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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成为一门现代科学传播到云南来，是20世纪初的事。这和广州中山大学开展民族学研究工作是有密切关系的。三十年代初期，中山大学派杨成志先生来云南从事少数民族调查工作，在滇中、滇东一带重点调查彝族，从巧家过金沙江进入凉山，除从事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外，并从事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测量各族男女体质。这一新的科学项目的传入，给地方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与此前后，中山大学医学院派了一个调查组到大理，本来是研究医学的，结果却在民族学上有了很大收获。1937~1938年，中山大学研究院两度派江应樑调查云南西部的傣族。他们的调查都有专著发表，可见云南这个民族学宝库，只要你愿意走进来，是不会让你空手而归的。 1938年，抗日战争失利，大部国土沦失。全国一些大学陆续迁来云南。许多民族学的学者专家，云集滇中，民族学研究工作在云南盛极一时。先是，1938年冬，旧赈济委员会约请了几所大学的学者组织一个滇西考察团，目的在调查滇西的民族、地理、物产，拟建设一个移民区。参加考察的大部分是一些教授、学者，其中有联大的孙云铸、张席提、李景汉、李继侗，吴征镒，北平研究院的陆鼎恒，中山大学的郑铎宣、江应樑，及其他学术单位的陈碧笙、郭文明等。这虽然是一个综合性的学术考察团，但一到边疆，丰富多彩的民族生活习俗就吸引着大家的注意力，结果，在一个综合考察报告中，民族学就占去大部分篇幅。 这一时期，集会在云南的全国学者，其中不少是民族学专家。但他们说，来到云南诚然是如入宝山。此外还有历史学家、地理学家、语言学家，他们过去虽然不专门从事民族学研究，但一到云南，也为这个多民族的地方特点吸引住了，情不自禁地走到少数民族的研究与调查中来。这几方面的学者为人所熟知的，如顾颉刚、闻宥、吴文藻、吴定良、罗常培、陈序经、朱谦之、杨成志、李景汉、陶云逵、吴泽霖、费孝通、李有义、张印望、凌纯声、芮逸夫、李济、董作宾、白寿彝、吴晗、翁独健、傅懋勣、李方桂、朱希祖、罗香林、林耀华、田汝康、吴宗慈、胡体乾、岑家梧、梁钊韬、马学良、李霖灿、张正东等。这些先生们一到云南，就如饥似渴地走到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多种多样的民族学工作。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在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中做出了显著而具有长远影响的成绩： 开展民族调査工作。很多人经常往来于昆明、大理、保山、德宏等地，对少数民族或做一般观察，或做专题调查。陶云逵先生因来云南较早，足迹遍三迤，远至独龙江，险如碧罗雪山，都曾亲履其地。中山大学迁到澄江后，特在历史系开设“西南民族研究”课程，并经常由教师带领学生，有计划地在路南、澄江、昆明、嵩明、武定等地做民族调查工作。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时未曾中断。 出版民族学专门刊物。为建立和传布这一门新的学科，并使研究成果能及时公诸于世，专家们编辑出版了一些民族学专业刊物。当时在学术上卓有成就，在地方上影响最大的有两种刊物，一种是《西南边疆》杂志，另一种是《益世报》的学术副刊《边疆》。《西南边疆》是专业性质的大型杂志，登载有关民族学论著和民族调查资料，不仅在国内学术界享有盛誉，并引起国际上的重视，至今国外学者还不时有人引用《西南边疆》的材料。《边疆》虽然是报纸副刊，因为是周刊，能及时登载一些短小精悍的调查文章，所以也深为读者喜爱。这两种民族学专刊的出版，在云南学术界历史上，是空前的，影响之深远难以估计。 在大学里开设有关学系。1939年吴文藻先生为云南大学创建社会学系。参与筹建工作的还有费孝通、李有义几位先生。吴文藻先生、费孝通先生先后担任系主任，陶云逵、田汝康等专家均在系里任过教。他们在民族学的教学、科研、调查各方面，都做出了优异的成绩。直到1948年杨堃先生来接任云大社会系主任，这个系依然保持着重点开设民族学课程并进行民族调查的传统作风。 带动了地方学术界开展民族学研究工作。云南大学文史系的一些知名学者如楚图南、徐嘉瑞、方国瑜、姜亮夫几位教授，本来不是研究民族学的，但在这个热潮下，都写出了不少具有高度学术性的民族学论著。此外不少在边疆从事教育或其他工作的年轻一辈人士，也在这个学术风气的带动下，参加到民族学研究队伍中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在八年的抗战期间，民族学这门科学在云南确实开出了不少绚丽的花朵。这在全国学术界来说，都够称得上是一次大丰收。现仅就手边残存的一点材料，凭个人记忆所及，把1938~1945年这一段时期中，专家学者和后起之秀们在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和作为专著出版的有关云南少数民族调查研究的著作，扼要举出如下一些篇章，来检阅一下当年学者们在民族学研究上的成就。 （1）概论性论著：有杨成志的《民族学与中国西南民族》《西南边疆文化建设的三个建议》；岑家梧的《西南种族之回顾与前瞻》；凌纯声的《中国边疆之土司制度》；吴定良的《边区人类学调查法》；陶云逵的《云南土著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几个云南土著的现代地理分布及其人口的估计》《西南边区社会绪言》；李有义的《云南汉夷杂居区经济》；陈碧笙的《滇边经营论》；周光倬的《滇缅边境之种族界线》：彭桂萼的《双江》等。 （2）民族历史：有方国瑜的《麽些民族考》；陶云逵的《十六世纪车里宣慰使司与缅甸王室礼聘往还》；楚图南的《跋大理三灵庙碑记》；徐嘉瑞的《大理古代文化史》；罗常培的《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闻宥的《哀牢与南诏》；罗香林的《南诏种族考》；凌纯声的《唐代云南的乌蛮与白蛮考》；董作宾的《爨人谱系新证》：朱希祖的《云南濮族考》《云南两爨民族考》；芮逸夫的《西南少数民族虫兽偏旁命名考略》；范义田的《云南民族的溯源及发展》等。 （3）民族语言文字：有闻宥的《西南边民语言的分类》《麽些象形文的初步研究》《云南四种罗罗文的初步研究》《民家语中同音字的研究》《撤尼语小考》《云南开远仆喇语小考》《藏缅系语文略说》；罗常培的《从语言上论云南民族分类》《贡山求语初探》《莲山摆彝语文初探》（与邢庆兰合著）；傅懋勣的《维西麽些语研究》《云南的三种倮倮语》《维西麽些语汇》；吴宗慈的《调查西南民族语言管见》；芮逸夫的《西南民族语言分类》《西南民族的语言问题》《西南民族语文教育刍议》《记栗粟语言兼论所谓栗粟文》；李霖灿的《麽些象形文字典》等。 （4）有关傣族（附掸、泰）的论著有董彦堂的《摆夷历法考源》李景汉的《摆夷人民的生活程度与社会组织》；田汝康的《摆夷的摆》《忆芒市》；陶云逵的《云南摆夷族在历史上及现代与政府之关系》《车里摆夷清书汉译》《一个摆夷神话》；凌纯声的《中国与所谓泰族的关系》《孟定——滇边一个瘴区的地理研究》；张印堂的《云南掸族之特征与其地理环境的关系》（英文）；李拂一的《车里命名来源考》；赵晚屏的《芒市摆夷的汉化程度》；江应樑的《云南西部摆夷民族的经济社会》《摆夷民族之家族组织及婚姻制度》等。 (5）有关纳西、傈僳、拉祜、佤等族的论著：有吴泽霖的《麽些人的社会组织与宗教信仰》；陶云逵的《麽些族的羊骨ト及巴ト》《云南碧罗雪山之黑傈僳族》《俅江纪程》；方国瑜的《班洪风土记》《倮黑山旅行纪》《卡佤山闻见记》；张正东的《德钦行记》《傈僳族的创世传说》等。 （6）有关彝、苗、白等族的论著：有方国瑜的《僰人与白子》；马学良的《云南倮族的神话》《宣威㑩民的神话》《云南土族的神话》；岑家梧的《云南嵩明县之花苗》；雷镜鎏的《澄江嵩子园罗罗社会组织导论》；江应樑的《昆明境内之夷民》《路南的撒尼人》等。 （7）专题研究及其他论著：有陶云逵的《几个云南藏缅系土族的创世故事》；芮逸夫的《西南边民与缅甸民族》；李方桂的《古台语喉塞音声母对于剥隘土语声调系统之影响》；岑家梧的《西南部族之舞乐》《西南部族之工艺》《西南部族之体饰》；罗常培的《路南夷属音乐序》；楚图南的《中国西南民族神话之研究》；徐嘉瑞的《云南民谣之研究》；江应樑的《昆明民俗志导论》等。 以上仅是当年研究成果的一部分，但已可以看出，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学在云南确实达到了发展的高潮。全国绝大多数的民族学家，很多历史学家，一到云南，无不对云南各少数民族发生兴趣，对各民族的历史渊源、族属关系、语言文字、社会组织、物质文明、宗教艺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探讨。而且不少专家都亲自到民族地区调查，调查区域多数在昆明到德宏这一条公路交通沿线和昆明四周各县境，少数人士也深入到僻远的地区，西双版纳、独龙江岸，都曾留下学者们的足迹。所接触到的少数民族，有傣、白、彝、纳西、哈尼、拉祜、景颇、傈僳、崩龙（德昂）、阿昌、壮、怒、独龙、苗、普米、佤等。写出的学术著作，有的作为专著出版，有的分别发表在国内三十多种刊物及国外出版的杂志上。民族学在这一个时期内成为云南全省学术研究的中心课题，这话并不算夸大。 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学被取消了，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也被调整掉了，但民族调查和民族研究工作，并未中断。1950年中央访问团来到云南，就兼做了一些调查工作：1954年开展民族识别工作；1956至1964年大规模地开展民族调査工作，集全国各地的民族工作者，组成数百人的调查队伍，调查网遍及全省各个角落，写出十多种简史、简志，积累了上千万字的资料。这个盛况知道的人很多，这里就不多讲了。 （节选自《江应樑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2年） 作者简介： 江应樑（1909~1988)，云南昆明人，民族学家、民族史家。历任云南大学教授、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所长。著有《西南边疆民族论丛》《摆夷的生活文化》《傣族史》《江应樑民族研究文集》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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