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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萍博士，是我在济南工作时为数不多的好友。当然，还有孙晟博士！他们是两口子！ 2014年，我与孙晟大哥一起进入了山东省团委的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工作，他的夫人舒萍博士去了山东大学工作。 当时，我很不理解，为什么两口子会一起到了山东，不留在厦门工作。两位的回答倒是坦然，觉得山东济南是个生活工作的好地方。 那个时候，我们都住在青年公寓的二楼，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时至今日，距离远了，但是心从来都在一起。 在中国体育学界，已故去的胡小明先生，无疑是体育人类学的开山鼻祖，倡导了体育人类学的研究。体大硕士求学期间，我随易剑东教授前往深圳参加第十届传播学大会，顺路一起拜访了胡小明先生。在一番交谈之后，先生还赠送了我一本国外体育人类学的结集。 那个时候，我曾关注过体育人类学，也去北大听过王铭铭等先生的课程，想了解人类学的研究范式。这源于有一段时间，村落体育的人类学考察在体育学界火极一时，受到了学界的关注。时至今日，此类研究反而归于沉寂，令人不解。 而舒萍博士是搞人类学的，长期从事乡村振兴领域的田野调查。我就主动跟舒萍博士说，让她关注体育人类学的研究，能不能做一个比较好的文献梳理，看看体育人类学的研究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和样态，其研究的焦点何在，又有什么样的范式或者套路。 后面，舒萍博士下了很大的功夫，写出了这篇文章，但在刊物审稿时屡屡提出不同意见，一直处于反复修改的状态。后面，这篇文章便压了下来，放置到了一边。 这次，《体育文化与产业研究》刊物编辑部组稿，我又想起了这篇文章，就让舒博士翻了出来，稍稍进行了增补，送审修改后刊登了出来。 所以，这是一篇旧稿，也是一篇新作。新旧不论，希望能对体育人类学的研究有所裨益！ 孙科 2023年03月21日   拙文是人类学学者和体育学学者思想碰撞的结果。作为一名人类学学者，我喜欢观察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我发现学生们喜欢健身，邻居大妈们一天不落地跳广场舞，孩子们参加篮球、跆拳道、乒乓球兴趣班……体育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跨越了年龄、性别和地域等界限。在一次茶话会中，我与孙科老弟交流了这些现象，并得知体育界有一些学者在做“体育人类学”，我对此产生了好奇，体育学与人类学是如何结合的？体育学者们如何看待上述诸现象？他们的研究特点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我开始翻读文献。 经过一段时间的阅读，我惊奇地发现中国体育人类学学者们特别关注少数民族和传统体育，他们将少数民族地区的体育传统视为文化遗存，这或多或少表现出进化论在中国体育人类学中的指导作用。此外，体育人类学者们非常强调使用人类学学科的田野方法。他们会糅合体质人类学的视角，对研究对象的生理特征进行测量和记录。不过，他们多关注即时的体育活动或表演，甚少用人类学所提倡的“长时段”田野调查法，在田野点驻扎比较长的时间，学会当地语言，跟当地人交朋友，将体育活动与驻地人们的日常生活（包括生计、信仰、社会组织等）视为一个整体，从当地人的角度（即主观视角）去了解研究的对象和活动，而这正是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重要内容。 由体育学者在中国所进行的体育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尝试，让我感觉备受鼓舞。在体育学界朋友的鼓励之下，我从一名人类学者的角度，对中国体育人类学的研究现状进行整理和评述，并结合当下热门的体育活动和国外体育人类学的研究，总结了一点自己的心得，最后以《中国体育人类学研究现状及发展新方向》一文呈现，也希望以后有机会，能结合具体的案例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山东大学 舒萍 2023年03月21日 作者简介
舒萍（1978.3- ），女，香港科技大学人类学博士，现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人类学系副教授，中国人类学会理事，长期从事乡村振兴领域的田野调查，研究方向包括饮食文化、经济人类学和体育人类学，主持参与国家级、省部级等课题项目16项，发表中英文文章20多篇。 
摘要 本文从文献资料入手，总结我国体育人类学发展的现状。目前体育人类学在研究对象上关注少数民族和传统体育、在理论上以进化论为主流、在方法上创建了体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研究认为体育人类学有三个可能的新发展方向：一是运动群体的研究，包括职业运动员、业余体育爱好者、学校学生等；二是都市体育的研究，都市里的体育文化也非常重要，它包括大众广场舞、各种室内外健身运动等；三是体育与全球化的研究，在全球化的视野中研究体育，有益于实现跨文化比较。这三个新方向的开拓，能从理论和方法上丰富现有的体育人类学研究，促进我国体育人类学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体育人类学;民族体育;都市体育; 引文格式：舒萍,孙晟,孙科.中国体育人类学研究现状及发展新方向[J].体育文化与产业研究,2022(01):60-73. 我国体育人类学是由体育学界在引入西方体育人类学之后逐渐兴起和建立的。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对我国体育人类学已有的研究进行阶段性总结，指出当前中国体育人类学在基础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等方面都面临诸多挑战。本文试图通过总结体育人类学在研究对象、理论和方法三方面的特点，结合人类学相关概念、理论知识和方法论对其进行评析，并据此展开对体育人类学发展新方向的探讨。 1 我国体育人类学发展现状 目前，我国体育人类学的发展呈现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在研究对象上偏向对民族体育的重视；二是在理论上偏重运用人类学中的进化论；三是在研究方法上初步发展出体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这三个方面虽然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是也有值得进一步思考的地方。 （一）重视民族体育 我国的体育人类学重视民俗和少数民族体育研究，与其“舶来”之时所接收的信息有关。1990年，日本学者寒川恒夫等教授受邀前往上海体育学院讲学，正式将体育人类学引进中国体育理论界。日本体育人类学界重视民族体育的观点直接影响了中国体育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一方面，日本体育人类学启发了中国体育学界将人类学引入民族体育的研究，开拓了体育理论研究的视野；另一方面，它使中国体育人类学一直囿于少数民族和乡村传统体育研究，忽视了当今社会都市中的体育活动以及不断变化着的体育观念，从而约束了其自身的发展和提升。 1991年，叶国志、胡小明发表了《体育人类学与民族体育的发展》一文，开启了体育人类学对民族体育的研究。此后，有关民族体育的探讨层出不穷，主要集中在以下四点：（1）民族体育概念的探讨；（2）民族体育性质的探讨；（3）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考察；（4）汉族传统体育的研究。后两者的考察中同时兼顾其应用型的一面，如体育文化遗产保护、体育文化在旅游开发中的作用等。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概念的确立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进行深入理论探讨的基础。比如20世纪，“文化”作为一个概念引起了人类学者的热议。1952年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阿尔弗雷德·克鲁伯（Alfred Louis Kroeber）和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hhohn）在《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检讨》（Culture：A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一书中列举了160多种关于文化的概念和定义并整理为六大类。人类学的不同理论流派（进化论、传播论、文化相对论、功能主义、结构主义等）都对“文化”有不同的见解，从而开辟了不同的理解人类文化的视角。 民族体育研究理论的构建，当然离不开对“民族体育”这一基本概念的探讨。胡小明认为“民族体育的概念通常用来称呼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或与现代正规竞技相对的民间传统体育”。秉承这一概念，学者们开始探索体育的起源和性质等问题，如胡小明进一步指出，民族传统体育是剖析体育起源和发展各阶段诸形态的“活化石”。他与谭广鑫在合作的《当代中国体育人类学的发展与展望》中指出，民族体育应该包括民族传统与现代的体育以及一个国度内各个民族的体育。倪依克指出民族体育应包括少数民族和汉族的传统和现代体育。还有学者分别从“民族”的本质属性、“传统”的角度和民族发展过程专门就“民族体育”等概念进行辨析讨论，如涂传飞等指出民族认同是民族的本体属性。陈红新等认为民族体育包括传承下来的传统体育和已经消失的非传统体育。王俊奇则将民族视为一个社会历史范畴，指出民族体育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笔者认为上述探讨都非常重视民族体育发展的历史阶段，胡小明和倪依克对民族体育的概括很贴近中国人类学理论对“民族”的解读。基于此，笔者认为可以将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引入民族体育研究。“多元”是指中华各民族各有其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文化、社会也各具特点；“一体”是指中华各民族的发展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相互依存，与整体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和共同的民族利益。费孝通先生的理论有益于我们从纵深的角度拓宽对民族体育，尤其是当代我国民族体育理论的研究。 （二）理论的应用 体育人类学的学者在经过最初引入介绍西方体育人类学知识之后，开始考虑如何运用理论来理解体育运动。就目前发表的文章来看，总体上受人类学进化论的影响较大，这可能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体育人类学界受到美国肯达尔·布兰查德（Kendall Blanchard）和艾丽斯·切斯卡（Alyce Cheska）出版的《体育人类学》影响。这本书的第一版于1985年发行，被认为是体育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提出的标志性事件。1995年《体育人类学》第二版发行，一共七章，其中第四章分析体育的史前史与远古史，第五章、第六章皆从进化的视角分析文化领域中的体育。《体育人类学》已被翻译成中文，它对体育历史的关注和从进化的角度分析体育文化的编撰体系影响着中国的体育学界。1989年，成都体育学院成立了民族体育研究室，胡小明编写了体育人类学讲义并于1999年将其修订为《体育人类学》专著；2002年，席焕久组织编写的《体育人类学》，会集国内从事医学人类学和体育文史研究的学者，以文献和学科知识的组合介绍了一些国内外研究成果和大量体育文史知识；2005年，云南师范大学的饶远引用大量多年亲身经历的田野调查，编写了《体育人类学》；同年，面向体育专业的《体育人类学》教材出版，初步形成了我国体育人类学研究的体系。围绕这样的学术体系，胡小明等和杨世如等，从参赛者体质、龙舟起源、龙舟制造、相关传说和仪式等方面开展对苗族独木龙舟赛的田野调查，并从进化论的视角分析指出，类似苗族独木龙舟这样的民族体育活动具有非体育性质，因为它们对参赛者没有产生任何体育效果，进而认为它们存在的意义主要是作为从竞技到体育的萌芽进程中的“活化石”，保障体育文化形态的多样性。 二是体育人类学界受到日本人类学家寒川恒夫的影响。寒川恒夫是将西方体育人类学引入亚洲的第一人，也是日本体育人类学的领军人物。他沿袭人类学研究异文化的传统，认为体育人类学在研究体育起源上较其他学科有优势，因为通过对现存部落生活的调查，就会发现原始部落的人们生活处于悠闲的状态，所以体育源于游戏，而非历史学和考古学所认为的体育源于劳动和生存需要。这种看法影响着国内学者，如王广进认为游戏与体育的本质都是自由，体育是游戏标准化后的形态。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尝试从传播论、功能论、新进化论和阐释人类学来分析体育运动。如吉灿忠、邱丕相提出从语言传播的角度追溯不同群体之间传统体育的迁徙和传播。刘礼国等从功能论的角度提出体育源于人类学繁衍需求。万义等则根据新进化论的代表人物斯图尔德的文化变迁理论进行分析，指出苗族鼓舞文化变迁是其主动适应现代环境的结果。童国军等以阐释人类学的核心思想为基点，对民族传统体育的认知逻辑和学理基础进行了分析。 不管运用上述哪种理论视角，民族体育始终是中国体育人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且将民族体育视为现代体育萌芽的观点具有明显的进化论色彩。这样的研究取向直接影响到目前体育人类学学科的理论基础。此外，与西方和日本的学者明显不同的是，中国体育人类学学者不仅关注文化方面，也重视体质和语言方面，进而促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产生，即不拘泥于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法，提倡体质状况测量、环境器物测量和田野工作齐头并进。 就目前我国体育人类学界的理论现状来看，还有许多可以进一步探讨的地方。首先，一些学者在运用进化论的同时提倡人类学的整体观和文化相对论是不妥当的。进化论是一种历时的观点，而整体观和文化相对论是共时的观点；进化论认为文化遵循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规律，相对论则认为所有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原因和逻辑，没有高低之分。其次，就民族体育理论而言，学者很少将体育与政治、经济、日常生活等方面结合起来，所以容易忽视人们心理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影响，停留在“传统”的一面，不能进一步分析不断变化的民族体育现象。比如，有的民族体育已成为向外界展示地方特色文化、吸引游客目光的旅游观光项目，而这种为游客而表演的体育运动已经失去了其“本真性”，所以这样的民族体育不可能成为“活化石”，它的变迁不是简单自变的结果，而是受到他者的影响，含有被动适应的成分。最后，文化人类学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可以划分为饮食人类学、经济人类学、体育人类学等，它们都在大的人类学理论框架之下，结合对研究对象的田野考察，发展出分支的理论。就西方体育人类学而言，已引入了性别、消费、全球化、现代化和社会变迁等理论的探讨，这些都值得我们关注。 （三）研究方法 前文提到我国体育人类学界已经发展出一套研究方法。胡小明等指出，体育人类学是借助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体育领域具体问题的一门应用学科。它在方法的运用上不能因袭人类学的基本技术路线，但又要根据自身的研究特点，根据维护人类身心健康的身体运动这样的研究对象的特殊要求，加以调整并自成一体。基于这样的理解，2009年6月，当胡小明在进行黔东南苗族独木龙舟调查时，他提出开展田野调查的三个重点分别为体质状况测量、环境器物记录和历史文化的深度访谈。体质状况测量是对独木龙舟选手身体素质的指标测量，是体育学者非常熟悉的方法；环境器物记录是对独木龙舟运动发生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生存状态和运动器械进行调查；历史文化的深度访谈是根据事先拟好的访问提纲，与被访者进行面对面的交谈并录音，重要访谈还需要摄像，且于当天整理完访谈笔记。 近年来，以实地考察和个案为基础的学术论文不断涌现，如《黔东南独木龙舟的田野调查———体育人类学的实证研究》《少数民族传统社会组织与发展村寨传统体育的关系———广西南丹白裤瑶“油锅”组织的体育人类学考察》、《一项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广西南丹拉者村“斗牛斗”运动的田野报告》、《体育人类学视角下的苗族传统武术文化传承机制与发展创新模式———基于贵州苗族的体育人类学调查》、《神圣与世俗的通约：原生态体育发展的人类学考察———基于慕善村花腰彝“好舞龙”活动的田野调查》、《民族传统体育历史演变路径及启示———基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瑶族金锣舞的体育人类学调查》、《凉山彝族原生态仪式舞蹈“朵洛荷”的体育人类学考释》等。这些学术论文基本上考察的是某一特定时间段在某一地区（常为少数民族地区）举行的某项传统体育活动。在人类学家看来，田野考察工作是对一社区及其生活方式从事长期的研究，是人类学家收集资料和建立理论的主要根据。无论田野是在都市、乡村，还是在丛林，都需要调查者深入当地人的生活，与当地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只有这样，才能了解当地人的语言、观念和生活模式。但是显然体育人类学者现有的调查没有采用人类学田野中长期调查和掌握当地人语言的研究传统，那么长期田野是否必要？学习当地语言是否必要？ 胡小明将特定时期举行的民族体育作为研究重点，且认为举行民族体育的地区通常交通并不发达，所以他主张在特定时期进行短期的调查即可，只是需要调查者做好事前准备工作。⑥笔者则认为开展长期田野工作和学习调查对象的语言都有必要。在人类学家看来，特定时间里的仪式性活动与当地人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联系，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需要长期的田野工作才能掌握。人类学家一直提倡学习调查对象的方言，因为他们坚信这是理解被研究对象及其社会文化的前提。虽然人类学家进入田野之初，常会借助翻译人员，但是由于翻译人员缺乏本学科的理论训练，可能忽略地方社会理解某些现象的关键概念。比如，在对苗族独木龙舟的调查中，当地人如何理解“体育”？什么样的活动是“体育”？当地的“体育”指的是什么？如果体育人类学家懂得当地的语言，就比较容易从理论的高度提升“体育”的地方性元素，从而从理论和经验的角度展现活生生的、多样化的“体育”。因此，长期调查和掌握调查地区方言对体育人类学的发展都是大有裨益的。 二 我国体育人类学发展的新方向从前文的分析来看，我国体育人类学在研究对象上以民族体育为主，且在个案研究中较多关注少数民族体育和民间乡村体育；在理论上人类学的进化论、传播论占有重要地位，这与学界重视民族体育的历史发展过程及演变相关；在方法上已经发展出富有自己特色的研究方法，但是在引入人类学最基本的田野调查方法时，恰恰抛弃了其最引以为傲和精华的部分，笔者认为这仍与体育人类学以少数民族体育为主要研究对象有关，尤其是许多少数民族体育运动常与宗教、仪式等紧密联系，它们常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人文生态环境中展开，所以学者认为短期的调查已经足够。针对体育人类学发展的现状，笔者认为拓宽我国体育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和领域是加强该学科建设的重要突破口，运动群体的研究、都市体育研究和体育与全球化是可以发展的新方向。 （一）运动群体的研究 体育运动以人为载体，而人类学则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所以运动群体必然成为体育人类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之一。这里的运动群体是指任何地方、任何时代涉及体育运动的群体。从空间来看，亚洲、非洲、欧洲、美洲等世界各地从事体育运动的群体都可以涵盖；从时间来看，历史上和当代从事体育运动的群体都可以作为研究对象。从事体育运动的群体不仅有专业的运动员，而且包括非专业的运动员（如健身者）、学校上体育课的学生和某些体育运动迷（如足球迷）。 人为什么要进行体育运动？为什么有些人喜欢这样的体育运动，而有的人则喜欢那样的体育运动？解答这样的问题有利于我们探究体育的本质，而这些问题都涉及人的体育观念。要充分理解人的体育行为的多样性，必须研究过去和现在所有的人，研究他们的观念和实践。这些人由于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中，他们对同一种体育运动的看法可能大相径庭。体育人类学家在做田野工作的时候，要学会以被调查对象所在社会接受的方式来处理问题。 性别问题是研究从事体育运动的人需要关注的。男性和女性在体育运动中存在明显的差别。在许多人看来，不同性别之间的差异主要在于其生物生理特征，是非常“自然”且不可改变的。而人类学家的研究则表明，无论男女之间存在什么样的生物学差异，他们都具有可塑性。不同制度和文化脉络中从事体育活动的男性和女性各有其特点。此外，就体育运动本身而言，其也被赋予了男性和女性的“隐喻”，比如足球，运动量较大，它的参与者和追捧者更多的是男性。它的性别特点常为女权主义者所抨击。因此，性别及性别理论应该受到重视。 从事体育运动的人的体格塑造、认同感、凝聚力、社会层级等方面也是可以研究的问题和理论方向。以对我国专业运动员的研究为例，美国密苏里大学人类学家包苏珊（Susan Brownell）教授在“Food，Hunger，and the State”一文中，从饮食文化的角度分析了我国运动员的营养问题，以及国家制度与运动员层级体系形成的关系。她指出我国运动员有国家级、省级、地方院校的差别。对运动员的访谈显示，运动员个体在这个层级体系中流动时的感受是非常强烈的。“权力”和“权利”成为深入分析运动员营养问题和社会分层的理论切入点。以球迷研究为例，根据复旦大学人类学家潘天舒教授的介绍，有学者曾对臭名昭著的足球流氓团体“刀锋”进行跟踪调查，发现它并不像之前想象的那样有很强的组织性，恰恰相反，它的成员行为非常个人化，他们用足球来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如荣誉、耻辱和忠诚等。此外，通过球队比赛，他们看到的是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处境。比赛起伏犹如人生沉浮，感同身受，在心理学的互动、全球消费文化刺激等种种因素的交叠下，最终形成了这样一批球迷。庄孔韶教授则聚焦讨论2018年足球世界杯赛，探讨“男子汉”的精神与特质从哪里来的问题。他认为“男子汉”的特质会不断变化，“男子汉”的精神与特质的动力源泉是族群认同，而族群认同常常表现为体育运动团队认同与象征的基础。由此可见，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将运动群体与性别、认同等问题联系在一起展开探讨，但是成果并不多，且多为人类学者进行的体育研究，值得进一步拓展。 （二）都市体育研究 都市是体育运动发生的重要空间。如体育馆、公共体育运动设施、健身房一般都建在城市。这些运动设施往往与现代化等命题联系在一起。此外，从我国的城市体育活动空间来看，一块空地足以展开一系列体育运动，如气功、广场舞等。人类学可以引入关于都市方面的研究。 早期的人类学多研究孤立的小社会，不过到了20世纪20年代，人类学开始关注现代城市。诚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异文化的部落社会和农村社会研究是人类学建立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来源，而在城市中的田野工作则被人忽视甚至诟病，直到20世纪70年代，都市人类学作为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才建立起来。都市人类学将都市中的小集团和社区当作都市这个大体系的缩影，探求它们的独立性和与外部的联系。此外，还重视都市中围绕个人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在空间上，都市人类学研究居民居住区（如邻居、活动和居住集中地、公寓等），以及学习和工作场所（如工厂、学校等）等。在人群上，都市里居住的人（如某个城市里居住的不同人群、某一特定群体）都可以成为研究的对象。 以气功为例，香港大学人类学家宗树人教授（David A.Palmer）于2007年出版的《气功热：中国的身体、科学与乌托邦》（Qigong Fever：Body，Scienceand Utopia in China）一书是这方面研究的翘楚，此书曾获当年“许烺光东亚人类学最佳著作奖”。20世纪8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次“气功热”。全国数千万人修炼气功，“气功大师”一度受到追捧。人们为了练习气功而聚集在一起，无形中促进了不同社会背景、阶层和地区的人之间的联系。“气功热”中形成了一些组织，一般都会宣传他们的社会愿望，如促进传统中华文明的复兴，开创一次由中国领导的科技革命，以将人类带入全新的乌托邦等。由此可见，只有将城市里的“气功”运动与中国社会转型、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联系在一起考察，才能更丰富我们对“体育”的认识。 对都市的研究，使学者进行长期田野工作成为可能。现在的研究者，主要的生活和工作时间都在城市，如果研究对象是在乡村，尤其是交通不便的偏僻地区，当然很难抽出大量的时间进行长时间的考察，但是如果研究的对象在城市，则身边即是“田野”。此外，由于长期生活在城市，也不存在语言上的障碍，开展长期的追踪调研工作大有可为。人类学在都市的调研方法大概有四种。除了人类学常用的参与观察法和访谈调查法，还有生活研究法，即收集记录普通人的生活故事和生活经历；群组座谈会，即从特定的目标人群中挑选6～10名对象，以座谈会的形式，围绕调查主题进行讨论。这些方法当然都可以用于都市体育研究。 （三）体育与全球化 体育与全球化的紧密联系不仅体现在国际竞技比赛项目上，还体现在受全球化浪潮的影响，运动员在国家间的流动、新的体育观念和实践的流行等方面。无须多言，以奥运会为例，每一次的体育比赛，其参赛人员、运动项目、观赛人员、赞助商都充分体现了国际化的一面。近年来，运动员在国家间流动之频繁，尤其是精英体育人才的流动成为一种备受关注的现象。新的观念不断冲击着人们对体育的认知，开始还原了很多项目的本来面貌。比如，斯诺克，由原来的大众、嘈杂的运动转变为安静、绅士的高档运动，相应地，在中国老百姓眼中，斯诺克（在民间称为台球或者桌球）从大街小巷里流行的运动转为电视节目中的高雅运动。手机、电脑、运动手环等电子设备的使用使信息交流突破了有形的空间界限，一些新的体育锻炼理念兴起并得以迅速传播。比如，在世界高科技中心美国硅谷的“白领”有着较强的体育锻炼意识，无论多么繁忙，他们都有锻炼甚至高强度运动的习惯，一方面是为了保持健康的身心，另一方面是为了凸显自己永远年轻、永不服输的心态。“硅谷”人对体育的态度被广泛传播，影响着欧美及其他地区的白领。 综上所述，体育与全球化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以全球化为背景研究体育现象和研究体育中的全球化现象势在必行。中国社会科学院郝时远教授于1997年发表了《体育运动的人类学启示》一文，是中国期刊网上较早出现的由人类学者撰写的体育全球化的文章。这篇文章立足于世界体育运动史，提出体能文化的概念，从人类学者的角度指出开展体育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但是他所提倡的全球化视角并未受到体育学界的重视，在相关的研究中，没人提到他的文章。可见，虽然体育人类学本身是一门体育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的学科，但是两个学科之间的交流却非常有限。不过，2009年体育人类学作为第16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中的一个专题则可视为二者之间交流的尝试，更是我国体育人类学界与国际人类学接轨的证明。 全球化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全球化不同的是，人类学主张从一般人的角度来看全球和地方的互动关系，解释全球和地方社会之间联系起来的机制。流动是全球化研究中的主旋律，它包括人员、资金、物品、观念等的流动，而前文中的体育现象就是很好的例子。在理论方面，全球化中的同质性、异质性、全球—地方关系等一直是学者们探讨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家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所提出的全球文化的五种景观模式，包括种群景观、媒介景观、科技景观、金融景观和意识形态景观。一些学者据此发展出食品景观等模式，那么，体育人类学的研究是否可以发展出一套自己的体育景观来解释体育与全球化的问题呢？这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探讨。 如果引入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体育和全球化，可能最大的问题在于田野工作的展开。全球化，顾名思义，发生在全球许多地方，那么，体育与全球化的研究范围将更广。人类学家以往专注于一个小社区或者一个地方的人和文化研究，摸清当地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学会用当地人的思维思考他们的文化。那么，当调查对象分布在不同的地方时，首先要从方法论上突破原有的某地或某一点的研究思维。以一个问题为纲领在不同的地方寻找其答案，或者沿着物品、观念流动的轨迹寻找全球化的过程都是有效的途径。更重要的是，不同地方的调查使跨文化比较从文献整理中跳脱出来，以经验研究为基础，在更宽广的视野中得到理论升华。 三 小结随着经济和新媒体的发展，人们追求健康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体育运动早已不是专业运动员的专利，它成为普通人健康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擅长以人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得以切入体育研究，发展出体育人类学。人类学的分支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体育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体质人类学提供了人体测量方面的方法，而近年来其与生物学、遗传学的交叉，重视遗传基因的研究成果也值得引起体育人类学的重视。文化人类学则能从理论和方法论上为体育人类学提供研究的不同视角和实践经验。但是在中国的体育人类学界，文化人类学与体育人类学的结合还处于起步阶段，只有有限的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被引入体育人类学。此外，体育人类学研究对象需要拓展更大的空间，并随着研究新方向的开展，体育人类学将围绕体育完善已有的研究，发展出有自己特色的理论，从而使这门学科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从体育学的角度来看，体育学科需要引入人类学。胡小明认为，“引进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使之在一个特别需要对于身体运动加以实证研究的应用领域里加工凝练，结合自身特点构建体育人类学，对体育的发展十分有益”。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学的发展也需要体育，前文中人类学专家学者对运动员、球迷和气功等体育运动的研究就是很好的例证。正如尼克·贝斯那（Niko Besnier）和包苏珊（Susan Brownell）在2012年《人类学年鉴》中发表的《体育、现代化与身体》（“Sport，Modernity，and the Body”）一文所指出的，近30年来，人类学在身体、现代化、国家、民族主义、公民身份、全球化、性别等方面的理论建树都离不开对体育的探讨，体育人类学对我们理解人类学中的重要问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也正是因为如此，人类学家与体育学家的交流非常重要，而这也是笔者撰写本文的基本出发点和对体育人类学蓬勃发展美好愿望的实践。 参考文献：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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