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前，毛主席经历了什么，为何陈毅说：毛主席是最委屈的人

前言

陈毅曾说：毛主席是最能受住委屈的人，他被党内人排斥的时候，鬼都不上门！老实说，毛主席没有十年的忍耐，就没有今天的毛主席。

多年以后，毛岸青说，父亲可以在被批评的时候，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不计较个人的得失，这是十分宝贵的。

图 | 刚刚走过长征的毛主席在陕北留影

那么，在1925年到1935年期间，毛主席究竟在红军中经历了什么，为什么陈毅会发出如此的感慨呢？

路漫漫其修远兮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在毛泽东生活的时代，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黑暗的时期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砸碎帝国主义的枷锁，解民于倒悬，毛泽东毅然投入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

实际上，在当时那个时代，毛泽东也是在思想的进步中一步步走向革命的，但和别人不同的是，毛泽东小时候的天赋和才能，为日后的革命生涯打下了夯实的基础。

从毛泽东的少年时代，就可以发现他和其他人与众不同的地方。

图 | 二排左三为毛泽东

1910年，17岁的毛泽东走出韶山冲，来到东山学堂读书，随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长沙的中学，然后又考入湖南第一师范。

他在这里，遇到了人生的第一个恩师，杨昌济。

杨昌济是杨开慧的父亲，早年间曾留学海外，学习了很多先进文化知识，他一直在寻找有志之士，来拯救中国。

实际上，杨昌济也有拯救中国于水火的梦想，但是依靠一人之力是远远不行的，直到他遇到了毛泽东后，突然看到了希望。

在杨昌济的第一堂课上，杨昌济曾问同学们：“请问你们为什么来报考师范？”

毛泽东的同学蔡和森说：“我家里很穷，我觉得读师范以后好找工作，可以赚钱。”

杨昌济觉得蔡和森很务实，是个好学生，接着又问萧子升。

萧子升说：“我想当老师，通过教育来改变中国现状。”

杨昌济叹气说：“教育救国，也算是志存高远。”随后，又问毛泽东。

毛泽东站起来挠挠头说：“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报考师范，我就是来试一试。”

刚刚转过身的杨昌济突然转过身来问：“试一试？你都试过什么？”

毛泽东说：“在来师范之前，我去当过兵，当了半年，我就退伍了，因为我觉得还要继续读书，我还考过商业学校，想学做生意，考过警察学校，想去做警察，考过法政学校，想去当法官，我还考过一个肥皂学校。”

杨昌济问他：“肥皂学校是什么？”毛泽东说：“肥皂学校就是学习制造肥皂的，招生简章上写的，西洋人都说中国人不讲卫生，学习制造肥皂利国利民，我觉得很有道理，所以就想当个肥皂制造家。”毛泽东说完，同学们哄堂大笑。

毛泽东说：“其实，我只想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学来学去，这个不对，那个也不对，所以也不知道学什么，最后什么也没有学好，因为始终找不到最根本的问题。所以，这次来考师范，也是试一试。”

虽然毛泽东的话在同学们看来，有点语无伦次甚至说没有主见，但是杨昌济却认为，他眼前的这个毛泽东日后绝对不简单。

毛泽东的话中一个关键信息，也就是“不断尝试”和“根本问题”，在那个年代，纵然是陈独秀和李大钊等革命导师，都在进行不断地尝试，更何况是毛泽东。

也就是毛泽东的这段话，让杨昌济对他刮目相看，甚至在日后同意了女儿和毛泽东的婚事，这充分说明杨昌济对毛泽东是绝对认可的，至少在思想上是认可的。

杨昌济对毛泽东说：“你的想法是任何一个学生都想不到的，当然你也知道，中国现在并不缺一个警察，一个医生，更不缺一个老师，那缺什么呢？”

杨昌济的这句话彻底点醒了毛泽东，以至于在后来的革命道路上，毛泽东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1918年，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他的大学数同学都选择出国留学，在国外学好文化知识，回来报效祖国。

但毛泽东充分考虑了导师的意见后，决定留在中国，探索自己国家的问题，因为毛泽东觉得，自己国家的问题才是根本问题，这就是中国国情。

随后，经过杨昌济的推荐，毛泽东进入了北大图书馆工作，在这里，毛泽东有幸得到陈独秀和李大钊的指导，查阅了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打开了毛泽东那颗逐渐燃烧的革命之心。

这从毛泽东日后创办《湘江评论》和轰轰烈烈的驱张运动就可以看出来，当然，毛泽东的革命思想和远见卓识，周恩来也是大为佩服。

毛泽东的艰苦十年

1927年毛泽东秋收起义前，曾和周恩来进行过一次别开生面的谈话。

周恩来从1920年开始就赴法勤工俭学，在国外学习了很多军事理论和战略理论，在巴黎积极组织创建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

周恩来告诉毛泽东，现在我们的工人运动如火如荼，但是和蒋介石比起来，我们差的太多了。

毛泽东摇摇头说：“并不见得，你知道我们中国什么最多吗？”

周恩来不解，毛泽东又说：“我们现在农民最多，我国的农民长期受到军阀和地主的欺压，早就想反抗了，他们就是遍地的干柴，只需要一点火星子，燃起来的就是熊熊烈火。”

毛泽东的这些话为秋收起义打下基础。

1927年秋，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800多人突然没有了去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毛泽东是应该进攻长沙的，但毛泽东突然改变了策略，打算上井冈山。

在古代，占山为王这是土匪的做法，蒋介石也说毛泽东这是去当“土匪”了，但毛泽东十分明白，幼小的力量在城市是很难扎根的，只有保存实力才是上上策。

实际上，这便是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历史证明，毛泽东的做法是最符合中国实际革命的选择。

但是在当时那个年代，共产国际方面不了解中国国情，对毛泽东私自带领队伍上井冈山的做法十分不满，这成为了党内一些人批评毛泽东的开端。

第一次失去兵权

1928年3月，在毛泽东上井冈山不到半年的时间，中共湖南特委派来了一个“钦差大臣”周鲁，他借着毛泽东上井冈山一事批评毛泽东。

甚至撤销了毛泽东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职务，把毛泽东安排为一个师长，实际上这是周鲁误传中央文件，但这给毛泽东造成了不小的打击。

当时毛泽东在党内的威望很高，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大家就难免对毛泽东产生误会，不料，噩耗接踵而来。

1929年6月19日，毛泽东（右2）、陈毅（右1）、谭政（左2）、朱良才（左1）在福建龙岩的合影

第二次失去兵权

1929年，也就是在这件事发生的一年，上海秘密传来一封“二月来信”，要求毛泽东和朱德的部队分散到各个乡村中，理由是为了减小目标。

实际上，毛泽东非常清楚，现在正是革命的关键阶段，把队伍分开无异于自取灭亡，当然这也很明显是有人在觊觎毛泽东和朱德的兵权。

随后，毛泽东强烈要求杜绝这个建议，但最后没有办法，只能让刘伯承暂时接替工作，毛泽东和朱德暂时进入闽西。

不料在接下来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突然被很多人质疑，要求交出军权，更有甚者，说毛泽东搞“家长制”，要求更换前敌委员会书记的人选。

无奈之下，陈毅暂时接替了毛泽东的工作，毛泽东再次被免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职务，仅成了一名师长。

可是祸不单行，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又患上了疟疾，一病数月，贺子珍对毛泽东进行着无微不至地照顾，可是仍然不见好转。

周恩来提出，暂时让毛泽东同志到上杭养病，不好操心党内的工作了，其实周恩来是极其支持毛泽东的，从毛泽东第一次用兵开始，周恩来就洞察出了毛泽东的远见卓识。

当时，红四军出师广东还没有7天，就在梅县打了败仗，一下子损兵折将一千多人，毛泽东得知后叫天天不应，因为这都兵都是老百姓亲手交给毛泽东的，有的还是20出头的孩子。

事发后，周恩来火速上报中央，强烈要求恢复毛泽东同志的职务，让毛泽东在党内继续担任重要工作，在陈毅和周恩来的支持下，毛泽东恢复了职位，带领红军打了一系列胜仗，并战胜了蒋介石的第一次反“围剿”，在党内树立了威信。

第三次失去兵权

1931年，毛泽东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毛主席”的称谓由此而来。

看着毛泽东的职位越来越高，三人团对此强烈不满，全苏“一大”前夕，三人团找到机会，批判了毛泽东，同时剥夺了毛泽东的兵权。

虽然毛泽东再次失去了兵权，但周恩来在重大决策上仍然会请教毛泽东，看得出来，此时周恩来是对毛泽东绝对信任并支持的。

赣南会议后，红军攻打赣州一个多月，损兵折将，最后无奈之下撤出战斗，中央见势不妙，马上让周恩来想办法，周恩来也没有好办法，马上命人去请毛泽东下山献计。

这也就是这次事件，毛泽东辗转又回到党内工作，并带领林彪等老部下，选择了张贞的“豆腐军”作为目标，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指挥才能，一连打了很多大胜仗，让人肃然起敬。

第四次失去兵权

1932年，毛泽东在党内的威信基本稳定，但是有人在攻打赣州的问题上，再次找毛泽东的麻烦，毛泽东也是硬汉子，他从来不会见风使舵。结果他的观点被认为是和中央“对着干”。

最后毛泽东再次被冷落，在周恩来的强烈要求下，毛泽东没有被撤销职务，但是被“批准”到后方养病，“必要时来前方”。

实际上此时周恩来已经观察到红军内部的根本问题，那就是毛泽东的战略是绝对正确的，因为毛泽东既懂得马克思主义，又了解中国的国情，红军适合游击战，并非阵地战。

一年后，博古成为了中央苏区的最高首长，他上任后，对毛泽东强烈批评，甚至说：“毛泽东的游击战在井冈山时期可以，现在早就不适用了。”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博古死活不听毛泽东的意见，一意孤行，最后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前四次反“围剿”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均获胜。）

这里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广昌战役，一个是湘江战役。

广昌战役中，博古故意支开毛泽东，不让毛泽东参与，最后导致红军伤亡5500多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而湘江战役更为惨烈，公开数据显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

在这场战斗中，5军团和在长征前夕成立的少共国际师损失过半，8军团损失更为惨重，34师被敌人重重包围，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直到弹尽粮绝，绝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

这就是这场战役，遭到全体红军的强烈不满，大家纷纷要求更换领导，让博古和李德下台，最后导致遵义会议的召开。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拍着桌子沉痛地说：“这次惨重的代价博古负有主要责任，这根本就是瞎指挥！”

毛泽东建议，撤销博古和李德的指挥权，全部交给周恩来和洛甫同志。

实际上，此时的周恩来在红军中的地位是最高的，权力也最大。但周恩来充分考虑了革命的前途和个人利益，借此机会把最高领导人的位置让给毛泽东。

为了公平起见，周恩来要求举手投票，在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彭德怀等人的强烈建议下，最后大家一致同意，撤换博古的领导职务，由毛泽东出来指挥。

可以说，这是就在这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上，遵义会议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

随后，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创造了红军史上，甚至说中国革命史上诸多奇迹。

就单纯地从四渡赤水而言，已经充分展示出了毛泽东超高的领导艺术和指挥才能，他的军事天赋和战略眼光已经完全被大家认可。

实际上，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周恩来就和毛泽东商量过党内领导人的位置，当时毛泽东明确表态，自己愿意辅助周恩来，可周恩来希望让给毛泽东。

既然毛泽东不同意，那就只能拿到台面上来说，最后在遵义会议上成功让贤毛泽东。

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周恩来心中的肯定地位是无以伦比的，从另一方面来说，周恩来品德高尚，不计较个人得失，千方百计让贤毛泽东，是真正的为了革命前途着想，彰显了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个领导人的大公无私。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从1925年到1936年，在这10多年期间，中国革命史上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对毛泽东个人的命运而言，对中华民族的命运而言，都是一样的。凶险莫测，前途未卜。

然而，毛泽东无论是个人身处逆境还是在党和国家遇到严重困难的严峻时刻，都表现出了坚韧不拔的勇气和毅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1930年，毛泽东还被误传已经病逝，甚至共产国际方面也已经登出讣告，这种压力可想而知。幸好毛泽东开明大度，忍受了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

毛泽东身处逆境，不仅没有倒下，反而表现出勇于坚持真理的一面，他不断求索抗争，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