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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虽仅38年，但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稍纵即逝的它，却涌现了众多杰出的学者、作家、科学家、艺术家，他们如灿烂群星，闪耀夜空。 这是一个谜一样的奇迹，人们有各种各样的猜测，也纷纷得出自己的答案。 我也非常好奇：这一大批民国精英上过的大中小学的课堂，究竟是怎样的呢？ 于是，我钻入了故纸堆，沿着前辈们受教育的经历，在民国时代种种独特而迷人的课堂景象中流连忘返，也诞生了我对民国课堂三个向度的认识。 一曰，自由与包容。 冯友兰先生回忆，北大在蔡元培任校长后成了“自由王国”，开什么课，课怎么讲，都是老师的自由。教师之间，有不同观点可以唱对台戏。学生们就更自由了，“可以上本系的课，也可以上别系的课。你上什么课，不上什么课，没人管；你上课不上课也没人管。只到考试的时候你去参加考试就行”。汪曾祺笔下的西南联大亦然：“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 大学课堂如此，中小学课堂里也不乏其例。季羡林的中学老师，有的是前清秀才，四书倒背如流，出口“我们大清国”；有的是激进革命者，像胡也频，一上课就宣扬普罗文学。袁微子先生记得小学每次作文时，夏老师就问：“这次作文写点什么好呢？……我替你们想了几个题目，你们看怎么样？”接着夏老师拟出四五个题目，让学生自己选择。有时，调皮的同学还故意问：老师，这些题目我都不喜欢，我想自己写一个，行吗？夏老师总是笑眯眯地同意。 如此自由与包容的氛围，才孕育出不一样的课堂，并由此孕育出一个时代生气勃勃的教育气象。 二曰，个性与才学。 “个性”二字，堪称民国课堂最鲜明的特征了。请欣赏下面的课堂： （童伯章先生）庄严持重，步履不苟，同学以道学先生称之。而上堂则俨若两人，善诙谐，多滑稽，又兼动作，如说滩簧，如演文明戏。一日，讲《史记·刺客列传》，“荆轲刺秦王”。先挟一大地图上讲台，讲至图穷而匕首见一语，师在讲台上翻开地图，逐页翻下，图穷，赫然果有一小刀，师取掷之，远达课堂对面一端之墙上，刀锋直入，不落地。师遂绕讲台速走，效追秦王状。（钱穆《常州府中学堂》） （唐）老师讲授的是韩愈《张中丞传后叙》……老师的讲法很别致，他从来没有给我们解释字句，也从来没有说这篇文章好在哪里，为什么要读。他只是慷慨激昂地或是低徊宛转地读几遍。然后领着我们共同朗诵。他这才在教室里打转转，听着我们朗诵。有时他会搬过一张凳子，坐在你身边，说道：“老弟，我们一道读啊。”虽然带着太仓腔，但是在抑扬顿挫之中，你会听到句号、分号、逗点、顿点，连带惊叹号、疑问号。（朱东润《朱东润传记作品全集》） 这些课堂，没有千篇一律的、古板的授课方式，更不见程式化的“几步教学法”或“15+30”的课堂教学模式，而是灵动的、性情的，充满生命力的。这里，老师即课堂，每一节课都是教师的才学与个性的自然展示。 三曰，创意与实践。 今天不少五花八门的所谓“创新课堂”，民国时期已经出现，算不得什么新事物。试举几例： 1.分组法：诗人公木小学时的曹老师让学生互改作文，然后再交他审查。曹老师还把学生依座位分成六组，每组十至十一二人，在星期日讲故事，各组整理出一份记录，交他审阅、评比。 2.启发式：冰心在贝满女中念书时，教化学的管老师上课一直采用启发式：让学生预习下一堂的内容，每人记下不懂的问题，一上课就提出来，大家讨论，接着老师讲解，最后做试验。 3.“开放”式：金克木小学时有位老师，多才多艺，既教图画课、手工课，还教自然课。他上的自然课，不拘守课本，而是把学生带出校门，到附近菜园去讲十字花科植物。后来又开一门园艺课，在校内开辟几个小畦，让学生分小组负责。 此外，作曲家周大风回忆在镇海县乡下念书时，生物教师通过师生同台演“幕表戏”，把生物、地理乃至高科技的知识都融进去，获得极大的成功。演出后，学校图书馆内相关学科的书刊被借阅一空。 以上所谈的这三个向度，与民国时期办学自由度极高不无关系。但在具体的课堂教学中，起根本作用的则是师资因素（教师的教育理念与学识水平）。民国师资情况可从以下两方面来考察。 一方面是师资水平。当时学校很少，教师人数也少，但从小学到大学，教师的整体水平非常高。 首先，从学历看。不少中小学教师出身于名牌大学或属于“海归派”。作家徐迟小学时的几位年轻老师，个个是名校优等毕业生。季羡林北大毕业后回到济南中学教书，不少同事是北大校友。此外，留学生归国当中小学教师，在当时是寻常事，像周氏兄弟从日本回来，都当过中学老师。 其次，中小学教师自编高质量的教材。金克木先生的小学国文老师，每星期都另发油印的课文给学生，以代替教科书，选的文章古今全有。有些文章后来进入了中国大学语文的读本，让晚年的金先生也惊叹不已。 再次，从课堂表现看。名家笔下的老师，课堂上风采十足，令人神往。季羡林的一位中学老师，外号“大清国”，上课从不带课本，“四书五经”不仅能背诵如流，据说还能倒背。而罗庸先生在西南联大上课，“不带片纸。不但杜诗能背写在黑板上，连仇注都背出来。”如今我们看这些老师，恍若神人。 有如此学识的老师，无论课堂如何自由、个性、创意，效果总是不差的。一代名家的成长，便是明证。这就是“名师出高徒”。 另一方面是教育理念。民国时期，多数教师虽然未受过专门的师范教育，但有着朴素的人文情怀。他们的课堂，除了传递知识，还重视传递知识之外的东西。 国学大师黄侃上课，常由古代诗文谈及现实，“爱国忧民愤世嫉俗”之情溢于言表。有一次讲顾亭林的《海上》，“他一面念一面慨叹，仿佛要陪着顾亭林也痛哭流涕”。学生们为之动容。 李叔同上音乐课时，有的同学看不相干的书，有的同学吐痰在地板上。李叔同没有立刻责备他们，而是等下课后，才用轻而严肃的声音郑重地说：“某某等一等再出去。”等别的同学都走了，他才和气地提醒他们应该如何如何。说完微一鞠躬。李叔同用言传身教，告诉学生什么是尊重。 每读到这类文字，内心常溢满温情，同时感慨：如今的课堂上，已很难触摸到这般有温度的细节了。 诚然，民国名家们笔下的课堂，也存在诸多落后的现象，其中最普遍的要算体罚了。借此也提醒读者，对民国课堂乃至于整个民国教育，我们也不能过分神化。回望民国，诚如傅国涌先生所云：“向一个消失的传统致敬，绝不仅仅是怀旧，更多的是寻找和回归。”为了更好地“寻找和回归”，客观地看待民国教育，乃是基本的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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