我们长一个“大人”，短一个“大人”的，必恭必敬的立着好几个。我们知道他们一方面误会了我们是“官吏”，一方面他们又可借此机会，摊老百姓一些不应当的负担，自己从中渔利。我们严重的声明了我们是“旅客”之后，他们才散去。

由敦煌返回张掖之路线图

汽车经过多方修理，十五日居然能继续前进，诚属难能可贵。平常朋友们说，河西的“大姑娘”有些也没有裤子穿，然而我所见过没裤子的“姑娘”，却没有“大”的。这次我们的汽车回三道沟时，汽车的喇叭声，吸引出来无数的男男女女。这回有一位确乎“不小”的姑娘，忘了自己没穿裤子，也跑了出来看热闹！

这天起风，把三道沟到玉门的戈壁路吹得看不清楚。我们走迷了大道，幸有新绥公司的何静轩先生随车指导，经停车研究，终于改正了方向，才回到玉门。

玉门县长在新年中做出了一件有趣味的事情，旧历正月十五日，县长突然用椅子作成“八人大轿”的形式，由八个人抬起，请了四十名驻军前后拥护着，在正街上来回走了一趟。回头县政府叫玉门城厢居民每家出洋一角，全城计九百余家，共洋近百元，说这是“迎春费”！

十六日我们由玉门回酒泉的路上，遇到成群的逃荒农民，他们都是惠回堡一带的农民，一切收入缴了公款和高利贷，逼得自己没有吃的东西，只好离家逃亡。光腿的孩子，小脚的女人，女人怀里还多半有不能行走的婴儿，烂棉絮、破麻袋、水壶和柳筐……没有次序的驮在小毛驴背上。男子们身披着或反提着破羊皮袄，一步一歪，无精打采的在戈壁上走着。我们西来时，他们尚勉强支持着，不到十天工夫，他们抵不着饥寒的压迫，只得向他方去乞食了。或者他们理想的目标是玉门、安西、敦煌这些城镇，他们那知道，那面的农民也是一样的逃亡呢！

民国时期逃荒的农民

记者十八日始离酒泉，搭汽车遄（chuán）返张掖，欲由张掖以赴武威。张酒汽车路，因避沙窝，不走高台临泽大路，改遵祁连山北麓行。此路人烟稀少，举目荒凉，黄羊随处可见，惟酒泉境汽车路尚好，车行甚为顺利。张掖境内，水渠乱灌，道路泥泞，汽车时而横爬土梁，时而困入沟中，常走此路之司机亦难认清大路之所在，

祁连山中住有“黄番”一种，他们是藏族，信喇嘛教，同时又有信回教的，念《可兰经》，也如回教不吃死肉，这大体为回藏混合民族。

（按：“黄番”即裕固族，源出唐代游牧在鄂尔浑河流域的回鹘，后迁至河西走廊，主要居住在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和酒泉黄泥堡地区）

裕固族家庭

西北民族关系相当复杂，在一般人对中国“汉回”是“回族”或者是“回教”的争论未定之前，记者不久当就管见有所论列。但就西北汉回大本营的甘肃临夏县居住的汉回而论，他们的性情多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同车有河州（即临夏）友人，故讨论至此。

河州人勇敢好斗，尚武轻文，有古代欧洲斯巴达人的风格。乡俗对于窃盗不以为耻，只要不在本地方活动，一个人赤手空拳的离家出外，半年或一年之后回来，骑了马，带了许多东西，大家都恭维他为“好汉”。受了伤，或者残废了手足，都无大关系。最可耻的，是一无所得，或者被人捉了受刑而归，他们叫着“没有光辉”！

临夏

在河州西乡还盛行一种赤手捕野鸡野兔的风气。在冬季下雪以后，野鸡无处觅食，而且匿藏不易，他们就凭空手去捉野鸡。还有一种办法，是联合几十个人或者几百个人，大家骑马分散开，围着一座山，或者是一块大草滩，作为临时的猎场。这种猎场的广大，数里或十数里不定，大家围定之后，大声呼噪，惊出草丛中的野鸡和兔子，谁发现了鸡或兔，谁就骑马狂追，同时东西南北一齐追赶，不让鸡兔有片刻休息的机会，渐渐的，鸡免都跑疲飞倦了，把困乏的身体藏到草下或者石隙间。追的人遇见这种机会，就会不顾一切的，从飞奔的马背上扑将下来，下面是水也罢，泥也罢，冰也罢，刺也罢，树枝也罢，他们全副力量，向目的物直扑而来，否则恐有落于人后的危险。

追赶的时候，不论平地、河滩、山崖，他们的怒马总是直上直下，横冲直闯，故往往有两马相撞同时毙命的现象。追赶开始以后，虽弟兄、父子、长官、部下皆不相让。捉得鸡兔者，将猎获物拴于自己所乘的马鞍上，无论多少，绝不交旁人携带，鞍上野物多者，则趾高气扬，乘空马回者，则垂头丧气。回家后又将兔皮鸡毛放置门外雪地上，以多者为荣，邻人皆聚而称羡，无皮毛之人家，直无面目出门。

勇敢胜利的人，回家时，能得全家人之爱戴。如父子同出，为父者空手而归，则家人亦只对子热烈，当父亲的只好退到冷房子去自己藏羞。至于吃食，则大家共享，毫无关系，只有“光辉”不肯丝毫让人。军队围猎，尤为猛烈，每次围猎结果，必有若干人受大小创伤，此种风俗，为中国各地所无。

在张掖候车期间，约了几位朋友骑马带枪到郊外去打黄羊。张掖北门外二十里地方是弱水的东支，土人叫做山丹河，因为源出山丹县境。河中常有天鹅、水鸭之类。由木桥过河，即为一约十里宽之戈壁滩，戈壁北方有山横列，曰焉支山。汉武帝使霍去病攻下焉支祁连，置张掖等四郡之后，匈奴不胜其苦，乃为之歌曰：“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繁息。”因为祁连水草丰美，而焉支则出产颜料，为匈奴妇女化妆颜料所自出也。

焉支山

戈壁滩中，一切生物及建筑，皆不易见。偶尔见远远的黑影，使大家起了相当的兴奋，等我们跑到之后，或竟是一个沙堆，一块石头。以常情言之，在生于人烟稠密，生产富饶，家庭美满的人看来，像焉支山邻近的这样地方，实不宜于长久居留。唐杜审言所以说：“红粉楼中应记日，焉支山下莫经年！”我们从焉支山回张掖城，系绕走弱水上游，从冰滩上强过，冰坚滑马蹄，必下马牵之而行。将近南岸，为未冻水流所阻，乃再上马，策马入水中，强行渡水，水深几没马背，且寒冷彻骨，若非塞外耐寒健马，恐难不丧身冰流之中。

二十八日始得搭车离开张掖。张掖以东道路，完全听其自然，丝毫无修理之痕迹。水渠并无与道路配合的计划，自由交叉。而农民排泄水渠剩水，亦无一定安排，胡乱放些在大道上面，水积泥松，且有薄厚不等之冰块浮盖上面，汽车一入其中，难得不受拘留之苦，故汽车往往绕行甚远，始能通过。

车旋过东乐县旧城。城南，直达祁连山麓，有大草滩，为历代边防上牧马之地，俗称大马营。今军政部亦有牧场在此，据本地友人相告，现尚无良好之成绩。

车至山丹县，司机驾车绕城外而过，盖避免进城时驻军之留难麻烦也。此间各县习惯，无论车辆或行人，欲进城通过，必须出名片一张，交守门者转交其最高负城防责任之长官，得其许可后，始能通过。而一般官兵识字者无多，知识太差，行动迟慢，往往在城门空等二三小时，尚无答复。故有经验之旅客，多不入城，省却许多无谓的烦恼。

山丹军马场

山丹以后，汽车路穿长城而出，沿焉支山根东南行，可以避去许多水渠的阻挠。长城在山西境以东者，为石筑，陕西以西者，为土筑，甘肃境内全为土筑。故损坏甚易。山丹境长城已十塌四五，余者亦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由此推想过去之新筑与培修，不知耗去多少人力，牺牲多少民命。冯译帕克尔著的《匈奴史》说：“读史者应知长城者，实一大血线也，埋骨其间，无代或绝，千余年来，魂绕边塞者，奚止百万！”诚为有深见的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